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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末年谶纬学开始在民间普遍流行,直接导致东汉时期谶纬学成为朝廷的“内学”。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汉末年王权旁落和豪族势力的壮大。这些豪族有了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后,夺取最高权力的思想准备就变得尤为重要,于是豪族之间的养士风气盛行,为谶纬学的流行创造了人才基础。经济实力和人才基础两方面原因,最终造成了谶纬学的兴盛。
关键词:谶纬学 养士 豪族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西汉初定,人民疲弊,豪族的势力还没发展起来。但经过汉初休养生息,到景帝后,汉朝的国力日渐强盛,各地豪族也羽翼日丰。社会上出现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富可敌国”的商贾,他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势力,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发展。另外,西汉定制郡国并行,许多封王在其领地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其中一些甚至有脱离中央集权的行为。
此外,那些富比王侯的地方势力,也对中央集权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关于富豪对中央集权的威胁,所以西汉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富豪,其中最为酷烈的要数张汤。《史记·平准书》中写到:“张汤死,而民不思。”而在《平准书》中有张汤死后“上惜汤”的记载。这一方面说明了那些富豪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可看出这些势力的存在确实危害到了中央集权,二者之间的矛盾显得十分明显。
这些诸侯王和富豪,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在文化上有很强的地方色彩。西汉“养士”风气盛行,许多诸侯王或有实力的富家大族都有养士的习惯。这些“士”代表了当时社会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庞杂的文化。他们凭借诸侯王或者世家大族的力量,各尽所长。正是他们的存在,汉初的文化风貌才会显示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其中成就最大的数《淮南子》的成书,这正是有力的体现。著述内容往往体现其资助者的爱好和倾向。而资助这些民间或传统学术、思想的诸侯王或者豪族,又往往好文,他们的文化取向对于当时的整体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汉代诸侯王、豪族对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能忽视。
西汉中后期,社会渐渐纷乱。中央也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有些有势力的人开始觊觎王位皇权。这些人敢这么想,主要是认为自己有天命作为思想保障,而这些思想保障大都从那些方术士得来。方术所包含的内容操作起来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为那些觊觎皇位的人提供丰富的思想后盾。而谶纬无疑是他们的一个整合体,而且纬书从解释经书的角度来说,可以获得更多合理性。这样他们就可把那些知识思想杂糅到那些对于经书的解释中去,让人看起来更有可信度,也更为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说,谶纬学的流行与西汉末年豪族对于权力的追逐以及他们由此而大量养士的风气有直接原因。
这些方术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他们一般是寄居在有势力的世家大族中。养士风气起源也很早,从春秋时代就有养士这种现象。到了战国,这种风气日渐隆盛。那些权臣贵戚通过养士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那些身怀“道艺”的人通过在别人家做客来施展抱负,有的人还可以通过主人举荐而实现政治理想。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汉代,这与汉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汉代实行的是郡国并行,从中央的皇权到地方的郡县,中间还有封国一层。汉初的政权很不稳定,这样的政治体制和现实情况就给汉代沿袭战国的养士之风造就了条件。这种风气影响了整个汉代的政治,以致西汉末年和东汉的养士风气有增无减。这些郡国和地方势力对中央构成威胁,一方面来自他们通过养士对社会的影响力,一方面则是那些士所拥有的文化对中央推行的文化政策的一定程度的瓦解。他们所养之士中不乏方术士,这些人的知识能够起到直指政治政权的作用,比起那些“奇技淫巧”更合豪族口味。而这些学问在西汉时并不能登大雅之堂,东汉却成为“内学”,主要原因是东汉政权的基石是豪族,东汉为了稳固政权,接受了豪族的文化。这就说明豪族所拥有的文化对中央的威胁力,也证明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自下而上的。
西汉的养士可分为3类:诸侯王养士,外戚大臣养士,富商大贾、豪杰之士养士。《汉书·游侠传序》中说: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竟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弛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
诸侯养士最为有名的是陈。《汉书·卢绾传》说:
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郎少时,常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常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
可见当时陈养士之多。也正因为此,赵相周昌才上疏:“盛宾客,擅兵于外,恐有变。”才招来杀身之祸。
另外一个著名养士的例子就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
淮南王为人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据高诱《淮南子》注云:作者为“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是“儒”与“方术之士”相混。淮南王所为的《淮南子》虽不能说是谶纬之书,但其中“神仙黄白”之术主要来源于那些方术士。我们已经分析过,方术之士和谶纬的造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初武安侯说服刘安继承王位时,刘安并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厚遗武安侯宝,赂其群臣宾客”,后来彗星出现,有人借机劝说“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刘安才开始了实际行动,“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等等。在当时天命观的影响下,举事者必须找到一种天命的根据,才能号召人心,才会是合理的。所以方术士们的很多知识对当权者的政权构成了很大威胁,这不仅是表面意义上,更是从其政权的合理性来对其进行威胁的。
从《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也可看到,武安侯也养有宾客。武安侯说服刘安继承皇位,刘安听了非常高兴,“赂其群臣宾客”。可见武安侯也养有宾客。诸侯王中以养士闻名的还有吴王刘濞,“即招致天下亡命”。淮南王刘长即刘安之父也以养士闻名,“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相同的是这三王都以谋反灭国。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下诏尽捕淮南王与衡山王宾客党朋,牵连致死者竟达数万人,可见宾客之多。他们的造反起事与宾客的帮助分不开。
景帝初年,养士的风气又从地方转移到中央官。这与当时的政治变化有很大关系。此时军功集团已开始衰落。朝廷需要新型政治集团,由此应运而生了两个新集团:事功集团、养士的豪门。后者以外戚窦婴、田为代表。
窦婴,孝文后从子兄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
田新用事,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诸将相,上所填抚,多宾客计策。
此后,田、窦冲突,以致相互诋毁,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其原因之一,就是对宾客的争夺。窦婴因失势宾客冷落感到羞愤,灌夫没离他而去,为他保留了面子,因此窦婴以灌夫为知己。最后二人都被田杀害。从表面看斗争是因双方政治权力的转移,但实际上两豪门间私人恩怨色彩似乎更强些。主要是私人感情冲突和养士的分合引起的。
游侠豪猾养士是养士风气的另一种表现,班马《游侠传》几乎个个宾客满门。游侠郭解所养宾客,动辄杀人越货,最终郭解也被其宾客犯法所累致灭族而亡。再如《史记·季布列传》载季布弟季心也是宾客死士成群的人:“气盖关中,遇人慕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死之。”季心因杀人逃匿吴国,藏匿于吴相袁盎处,“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袁盎、灌夫、籍福之辈都是“为任侠”之人,意气相投。这都是地方豪猾骄纵宾客的典型。
综上,当时养士大致可分为几类。有养谋士死士,有养尚气任侠之士,有养文章异能之士,有养巫药方技之士。这与主人爱好和养士的目的有关。可见,当时“士”分很多种,但都有一定的才能特长。他们或文或武,是当时民间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陈不满自己的地位,所养之士大都是那些谋士死士,为的是彰显自己的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淮南王刘安喜好黄老之术,他所养宾客大都是方术士,这些人在这里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把继承来的和自己得到的知识汇编整合,编成了《淮南子》。说到底,历史上那些西汉末年的豪族王臣,之所以大规模养士,其实就是自己利益、意志的体现。
这种情况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发展到了顶峰。东汉豪族热衷谶纬之学,并不是皇室提倡,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谶纬中的很多思想,都可以表现出豪族的思想意识。例如“汉为尧后”的说法。东汉开国气象和西汉迥然不同。西汉高祖“以匹夫起事,角群臣而定一尊。……其徒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虽然也有一些“赤帝子”、“蛟龙”感生的神迹,但并没有编造一个源自上古的贵族世系。在当时社会中也并不为耻辱,所以司马迁《史记》中写高祖的出身并没有隐晦。西汉末年,由于强宗大姓维护自己特权的需要,追溯姓氏源流、编造贵族世系的“谱牒之学”逐渐形成。豪族纷纷以炫耀门阀为荣。《汉书》中有:“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观点所反映的显然是豪族的门阀意识。东汉中期之后,谱牒学渐成体系,赵歧的《三辅决录》、应劭的《风俗通义》、王符的《潜夫论》中都有“姓氏之学”。自称圣贤之后、编造姓氏流源,成为东汉豪族的风尚。这种意识反映到谶纬中去,就出现了炎帝——唐尧——刘汉的帝王世系。这种思想再配上“五德相生”的历史观,使得帝王世系更加具有理性的合理性。而这种“五德相生”的历史观,也是在谶纬文献中大量出现的。
另外,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君权神授理论,在谶纬文献中也是随处可见。强调“君权神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贬低了帝王的价值,为豪强更换最高统治者提供了便利。所用的方法就是“感生”、“异貌”、“符命”。事实上,有很多豪族经常宣扬自己“感应神祗”,屡致祥瑞,其状怪貌,神灵感生。魏晋之后的统治者越来越感觉到这些方法对自己的危害,所以他们掐断了这些方法的理论来源,把有关谶纬的图书或禁或毁。但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应用一番,以便让自己的皇位更加具有合理性。总体来说,这种方法的滥觞还是出现在汉代,尤其是东汉。
谶纬文献中几乎全都弥漫着天人感应神学的灾异、祥瑞观念。从现存的纬书文献来看,“灾异”的比重远远超过“祥瑞”。祥瑞说本是为赞美帝王,可豪族们却利用它来为自己歌功颂德。而“灾异”可以更加为豪族所利用,限制皇权,批判后妃、宦官专政。这二者的利用,成为豪族、官僚士大夫对抗皇室、宦官的重要武器。
可以说,谶纬中的思想成分成为东汉的主流思想,主要是代表了豪族集团的利益。谶纬在东汉政权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是豪族集团经常使用的结果。谶纬的实质,是一种致用之学。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卢绾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吴王刘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历王刘长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6]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窦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田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8] (汉)司马迁著,三家注:《史记》,《季布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9] (清)赵翼注:《廿二史札记校证》,《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序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
作者简介:
沈丽霞,女,1979—,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工作单位: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郭伟华,男,1979—,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田红芳,女,1981—,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工作单位: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关键词:谶纬学 养士 豪族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西汉初定,人民疲弊,豪族的势力还没发展起来。但经过汉初休养生息,到景帝后,汉朝的国力日渐强盛,各地豪族也羽翼日丰。社会上出现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富可敌国”的商贾,他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势力,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发展。另外,西汉定制郡国并行,许多封王在其领地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其中一些甚至有脱离中央集权的行为。
此外,那些富比王侯的地方势力,也对中央集权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关于富豪对中央集权的威胁,所以西汉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富豪,其中最为酷烈的要数张汤。《史记·平准书》中写到:“张汤死,而民不思。”而在《平准书》中有张汤死后“上惜汤”的记载。这一方面说明了那些富豪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可看出这些势力的存在确实危害到了中央集权,二者之间的矛盾显得十分明显。
这些诸侯王和富豪,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在文化上有很强的地方色彩。西汉“养士”风气盛行,许多诸侯王或有实力的富家大族都有养士的习惯。这些“士”代表了当时社会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庞杂的文化。他们凭借诸侯王或者世家大族的力量,各尽所长。正是他们的存在,汉初的文化风貌才会显示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其中成就最大的数《淮南子》的成书,这正是有力的体现。著述内容往往体现其资助者的爱好和倾向。而资助这些民间或传统学术、思想的诸侯王或者豪族,又往往好文,他们的文化取向对于当时的整体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汉代诸侯王、豪族对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能忽视。
西汉中后期,社会渐渐纷乱。中央也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有些有势力的人开始觊觎王位皇权。这些人敢这么想,主要是认为自己有天命作为思想保障,而这些思想保障大都从那些方术士得来。方术所包含的内容操作起来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为那些觊觎皇位的人提供丰富的思想后盾。而谶纬无疑是他们的一个整合体,而且纬书从解释经书的角度来说,可以获得更多合理性。这样他们就可把那些知识思想杂糅到那些对于经书的解释中去,让人看起来更有可信度,也更为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说,谶纬学的流行与西汉末年豪族对于权力的追逐以及他们由此而大量养士的风气有直接原因。
这些方术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他们一般是寄居在有势力的世家大族中。养士风气起源也很早,从春秋时代就有养士这种现象。到了战国,这种风气日渐隆盛。那些权臣贵戚通过养士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那些身怀“道艺”的人通过在别人家做客来施展抱负,有的人还可以通过主人举荐而实现政治理想。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汉代,这与汉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汉代实行的是郡国并行,从中央的皇权到地方的郡县,中间还有封国一层。汉初的政权很不稳定,这样的政治体制和现实情况就给汉代沿袭战国的养士之风造就了条件。这种风气影响了整个汉代的政治,以致西汉末年和东汉的养士风气有增无减。这些郡国和地方势力对中央构成威胁,一方面来自他们通过养士对社会的影响力,一方面则是那些士所拥有的文化对中央推行的文化政策的一定程度的瓦解。他们所养之士中不乏方术士,这些人的知识能够起到直指政治政权的作用,比起那些“奇技淫巧”更合豪族口味。而这些学问在西汉时并不能登大雅之堂,东汉却成为“内学”,主要原因是东汉政权的基石是豪族,东汉为了稳固政权,接受了豪族的文化。这就说明豪族所拥有的文化对中央的威胁力,也证明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自下而上的。
西汉的养士可分为3类:诸侯王养士,外戚大臣养士,富商大贾、豪杰之士养士。《汉书·游侠传序》中说: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竟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弛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
诸侯养士最为有名的是陈。《汉书·卢绾传》说:
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郎少时,常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常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
可见当时陈养士之多。也正因为此,赵相周昌才上疏:“盛宾客,擅兵于外,恐有变。”才招来杀身之祸。
另外一个著名养士的例子就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
淮南王为人好书鼓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据高诱《淮南子》注云:作者为“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是“儒”与“方术之士”相混。淮南王所为的《淮南子》虽不能说是谶纬之书,但其中“神仙黄白”之术主要来源于那些方术士。我们已经分析过,方术之士和谶纬的造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初武安侯说服刘安继承王位时,刘安并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厚遗武安侯宝,赂其群臣宾客”,后来彗星出现,有人借机劝说“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刘安才开始了实际行动,“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等等。在当时天命观的影响下,举事者必须找到一种天命的根据,才能号召人心,才会是合理的。所以方术士们的很多知识对当权者的政权构成了很大威胁,这不仅是表面意义上,更是从其政权的合理性来对其进行威胁的。
从《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也可看到,武安侯也养有宾客。武安侯说服刘安继承皇位,刘安听了非常高兴,“赂其群臣宾客”。可见武安侯也养有宾客。诸侯王中以养士闻名的还有吴王刘濞,“即招致天下亡命”。淮南王刘长即刘安之父也以养士闻名,“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相同的是这三王都以谋反灭国。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下诏尽捕淮南王与衡山王宾客党朋,牵连致死者竟达数万人,可见宾客之多。他们的造反起事与宾客的帮助分不开。
景帝初年,养士的风气又从地方转移到中央官。这与当时的政治变化有很大关系。此时军功集团已开始衰落。朝廷需要新型政治集团,由此应运而生了两个新集团:事功集团、养士的豪门。后者以外戚窦婴、田为代表。
窦婴,孝文后从子兄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
田新用事,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诸将相,上所填抚,多宾客计策。
此后,田、窦冲突,以致相互诋毁,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其原因之一,就是对宾客的争夺。窦婴因失势宾客冷落感到羞愤,灌夫没离他而去,为他保留了面子,因此窦婴以灌夫为知己。最后二人都被田杀害。从表面看斗争是因双方政治权力的转移,但实际上两豪门间私人恩怨色彩似乎更强些。主要是私人感情冲突和养士的分合引起的。
游侠豪猾养士是养士风气的另一种表现,班马《游侠传》几乎个个宾客满门。游侠郭解所养宾客,动辄杀人越货,最终郭解也被其宾客犯法所累致灭族而亡。再如《史记·季布列传》载季布弟季心也是宾客死士成群的人:“气盖关中,遇人慕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死之。”季心因杀人逃匿吴国,藏匿于吴相袁盎处,“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袁盎、灌夫、籍福之辈都是“为任侠”之人,意气相投。这都是地方豪猾骄纵宾客的典型。
综上,当时养士大致可分为几类。有养谋士死士,有养尚气任侠之士,有养文章异能之士,有养巫药方技之士。这与主人爱好和养士的目的有关。可见,当时“士”分很多种,但都有一定的才能特长。他们或文或武,是当时民间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陈不满自己的地位,所养之士大都是那些谋士死士,为的是彰显自己的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淮南王刘安喜好黄老之术,他所养宾客大都是方术士,这些人在这里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把继承来的和自己得到的知识汇编整合,编成了《淮南子》。说到底,历史上那些西汉末年的豪族王臣,之所以大规模养士,其实就是自己利益、意志的体现。
这种情况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发展到了顶峰。东汉豪族热衷谶纬之学,并不是皇室提倡,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谶纬中的很多思想,都可以表现出豪族的思想意识。例如“汉为尧后”的说法。东汉开国气象和西汉迥然不同。西汉高祖“以匹夫起事,角群臣而定一尊。……其徒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虽然也有一些“赤帝子”、“蛟龙”感生的神迹,但并没有编造一个源自上古的贵族世系。在当时社会中也并不为耻辱,所以司马迁《史记》中写高祖的出身并没有隐晦。西汉末年,由于强宗大姓维护自己特权的需要,追溯姓氏源流、编造贵族世系的“谱牒之学”逐渐形成。豪族纷纷以炫耀门阀为荣。《汉书》中有:“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观点所反映的显然是豪族的门阀意识。东汉中期之后,谱牒学渐成体系,赵歧的《三辅决录》、应劭的《风俗通义》、王符的《潜夫论》中都有“姓氏之学”。自称圣贤之后、编造姓氏流源,成为东汉豪族的风尚。这种意识反映到谶纬中去,就出现了炎帝——唐尧——刘汉的帝王世系。这种思想再配上“五德相生”的历史观,使得帝王世系更加具有理性的合理性。而这种“五德相生”的历史观,也是在谶纬文献中大量出现的。
另外,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君权神授理论,在谶纬文献中也是随处可见。强调“君权神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贬低了帝王的价值,为豪强更换最高统治者提供了便利。所用的方法就是“感生”、“异貌”、“符命”。事实上,有很多豪族经常宣扬自己“感应神祗”,屡致祥瑞,其状怪貌,神灵感生。魏晋之后的统治者越来越感觉到这些方法对自己的危害,所以他们掐断了这些方法的理论来源,把有关谶纬的图书或禁或毁。但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应用一番,以便让自己的皇位更加具有合理性。总体来说,这种方法的滥觞还是出现在汉代,尤其是东汉。
谶纬文献中几乎全都弥漫着天人感应神学的灾异、祥瑞观念。从现存的纬书文献来看,“灾异”的比重远远超过“祥瑞”。祥瑞说本是为赞美帝王,可豪族们却利用它来为自己歌功颂德。而“灾异”可以更加为豪族所利用,限制皇权,批判后妃、宦官专政。这二者的利用,成为豪族、官僚士大夫对抗皇室、宦官的重要武器。
可以说,谶纬中的思想成分成为东汉的主流思想,主要是代表了豪族集团的利益。谶纬在东汉政权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是豪族集团经常使用的结果。谶纬的实质,是一种致用之学。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卢绾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吴王刘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历王刘长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6]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窦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田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8] (汉)司马迁著,三家注:《史记》,《季布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9] (清)赵翼注:《廿二史札记校证》,《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序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
作者简介:
沈丽霞,女,1979—,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工作单位: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郭伟华,男,1979—,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田红芳,女,1981—,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工作单位:河北政法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