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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读《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读得昏天黑地、乐不思蜀，其形状可用一词形容，即：饕餮。
毕竟是卓越的知识者，即便是日记和笔记，即便是断片与絮语，也有铺天盖地的思想波澜，也是不成体系的哲学大著，与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比肩辉映。其阅读快感，验证了她自己所说，知识的“渴求”，就像性的渴求，满足之后，焦灼平复，身体安详，心灵开花。
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意。
桑塔格少时，因母亲对女孩的种种限制，她想割去乳房以示反抗，后来她真的割去了，是社会的种种滞阻限制了她的思想自由——“我获得自由，却不快乐”，她抑郁成肿瘤，危及生命，被迫割去，却完成了最终的反抗。她一语成谶，类如先知。而在行为方式上，她是思想界的圣女贞德——人们一边依赖她，一边出卖她，残损之后，愈加完美。
她在1950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尽管我觉得作为艺术作品，它是那么微不足道”，因为马丁“能看到幻象的本领”，让我“觉醒”，人的价值是从凡俗、低微处拔腿，而走到高处。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是一部在艺术上“微不足道”的作品，但对国人却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吸引，也是因为它给了人们鸡变凤凰的希望，使人们有勇气从厚暗贫寒处跋涉到明亮饱暖之乡，有励志作用。
在同年11月17日的日记中，她说，“另一部对我来讲是关键的、‘提前看的’书——《写作生活回忆》（毛姆著），让我完全信奉一种温文尔雅的禁欲主义，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又是在格局方面。”那一年她才13岁，就知道了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严肃”，那会使人有大格局，能成就“行至远方”的事业。而陷在欲望中的人，会弱化智慧，会愚钝、愚蠢。这也关乎“觉醒”，让人少走弯路，因为她体悟到，人的一生要想前后一致，就是要学会限制欲望。
1961年5月的一则日记，她明确提出“书是一堵墙”的概念，认为书是一个堡垒，“我置身于它的背后，人家看不见我……它可以变成弹药，向别人——墙那边那些我将与之讲话的人——开火”。她的话让我很会心，因为在生活中，人都有“羞怯”面世的弱点，是书中的智慧以及旷日持久的积累，使我们内心充盈，获取了自信和力量，有了坦然面世的勇气和能力。生活的真相往往是这样，我们不是热爱道德，而是惧怕不道德；而与其说是惧怕不道德，不如说是无能力为不道德买单。而书对不道德的揭示，对道德的界定，给我们设定了路标，让我们有能力规避不道德的路径，从而节省不必要的生命成本。所以，她说，卡夫卡哪怕最混乱的叙述，也具有让人惊警的现实魔力。
1961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她很形象地闡释了阅读在生命中的现实意义。她说，阅读与做爱的区别就在于，阅读行为被外界打扰，可以停下，在书上做一记号，事后接着阅读，快乐依然能够持续下去，而做爱就不同，一旦停下，只有从头再来，或者干脆就失去兴趣。那么，阅读的现实意义，就是它随时随地能给人带来生命快乐。
关于写作，她在1961年8月和1962年1月的几处日记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她说，写作是一种美的行为，是一种自我的心灵愉悦，是允许自己成为另一个“我”，并最终界定自己，实现个人拯救。写作还可以完成与这个世界的疏离，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使微不足道的自己“自以为是”。她反对写作的功利性质，把写作视为自我创造行为，是自我成长和壮大的生命方式。总之，一句话，写作能使个体存在具有足以抗拒被外界淹没的内在力量，真正成为自己。
她认为，写作者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写作者可凭借一人之力，体现出四种原则思想：创造、守护、破坏、修复。这就注定了写作者拥有最丰富、最强健的生命气象——对内，修复残缺，扩张心域，气韵盈满，“我”即为圣；对外，破除荒谬，守护真理，主持公道，“我”即为王。
桑塔格的日记，处处有锋刃，剑锋所指，是我们的世俗心和苟活下的妥协与麻木。她让我们激情复活，看到文字世界的光亮所在，而重建对读写的信任以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庄重地履行使命。
这就是“重生”的意义。
2.
夜色黑沉，万籁寂灭，案头的一盏灯，独自熹微，发出似有似无的嘶音，一如浅吻。
此境之下，一卷枯涩之书，即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虽幽玄得近乎天书，竟也像读小说，读散文，字字晓得，句句会心，便五内俱热，了无倦意。
原来沉潜之态，与智慧迫近，无趣味处得真趣味——遥远的旨意，其实就在近处。
便感慨：天下，是没有读不进去的书的。
这时才觉得，人生下来，就不是俗的，那些精神的峰峦，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总能达到崇高处，就是能读得进那些“读不进”的典籍的时候。
这时，也不禁生出意外的联想：如果靠读书和写作获取名利，那真是谬取了途径。在不懂处求懂，在不可攀处求攀，须皓首穷经，须呕心沥血，是苦的。其成本，是生命在时光中的耗损。如果没有经年的阅读积累，即便是能够潜下心来，也是不会从“死”书中，读出“生”的趣味的。通俗地说，在湮没之境，求显达，近乎幻梦，再一意孤行，就可笑了。
而读懂一本难读的书有什么效益？
不过是读破之后的一点欣喜，一点感动，一点满足，且更多的时候，还不能与人言说。
所以，读书与写作，不是营生，只是能感受到人性的深度、精神的高度而已。根本上，它不是名利之态，而是生命的自足。海德格尔的“贫穷而能听到风声”，苏珊·桑塔格的“贫穷正是作家尊严之象征”，乃通透之说。正因为他们甘于“自足”，不为名利而丢乖露丑、自讨其辱，而专心于精神的跋涉，乃“高峰”自立，成为“社会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十三岁时因为读了居里夫人的传记，就特别厌恶周围的人对名利的追逐。她发现，一个素日里很可爱的人，一涉及名利，性情就大变，以至于姣好的面容也一下子变得丑陋不堪了。为了躲避客厅里大人们世俗的争辩，她甚至在后院里挖了一个地穴钻了进去。她向往“别处的世界”，内心激荡着一种强烈的欲望，即：“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这种东西，她后来从文学的书籍中找到了。她在文学中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快乐：文学是驶向“别处”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文学本身即可为目的地。从此，她只依赖自己的感受力，在文学中沉迷，把遇到的所有非文学环境统统排斥在外。她一生都过着地穴式的生活，却从“地穴”里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发出了最准确的声音。譬如人们为什么要读写。 大量的阅读使她感受到，“艺术世界是超越时空、给心境以安宁的世界”，是让她“像男人一样独立的世界”，而且是一个“思想占据首位的世界”。她觉得文学很性感，说：“思想就是激情，而且是持久的激情。”
于是，对文学，她坚定地选择了，她爱了！
后来她发现，她爱对了。作家生涯使她享受到了一种凡常人生所没有的“生命特权”。即：好奇心的无尽满足，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生命激情的纵情释放。由此带来的，是人格的独立，生命的拓展，精神的富足。
桑塔格身材高挑、臀部饱满、额面俊朗、长发披肩，可谓玉树临风，灿若明星，正有招摇资质，但她却喜“自己待着，无人来烦”。
为什么能够这样从容地待着？因为文学是无形的通道，即便房间紧闭，却总像开着一扇门，通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正是旧约里所说的“喜乐”之境，肉身拘，而心悠远；四处黑茫，而心中有光。
便风流有自。
卡尔·罗利森夫妇在《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中写道——
桑塔格从衬衫到裙子一身黑，行军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她对自己需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一定会得到她之所需一样。
是文学使桑塔格美得自信，也美得自立、自尊，便有了别样的力量，即对身外世界的蔑视。
而对名利的追逐，本质上是对生存世界的匍匐；人一直立，名利便顿然失重了。
纽约的名利场便震惊：桑塔格居然是个美人儿，居然还是个有头脑的美人儿！为了给名利场挽回面子，首先是男性团体接纳她，后来是整体地接纳她，而且是以急迫的姿态。
文学的桑塔格像一仞临海悬崖，陡峭处，是诱惑，是风光。
尽管她因此暴得大名，但名利在此时，不过是她生命的余影。
桑塔格一生都没有医疗保险，却欢悦地活到了72岁。她的作品和思想，是她最可靠的生命保险。
而且，思想使她跨越了雅俗和功力界限，写作姿态纵横捭阖，摇曳生姿。她既可以在娱乐的《时尚》杂志上指点潮流，也可以在严肃的《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上大显身手。所以评论界说，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告诉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
以此推之，她在女权主义上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她是一个坚定的同性恋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树起了爱无禁区的人性旗帜，而在于她揭示出：女性如果不能“像男性一样思考”，总是第一批变成物的人，其身体总是首当其冲地被殖民。在人类学上的一大贡献，不在于她为女性争得了尊严，而在于她给了以男权为主宰的人类世界一个无须阐释的启示：如果没有思想，男人也会首当其冲地成为物的殖民。
由此说来，名利只会造就显贵，助长虚荣，掀动浮华，激荡欲望，把树影当树，把人当物。通观人类历史，好像名利的赢家，人们在做形而下的艳羡之后，往往并不庄严成偶像，非不崇拜，反而施以口唾，至少存内心之鄙。因为名利与偶像虽有相类的皮相，但撕开之后，却有不同的筋脉。名利虽有种种说法，本质上还是寄情于现实利益的获取。获取，抑或是攫取，抑或是捞取，均是下垂的姿态，诱使人向低处伸手。偶像則不同，她是人性标杆、思想底色、精神品质，与立人有关，与向上的进取有关。之所以被人崇拜，还有一层原因，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桑塔格式的情结，即：“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的本欲。
夜色黑沉，万籁寂灭，案头的一盏灯，独自熹微，发出似有似无的嘶音，一如浅吻。
吻是心灵之吻，便不必张扬，也不必羞惭，更不必“阐释”，手不释卷，安心承领就是了。
编辑：耿凤
重读《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读得昏天黑地、乐不思蜀，其形状可用一词形容，即：饕餮。
毕竟是卓越的知识者，即便是日记和笔记，即便是断片与絮语，也有铺天盖地的思想波澜，也是不成体系的哲学大著，与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比肩辉映。其阅读快感，验证了她自己所说，知识的“渴求”，就像性的渴求，满足之后，焦灼平复，身体安详，心灵开花。
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意。
桑塔格少时，因母亲对女孩的种种限制，她想割去乳房以示反抗，后来她真的割去了，是社会的种种滞阻限制了她的思想自由——“我获得自由，却不快乐”，她抑郁成肿瘤，危及生命，被迫割去，却完成了最终的反抗。她一语成谶，类如先知。而在行为方式上，她是思想界的圣女贞德——人们一边依赖她，一边出卖她，残损之后，愈加完美。
她在1950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尽管我觉得作为艺术作品，它是那么微不足道”，因为马丁“能看到幻象的本领”，让我“觉醒”，人的价值是从凡俗、低微处拔腿，而走到高处。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是一部在艺术上“微不足道”的作品，但对国人却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吸引，也是因为它给了人们鸡变凤凰的希望，使人们有勇气从厚暗贫寒处跋涉到明亮饱暖之乡，有励志作用。
在同年11月17日的日记中，她说，“另一部对我来讲是关键的、‘提前看的’书——《写作生活回忆》（毛姆著），让我完全信奉一种温文尔雅的禁欲主义，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又是在格局方面。”那一年她才13岁，就知道了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严肃”，那会使人有大格局，能成就“行至远方”的事业。而陷在欲望中的人，会弱化智慧，会愚钝、愚蠢。这也关乎“觉醒”，让人少走弯路，因为她体悟到，人的一生要想前后一致，就是要学会限制欲望。
1961年5月的一则日记，她明确提出“书是一堵墙”的概念，认为书是一个堡垒，“我置身于它的背后，人家看不见我……它可以变成弹药，向别人——墙那边那些我将与之讲话的人——开火”。她的话让我很会心，因为在生活中，人都有“羞怯”面世的弱点，是书中的智慧以及旷日持久的积累，使我们内心充盈，获取了自信和力量，有了坦然面世的勇气和能力。生活的真相往往是这样，我们不是热爱道德，而是惧怕不道德；而与其说是惧怕不道德，不如说是无能力为不道德买单。而书对不道德的揭示，对道德的界定，给我们设定了路标，让我们有能力规避不道德的路径，从而节省不必要的生命成本。所以，她说，卡夫卡哪怕最混乱的叙述，也具有让人惊警的现实魔力。
1961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她很形象地闡释了阅读在生命中的现实意义。她说，阅读与做爱的区别就在于，阅读行为被外界打扰，可以停下，在书上做一记号，事后接着阅读，快乐依然能够持续下去，而做爱就不同，一旦停下，只有从头再来，或者干脆就失去兴趣。那么，阅读的现实意义，就是它随时随地能给人带来生命快乐。
关于写作，她在1961年8月和1962年1月的几处日记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她说，写作是一种美的行为，是一种自我的心灵愉悦，是允许自己成为另一个“我”，并最终界定自己，实现个人拯救。写作还可以完成与这个世界的疏离，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使微不足道的自己“自以为是”。她反对写作的功利性质，把写作视为自我创造行为，是自我成长和壮大的生命方式。总之，一句话，写作能使个体存在具有足以抗拒被外界淹没的内在力量，真正成为自己。
她认为，写作者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写作者可凭借一人之力，体现出四种原则思想：创造、守护、破坏、修复。这就注定了写作者拥有最丰富、最强健的生命气象——对内，修复残缺，扩张心域，气韵盈满，“我”即为圣；对外，破除荒谬，守护真理，主持公道，“我”即为王。
桑塔格的日记，处处有锋刃，剑锋所指，是我们的世俗心和苟活下的妥协与麻木。她让我们激情复活，看到文字世界的光亮所在，而重建对读写的信任以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庄重地履行使命。
这就是“重生”的意义。
2.
夜色黑沉，万籁寂灭，案头的一盏灯，独自熹微，发出似有似无的嘶音，一如浅吻。
此境之下，一卷枯涩之书，即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虽幽玄得近乎天书，竟也像读小说，读散文，字字晓得，句句会心，便五内俱热，了无倦意。
原来沉潜之态，与智慧迫近，无趣味处得真趣味——遥远的旨意，其实就在近处。
便感慨：天下，是没有读不进去的书的。
这时才觉得，人生下来，就不是俗的，那些精神的峰峦，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总能达到崇高处，就是能读得进那些“读不进”的典籍的时候。
这时，也不禁生出意外的联想：如果靠读书和写作获取名利，那真是谬取了途径。在不懂处求懂，在不可攀处求攀，须皓首穷经，须呕心沥血，是苦的。其成本，是生命在时光中的耗损。如果没有经年的阅读积累，即便是能够潜下心来，也是不会从“死”书中，读出“生”的趣味的。通俗地说，在湮没之境，求显达，近乎幻梦，再一意孤行，就可笑了。
而读懂一本难读的书有什么效益？
不过是读破之后的一点欣喜，一点感动，一点满足，且更多的时候，还不能与人言说。
所以，读书与写作，不是营生，只是能感受到人性的深度、精神的高度而已。根本上，它不是名利之态，而是生命的自足。海德格尔的“贫穷而能听到风声”，苏珊·桑塔格的“贫穷正是作家尊严之象征”，乃通透之说。正因为他们甘于“自足”，不为名利而丢乖露丑、自讨其辱，而专心于精神的跋涉，乃“高峰”自立，成为“社会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十三岁时因为读了居里夫人的传记，就特别厌恶周围的人对名利的追逐。她发现，一个素日里很可爱的人，一涉及名利，性情就大变，以至于姣好的面容也一下子变得丑陋不堪了。为了躲避客厅里大人们世俗的争辩，她甚至在后院里挖了一个地穴钻了进去。她向往“别处的世界”，内心激荡着一种强烈的欲望，即：“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这种东西，她后来从文学的书籍中找到了。她在文学中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快乐：文学是驶向“别处”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文学本身即可为目的地。从此，她只依赖自己的感受力，在文学中沉迷，把遇到的所有非文学环境统统排斥在外。她一生都过着地穴式的生活，却从“地穴”里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发出了最准确的声音。譬如人们为什么要读写。 大量的阅读使她感受到，“艺术世界是超越时空、给心境以安宁的世界”，是让她“像男人一样独立的世界”，而且是一个“思想占据首位的世界”。她觉得文学很性感，说：“思想就是激情，而且是持久的激情。”
于是，对文学，她坚定地选择了，她爱了！
后来她发现，她爱对了。作家生涯使她享受到了一种凡常人生所没有的“生命特权”。即：好奇心的无尽满足，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生命激情的纵情释放。由此带来的，是人格的独立，生命的拓展，精神的富足。
桑塔格身材高挑、臀部饱满、额面俊朗、长发披肩，可谓玉树临风，灿若明星，正有招摇资质，但她却喜“自己待着，无人来烦”。
为什么能够这样从容地待着？因为文学是无形的通道，即便房间紧闭，却总像开着一扇门，通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正是旧约里所说的“喜乐”之境，肉身拘，而心悠远；四处黑茫，而心中有光。
便风流有自。
卡尔·罗利森夫妇在《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中写道——
桑塔格从衬衫到裙子一身黑，行军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她对自己需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一定会得到她之所需一样。
是文学使桑塔格美得自信，也美得自立、自尊，便有了别样的力量，即对身外世界的蔑视。
而对名利的追逐，本质上是对生存世界的匍匐；人一直立，名利便顿然失重了。
纽约的名利场便震惊：桑塔格居然是个美人儿，居然还是个有头脑的美人儿！为了给名利场挽回面子，首先是男性团体接纳她，后来是整体地接纳她，而且是以急迫的姿态。
文学的桑塔格像一仞临海悬崖，陡峭处，是诱惑，是风光。
尽管她因此暴得大名，但名利在此时，不过是她生命的余影。
桑塔格一生都没有医疗保险，却欢悦地活到了72岁。她的作品和思想，是她最可靠的生命保险。
而且，思想使她跨越了雅俗和功力界限，写作姿态纵横捭阖，摇曳生姿。她既可以在娱乐的《时尚》杂志上指点潮流，也可以在严肃的《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上大显身手。所以评论界说，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告诉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
以此推之，她在女权主义上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她是一个坚定的同性恋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树起了爱无禁区的人性旗帜，而在于她揭示出：女性如果不能“像男性一样思考”，总是第一批变成物的人，其身体总是首当其冲地被殖民。在人类学上的一大贡献，不在于她为女性争得了尊严，而在于她给了以男权为主宰的人类世界一个无须阐释的启示：如果没有思想，男人也会首当其冲地成为物的殖民。
由此说来，名利只会造就显贵，助长虚荣，掀动浮华，激荡欲望，把树影当树，把人当物。通观人类历史，好像名利的赢家，人们在做形而下的艳羡之后，往往并不庄严成偶像，非不崇拜，反而施以口唾，至少存内心之鄙。因为名利与偶像虽有相类的皮相，但撕开之后，却有不同的筋脉。名利虽有种种说法，本质上还是寄情于现实利益的获取。获取，抑或是攫取，抑或是捞取，均是下垂的姿态，诱使人向低处伸手。偶像則不同，她是人性标杆、思想底色、精神品质，与立人有关，与向上的进取有关。之所以被人崇拜，还有一层原因，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桑塔格式的情结，即：“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的本欲。
夜色黑沉，万籁寂灭，案头的一盏灯，独自熹微，发出似有似无的嘶音，一如浅吻。
吻是心灵之吻，便不必张扬，也不必羞惭，更不必“阐释”，手不释卷，安心承领就是了。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