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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盛夏，北京后圆恩寺6号院。78岁的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坐在老式沙发上。窗式空调静置着，怕乌兰夫受凉，没有开。
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秘书处负责人底润昆和乌兰夫的机要秘书康增玉在乌兰夫的上衣口袋别上一支录音笔，开始为他做口述，以筹备回忆录的写作。
底润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时建议乌兰夫，在口述环节可以自由地谈，在写稿环节再进行核实和把关。乌兰夫同意了。
录音笔打开，乌兰夫从头细述。
30岁以前，乌兰夫并不叫“乌兰夫”。
1906年，他出生在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蒙汉混居的村子，他的父亲云二明亮是大字不识的庄稼汉，祖父云根元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在村里当“保十户”。他是在迎春之际出生的，祖父就给他起名“庆春”，上学前，又给他取学名“云泽”。
“我这个人从小自尊心就很强，不愿意让人背地里说我什么，做什么事更是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他回忆幼年时说。
在归绥中学求学时，云泽一米八几的个头儿很显眼，参加游行时总是前面打旗的那一个，还负责带头喊口号：“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爱国民众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日货！”他平时不善言辞，但发表演讲时却如有神助，滔滔不绝，能把从《新青年》上学的道理都讲出来。
1923年，云泽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这时，他有了个蒙语名字——乌云达赖。
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学校发生了驱赶校长的运动，中共北方区委注意到了，这年冬，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来到学校，通过个别谈心、介绍书刊、吸收听讲座的办法，传播马列主义。年底，云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按李大钊的指示创办了刊物《蒙古农民》。刊物只办了四期，在他离校时就停办了。
1925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党员。10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那是他一生中很快乐的一段日子。他学习勤奋，每天晚上12点多睡下，凌晨3点多就起床学习。他的俄文很出色，还是学校排球队队长，经常率队与同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排球队打比赛，几乎场场不败。
中山大学伙食很好，有牛奶、鸡蛋、白面包、香肠、鱼子酱、点心，全是西餐，一日五餐。后来在学生要求下，改成了一日三餐，请了中国厨师做中国菜，中餐西餐自选。
云泽的俄文名是拉舍维奇。他的同桌叫尼古拉，一口他听不懂的江浙话。“这些江浙来的同学，他们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说东道西，反正我也听不懂，他们既不肯理我，我也不理他们。”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后，全校师生连夜在大礼堂集会。云泽是第四个跑上台发言的，没有准备，也没有发言稿。尼古拉也登台讲话，情绪之愤慨、言辞之尖利，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并声明要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
直到这时，云泽才知道，尼古拉就是蒋经国。两人慢慢熟络起来。他不爱吃白糖，蒋经国经常偷偷把他的白糖吃掉。
1928年，他从中山大学毕业，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做了一段时间教学翻译，第二年6月奉命秘密回国。他带回了一本俄文版《资本论》，从此终身携带在身边。
回国后，云泽以“云时雨”的名字（他字“时雨”）在绥远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培养民族干部。不久后，接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一职。
1933年，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办署理盟长德王发出“高度自治”通电，日本驻天津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与之会晤，有意扶持其在蒙疆建立“满洲国”式的“大蒙古帝国”。云泽参与领导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打击了日军利用蒙古族上层西进的计划。
1987年8月烏兰夫率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期间，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新城宾馆散步。乌兰夫右后侧为王树盛。图/受访者提供
1938年4月底，云泽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速去延安报告请示工作。他以前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接到电报后立即骑着毛驴前往延安，毛泽东亲自向他布置了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云泽积极做工作，将以百灵庙暴动队伍为基础组建的蒙旗独立旅扩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他担任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在部队的声望极高，是实际掌握部队的领导人。这支部队被称为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八路军，被中共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
在反共高潮中，根据中央指示，1941年，云泽等身份暴露、影响较大的共产党员离开部队回到延安。
为了保护继续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回到延安后，“云时雨”化名“乌兰夫”，意为“红色之子”。
1947年4月，在中共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云泽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成为内蒙古的地方最高领导人。当地政府向蒙古族群众赠送领袖像，一张是毛泽东的，一张是云泽同志的。
“在多年的曲折斗争过程中，内蒙古人民找到了他们自己真正的革命领袖——云泽同志。内蒙古任何一个假仁假义的封建上层人物，在云主席的革命立场、光荣历史和工作成效的面前，迅速失去其影响。”《人民日报》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时写道。
1949年12月2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改建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内蒙古自治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机关由乌兰浩特暂时迁驻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等待以后移驻归绥市（即今呼和浩特）。 当时在察哈尔省工作的王树盛从那时起就经常听到“云泽同志”的名字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0年春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给察哈尔省委机关送来了羊肉、黄油等过节礼物。领导招呼说：“云泽同志给大家送过节的礼物了！”那年劳动节，张家口举行庆祝大游行，游行队伍打着马恩列斯、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像，内蒙古的游行队伍里还打着云泽的像。
但在内蒙古自治区之外，人们已只知有“乌兰夫”，不知有“云泽”了。
早在建国前夕，在新政协筹备期间，“乌兰夫”这个名字已经正式见于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名单之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云泽”，作为过渡。而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这个过渡的时间很长，具体什么时候彻底改称的，王树盛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50年代。
1958年5月，王树盛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担任秘书，开始直接在乌兰夫身边工作。
他印象中，乌兰夫体魄魁伟健壮，爱穿中山装，仪表堂堂，举止潇洒。他工作很忙，作风明快，凡是需要他批的文件，送到他手上，很快就批。
王树盛来到内蒙古不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就开始了。全国各地刮起了浮夸风，不少地方开始放“高产卫星”。乌兰夫说：“他们有卫星让他们放去吧，咱们没有卫星，就老老实实地不要放。”
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内蒙古一直慢半拍。自治区党委先是提出牧区暂时不办人民公社，后来挡不住，就提出仍然实行生产队所有制，入股牲畜仍然按比例分配，不办集体食堂等。
三年困难时期，乌兰夫得知在北京的一些知名学者和专家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就以“参观访问”的名义，先后将叶圣陶、曹禺、老舍等几十名知名学者请到内蒙古来。这些人戏称，自己是来“抓膘”的。
当时，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不少孤儿院里的孤儿严重营养不良。一次开会，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遇到了乌兰夫，向乌兰夫求援，问他能不能给孩子们搞一点儿奶粉。那时，内蒙古的很多乳品厂也都停产了。乌兰夫就说，调奶粉只能解决一时困难，最好是把孩子们接到内蒙古交给牧民抚养。
1960年至1964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收了3000多孤儿。年幼患病的孤儿先送到育婴院治疗，年龄大一点、身体好一些的直接送到牧区，让他们上学，学说蒙古语，学骑马、打猎。有的牧民家庭甚至收养了五六个，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乌兰夫要求：“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他每次到牧区检查工作，都要了解这些孤儿的情况。
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乌兰夫。图/受访者提供。
除了一直担任内蒙古的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1960年重建大区中央局时为华北局第二书记），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少数民族领导人。
1951年，21岁的底润昆进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他记得，50年代初期，开了两次会议，都是听乌兰夫作报告，谈内蒙古经验。民委向全国发布了一份《牧区工作经验总结》，也主要是总结内蒙古的经验。
不过，乌兰夫很少在北京，他经常对另一位副主任刘格平说：“你们有事儿就商量下，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1954年，国务院成立，乌兰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这一年，还成立了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底润昆随刘格平调到了全国人大民委。
那时，全国人大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经常一起开会，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1959年后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经常在会上讲话。他风趣幽默又能说，底润昆和同事们都很爱听。
1961年春節前夕，乌兰夫邀请习仲勋夫妇等到呼和浩特过春节。习仲勋认为乌兰夫在内蒙古的工作很有成绩，他也提出建议，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都应加强团结。乌兰夫很赞成这个意见。
1963年5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三次华北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部署华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参加了会议。
直到9月，乌兰夫才下决心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卓资县搞四清运动试点，但依然要求从实际出发，“慎重稳进”。
内蒙古行动迟缓，很快引起了华北局主要领导的注意。1964年三四月问，华北局特地到呼和浩特召开书记处会议，指导运动。这次会上，华北局领导多次插话，批评内蒙古。
在1947～1952年问，乌兰夫提出，在畜牧业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内蒙古制定了对牧主经济的和平改造方针，提出“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
有人将之翻了出来，问他：“过去‘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现在‘不斗、不分、不划’，那你以后划不划？”乌兰夫说：“过去‘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现在‘不斗、不分、不划’，以后也‘不斗、不分、不划’。他已经成为公私合营牧场的工作人员，牧主已经成为公私合营牧场的场长，他的牲畜已经是公私合营牧场的牲畜，还有什么必要斗他分他？”
此后，乌兰夫依然故我。1965年，内蒙古遭遇旱灾。8月2日，乌兰夫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委会议，发出指示，决定重灾区暂停“四清”运动，并把“四清”工作队改为抗灾工作队，同时派出一大批干部下乡参加抗旱救灾。
乌兰夫的处境日益变得困难。
1966年5月1日晚，他被召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久后，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同政治局扩大会议交错进行。乌兰夫在会上遭到批判。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的王树盛陪同乌兰夫参加了华北局会议，并奉命住进了他的家中。
乌兰夫在北京的家位于北总布胡同2号，是一栋欧式建筑，他和夫人云丽文住在这里，身边只有最小的孩子、还没上学的云柯。工作人员中，机要秘书和警卫员都回呼和浩特“闹革命”去了，只剩下了一名炊事员和一名司机。一开始乌兰夫担心王树盛以后也会反对他，王树盛向他保证不会。
在王树盛看来，这50多天里，是乌兰夫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每天白天，他陪乌兰夫在前门饭店听“揭发”、接受批判，晚上回家帮他写检查。
王树盛问乌兰夫检查怎么写，乌兰夫说：“都是颠倒是非，怎么写？”他说，对那些民族、宗教和社会的上层人物，解放后只处理了其中极反动的，把包括清朝的亲王、伪满的省长、国民党的将军都争取了过来，变成了朋友。如果一定要说这叫“阶级投降”“招降纳叛”，那也是敌人向我投降。更何况，这些都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关系内蒙古的历史，要涉及到很多人。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是错的，怎么检查呀？这咱们两个需要好好考虑，动动脑筋。”
王树盛将会上的“揭发”归拢出题目，乌兰夫一一答辩，他再整理出来，写出了检查。
8月16日，乌兰夫被撤销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等一切职务。他成为“文革”期间全国最早被打倒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之一，也是定性很严重的一个，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顶政治帽子。
随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奎璧，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委统战部部长吉雅泰，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等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受到牵连，被打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
乌兰夫被监护起来，不准返回呼和浩特。此后，他再也没回到内蒙古工作。
1971年，乌兰夫被解除监管，从湖南回到北京。1973年，他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又在四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等机构已被精减或撤销。周恩来提出，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先成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组和一个宗教政策研究组，指定乌兰夫为民族组组长。
民族组和宗教组的办公地点在已停止对外开放的民族文化宫的底层，民族组在西边一排，宗教组在东边一排。
当时，乌兰夫还没有进政治局，很多工作要报请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决定，或者请他转报中央。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乌兰夫一家搬进了民族文化宫三楼西侧的一套高级公寓。
1977年6月，乌兰夫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经批准，他把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研究组的人员带到了中央统战部。两个研究组的工作，有时单独进行，多数是共同进行。
中央民族工作逐渐恢复。1979年，中央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平反。
1980年前后，乌兰夫一家搬进了后圆恩寺胡同6号院。
这是一座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红色大门楼，青砖铺地，灰瓦屋顶起着龙脊。第一进院落南侧一排房子住着警卫人员、司机和服务人员，北房是会客厅、秘书办公室。第二进院落的东厢房住着保健医生和秘书，西厢房住着乌兰夫的家眷，北面的正房就是乌兰夫的书房和卧室。
乌兰夫的邻居，是习仲勋。两家一墙之隔，两个院子由一道月亮门互通，时有走动。习仲勋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托人给他送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则会送黄油等内蒙古土特产给习仲勋。
乌兰夫身体一直不错，自己说是多年骑马锻炼出来的。早年在内蒙古，他经常打篮球，投篮很准，常有远投命中。他食欲旺盛，有时几分钟就吃完一顿饭，保健医生总是劝他细嚼慢咽。他爱喝红毛酒，爱吃羊杂碎，吃饭喜欢加一些小菜和咸菜，医生提醒他注意盐分摄入超标。闲暇时，他爱一个人在家看武打片，大部分是港片。
他和工作人员相处得很好，底润昆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家里有工作人员要复员，如果他在地方有认识的人，就会打个招呼，但不封官许愿。
那时，内蒙古干部常给他写信反映对内蒙古的发展意见，来北京也多会来拜访他。常有人问底润昆，传说中的“蒙古王”乌兰夫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底润昆告诉他们，生活中的他并不是让人感觉厉害的人，和成吉思汗也没有关系。
1980年，彭真提出，全国人大对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一并由乌兰夫主持。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小组成立，乌兰夫任组长。
那年盛天，乌兰夫去北戴河休养，把起草小组也带到了北戴河。他住的那栋楼是为西哈努克修建的，西哈努克回国后主要供乌兰夫使用。大家每天上午开会，下午一起下海游泳。
1987年8月，身穿蒙古袍的烏兰夫（右）和习仲勋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图/受访者提供。
彭真带领宪法修改起草小组也在北戴河，他派秘书许孔让参加了民族部分的大部分讨论。在此基础上，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首先完成。
回京后，乌兰夫又召集《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小组成员和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草稿。起草小组在北京宣武区的东方饭店工作，很多研讨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乌兰夫每天晚上到这里“加班”。形成草案稿后，开始征集意见。
草案稿中有一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要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且可以从农村和牧区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劳动人事部对这一条有不同意见。原因是，为了解决当时比较突出的知识青年返城待业问题，劳动人事部做出规定，全国企事业单位不许到农村和牧区招收职工。对此，乌兰夫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政策是短期的，法律是解决长远问题的。劳动人事部回复：完全同意。 对一些重大问题，乌兰夫亲自出面同中央其他领导交换意见。针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否写、怎样写“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他专门写信给彭真，反映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
1954年宪法中写的是“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但在“文革”中，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扣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大帽子被批斗。乌兰夫认为，这说明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反地方民族主义”。
他的意见被采纳。改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表述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四年问，草案17次易稿，每次乌兰夫都亲自主持。
底润昆回忆，早在1954年，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上班不久，民委就接到了任务，根据《宪法》起草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法律。但改到第8稿时，反右斗争让立法被《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一共是25稿，前后共30年。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名李先念、廖承志分别作为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然而，在正式选举前8天的6月10日，廖承志突发心脏病逝世。
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乌兰夫作为替补候选人。6月18日，乌兰夫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成为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国家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7岁了。
当时，习仲勋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两位老友在民族和统战事务中密切合作。习仲勋后来在回忆与乌兰夫的交往时说：“在几十年的长期相处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乌兰夫和习仲勋相交很深。乌兰夫虽较习仲勋年长，但很尊重习仲勋，很赞赏他的领导水平。习仲勋则认为，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像乌兰夫这样的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各级都要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干部。
1986年12月23日，乌兰夫80大寿，习仲勋亲自送来用菠菜做的“翡翠长寿面”为他祝寿。
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中央决定派出高规格的中央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由乌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为副团长。这是乌兰夫最后一次回内蒙古。王树盛和底润昆都作为随行人员参加。
王树盛感到，乌兰夫和习仲勋配合非常默契。乌兰夫考虑到自己长期在内蒙古群众中的声望，经常在有外出活动时托词不与习仲勋一同前往，以便让习仲勋成为群众注意的焦点，自己换个时间再去一次。习仲勋则每次出去，都会说一句：“我代表乌兰夫同志来看望大家来了！”
这是底润昆第二次陪乌兰夫回内蒙古。第一次是在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乌兰夫担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但乌兰夫却永远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他走到哪，人们就追到哪。
乌兰夫视察刚刚落成的内蒙古彩电中心大楼时，工作人员向他汇报：“总控室已经和各个盟连上了，乌兰夫同志想和任何盟说话都能说上。”乌兰夫对底润昆说：“怎么事先没跟我说，老底快给我起草个稿子！”底润昆边随着陪同的队伍前行，边趴在窗台等地方写，半个钟头后为乌兰夫起草出了一份简单的讲稿。
进入晚年，乌兰夫最关心两件事：家乡和回忆录。
他始终记得，统战部老部长李维汉曾在病中对他感叹：“我的回忆录怕是写不完了，你可要抓紧时间把回忆录写出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党史在民族工作方面就会缺下一块。”
1986年，时任中国档案出版社社长的王树盛接过乌兰夫口述录音的整理稿，开始编撰乌兰夫回忆录。他几乎每天都要去见乌兰夫，给他念稿子。
王树盛曾几次听乌兰夫回述生平。第一次是1965年，为了两年后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乌兰夫专门请来一批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回顾了自己早期革命活动，总结创建内蒙古的经验。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帮乌兰夫写检查。第三次，就是在回忆录筹备期间。
乌兰夫晚年送了王树盛一幅字：诚为人，实谋事。他曾对王树盛说：“我这个人不会说假话，也讨厌别人说假话。”他说，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实事求马上就要吃苦头，因为敌人要教训你;胜利后就不同了，像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人说假话，造成了吃不上饭和十年动乱的灾难，所以人在什么时候都得实实在在，不能说假话，自欺欺人。
乌兰夫晚年十分怀念和他同期入党的那些战友。他提到最多的是早年牺牲的两位烈士，一位叫多松年，是当年北京蒙藏学校少数民族党支部书记，就义时年仅22岁;另一位叫李裕智，是党支部的老大哥，牺牲时年仅26岁。乌兰夫说：“托马克思的福，我这个人命大。”
1988年底，乌兰夫住进了医院，准备做前列腺手术。12月6日，王树盛去成都开会前去医院看他。两人商定，等王树盛出差回来，再念新一章節的定稿。乌兰夫说：“我要出院了，你回来了咱们在家里见。”
没想到，王树盛到成都的第二天，却突然从四川省委办公厅得到消息，乌兰夫去世了。
当时，底润昆正在湖北恩施参加一场座谈会。发言时，有人给他递来一张纸条：乌兰夫同志去世，请你速回京。
后来，他们得知，乌兰夫本来要在12月8日上午出院，医务人员说：“吃完午饭再走吧。”结果，这顿饭没吃上，他就突然去世了。
至今，底润昆总觉得想不通、更无法接受乌兰夫的骤然离世。
也是在乌兰夫去世的前几天，习仲勋要去广东考察工作。行前，到医院看望乌兰夫。他见乌兰夫精神很好，劝他安心治疗，等健康完全恢复再出院工作。乌兰夫也要习仲勋多保重。没想到，竟成永诀。
乌兰夫病逝一周年时，王树盛找到习仲勋，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习仲勋同意了。文章由王树盛起草，写完后，在统战部讨论。
王树盛念到“乌兰夫同志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时，习仲勋喊了停：“加个‘最’字，是‘最亲密的战友’。”
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秘书处负责人底润昆和乌兰夫的机要秘书康增玉在乌兰夫的上衣口袋别上一支录音笔，开始为他做口述，以筹备回忆录的写作。
底润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时建议乌兰夫，在口述环节可以自由地谈，在写稿环节再进行核实和把关。乌兰夫同意了。
录音笔打开，乌兰夫从头细述。
云泽，字时雨
30岁以前，乌兰夫并不叫“乌兰夫”。
1906年，他出生在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蒙汉混居的村子，他的父亲云二明亮是大字不识的庄稼汉，祖父云根元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在村里当“保十户”。他是在迎春之际出生的，祖父就给他起名“庆春”，上学前，又给他取学名“云泽”。
“我这个人从小自尊心就很强，不愿意让人背地里说我什么，做什么事更是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他回忆幼年时说。
在归绥中学求学时，云泽一米八几的个头儿很显眼，参加游行时总是前面打旗的那一个，还负责带头喊口号：“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爱国民众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日货！”他平时不善言辞，但发表演讲时却如有神助，滔滔不绝，能把从《新青年》上学的道理都讲出来。
1923年，云泽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这时，他有了个蒙语名字——乌云达赖。
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学校发生了驱赶校长的运动，中共北方区委注意到了，这年冬，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来到学校，通过个别谈心、介绍书刊、吸收听讲座的办法，传播马列主义。年底，云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按李大钊的指示创办了刊物《蒙古农民》。刊物只办了四期，在他离校时就停办了。
1925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党员。10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那是他一生中很快乐的一段日子。他学习勤奋，每天晚上12点多睡下，凌晨3点多就起床学习。他的俄文很出色，还是学校排球队队长，经常率队与同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排球队打比赛，几乎场场不败。
中山大学伙食很好，有牛奶、鸡蛋、白面包、香肠、鱼子酱、点心，全是西餐，一日五餐。后来在学生要求下，改成了一日三餐，请了中国厨师做中国菜，中餐西餐自选。
云泽的俄文名是拉舍维奇。他的同桌叫尼古拉，一口他听不懂的江浙话。“这些江浙来的同学，他们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说东道西，反正我也听不懂，他们既不肯理我，我也不理他们。”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后，全校师生连夜在大礼堂集会。云泽是第四个跑上台发言的，没有准备，也没有发言稿。尼古拉也登台讲话，情绪之愤慨、言辞之尖利，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并声明要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
直到这时，云泽才知道，尼古拉就是蒋经国。两人慢慢熟络起来。他不爱吃白糖，蒋经国经常偷偷把他的白糖吃掉。
1928年，他从中山大学毕业，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做了一段时间教学翻译，第二年6月奉命秘密回国。他带回了一本俄文版《资本论》，从此终身携带在身边。
回国后，云泽以“云时雨”的名字（他字“时雨”）在绥远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培养民族干部。不久后，接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一职。
1933年，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办署理盟长德王发出“高度自治”通电，日本驻天津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与之会晤，有意扶持其在蒙疆建立“满洲国”式的“大蒙古帝国”。云泽参与领导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打击了日军利用蒙古族上层西进的计划。
1938年4月底，云泽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速去延安报告请示工作。他以前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接到电报后立即骑着毛驴前往延安，毛泽东亲自向他布置了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云泽积极做工作，将以百灵庙暴动队伍为基础组建的蒙旗独立旅扩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他担任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在部队的声望极高，是实际掌握部队的领导人。这支部队被称为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八路军，被中共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
在反共高潮中，根据中央指示，1941年，云泽等身份暴露、影响较大的共产党员离开部队回到延安。
为了保护继续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回到延安后，“云时雨”化名“乌兰夫”，意为“红色之子”。
1947年4月，在中共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云泽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成为内蒙古的地方最高领导人。当地政府向蒙古族群众赠送领袖像，一张是毛泽东的，一张是云泽同志的。
“在多年的曲折斗争过程中，内蒙古人民找到了他们自己真正的革命领袖——云泽同志。内蒙古任何一个假仁假义的封建上层人物，在云主席的革命立场、光荣历史和工作成效的面前，迅速失去其影响。”《人民日报》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时写道。
“他们有卫星让他们放去吧”
1949年12月2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改建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内蒙古自治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机关由乌兰浩特暂时迁驻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等待以后移驻归绥市（即今呼和浩特）。 当时在察哈尔省工作的王树盛从那时起就经常听到“云泽同志”的名字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0年春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给察哈尔省委机关送来了羊肉、黄油等过节礼物。领导招呼说：“云泽同志给大家送过节的礼物了！”那年劳动节，张家口举行庆祝大游行，游行队伍打着马恩列斯、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像，内蒙古的游行队伍里还打着云泽的像。
但在内蒙古自治区之外，人们已只知有“乌兰夫”，不知有“云泽”了。
早在建国前夕，在新政协筹备期间，“乌兰夫”这个名字已经正式见于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名单之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云泽”，作为过渡。而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这个过渡的时间很长，具体什么时候彻底改称的，王树盛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50年代。
1958年5月，王树盛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担任秘书，开始直接在乌兰夫身边工作。
他印象中，乌兰夫体魄魁伟健壮，爱穿中山装，仪表堂堂，举止潇洒。他工作很忙，作风明快，凡是需要他批的文件，送到他手上，很快就批。
王树盛来到内蒙古不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就开始了。全国各地刮起了浮夸风，不少地方开始放“高产卫星”。乌兰夫说：“他们有卫星让他们放去吧，咱们没有卫星，就老老实实地不要放。”
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内蒙古一直慢半拍。自治区党委先是提出牧区暂时不办人民公社，后来挡不住，就提出仍然实行生产队所有制，入股牲畜仍然按比例分配，不办集体食堂等。
三年困难时期，乌兰夫得知在北京的一些知名学者和专家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就以“参观访问”的名义，先后将叶圣陶、曹禺、老舍等几十名知名学者请到内蒙古来。这些人戏称，自己是来“抓膘”的。
当时，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不少孤儿院里的孤儿严重营养不良。一次开会，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遇到了乌兰夫，向乌兰夫求援，问他能不能给孩子们搞一点儿奶粉。那时，内蒙古的很多乳品厂也都停产了。乌兰夫就说，调奶粉只能解决一时困难，最好是把孩子们接到内蒙古交给牧民抚养。
1960年至1964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收了3000多孤儿。年幼患病的孤儿先送到育婴院治疗，年龄大一点、身体好一些的直接送到牧区，让他们上学，学说蒙古语，学骑马、打猎。有的牧民家庭甚至收养了五六个，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乌兰夫要求：“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他每次到牧区检查工作，都要了解这些孤儿的情况。
除了一直担任内蒙古的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1960年重建大区中央局时为华北局第二书记），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少数民族领导人。
1951年，21岁的底润昆进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他记得，50年代初期，开了两次会议，都是听乌兰夫作报告，谈内蒙古经验。民委向全国发布了一份《牧区工作经验总结》，也主要是总结内蒙古的经验。
不过，乌兰夫很少在北京，他经常对另一位副主任刘格平说：“你们有事儿就商量下，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1954年，国务院成立，乌兰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这一年，还成立了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底润昆随刘格平调到了全国人大民委。
那时，全国人大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经常一起开会，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1959年后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经常在会上讲话。他风趣幽默又能说，底润昆和同事们都很爱听。
1961年春節前夕，乌兰夫邀请习仲勋夫妇等到呼和浩特过春节。习仲勋认为乌兰夫在内蒙古的工作很有成绩，他也提出建议，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都应加强团结。乌兰夫很赞成这个意见。
最困难的50多天
1963年5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三次华北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部署华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参加了会议。
直到9月，乌兰夫才下决心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卓资县搞四清运动试点，但依然要求从实际出发，“慎重稳进”。
内蒙古行动迟缓，很快引起了华北局主要领导的注意。1964年三四月问，华北局特地到呼和浩特召开书记处会议，指导运动。这次会上，华北局领导多次插话，批评内蒙古。
在1947～1952年问，乌兰夫提出，在畜牧业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内蒙古制定了对牧主经济的和平改造方针，提出“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
有人将之翻了出来，问他：“过去‘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现在‘不斗、不分、不划’，那你以后划不划？”乌兰夫说：“过去‘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现在‘不斗、不分、不划’，以后也‘不斗、不分、不划’。他已经成为公私合营牧场的工作人员，牧主已经成为公私合营牧场的场长，他的牲畜已经是公私合营牧场的牲畜，还有什么必要斗他分他？”
此后，乌兰夫依然故我。1965年，内蒙古遭遇旱灾。8月2日，乌兰夫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委会议，发出指示，决定重灾区暂停“四清”运动，并把“四清”工作队改为抗灾工作队，同时派出一大批干部下乡参加抗旱救灾。
乌兰夫的处境日益变得困难。
1966年5月1日晚，他被召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久后，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同政治局扩大会议交错进行。乌兰夫在会上遭到批判。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的王树盛陪同乌兰夫参加了华北局会议，并奉命住进了他的家中。
乌兰夫在北京的家位于北总布胡同2号，是一栋欧式建筑，他和夫人云丽文住在这里，身边只有最小的孩子、还没上学的云柯。工作人员中，机要秘书和警卫员都回呼和浩特“闹革命”去了，只剩下了一名炊事员和一名司机。一开始乌兰夫担心王树盛以后也会反对他，王树盛向他保证不会。
在王树盛看来，这50多天里，是乌兰夫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每天白天，他陪乌兰夫在前门饭店听“揭发”、接受批判，晚上回家帮他写检查。
王树盛问乌兰夫检查怎么写，乌兰夫说：“都是颠倒是非，怎么写？”他说，对那些民族、宗教和社会的上层人物，解放后只处理了其中极反动的，把包括清朝的亲王、伪满的省长、国民党的将军都争取了过来，变成了朋友。如果一定要说这叫“阶级投降”“招降纳叛”，那也是敌人向我投降。更何况，这些都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关系内蒙古的历史，要涉及到很多人。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是错的，怎么检查呀？这咱们两个需要好好考虑，动动脑筋。”
王树盛将会上的“揭发”归拢出题目，乌兰夫一一答辩，他再整理出来，写出了检查。
8月16日，乌兰夫被撤销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等一切职务。他成为“文革”期间全国最早被打倒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之一，也是定性很严重的一个，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顶政治帽子。
随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奎璧，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委统战部部长吉雅泰，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等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受到牵连，被打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
乌兰夫被监护起来，不准返回呼和浩特。此后，他再也没回到内蒙古工作。
“王爷”
1971年，乌兰夫被解除监管，从湖南回到北京。1973年，他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又在四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等机构已被精减或撤销。周恩来提出，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先成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组和一个宗教政策研究组，指定乌兰夫为民族组组长。
民族组和宗教组的办公地点在已停止对外开放的民族文化宫的底层，民族组在西边一排，宗教组在东边一排。
当时，乌兰夫还没有进政治局，很多工作要报请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决定，或者请他转报中央。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乌兰夫一家搬进了民族文化宫三楼西侧的一套高级公寓。
1977年6月，乌兰夫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经批准，他把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研究组的人员带到了中央统战部。两个研究组的工作，有时单独进行，多数是共同进行。
中央民族工作逐渐恢复。1979年，中央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平反。
1980年前后，乌兰夫一家搬进了后圆恩寺胡同6号院。
这是一座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红色大门楼，青砖铺地，灰瓦屋顶起着龙脊。第一进院落南侧一排房子住着警卫人员、司机和服务人员，北房是会客厅、秘书办公室。第二进院落的东厢房住着保健医生和秘书，西厢房住着乌兰夫的家眷，北面的正房就是乌兰夫的书房和卧室。
乌兰夫的邻居，是习仲勋。两家一墙之隔，两个院子由一道月亮门互通，时有走动。习仲勋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托人给他送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则会送黄油等内蒙古土特产给习仲勋。
乌兰夫身体一直不错，自己说是多年骑马锻炼出来的。早年在内蒙古，他经常打篮球，投篮很准，常有远投命中。他食欲旺盛，有时几分钟就吃完一顿饭，保健医生总是劝他细嚼慢咽。他爱喝红毛酒，爱吃羊杂碎，吃饭喜欢加一些小菜和咸菜，医生提醒他注意盐分摄入超标。闲暇时，他爱一个人在家看武打片，大部分是港片。
他和工作人员相处得很好，底润昆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家里有工作人员要复员，如果他在地方有认识的人，就会打个招呼，但不封官许愿。
那时，内蒙古干部常给他写信反映对内蒙古的发展意见，来北京也多会来拜访他。常有人问底润昆，传说中的“蒙古王”乌兰夫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底润昆告诉他们，生活中的他并不是让人感觉厉害的人，和成吉思汗也没有关系。
主持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
1980年，彭真提出，全国人大对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一并由乌兰夫主持。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小组成立，乌兰夫任组长。
那年盛天，乌兰夫去北戴河休养，把起草小组也带到了北戴河。他住的那栋楼是为西哈努克修建的，西哈努克回国后主要供乌兰夫使用。大家每天上午开会，下午一起下海游泳。
彭真带领宪法修改起草小组也在北戴河，他派秘书许孔让参加了民族部分的大部分讨论。在此基础上，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首先完成。
回京后，乌兰夫又召集《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小组成员和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草稿。起草小组在北京宣武区的东方饭店工作，很多研讨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乌兰夫每天晚上到这里“加班”。形成草案稿后，开始征集意见。
草案稿中有一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要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且可以从农村和牧区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劳动人事部对这一条有不同意见。原因是，为了解决当时比较突出的知识青年返城待业问题，劳动人事部做出规定，全国企事业单位不许到农村和牧区招收职工。对此，乌兰夫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政策是短期的，法律是解决长远问题的。劳动人事部回复：完全同意。 对一些重大问题，乌兰夫亲自出面同中央其他领导交换意见。针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否写、怎样写“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他专门写信给彭真，反映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
1954年宪法中写的是“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但在“文革”中，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扣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大帽子被批斗。乌兰夫认为，这说明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反地方民族主义”。
他的意见被采纳。改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表述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四年问，草案17次易稿，每次乌兰夫都亲自主持。
底润昆回忆，早在1954年，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上班不久，民委就接到了任务，根据《宪法》起草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法律。但改到第8稿时，反右斗争让立法被《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一共是25稿，前后共30年。
“他走到哪，人们就追到哪”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名李先念、廖承志分别作为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然而，在正式选举前8天的6月10日，廖承志突发心脏病逝世。
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乌兰夫作为替补候选人。6月18日，乌兰夫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成为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国家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7岁了。
当时，习仲勋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两位老友在民族和统战事务中密切合作。习仲勋后来在回忆与乌兰夫的交往时说：“在几十年的长期相处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乌兰夫和习仲勋相交很深。乌兰夫虽较习仲勋年长，但很尊重习仲勋，很赞赏他的领导水平。习仲勋则认为，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像乌兰夫这样的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各级都要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干部。
1986年12月23日，乌兰夫80大寿，习仲勋亲自送来用菠菜做的“翡翠长寿面”为他祝寿。
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中央决定派出高规格的中央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由乌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为副团长。这是乌兰夫最后一次回内蒙古。王树盛和底润昆都作为随行人员参加。
王树盛感到，乌兰夫和习仲勋配合非常默契。乌兰夫考虑到自己长期在内蒙古群众中的声望，经常在有外出活动时托词不与习仲勋一同前往，以便让习仲勋成为群众注意的焦点，自己换个时间再去一次。习仲勋则每次出去，都会说一句：“我代表乌兰夫同志来看望大家来了！”
这是底润昆第二次陪乌兰夫回内蒙古。第一次是在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乌兰夫担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但乌兰夫却永远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他走到哪，人们就追到哪。
乌兰夫视察刚刚落成的内蒙古彩电中心大楼时，工作人员向他汇报：“总控室已经和各个盟连上了，乌兰夫同志想和任何盟说话都能说上。”乌兰夫对底润昆说：“怎么事先没跟我说，老底快给我起草个稿子！”底润昆边随着陪同的队伍前行，边趴在窗台等地方写，半个钟头后为乌兰夫起草出了一份简单的讲稿。
“是‘最’亲密的战友”
进入晚年，乌兰夫最关心两件事：家乡和回忆录。
他始终记得，统战部老部长李维汉曾在病中对他感叹：“我的回忆录怕是写不完了，你可要抓紧时间把回忆录写出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党史在民族工作方面就会缺下一块。”
1986年，时任中国档案出版社社长的王树盛接过乌兰夫口述录音的整理稿，开始编撰乌兰夫回忆录。他几乎每天都要去见乌兰夫，给他念稿子。
王树盛曾几次听乌兰夫回述生平。第一次是1965年，为了两年后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乌兰夫专门请来一批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回顾了自己早期革命活动，总结创建内蒙古的经验。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帮乌兰夫写检查。第三次，就是在回忆录筹备期间。
乌兰夫晚年送了王树盛一幅字：诚为人，实谋事。他曾对王树盛说：“我这个人不会说假话，也讨厌别人说假话。”他说，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实事求马上就要吃苦头，因为敌人要教训你;胜利后就不同了，像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人说假话，造成了吃不上饭和十年动乱的灾难，所以人在什么时候都得实实在在，不能说假话，自欺欺人。
乌兰夫晚年十分怀念和他同期入党的那些战友。他提到最多的是早年牺牲的两位烈士，一位叫多松年，是当年北京蒙藏学校少数民族党支部书记，就义时年仅22岁;另一位叫李裕智，是党支部的老大哥，牺牲时年仅26岁。乌兰夫说：“托马克思的福，我这个人命大。”
1988年底，乌兰夫住进了医院，准备做前列腺手术。12月6日，王树盛去成都开会前去医院看他。两人商定，等王树盛出差回来，再念新一章節的定稿。乌兰夫说：“我要出院了，你回来了咱们在家里见。”
没想到，王树盛到成都的第二天，却突然从四川省委办公厅得到消息，乌兰夫去世了。
当时，底润昆正在湖北恩施参加一场座谈会。发言时，有人给他递来一张纸条：乌兰夫同志去世，请你速回京。
后来，他们得知，乌兰夫本来要在12月8日上午出院，医务人员说：“吃完午饭再走吧。”结果，这顿饭没吃上，他就突然去世了。
至今，底润昆总觉得想不通、更无法接受乌兰夫的骤然离世。
也是在乌兰夫去世的前几天，习仲勋要去广东考察工作。行前，到医院看望乌兰夫。他见乌兰夫精神很好，劝他安心治疗，等健康完全恢复再出院工作。乌兰夫也要习仲勋多保重。没想到，竟成永诀。
乌兰夫病逝一周年时，王树盛找到习仲勋，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习仲勋同意了。文章由王树盛起草，写完后，在统战部讨论。
王树盛念到“乌兰夫同志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时，习仲勋喊了停：“加个‘最’字，是‘最亲密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