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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类高考,指能力测评与试卷两种形式,能力测评通过具体活动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能力测评分为等级。两种高校录取路径,高校依据能力测评的等级直接录取,推动高校以简单的“招分”转变为“招人”;两种就业路径,高校与企业合作成立“专业班级”,从根本上调动行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
关键词: 高考 能力测评 招聘观念
一
2003年教育部批准首批22所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有“自主组织测试”、“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联考”等形式;2009年教育部出台高考加分政策,有“增加20分投档”、“增加10分投档”、和“优先录取”三种加分形式。政策出台之后,并没有有效地推动素质教育,如今应试教育色彩依然浓重[1]。
为什么诸多高考政策难以推进素质教育?总结出四点原因:一是高考改革政策最终目的是高考能获得加分,或者被高校降分录取,其根本上没有摆脱高考是唯一的路径的弊端,解决高考改革问题的思路,已经陷入改革只能在高考的基础上“做文章”,曾经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到如今只不过是“桥”变宽而已。二是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最大受益者是城市考生和有资源的考生,并没有达到推动社会流动的效果。获得高考加分者大多数来自重点中学,大多进入重点高校;城市考生比农村考生有更多的高考加分机会;父母社会阶层高、文化程度高、行政职务高、经济条件好的考生有更多机会[2]。三是高考关系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宏观社会利益再分配问题,高考改革需在全面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决策,因此改革也需格外谨慎。四是社会的微观效应,使得政策偏离了原有的用意,选拔性考试最初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长期实行之后,往往会演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3]。
总结学者过去对中国高考改革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废除高考。王旭明曾说:“我期望2020年时,能够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更多样化、更便于人们选择的类型。”[4]二是招考的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艺考与自主招生,另一种是两类高考,两种高考模式。卢现祥认为高考应采取本专分卷,在发展现有学术型高校的同时,要建立更多的培养技术型和职业型人才的专科院校以适应当前技工人才的旺盛需求[5]。三是淡化人们对分数太过看重的观念。柯政认为高考改革配套措施新规要求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并按考生比例划分等级,是综合各方考虑之后的一个合理选择,此举有利于淡化“分分计较”[6]。
废除高考不可取,因为短期内找不到能适应中国国情的选拔方法。每年的艺考生数量都呈增长趋势,这表明需要应用更多的招考方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须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笔者在中国知网搜索“高考改革”和“招聘”关键词,从现有研究发现,极少有人将企业招聘问题同高考改革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本文把高考改革和企业招聘观念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解决高考如何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问题。
我国中小型企业招聘两大问题:一是招聘理念较为传统,招聘人员提出的要求多是学历、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内容。根据王林的研究,我国企业在人才甄选方面,测评方法较为简单、传统,缺乏明确的人才甄选标准,对应聘者的年龄、地域等方面有诸多限制[7]。二是成本问题,在招聘成本上,招聘成本大致分为七块,包括招聘团队成本、招聘渠道的成本、使用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的成本、员工内部举荐成本、应聘人员能力测评成本等。其中,还有两类成本同样重要,即时间成本和沉没成本。比如,企业在招人时,通常采取两三轮面试,就产生了一定的时间投入。同时,应聘者录用后又离职,或者录用后发现招错了人,会令企业蒙受损失,则是一种“沉没成本”。据市场调查,仅招聘环节,一个普通的工人的成本在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总监级高管则可能动辄要投入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世界500强甄选标准重能力与综合素质,轻学历与资历,重视品德,关注应聘者的团队精神、创新能力、沟通能力与诚实守信等素质[8]。与素质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中小型企业受限于自身规模小,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差,缺少科学的工作分析,招聘渠道单一,人才测评方法不科学,招聘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在招聘过程中便以学历、学院专业作为判据,客观上引导人们的教育价值观[9]。素质教育难以推动与企业招聘观念密不可分。那么,要推动素质教育,就要解决人们的“文凭社会”观念,要解决“文凭社会”观念,就要解决国内企业招聘观念。如果政府搭建一个平台,帮助企业降低招聘人才的成本,引导国内企业招聘观念逐渐转向500强企业招聘理念及素质教育观念,就有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进。
二
平台分为两个过程,一是选拔过程,二是合作过程。
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早就明确提出,调动行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企业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但具体怎么调动才是难题,笔者试提出“两类高考,两种录取路径,两种就业路径”的理念。
(一)选拔过程
1.分类考试。将高考分为两类,一是传统试卷考试,二是能力测评。两类考试,本质是两种形式考试,都由政府组织。能力测评指通过具体活动考查学生相应的能力。考察内容结合国家发展需要人才要求和企业招聘员工要求,进行整理分类,分科考察,考核标准根据质量与时间或其他来划分等级,使用等级方式。能力测评的关键是能力测评的设计,要考虑三方面问题,一是能否选拔出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科技人才,为了给国家发展提供后续动力,必须保证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二是能否促进社会流动;谈到具体活动、面试,这种形式评判标准有一定主观评价因素,如何保证公平,如何促进社会流动,便要考虑能力测评对哪一方更有利,有教育资源的考生还是没有教育资源的考生?杨支柱认为:“农村孩子在心理健康、身体耐受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爱心、公平观念等方面都因为不是独生子女而强于城市孩子,他们较弱者无非文化素质而已。”能力测试的具体活动过程能考到“毅力”“团队精神”“自主学习”等能力,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教育资源贫乏地区学生不处于劣势;二是促进考生全面发展。如今的高考,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高考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是公平的;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高考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能力测评不能一味纠结“公平”,而能做到的只能是“兼顾公平”,将能力测评过程全程录像,并公开,增强公信力,还需要政府完善监督机制,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关键词: 高考 能力测评 招聘观念
一
2003年教育部批准首批22所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有“自主组织测试”、“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联考”等形式;2009年教育部出台高考加分政策,有“增加20分投档”、“增加10分投档”、和“优先录取”三种加分形式。政策出台之后,并没有有效地推动素质教育,如今应试教育色彩依然浓重[1]。
为什么诸多高考政策难以推进素质教育?总结出四点原因:一是高考改革政策最终目的是高考能获得加分,或者被高校降分录取,其根本上没有摆脱高考是唯一的路径的弊端,解决高考改革问题的思路,已经陷入改革只能在高考的基础上“做文章”,曾经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到如今只不过是“桥”变宽而已。二是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最大受益者是城市考生和有资源的考生,并没有达到推动社会流动的效果。获得高考加分者大多数来自重点中学,大多进入重点高校;城市考生比农村考生有更多的高考加分机会;父母社会阶层高、文化程度高、行政职务高、经济条件好的考生有更多机会[2]。三是高考关系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宏观社会利益再分配问题,高考改革需在全面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决策,因此改革也需格外谨慎。四是社会的微观效应,使得政策偏离了原有的用意,选拔性考试最初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长期实行之后,往往会演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3]。
总结学者过去对中国高考改革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废除高考。王旭明曾说:“我期望2020年时,能够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更多样化、更便于人们选择的类型。”[4]二是招考的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艺考与自主招生,另一种是两类高考,两种高考模式。卢现祥认为高考应采取本专分卷,在发展现有学术型高校的同时,要建立更多的培养技术型和职业型人才的专科院校以适应当前技工人才的旺盛需求[5]。三是淡化人们对分数太过看重的观念。柯政认为高考改革配套措施新规要求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并按考生比例划分等级,是综合各方考虑之后的一个合理选择,此举有利于淡化“分分计较”[6]。
废除高考不可取,因为短期内找不到能适应中国国情的选拔方法。每年的艺考生数量都呈增长趋势,这表明需要应用更多的招考方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须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笔者在中国知网搜索“高考改革”和“招聘”关键词,从现有研究发现,极少有人将企业招聘问题同高考改革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本文把高考改革和企业招聘观念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解决高考如何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问题。
我国中小型企业招聘两大问题:一是招聘理念较为传统,招聘人员提出的要求多是学历、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内容。根据王林的研究,我国企业在人才甄选方面,测评方法较为简单、传统,缺乏明确的人才甄选标准,对应聘者的年龄、地域等方面有诸多限制[7]。二是成本问题,在招聘成本上,招聘成本大致分为七块,包括招聘团队成本、招聘渠道的成本、使用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的成本、员工内部举荐成本、应聘人员能力测评成本等。其中,还有两类成本同样重要,即时间成本和沉没成本。比如,企业在招人时,通常采取两三轮面试,就产生了一定的时间投入。同时,应聘者录用后又离职,或者录用后发现招错了人,会令企业蒙受损失,则是一种“沉没成本”。据市场调查,仅招聘环节,一个普通的工人的成本在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总监级高管则可能动辄要投入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世界500强甄选标准重能力与综合素质,轻学历与资历,重视品德,关注应聘者的团队精神、创新能力、沟通能力与诚实守信等素质[8]。与素质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中小型企业受限于自身规模小,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差,缺少科学的工作分析,招聘渠道单一,人才测评方法不科学,招聘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在招聘过程中便以学历、学院专业作为判据,客观上引导人们的教育价值观[9]。素质教育难以推动与企业招聘观念密不可分。那么,要推动素质教育,就要解决人们的“文凭社会”观念,要解决“文凭社会”观念,就要解决国内企业招聘观念。如果政府搭建一个平台,帮助企业降低招聘人才的成本,引导国内企业招聘观念逐渐转向500强企业招聘理念及素质教育观念,就有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进。
二
平台分为两个过程,一是选拔过程,二是合作过程。
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早就明确提出,调动行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企业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但具体怎么调动才是难题,笔者试提出“两类高考,两种录取路径,两种就业路径”的理念。
(一)选拔过程
1.分类考试。将高考分为两类,一是传统试卷考试,二是能力测评。两类考试,本质是两种形式考试,都由政府组织。能力测评指通过具体活动考查学生相应的能力。考察内容结合国家发展需要人才要求和企业招聘员工要求,进行整理分类,分科考察,考核标准根据质量与时间或其他来划分等级,使用等级方式。能力测评的关键是能力测评的设计,要考虑三方面问题,一是能否选拔出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科技人才,为了给国家发展提供后续动力,必须保证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二是能否促进社会流动;谈到具体活动、面试,这种形式评判标准有一定主观评价因素,如何保证公平,如何促进社会流动,便要考虑能力测评对哪一方更有利,有教育资源的考生还是没有教育资源的考生?杨支柱认为:“农村孩子在心理健康、身体耐受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爱心、公平观念等方面都因为不是独生子女而强于城市孩子,他们较弱者无非文化素质而已。”能力测试的具体活动过程能考到“毅力”“团队精神”“自主学习”等能力,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教育资源贫乏地区学生不处于劣势;二是促进考生全面发展。如今的高考,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高考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是公平的;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高考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能力测评不能一味纠结“公平”,而能做到的只能是“兼顾公平”,将能力测评过程全程录像,并公开,增强公信力,还需要政府完善监督机制,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