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1939年离重庆到河内发表“艳电”，正式接受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诱降。其时中日已在战争状态，汪精卫公然投敌，确实犯了叛国罪。汪精卫之举，不是一时冲动，动机相当复杂，不出三项：一来判断中日在欧美作壁上观的状况下，不可能打赢日本；二来关心日占区人民的疾苦，认为沦陷区的人民，需要一个与日本“协调沟通”的中国人政府：三则与蒋介石长期不和，论革命资格，汪优于蒋，党国大权却屈从于蒋之下，心有不甘。
　　汪精卫投日，动机可以三种都有。60年来的论者多至为情绪化，少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汪氏其人的性格。如果汪精卫只顾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则少年时行刺摄政王的壮举难以解释。汪精卫的人格心理学，层次丰富，其人悲壮之余，有自毁的倾向，少年时向往做烈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因”，明显是受了戊戌六君子尤其谭嗣同的精神感召。汪氏一生不烟不酒，不近女色，没有包二奶，也没有贪污，对道德的自我要求，比后世许多奢谈“爱国”的官员都高尚。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中正留书，说：“愿兄为其易，弟为其难。”意指不惜独力扛上“汉奸”罪名，执意要闯虎穴。这一点与汪氏少年时自称甘当釜下柴薪，燃烧牺牲，造就革命胜利的焰光，应该说是一脉相承。了解汪精卫的自毁性格，就不难解释为何其人前后半生的巨变，其实汪氏没有变，只是自我牺牲的决心，换了一种形式。
　　汪精卫没有想到投日之后，两年左右，日本就偷袭珍珠港，激发美国对日宣战。其时近卫下台，日本军国主义由东条英机的激进派上台，走向疯狂，这一切皆不在汪氏当初意料之内，如果汪精卫对战局的发展未卜先知，知道美国后来凭两颗原子弹战胜日本，还会不会投奔日方，到南京组府?此一假设，据金雄白回忆，汪氏在知悉日本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曾以头撞墙，嚎啕痛哭。他知道押错了宝，也知道日本必然战败，叛国和汉奸的污名，势垂千古。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质素参差，后人以“汪政府”视如整体。日本人早在上海培养了特务鹰犬如丁默村、李士群之辈。汪精卫到了南京，日本人顺势塞给他这个流氓和投机政客的班子，汪氏并无选择。追随汪精卫的陈公博，本来觉得投日太犯险，为了友情，也黯然舍身追随。汪陈的品格，应该高于汪政权许多杂牌军，但身不由己，受日本的摆布，悔之已晚
　　汪精卫的悲剧，是他知道即使日本战胜，自己最多是“满洲国”的溥仪，只是日本军政府名下维持一会的傀儡，如果纯粹热衷权力，不如留在重庆当好国民政府的副總裁，即使没有军权，至少可以号令半壁江山的政府文官。汪精卫在百姓惨遭煎熬时，至少敢表态，还懂得流泪，如果他是干练成精的政客，应该自始至终保持一张毫无表情的木面孔，深谙“枪打出头乌”的韬晦之道；或对蒋介石表面拥护，口是心非，私下则密谋兵变，暗杀老蒋之后，自己来坐江山。
　　汪精卫没有这样做，反倒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不收藏内心的本色。这样的性格，在中国官场，不是从政的材料。汪精卫天生浪漫，是一位诗人，中年之后，诗风由刚烈转为阴柔：“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七分李后主的颓唐，三分徐志摩的多愁善感；至于绝笔之作的一首登高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其诗风与自称拥有“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的瞿秋白，不无相似之处：“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汪瞿从属不同的政党，文人从政，一样被指“晚节不保”，两人的诗词风格，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惊人地相似，同样是以英雄浪漫主义追求始，以幻灭的悲剧终。这是心理学的新课题，有机会有待深入论证，这一切，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