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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墨笺泥金本）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元显？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康熙醉心书艺与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在位六十一载，年号康熙。其毕生醉心书艺，“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直至其升遐当月，仍然笔耕不辍，操翰成章。作为满族入關之后的第二代君主，玄烨非常重视汉文化以及汉字书法的研习，孜孜以求，寒暑靡间。究竟康熙皇帝研习书法达至何种境地呢？据《圣祖仁皇帝实录》所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七月乙卯，巡幸塞外的玄烨应扈从臣僚“瞻仰御书”之请，在行宫门外坐书大字、小字数十张，顷刻间—挥而就，在场的诸位皇子、大学士和翰林无不惊奇。玄烨还饶有兴致地向众人回顾自己研修书法的历程：“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康熙皇帝所言绝非夸大其词。伴驾御前的侍读乌雅傅达礼目睹康熙爷潜心追摹法帖，担心天子痴迷其间、耗费心力，故婉言劝谏：“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写字无甚关系，恐伤圣体。”（《康熙起居注》）康熙帝则坦言：其亦知人君之学不在书法水平的高下，但一伺闲暇之时，便忍不住“游情翰墨”。而他最为钟情的题材之一，便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本为梵文佛典，传入中国之后存在多个译本，尤以两个版别流传最广。其一，是十六国时期（后秦）鸠摩罗什所译《心经》，一般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或“旧译《心经》”。其二，则是唐代玄奘所翻“新译《心经》”。按《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述：唐贞观十九年（645），自天竺取经归来的玄奘大师奉唐太宗李世民诏命，于弘福寺内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作汉语本，布行中夏。玄奘大师译出的《心经》虽仅有二百六十字，却提纲挈领，揭示般若精义，乃是佛学真谛的缩影和核心所在，含义丰富、深邃，故历代高僧大德信加推崇。上至天子，下至士庶，皆爱抄写、研习，以修心性，杂修静虑。
在康熙皇帝率先垂范之下，其子侄以及皇孙辈皆被圣祖—生精研书学的事迹所影响。皇四子爱新觉罗·胤禛（清世宗雍正帝）登基之后，下旨编纂了两部关于父皇言行的书：《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与《圣祖仁皇帝圣训》。这两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献，记述了康熙皇帝开蒙以来研习书法的经历。非独如此，康熙自幼养在宫中的皇孙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乾隆帝）继位之初，也命人对庋藏内府的释、道两教书画进行整理、著录，命名“秘殿珠林”，共计二十四卷。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保存在乾清宫内的康熙皇帝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按《秘殿珠林》著录：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康熙御笔《心经》抄写于“康熙十四年（1675）”，但此时玄烨的抄经活动尚未形成系统。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起，他开始在固定时间抄经，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龙驭归天。
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概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册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楷书，墨笺泥金本;为与他处所藏《心经》加以区别，本文称其为“国博藏康熙御笔墨笺泥金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中国国家博物馆康熙御笔《心经》”。藏品系经折装，凡七开。每开高约29.8厘米，宽29.6厘米。首开绘有泥金观音大士坐像，为三十三法相中的“阿耨观音”。末开绘有泥金韦陀尊者立像。正文五开，每开八行，满行为八字（“梵语咒文”独立成行），凡二百六十字。此外，首、末两开均恭写经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加上落款“康熙乙未夏六月书”（“乙未”年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故全文合计二百八十四字。文末钤有“康熙宸翰”（白文方印）、“保合太和”（朱文方印）两方印。
三、康熙皇帝的书法研习之路
康熙皇帝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绝非心血来潮，其素来钟情书学，自幼如是。清顺冶年间，京师痘疹（天花）肆虐。皇三子玄烨由乳母、太监陪同，前往皇城北长街北部的一处宅院“避痘”，在那里开始了自己满、汉双语的蒙学生涯。当时，负责向康熙传授清字（满文）基础知识的开蒙老师，则是孝庄皇太后驾前近侍苏麻喇姑。老太后挂念在宫外避痘的孙儿，便派遣苏麻喇姑前往照顾、训迪小玄烨，指导他认识、书写满文。据礼亲王爱新觉罗-昭裢在《啸亭续录》中记述：苏麻喇姑作为清初著名的才女，其书法造诣颇深，墨迹在宫中被视为“高品”。她笃信佛教，晚年持斋把素，至于其是否曾经在小玄烨面前诵读、教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苏麻喇姑为玄烨打下了坚实的满文书法基础。他登基之后，命乌雅傅达礼、富察·马齐主持编纂了第一部满文权威辞书《清文鉴》，并亲自审定。除了审阅辞书之外，康熙还可以流畅地阅读、批写各类满文书籍。在内蒙古图书馆藏有一册满文《几何原本》，系传教士白晋、张诚翻译的数学经典，乃是专门进呈御览之物。书中保存有玄烨的满文朱批，从其舒展的满文墨迹来看，无疑是清代满文书法水平最高的君主之一。
在汉文方面，小玄烨自五岁开蒙读书，洎八岁登基之时，已经尝试阅读《大学》《中庸》。当然，“四书”篇章对于稚童而言实属晦涩，故小皇帝时常询之左右。其中对他帮助最大者便是林姓、张姓两位宦官。二人俱来自前明宫中，虽为内侍，却饱读诗书。其所传授者，不只有《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还包括诗文、书法。由于林、张两位老宦官曾在明代宫廷供职，对于有明一代书家的真迹过眼甚多。每当康熙皇帝用笔之时，二人时常在侧指点，无形当中将明末宫廷书风灌输给这位少年天子，为其确立“宗王喜董”的书法观念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对于少时师从内侍这一点，康熙皇帝丝毫没有避讳，还曾经公开在谕旨中称其为“师”，并认为这恰是自己书法有异于常人之处。如果说林、张两位明宫旧人对幼年、少年时期的康熙书法影响颇深，那么青年时期对康熙影响最大者，非沈荃莫属。 沈荃，字贞蕤，号绎堂、充斋，与董其昌为同乡，桑梓均系松江府华亭（今属上海）。沈氏家学渊深，系明初著名书家“二沈”之一沈粲的后人，又兼“善学明时董其昌字体”，遂成为清初“云间书派”的执牛耳者。包世臣曾经将有清一代的书家分为“五品九等”，其中“沈荃真书”位列“佳品”之首（《国朝书品》）。顺治年间，沈荃高中探花，步入仕途。待到康熙九年（1670），沈荃因其“书法尤推独步”（《江南通志》）得到少年玄烨的赏识，被特旨召入宫中弘德殿，命他创作隶、行、楷等各体书送呈御览。沈荃由是得到皇帝赏识，入值南书房，圣眷日隆;历任侍讲、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少詹事、詹事等职，不但成为康熙帝的代笔人，更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法老师之一，甚至留下了天子“亲吮毫以授公”的书坛佳话（《书林纪事》）。在《秘殿珠林》当中，收录有两轴沈荃敬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时间分别为“康熙九年（1670）”和“康熙二十一年（1682）”。前者是沈荃供奉内廷之始，后者则是其辞世前两年，足见其长期抄写《心经》。其师如此，这无疑与康熙皇帝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活动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份弦歌之情，让康熙皇帝毕生难忘;及至晚年操翰之际，还时常追忆沈荃往昔的谆谆教诲：值其挥毫之时，沈荃每每在侧侍立，在解析结字、指陈其弊的同时，也将其数十年研习董其昌的心得在潜移默化中注入康熙皇帝的笔端;而玄烨也时常用心模仿沈荃的字体，并与之切磋、研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康熙御笔《心经>之中可以看出明显的“云间书派”痕迹。
四、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著录及流散
如前所述，清圣祖玄烨在固定时间书写《心经》始于康熙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止于康熙壬寅（康熙六十一年，1722）。现在我们看到《秘殿珠林》所著录的最后一篇康熙御笔《心经》，落款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然而，查阅《清圣祖实录》可知，康熙皇帝早在两天之前，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已经晏驾。对于时间上的前后矛盾，乾隆皇帝在此冊《心经》之后“拭泪恭纪”，写下题跋：“（康熙皇帝——笔者注）御笔计日在升遐之后，盖是月初旬预书也。”同时，乾隆帝还尝试对祖父的抄经活动进行总结：“皇祖圣祖仁皇帝自癸未至壬寅，每遇朔、望、万寿节日、浴佛日，并书《心经》。”由是可知，康熙帝会在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万寿节、浴佛日等固定时间敬录《心经》;如遇公务繁忙或身体违和，则会“异日补书”或“先期预书”。按《秘殿珠林》卷一所述，“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四百二十册”，庋藏乾清官，其中泥金书为一百九十三册，墨书为二百二十七册。然而，其著录数量远远少于康熙皇帝实际的抄经数量。
玄烨自康熙四十二年起在固定时间抄写《心经》，截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驾崩，凡二十载。故仅算每月初一、十五两日敬书的《心经》册页，积年即有四百七十八册，这还属于保守估计。这个统计数字尚未将每年万寿节（三月十八日）和浴佛日（四月初八）的抄经活动计算在内;因为康熙皇帝在上述两天所抄《心经》，时为册页，时为经卷，并无规律可循。下面仅以浴佛日为例：在康熙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乙酉（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及康熙戊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等浴佛日，玄烨选择册页恭抄《心经》。但康熙壬辰（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戊戌（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浴佛日则改为手书《心经》经卷。
除了在上述固定时间抄经，康熙皇帝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也会提笔书写《心经》，这便是所谓的“非固定”抄经活动。例如，康熙癸未夏六月上旬，康熙乙酉二月上旬，康熙丙戌六月既望（十六日），以及康熙乙未夏五月等日期都抄录了《心经》。此外，康熙皇帝有时还会在一日之内多次抄经。例如，康熙壬寅七月中元节，玄烨竟在一天之内三次抄录《心经》：先是选用“宣德笺本”“洋笺本”墨书册页，随后又在“洒金笺本”上墨书《心经》-卷。是故，有数十册并未收入《秘殿珠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乾隆皇帝在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下诏，命令张照领衔整理、编订《秘殿珠林》，直至乾隆九年（1744）告成，其时距康熙朝已经间隔二十余年，而离康熙四十二年定期抄写《心经》已远隔四十余载，更何况康熙皇帝非固定的抄经活动早在康熙十四年就已有之;加之玄烨历来有恩赏书法作品的习惯，蒙其“赏赐人者不下数干”（《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凡此种种，导致部分《心经》在乾隆九年之前就已经流散出宫，其中便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御笔墨笺泥金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御笔《心经》，文末款识为“康熙乙未夏六月书”，并钤有两宝“康熙宸翰”和“保合太和”，在《秘殿珠林》著录的绝大多数康熙御笔《心经》册页当中，文末落款为“康熙某某年敬书”，仅有两册未写“敬”字，即康熙五十四年夏五月的两册《心经》。而国博藏《心经》则写于康熙五十四年夏六月，从时序上看与夏五月的两册相连贯，并且三册皆钤有“康熙宸翰”和“保合太和”两方御宝。因此，这三册写于“康熙五十四年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无疑是康熙帝在同一心境下挥毫落笔的作品，又都创作于“非固定时间”;相对于初一、十五等固定时间抄写的《心经》，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为学界研究康熙晚年的心境和跌宕起伏的政治斗争提供了重要线索。至于脱“敬”字的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或许有深层原因，抑或只是笔误、巧合而已。如康熙戊戌御笔《心经》落款写作“岁四月初八日”，“岁”字之下脱“次”字，实际上应为“岁次四月初八日”。此外，康熙帝在抄写《仁王经》《金刚经》等经书之际，也并非每次都恭写“敬”字。毕竟，康熙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其抄写《心经》并没有严格的格式化标准可循。
除此之外，国博藏康熙御笔《心经》咒文的最后一句“菩提莎婆诃”，也与通行本的“菩提萨婆诃”不同。通过与其他不同时期的康熙御笔《心经》进行对比，譬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十月初三所书洒金笺本《心经》、康熙四十七年中元节所书墨笺本泥金《心经》，此句亦写作“菩提莎婆诃”。但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冬十月初三所书御笔《心经》，则写为“菩提娑婆诃”;既非“莎婆”，亦非通行本的“萨婆”。同时，在横向比较之余，笔者还将康熙御笔《心经》与其他清代君主进行纵向对比。受祖父的影响，乾隆皇帝亦热衷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继位之初的每年元旦、浴佛日敬书，发展到每月朔、望两日皆敬书，频率直追乃祖。1978年，在北京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塔刹当中发现了一册经折装的乾隆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写作时间为“乾隆十八年（1753）”。此本咒文的最后一句和通行本一致，写作“菩提萨婆诃”。这与康熙御笔《心经》中的“莎”“娑”二字均不同。有鉴于此，在缺少充分样本的情况下，不妨暂且以“康熙四十年（1701）”作为一个参考分界线，而这也是康熙皇帝书风发生变化的重要时间节点。
国博藏康熙御笔《心经》写于康熙五十四年夏六月，集中反映了其晚年楷书的特点。康熙皇帝善写楷书、行书，其所临者遍及晋、唐以降诸家，如晋代“二王”、宋代米芾、元代赵孟等。他早年曾经取法欧阳询、颜真9即，所谓“直逼欧、颜”（《熙朝新语》）;待到三十岁之后，极力推崇董其昌。参照《石渠宝笈》著录：康熙御笔临摹历代书家墨迹凡一百六十九件，其中临董其昌就达到六十三件，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随着阅历的增长，康熙皇帝的书风也逐渐发生转变，日趋稳健老成、笔致敦厚，在端庄闲雅之中又不失圆转柔美。纵览全篇，布局章法得当，气势贯通。一方面，康熙皇帝用笔雍容厚重，舒展妥帖，既带有几分董其昌书法当中的“生拙”意味，又彰显出一代雄主的帝王气韵。另一方面，全篇文字受清初馆阁体影响较重，刻板平正，欠缺灵动与险奇。而文中的“怖”“谛”等字，末笔收势略显乏力，从中亦可看出其临董数十载留下的深刻烙印。当然，玄烨终归是封建君主，在评判他的书学修为之时，不能简单地从书法家的角度去衡量其创作的用意与初衷。从康熙皇帝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上述特点，可以看出身为君主的他对于楷法的倡导与侧重。
本栏目图文选自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的《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二辑）.康熙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墨笺泥金本）》，《中华宝典》丛书项目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墨笺泥金本）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元显？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康熙醉心书艺与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在位六十一载，年号康熙。其毕生醉心书艺，“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直至其升遐当月，仍然笔耕不辍，操翰成章。作为满族入關之后的第二代君主，玄烨非常重视汉文化以及汉字书法的研习，孜孜以求，寒暑靡间。究竟康熙皇帝研习书法达至何种境地呢？据《圣祖仁皇帝实录》所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七月乙卯，巡幸塞外的玄烨应扈从臣僚“瞻仰御书”之请，在行宫门外坐书大字、小字数十张，顷刻间—挥而就，在场的诸位皇子、大学士和翰林无不惊奇。玄烨还饶有兴致地向众人回顾自己研修书法的历程：“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康熙皇帝所言绝非夸大其词。伴驾御前的侍读乌雅傅达礼目睹康熙爷潜心追摹法帖，担心天子痴迷其间、耗费心力，故婉言劝谏：“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写字无甚关系，恐伤圣体。”（《康熙起居注》）康熙帝则坦言：其亦知人君之学不在书法水平的高下，但一伺闲暇之时，便忍不住“游情翰墨”。而他最为钟情的题材之一，便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本为梵文佛典，传入中国之后存在多个译本，尤以两个版别流传最广。其一，是十六国时期（后秦）鸠摩罗什所译《心经》，一般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或“旧译《心经》”。其二，则是唐代玄奘所翻“新译《心经》”。按《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述：唐贞观十九年（645），自天竺取经归来的玄奘大师奉唐太宗李世民诏命，于弘福寺内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作汉语本，布行中夏。玄奘大师译出的《心经》虽仅有二百六十字，却提纲挈领，揭示般若精义，乃是佛学真谛的缩影和核心所在，含义丰富、深邃，故历代高僧大德信加推崇。上至天子，下至士庶，皆爱抄写、研习，以修心性，杂修静虑。
在康熙皇帝率先垂范之下，其子侄以及皇孙辈皆被圣祖—生精研书学的事迹所影响。皇四子爱新觉罗·胤禛（清世宗雍正帝）登基之后，下旨编纂了两部关于父皇言行的书：《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与《圣祖仁皇帝圣训》。这两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献，记述了康熙皇帝开蒙以来研习书法的经历。非独如此，康熙自幼养在宫中的皇孙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乾隆帝）继位之初，也命人对庋藏内府的释、道两教书画进行整理、著录，命名“秘殿珠林”，共计二十四卷。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保存在乾清宫内的康熙皇帝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按《秘殿珠林》著录：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康熙御笔《心经》抄写于“康熙十四年（1675）”，但此时玄烨的抄经活动尚未形成系统。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起，他开始在固定时间抄经，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龙驭归天。
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概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册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楷书，墨笺泥金本;为与他处所藏《心经》加以区别，本文称其为“国博藏康熙御笔墨笺泥金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中国国家博物馆康熙御笔《心经》”。藏品系经折装，凡七开。每开高约29.8厘米，宽29.6厘米。首开绘有泥金观音大士坐像，为三十三法相中的“阿耨观音”。末开绘有泥金韦陀尊者立像。正文五开，每开八行，满行为八字（“梵语咒文”独立成行），凡二百六十字。此外，首、末两开均恭写经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加上落款“康熙乙未夏六月书”（“乙未”年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故全文合计二百八十四字。文末钤有“康熙宸翰”（白文方印）、“保合太和”（朱文方印）两方印。
三、康熙皇帝的书法研习之路
康熙皇帝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绝非心血来潮，其素来钟情书学，自幼如是。清顺冶年间，京师痘疹（天花）肆虐。皇三子玄烨由乳母、太监陪同，前往皇城北长街北部的一处宅院“避痘”，在那里开始了自己满、汉双语的蒙学生涯。当时，负责向康熙传授清字（满文）基础知识的开蒙老师，则是孝庄皇太后驾前近侍苏麻喇姑。老太后挂念在宫外避痘的孙儿，便派遣苏麻喇姑前往照顾、训迪小玄烨，指导他认识、书写满文。据礼亲王爱新觉罗-昭裢在《啸亭续录》中记述：苏麻喇姑作为清初著名的才女，其书法造诣颇深，墨迹在宫中被视为“高品”。她笃信佛教，晚年持斋把素，至于其是否曾经在小玄烨面前诵读、教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苏麻喇姑为玄烨打下了坚实的满文书法基础。他登基之后，命乌雅傅达礼、富察·马齐主持编纂了第一部满文权威辞书《清文鉴》，并亲自审定。除了审阅辞书之外，康熙还可以流畅地阅读、批写各类满文书籍。在内蒙古图书馆藏有一册满文《几何原本》，系传教士白晋、张诚翻译的数学经典，乃是专门进呈御览之物。书中保存有玄烨的满文朱批，从其舒展的满文墨迹来看，无疑是清代满文书法水平最高的君主之一。
在汉文方面，小玄烨自五岁开蒙读书，洎八岁登基之时，已经尝试阅读《大学》《中庸》。当然，“四书”篇章对于稚童而言实属晦涩，故小皇帝时常询之左右。其中对他帮助最大者便是林姓、张姓两位宦官。二人俱来自前明宫中，虽为内侍，却饱读诗书。其所传授者，不只有《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还包括诗文、书法。由于林、张两位老宦官曾在明代宫廷供职，对于有明一代书家的真迹过眼甚多。每当康熙皇帝用笔之时，二人时常在侧指点，无形当中将明末宫廷书风灌输给这位少年天子，为其确立“宗王喜董”的书法观念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对于少时师从内侍这一点，康熙皇帝丝毫没有避讳，还曾经公开在谕旨中称其为“师”，并认为这恰是自己书法有异于常人之处。如果说林、张两位明宫旧人对幼年、少年时期的康熙书法影响颇深，那么青年时期对康熙影响最大者，非沈荃莫属。 沈荃，字贞蕤，号绎堂、充斋，与董其昌为同乡，桑梓均系松江府华亭（今属上海）。沈氏家学渊深，系明初著名书家“二沈”之一沈粲的后人，又兼“善学明时董其昌字体”，遂成为清初“云间书派”的执牛耳者。包世臣曾经将有清一代的书家分为“五品九等”，其中“沈荃真书”位列“佳品”之首（《国朝书品》）。顺治年间，沈荃高中探花，步入仕途。待到康熙九年（1670），沈荃因其“书法尤推独步”（《江南通志》）得到少年玄烨的赏识，被特旨召入宫中弘德殿，命他创作隶、行、楷等各体书送呈御览。沈荃由是得到皇帝赏识，入值南书房，圣眷日隆;历任侍讲、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少詹事、詹事等职，不但成为康熙帝的代笔人，更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法老师之一，甚至留下了天子“亲吮毫以授公”的书坛佳话（《书林纪事》）。在《秘殿珠林》当中，收录有两轴沈荃敬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时间分别为“康熙九年（1670）”和“康熙二十一年（1682）”。前者是沈荃供奉内廷之始，后者则是其辞世前两年，足见其长期抄写《心经》。其师如此，这无疑与康熙皇帝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活动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份弦歌之情，让康熙皇帝毕生难忘;及至晚年操翰之际，还时常追忆沈荃往昔的谆谆教诲：值其挥毫之时，沈荃每每在侧侍立，在解析结字、指陈其弊的同时，也将其数十年研习董其昌的心得在潜移默化中注入康熙皇帝的笔端;而玄烨也时常用心模仿沈荃的字体，并与之切磋、研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康熙御笔《心经>之中可以看出明显的“云间书派”痕迹。
四、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著录及流散
如前所述，清圣祖玄烨在固定时间书写《心经》始于康熙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止于康熙壬寅（康熙六十一年，1722）。现在我们看到《秘殿珠林》所著录的最后一篇康熙御笔《心经》，落款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然而，查阅《清圣祖实录》可知，康熙皇帝早在两天之前，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已经晏驾。对于时间上的前后矛盾，乾隆皇帝在此冊《心经》之后“拭泪恭纪”，写下题跋：“（康熙皇帝——笔者注）御笔计日在升遐之后，盖是月初旬预书也。”同时，乾隆帝还尝试对祖父的抄经活动进行总结：“皇祖圣祖仁皇帝自癸未至壬寅，每遇朔、望、万寿节日、浴佛日，并书《心经》。”由是可知，康熙帝会在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万寿节、浴佛日等固定时间敬录《心经》;如遇公务繁忙或身体违和，则会“异日补书”或“先期预书”。按《秘殿珠林》卷一所述，“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四百二十册”，庋藏乾清官，其中泥金书为一百九十三册，墨书为二百二十七册。然而，其著录数量远远少于康熙皇帝实际的抄经数量。
玄烨自康熙四十二年起在固定时间抄写《心经》，截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驾崩，凡二十载。故仅算每月初一、十五两日敬书的《心经》册页，积年即有四百七十八册，这还属于保守估计。这个统计数字尚未将每年万寿节（三月十八日）和浴佛日（四月初八）的抄经活动计算在内;因为康熙皇帝在上述两天所抄《心经》，时为册页，时为经卷，并无规律可循。下面仅以浴佛日为例：在康熙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甲申（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乙酉（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及康熙戊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等浴佛日，玄烨选择册页恭抄《心经》。但康熙壬辰（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戊戌（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浴佛日则改为手书《心经》经卷。
除了在上述固定时间抄经，康熙皇帝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也会提笔书写《心经》，这便是所谓的“非固定”抄经活动。例如，康熙癸未夏六月上旬，康熙乙酉二月上旬，康熙丙戌六月既望（十六日），以及康熙乙未夏五月等日期都抄录了《心经》。此外，康熙皇帝有时还会在一日之内多次抄经。例如，康熙壬寅七月中元节，玄烨竟在一天之内三次抄录《心经》：先是选用“宣德笺本”“洋笺本”墨书册页，随后又在“洒金笺本”上墨书《心经》-卷。是故，有数十册并未收入《秘殿珠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乾隆皇帝在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下诏，命令张照领衔整理、编订《秘殿珠林》，直至乾隆九年（1744）告成，其时距康熙朝已经间隔二十余年，而离康熙四十二年定期抄写《心经》已远隔四十余载，更何况康熙皇帝非固定的抄经活动早在康熙十四年就已有之;加之玄烨历来有恩赏书法作品的习惯，蒙其“赏赐人者不下数干”（《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凡此种种，导致部分《心经》在乾隆九年之前就已经流散出宫，其中便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御笔墨笺泥金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御笔《心经》，文末款识为“康熙乙未夏六月书”，并钤有两宝“康熙宸翰”和“保合太和”，在《秘殿珠林》著录的绝大多数康熙御笔《心经》册页当中，文末落款为“康熙某某年敬书”，仅有两册未写“敬”字，即康熙五十四年夏五月的两册《心经》。而国博藏《心经》则写于康熙五十四年夏六月，从时序上看与夏五月的两册相连贯，并且三册皆钤有“康熙宸翰”和“保合太和”两方御宝。因此，这三册写于“康熙五十四年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无疑是康熙帝在同一心境下挥毫落笔的作品，又都创作于“非固定时间”;相对于初一、十五等固定时间抄写的《心经》，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为学界研究康熙晚年的心境和跌宕起伏的政治斗争提供了重要线索。至于脱“敬”字的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或许有深层原因，抑或只是笔误、巧合而已。如康熙戊戌御笔《心经》落款写作“岁四月初八日”，“岁”字之下脱“次”字，实际上应为“岁次四月初八日”。此外，康熙帝在抄写《仁王经》《金刚经》等经书之际，也并非每次都恭写“敬”字。毕竟，康熙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其抄写《心经》并没有严格的格式化标准可循。
除此之外，国博藏康熙御笔《心经》咒文的最后一句“菩提莎婆诃”，也与通行本的“菩提萨婆诃”不同。通过与其他不同时期的康熙御笔《心经》进行对比，譬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十月初三所书洒金笺本《心经》、康熙四十七年中元节所书墨笺本泥金《心经》，此句亦写作“菩提莎婆诃”。但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冬十月初三所书御笔《心经》，则写为“菩提娑婆诃”;既非“莎婆”，亦非通行本的“萨婆”。同时，在横向比较之余，笔者还将康熙御笔《心经》与其他清代君主进行纵向对比。受祖父的影响，乾隆皇帝亦热衷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继位之初的每年元旦、浴佛日敬书，发展到每月朔、望两日皆敬书，频率直追乃祖。1978年，在北京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塔刹当中发现了一册经折装的乾隆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写作时间为“乾隆十八年（1753）”。此本咒文的最后一句和通行本一致，写作“菩提萨婆诃”。这与康熙御笔《心经》中的“莎”“娑”二字均不同。有鉴于此，在缺少充分样本的情况下，不妨暂且以“康熙四十年（1701）”作为一个参考分界线，而这也是康熙皇帝书风发生变化的重要时间节点。
国博藏康熙御笔《心经》写于康熙五十四年夏六月，集中反映了其晚年楷书的特点。康熙皇帝善写楷书、行书，其所临者遍及晋、唐以降诸家，如晋代“二王”、宋代米芾、元代赵孟等。他早年曾经取法欧阳询、颜真9即，所谓“直逼欧、颜”（《熙朝新语》）;待到三十岁之后，极力推崇董其昌。参照《石渠宝笈》著录：康熙御笔临摹历代书家墨迹凡一百六十九件，其中临董其昌就达到六十三件，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随着阅历的增长，康熙皇帝的书风也逐渐发生转变，日趋稳健老成、笔致敦厚，在端庄闲雅之中又不失圆转柔美。纵览全篇，布局章法得当，气势贯通。一方面，康熙皇帝用笔雍容厚重，舒展妥帖，既带有几分董其昌书法当中的“生拙”意味，又彰显出一代雄主的帝王气韵。另一方面，全篇文字受清初馆阁体影响较重，刻板平正，欠缺灵动与险奇。而文中的“怖”“谛”等字，末笔收势略显乏力，从中亦可看出其临董数十载留下的深刻烙印。当然，玄烨终归是封建君主，在评判他的书学修为之时，不能简单地从书法家的角度去衡量其创作的用意与初衷。从康熙皇帝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上述特点，可以看出身为君主的他对于楷法的倡导与侧重。
本栏目图文选自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的《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二辑）.康熙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墨笺泥金本）》，《中华宝典》丛书项目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康熙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墨笺泥金本）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