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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那幢老房子木结构,共七间,两层楼,黛瓦板墙,坐东朝西。屋前有两条石砌的台阶、四个垃圾塘、一个小道坦、一道很长的围墙(挡土墙)、一个小门楼、一棵槐树、一棵桑树。房子里住着四户人家22人,四个锅灶都砌在一楼,没有烟囱,一开始烧饭烧菜就浓烟滚滚,整幢房子都被浓烟笼罩着。从一楼到二楼有三条木楼梯,走上楼梯,走进二楼,在二楼来回走动,地板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二楼中间三间,有一条走廊,站在走廊可以看到全村和田地,还可以远眺到另两个村子。
我的父母亲原来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我就降生在这个房间。我的接生婆是一位堂祖母,她后来告诉我,我刚生下来时,不会哭。她在我背上喷了一口黄酒,又轻轻地拍了三下,我“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她是我们全村最后一位离世的祖母。我在这个房间跟着父母住了两年。后来,我二弟降生了,我就跟着祖父睡,睡在二楼隔壁的一个房间。我跟着祖父一直睡到小学毕业。每天晚上,祖父睡外面,我睡里面。我要小便了,就站在床里面,祖父把尿罐提上来给我,尿完了,祖父又提下去。每到冬天,祖父总是把被子折三分之一给我垫着睡。我总是侧身靠着祖父,把一只脚架在祖父身上。后来,父母亲搬到一楼去睡,我和祖父仍睡在楼上。祖父是个木匠,经常外出,在外宿夜。我一个人睡樓上害怕。父母亲就在一楼他们住的房间里,在他们的床头,横向放了一张杀猪凳,让我一个人睡。那是我一生睡过的最差最短的一张床。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小学班主任李老师走到堂屋叫我的名字,我听到了,就赶紧从这张床上爬起来,去晨读。只要祖父在家,我都去二楼睡。我考上初中后,每次去县城上中学,都要起早,心中总是舍不得祖父,总之,依依不舍地离开祖父。有几次,我站在床上,一边穿衣服,一边流眼泪。有一年夏天,中学放暑假,我在家,房间里很热,我就搬一块很大的松树板,放在二楼的走廊上,躺在木板上睡着了。祖父回来后,把我抱进房间,放到床上。我小时候,祖父经常背我抱我,这次是祖父最后一次抱我了。
老房子的后面是一排闲基。闲基上建着四家人的牛栏、猪栏、羊栏、兔栏,建着四家人的四个厕所。这种厕所是最原始的,每家的厕所内有两个小尿桶,一个大粪桶。大粪桶上面放着一个木头架子,木头架子前面铺一块木板。木头架子分高矮两级,高的供大人用,短的供小孩用。过一段时间,大人们就把尿桶里的尿、大桶里的粪挑到田园里去施肥。祖父做了一根很长的杠子,杠子中间安装两颗竹钉子,可以挂一个尿桶,便于两人抬一个尿桶上山。我也曾经抬过这种尿桶。这种厕所不但很臭,而且还有危险,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到大粪桶里去。曾经有人掉到粪桶里,经常有鸡掉到粪桶里。与今天的抽水马桶相比,真是天差地别。今天,这种厕所已经很少见了。
在老房子后面那一排闲基上,我们家还建了一幢泥仓,占地十五六平方米,三层楼,四周是泥巴干打垒的泥墙,很像一个碉堡。一层养兔子,二层是粮仓兼卧室,三层是粮仓兼一个暗室。这个泥仓用来储藏稻谷和地瓜丝,可以防火、防盗、防匪。几十年后,我和妻在部队结婚,一起回老家探望父母。木头房有二百多年历史,太破旧,父母就在这个泥仓的二层楼安了一张很旧很普通的床。我和妻就在这个泥仓、这张床上度过约一周的时光。这个泥仓的后门对面就是山坡,通常架一块二十厘米的厚木板,可走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可以从二楼走到山坡上去。我和妻手拉手,经常走过这块木板桥,到后面山上去看风景、聊聊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幢老房子的人,有的出嫁,有的仙逝,有的搬迁,有的参军,有的外出谋生。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住在这幢老房子里。我要接母亲来县城,她总是找出种种理由,再三推托。我打电话给三弟,想叫三弟帮助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三弟反过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母亲在老家有个帮头!”意思是说,母亲在老家自由自在,又有一帮老人,可以随时谈天说地。后来,母亲白天在自己家烧饭吃,晚上到近邻的一位我的堂祖母那里去一起睡。母亲八十岁那年除夕,我回去陪伴母亲过年。除夕那天晚上,母亲跟着堂祖母住在一楼。我跟着堂祖母的大儿子、二儿子(我的堂叔父)住在他们家二楼。他们二楼的前后各有一个房间,房间中间有一个夹间,刚好铺一张床,没有窗户,也不透风。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夹间里住了两三夜。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差的房子。这也是我在老家住的最后几个晚上。后来,我把母亲接到县城我家中,住在一楼。临走那天,母亲最后走出那幢老房子。后来,由于本县和邻县交界的溪流造了发电站,水库常年蓄水,引起山体移位,家乡多次发生地震,那幢老房子也被拆除了。从此后,我再也看不到生我养我的那幢老房子了。
从部队转业刚回地方,我们借住在岳父母家里。岳父母家里人多,很拥挤。岳父为我们家四个人找了一间公房,十七八平方米,里面铺了一张床、一个三门柜、一个五斗柜、一张小圆桌,剩下的空间十分有限。那一张床,我们四个人睡,实在不好睡。妻和两个女儿睡一头,直着睡。我一个人睡一头,横着睡。冬天,我把双脚屈在被窝里;夏天,我把双脚伸到床外。
有一天,单位的会计来我们家聊天,他问起我们家的吃住问题,我如实谈了上述情况。他听了很感动、很吃惊,还有这么艰苦的生活!他把我们家的情况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单位领导给我们家安排了一个房间,十二三平方米,在四楼,木地板,室外有一个阳台,露天的,朝南,晒衣服、晒被子很方便。单位安排这个房间给我们家,只能作卧室,没有厨房,不配套。这样一来,我们家还要利用岳父借来的那个房间和小厨房。这两处公房分别处在两条大街,相距有五百多米。我和妻是双职工,每天都要按时上下班,尤其是早晨要按时起床。夏天早晨亮得早,我们醒了,两个女儿也醒了。我们穿好衣服,就一起下楼,穿过两条大街,来到岳父借来的那个房间和小厨房,开始生火、烧水、做饭。吃了饭,大女儿去上学,小女儿由我们送到岳父母家,我和妻去上班。到了晚上,我们四个人吃了饭、洗了碗、洗了脚,又要集体出发,回到我单位四楼那个房间睡觉。冬天到了,有时下雨,有时下雪,天寒地冻,早晨天亮得很迟,这时候,两个女儿都还在睡梦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提前把她们叫醒,做些动员工作。她们年纪小,很无奈,也只好勉强起来。妻给她们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围上围巾。我们打着伞,穿越两条大街,踏着霜雪,赶到另一个住处,生火做饭、取暖。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好过着这样一种近乎流浪的生活。
我的父母亲原来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我就降生在这个房间。我的接生婆是一位堂祖母,她后来告诉我,我刚生下来时,不会哭。她在我背上喷了一口黄酒,又轻轻地拍了三下,我“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她是我们全村最后一位离世的祖母。我在这个房间跟着父母住了两年。后来,我二弟降生了,我就跟着祖父睡,睡在二楼隔壁的一个房间。我跟着祖父一直睡到小学毕业。每天晚上,祖父睡外面,我睡里面。我要小便了,就站在床里面,祖父把尿罐提上来给我,尿完了,祖父又提下去。每到冬天,祖父总是把被子折三分之一给我垫着睡。我总是侧身靠着祖父,把一只脚架在祖父身上。后来,父母亲搬到一楼去睡,我和祖父仍睡在楼上。祖父是个木匠,经常外出,在外宿夜。我一个人睡樓上害怕。父母亲就在一楼他们住的房间里,在他们的床头,横向放了一张杀猪凳,让我一个人睡。那是我一生睡过的最差最短的一张床。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小学班主任李老师走到堂屋叫我的名字,我听到了,就赶紧从这张床上爬起来,去晨读。只要祖父在家,我都去二楼睡。我考上初中后,每次去县城上中学,都要起早,心中总是舍不得祖父,总之,依依不舍地离开祖父。有几次,我站在床上,一边穿衣服,一边流眼泪。有一年夏天,中学放暑假,我在家,房间里很热,我就搬一块很大的松树板,放在二楼的走廊上,躺在木板上睡着了。祖父回来后,把我抱进房间,放到床上。我小时候,祖父经常背我抱我,这次是祖父最后一次抱我了。
老房子的后面是一排闲基。闲基上建着四家人的牛栏、猪栏、羊栏、兔栏,建着四家人的四个厕所。这种厕所是最原始的,每家的厕所内有两个小尿桶,一个大粪桶。大粪桶上面放着一个木头架子,木头架子前面铺一块木板。木头架子分高矮两级,高的供大人用,短的供小孩用。过一段时间,大人们就把尿桶里的尿、大桶里的粪挑到田园里去施肥。祖父做了一根很长的杠子,杠子中间安装两颗竹钉子,可以挂一个尿桶,便于两人抬一个尿桶上山。我也曾经抬过这种尿桶。这种厕所不但很臭,而且还有危险,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到大粪桶里去。曾经有人掉到粪桶里,经常有鸡掉到粪桶里。与今天的抽水马桶相比,真是天差地别。今天,这种厕所已经很少见了。
在老房子后面那一排闲基上,我们家还建了一幢泥仓,占地十五六平方米,三层楼,四周是泥巴干打垒的泥墙,很像一个碉堡。一层养兔子,二层是粮仓兼卧室,三层是粮仓兼一个暗室。这个泥仓用来储藏稻谷和地瓜丝,可以防火、防盗、防匪。几十年后,我和妻在部队结婚,一起回老家探望父母。木头房有二百多年历史,太破旧,父母就在这个泥仓的二层楼安了一张很旧很普通的床。我和妻就在这个泥仓、这张床上度过约一周的时光。这个泥仓的后门对面就是山坡,通常架一块二十厘米的厚木板,可走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可以从二楼走到山坡上去。我和妻手拉手,经常走过这块木板桥,到后面山上去看风景、聊聊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幢老房子的人,有的出嫁,有的仙逝,有的搬迁,有的参军,有的外出谋生。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住在这幢老房子里。我要接母亲来县城,她总是找出种种理由,再三推托。我打电话给三弟,想叫三弟帮助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三弟反过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母亲在老家有个帮头!”意思是说,母亲在老家自由自在,又有一帮老人,可以随时谈天说地。后来,母亲白天在自己家烧饭吃,晚上到近邻的一位我的堂祖母那里去一起睡。母亲八十岁那年除夕,我回去陪伴母亲过年。除夕那天晚上,母亲跟着堂祖母住在一楼。我跟着堂祖母的大儿子、二儿子(我的堂叔父)住在他们家二楼。他们二楼的前后各有一个房间,房间中间有一个夹间,刚好铺一张床,没有窗户,也不透风。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夹间里住了两三夜。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差的房子。这也是我在老家住的最后几个晚上。后来,我把母亲接到县城我家中,住在一楼。临走那天,母亲最后走出那幢老房子。后来,由于本县和邻县交界的溪流造了发电站,水库常年蓄水,引起山体移位,家乡多次发生地震,那幢老房子也被拆除了。从此后,我再也看不到生我养我的那幢老房子了。
从部队转业刚回地方,我们借住在岳父母家里。岳父母家里人多,很拥挤。岳父为我们家四个人找了一间公房,十七八平方米,里面铺了一张床、一个三门柜、一个五斗柜、一张小圆桌,剩下的空间十分有限。那一张床,我们四个人睡,实在不好睡。妻和两个女儿睡一头,直着睡。我一个人睡一头,横着睡。冬天,我把双脚屈在被窝里;夏天,我把双脚伸到床外。
有一天,单位的会计来我们家聊天,他问起我们家的吃住问题,我如实谈了上述情况。他听了很感动、很吃惊,还有这么艰苦的生活!他把我们家的情况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单位领导给我们家安排了一个房间,十二三平方米,在四楼,木地板,室外有一个阳台,露天的,朝南,晒衣服、晒被子很方便。单位安排这个房间给我们家,只能作卧室,没有厨房,不配套。这样一来,我们家还要利用岳父借来的那个房间和小厨房。这两处公房分别处在两条大街,相距有五百多米。我和妻是双职工,每天都要按时上下班,尤其是早晨要按时起床。夏天早晨亮得早,我们醒了,两个女儿也醒了。我们穿好衣服,就一起下楼,穿过两条大街,来到岳父借来的那个房间和小厨房,开始生火、烧水、做饭。吃了饭,大女儿去上学,小女儿由我们送到岳父母家,我和妻去上班。到了晚上,我们四个人吃了饭、洗了碗、洗了脚,又要集体出发,回到我单位四楼那个房间睡觉。冬天到了,有时下雨,有时下雪,天寒地冻,早晨天亮得很迟,这时候,两个女儿都还在睡梦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提前把她们叫醒,做些动员工作。她们年纪小,很无奈,也只好勉强起来。妻给她们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围上围巾。我们打着伞,穿越两条大街,踏着霜雪,赶到另一个住处,生火做饭、取暖。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好过着这样一种近乎流浪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