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青
　　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点带头人，原山东省人口和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区域人口研究。
　　《山东画报》：最近几年，我国人口政策不断调整，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次第出台，这些政策的不断出台，将对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人口形势产生如何影响？
　　张晓青：“十三五”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人口均衡发展问题是这一关键时期的核心要素。2016年初实施“全面两孩”政策，针对我省人口总量情况，预计新增出生集中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二至三年。“十三五”这五年，预计2020年全省总人口将会过亿。其次，针对政策实施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大量新增出生人口将可能导致人口红利期在2022年结束；但长期来看，当这些因“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所产生的新增出生人口在2031年后逐渐成为劳动力资源，将会降低总抚养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缓解山东省老龄化进程的作用甚微。尽管山东省“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数量较多，两孩生育意愿强烈，但是政策调整产生的新增出生人口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仅在峰值年达到2成。
　　《山东画报》：“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出来后，中国会不会迎来新的“婴儿潮”？
　　张晓青：尽管学界对“婴儿潮”的界定还有不同看法，总的来说，对新中国历史上三次婴儿潮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一次婴儿潮是1950年代。（1945年之后，年出生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到1957年达到2138万的高点后开始明显下降。到1961年，达到1141万的低点。）第二次婴儿潮从1962年开始，持续15年保持在2000多万的高位，直到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对后来经济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第三次婴儿潮从1986年到1990年，这5年形成一个潮峰，其中1990年是这5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以2621万人达到中国年出生人口的最高点）。（从1992年开始，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到2000年后略有增加，但始终在1600多万的水平徘徊）。
　　预想中国会在2010年左右会出现婴儿潮的人们更多的是基于回声婴儿潮的理论。认为1986年出生的2319万婴儿到2010年已经24岁，正处于生育旺盛期，新的婴儿潮出现顺理成章。多位人口学者则表示，按照统计数据，从1992年中国年出生人口降到1875万之后，就一直没有超过1800万，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始终在1500多万到1600多万徘徊，只有小的出生波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婴儿潮。也有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认为，目前的生育主力军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跟“60后”“70后”不同，再加上生育的机会成本和抚养成本很高，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也形成不了所谓的“婴儿潮”。基于目前中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情况及地区差异的存在，“全面两孩”政策刚刚放开，其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下一个“婴儿潮”何时到来的判断，还需要等待政策效应显现之后做出判断。
　　《山东画报》：作为人口专家，您认为如何才能让“全面两孩”生得下、生得好、养得起？
　　张晓青：未来我国需要完善适应“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治理体系，实现从奖励少生向保障人口安全的政策转型以及“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面对可能出现的集中生育，应加大财政投入、大力提升计生卫生服务能力、调整及完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积极应对出生人口堆积可能带来的短期或长期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健康社保等方面的挑战。
　　首先，在医疗卫生方面，要大力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能力。一是加强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二是提高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三是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加强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指导和健康教育，倡导孕期合理营养与膳食。建议政府将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纳入免费筛查项目，全面提高孕产妇和儿童健康水平。
　　第二，采取适当措施平抑“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的两到三年内出生堆积效应。比如，加强宣传教育，注重舆论引导，特别是引导育龄夫妇避开生育高峰，避免出生人口过度堆积，减轻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压力。
　　第三，调整相关利益导向机制，注意政策实施的公平性、衔接性、与普惠政策的整合。政策实施前需要对相应法规做出及时修订，减少政策摩擦、降低政策成本、提高公平性。将政府多年来制定并实施的计划生育家庭补偿和优惠政策纳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
　　第四，挖掘和充实教育资源。充分考虑生育政策调整对教育资源冲击的“时序性”，根据常住人口基数做好教育资源规划建设；掌握学龄人口的变动，合理安排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基础教育经费支出水平，调整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按照冲击“时序性”先后加大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育经费的支出力度；科学优化基础教育机构，实现科学降低师生比、合理调整校均规模的目标，保证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