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文化放送或接受的意义上,电影大师格里菲斯与中国的关系都是探讨中西方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新的研究课题。作为中西方电影文化交流史实方面的新发现——西方电影在电影发明仅半年后就已经传入中国。不同于文学和其它艺术形式的传播往往肇始于接受主体的积极选择和“拿来”,外国电影文化的进入中国,是在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目的地占领中国电影市场的直接结果。但在这样的特定语境下,作为电影文化传播主体的格里菲斯及其作品和接受主体中国受众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迥异于当时主流文化的明显特征。“格里菲斯热”在中国的出现和格里菲斯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情结”,构成了研究“格里菲斯与中国”关系的基本契合点。格里菲斯在其最重要的电影作品之一《残花泪》中,通过对原创小说根本命意的改写,使影片在深层意义上成为种族、民族政治意义上的寓言,种族社会问题意义上的寓言和女性地位与途程的寓言,从而创造了反殖民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