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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他是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老人——
他一辈子和各种各样的材料打交道，在高温合金、合金钢等领域为中国创造了多项第一。
他年逾九旬，仍活跃在科研前沿领域，半个多世纪来始终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不停奔忙。
他就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2011年1月14日，91岁高龄的师老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好管“闲事”的老人
师老说自己是个“闲不住的老人”。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90多岁的老人早该在家里颐养天年。可要见师老，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办公楼里——这是师老每天工作的地方。
“我现在每天8点准时出门，9点到办公室，接待来访、写文章、看资料，下午３点左右回家，中午也不休息。”穿着深蓝色唐装的师老精神矍铄，尽管听力不太好，但说话中气十足。
师老有一本“效率手册”，上面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安排。翻开手册可以看到——2009年，在北京接待来访202批次，在京开会56次，出京开会13次，包括沈阳、天津、成都、威海、上海、深圳、广州等，还做了3次特邀报告；2010年，出差10次，南到广州，北至满洲里，在京主持大小会议几十个，其余时间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工作……
“其实我有冠心病、肺栓塞、高血压，还经常容易感冒，可老在家呆着我反倒苦恼，工作起来生活就充实了。”师老说，“一般人60岁退休，我已经多干了30年，也算对得起国家。”
当被问到为什么耄耋之年仍然这么忙碌，师老笑着说：“因为我平生最好管‘闲事’。”
师老好管“闲事”，对此，与他共事20多年的国家自然基金委原工程与材料学部常务副主任李克健深有感触。
2000年的一天，师昌绪突然找到李克健，询问有关碳纤维的事情。碳纤维是航空、航天的关键材料，其他国家既不出口、也不转让技术。
“当时国内没人管这件事，师老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二话不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事。”李克健回忆说。
后来，师昌绪主持召开了关于碳纤维发展的研讨会，并亲自上书党中央推动将此列为国家863专项。10年来他一直跟踪我国碳纤维的研发、生产与应用，强调要“自主创新”、“降低成本”。
“师先生很有眼光，管的都是国家最需要的‘闲事’。什么事情重要，关键环节在哪里，他都能敏锐地看到，并且敢说敢做，不怕承担责任。”李克健说。
师昌绪总是勇于挑担子。上世纪80年代，他把国内27个和材料相关的学会团结在一起，成立了中国材料联合会。
“这需要多大号召力、勇气和细致繁琐的工作啊！”多年的老友李恒德院士曾感叹，“这件事亏得有他，我很难想到还有别人能办成。”
而说起自己管的这些“闲事”，师老哈哈一笑：“没办法，因为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
在整个材料界乃至科技界，师老都可谓德高望重，但他特别“低调”。媒体在报道中称他为“中国材料之父”，他坚持把这句话删去。说起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他连连摆手：“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整个材料科学界的。”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师老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国家”。
他总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上世纪50年代，师昌绪在美国留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明令禁止师昌绪等35名中国留学生回国。
为争取美国开放禁令，师昌绪带头多方联络，联合其他学生集体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掉禁令，同时印刷200多封信投递给美国报界、议员和民众团体。当时的《波士顿环球报》以通栏大标题报道“在美的中国学生要求回国”，并刊登了师昌绪等3名中国留学生的照片。
1955年春，美国被迫同意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其中就有师昌绪。他的导师柯恩想挽留他，提出如果是因为职务低，挣钱少，他可以帮忙。师昌绪拒绝说：“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
回到祖国的师昌绪被分配到了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当时，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他从中国既缺镍无铬，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实际出发，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
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苦难时期。为了高温合金的推广与生产，不论条件多艰苦，师昌绪总是身先士卒，在第一线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他几乎走遍全国的特殊钢厂和航空发动机厂，帮助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材料医生”。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研制出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大幅度地提高了航空发动机的性能。我国也有人提出要搞铸造空心涡轮叶片，但很多人认为这种技术受到美国严格封锁，中国想要做出来是异想天开，不可能完成。
“当时别说没见过空心涡轮叶片，我就连听都没听说过。”师老回忆说，“但既然美国人做出来了，我想中国人一定也能做出来。”
1964年，他接受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所有的资料只有别人画给他的一张空心涡轮叶片的外观草图。
师昌绪组织起100余人的攻关队伍，与大家一道日夜奋斗在金属所简陋的精密铸造实验室。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的科研人员仅用一年时间就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在实验室中做出了比美国难度更大的9孔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个采用这种叶片的国家，当时的英国和苏联都还没有。这种叶片装备了我国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生产的大部分先进发动机。多年来从未因为该叶片的问题出过任何事故。”当时和师老一起工作的中科院金属所原所长李依依院士说。
“从国家需要出发”的战略科学家
正是因为长期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关心和思考，使师昌绪成为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不断推动着我国材料科学乃至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4年，已是花甲之年的师昌绪调到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他敏锐地感到来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组织学部委员们对我国钢铁、能源、通信、计算机、集成电路的发展以及科技人员的培养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咨询，并提出科技和经济不能“两张皮”。 1982年，他与3位科学家一起最早提出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的建议。1992年，他又再次同几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阐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急迫性。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师昌绪当选为首批院士和首届副院长，并两次主持了关系工程院长远发展的学部调整调研活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任副主任时，他就我国基金制的发展提出很多具有创见的建议。他主持编写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指明了方向。1997年，我国启动重大基础研究规划的立项工作，开始只有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与生命科学等5个领域。在师昌绪等科学家的积极建议下，材料被列为重点支持领域之一，推动我国材料科学研究驶入了快车道……
师昌绪以高瞻远瞩的视角、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准确把握和引领了中国材料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
而对于“战略科学家”的评价，他谦逊地说：“我做这些都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基于自己的知识、经验和预测的能力。做这些事情不能光倡导一下，要负责到底。”
“活一天就要为国家做一天事”
师老曾评价自己“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
总结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他认为，“人的一生要有所作为，智慧、体魄是基础，勤奋、进取是动力，素质、品德是保证，环境、机遇是条件。”
在很多人眼里，身为大科学家的师老身上总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
“他走到了哪里都有一种吸引力，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非常尊重别人，哪怕只是一个工人或者实验员。”国家自然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说。
“和师先生在一起工作总是很愉快，不管谁有什么想法他都很支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李依依院士说。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这是师老与老伴郭蕴宜合写的长诗《寻梦》中的两句。几十年来，他不遗余力培养人才，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攻坚队伍，他的学生中大多已经成为我国材料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了让年轻人在国际上早露头角，许多国际会议邀请他做主题报告，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年轻人。
属于乐天派的师老自认为是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
年过九旬，师老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其他爱好。“回家也就是看看新闻，关心一下国家大事。”
师老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国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现在学术界比较急躁，这样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
而对于自己，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得过且过，得活且活，但是活一天就要为国家做一天事。”
他一辈子和各种各样的材料打交道，在高温合金、合金钢等领域为中国创造了多项第一。
他年逾九旬，仍活跃在科研前沿领域，半个多世纪来始终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不停奔忙。
他就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2011年1月14日，91岁高龄的师老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好管“闲事”的老人
师老说自己是个“闲不住的老人”。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90多岁的老人早该在家里颐养天年。可要见师老，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办公楼里——这是师老每天工作的地方。
“我现在每天8点准时出门，9点到办公室，接待来访、写文章、看资料，下午３点左右回家，中午也不休息。”穿着深蓝色唐装的师老精神矍铄，尽管听力不太好，但说话中气十足。
师老有一本“效率手册”，上面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安排。翻开手册可以看到——2009年，在北京接待来访202批次，在京开会56次，出京开会13次，包括沈阳、天津、成都、威海、上海、深圳、广州等，还做了3次特邀报告；2010年，出差10次，南到广州，北至满洲里，在京主持大小会议几十个，其余时间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工作……
“其实我有冠心病、肺栓塞、高血压，还经常容易感冒，可老在家呆着我反倒苦恼，工作起来生活就充实了。”师老说，“一般人60岁退休，我已经多干了30年，也算对得起国家。”
当被问到为什么耄耋之年仍然这么忙碌，师老笑着说：“因为我平生最好管‘闲事’。”
师老好管“闲事”，对此，与他共事20多年的国家自然基金委原工程与材料学部常务副主任李克健深有感触。
2000年的一天，师昌绪突然找到李克健，询问有关碳纤维的事情。碳纤维是航空、航天的关键材料，其他国家既不出口、也不转让技术。
“当时国内没人管这件事，师老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二话不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事。”李克健回忆说。
后来，师昌绪主持召开了关于碳纤维发展的研讨会，并亲自上书党中央推动将此列为国家863专项。10年来他一直跟踪我国碳纤维的研发、生产与应用，强调要“自主创新”、“降低成本”。
“师先生很有眼光，管的都是国家最需要的‘闲事’。什么事情重要，关键环节在哪里，他都能敏锐地看到，并且敢说敢做，不怕承担责任。”李克健说。
师昌绪总是勇于挑担子。上世纪80年代，他把国内27个和材料相关的学会团结在一起，成立了中国材料联合会。
“这需要多大号召力、勇气和细致繁琐的工作啊！”多年的老友李恒德院士曾感叹，“这件事亏得有他，我很难想到还有别人能办成。”
而说起自己管的这些“闲事”，师老哈哈一笑：“没办法，因为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
在整个材料界乃至科技界，师老都可谓德高望重，但他特别“低调”。媒体在报道中称他为“中国材料之父”，他坚持把这句话删去。说起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他连连摆手：“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整个材料科学界的。”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师老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国家”。
他总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上世纪50年代，师昌绪在美国留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明令禁止师昌绪等35名中国留学生回国。
为争取美国开放禁令，师昌绪带头多方联络，联合其他学生集体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掉禁令，同时印刷200多封信投递给美国报界、议员和民众团体。当时的《波士顿环球报》以通栏大标题报道“在美的中国学生要求回国”，并刊登了师昌绪等3名中国留学生的照片。
1955年春，美国被迫同意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其中就有师昌绪。他的导师柯恩想挽留他，提出如果是因为职务低，挣钱少，他可以帮忙。师昌绪拒绝说：“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
回到祖国的师昌绪被分配到了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当时，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他从中国既缺镍无铬，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实际出发，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
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苦难时期。为了高温合金的推广与生产，不论条件多艰苦，师昌绪总是身先士卒，在第一线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他几乎走遍全国的特殊钢厂和航空发动机厂，帮助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材料医生”。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研制出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大幅度地提高了航空发动机的性能。我国也有人提出要搞铸造空心涡轮叶片，但很多人认为这种技术受到美国严格封锁，中国想要做出来是异想天开，不可能完成。
“当时别说没见过空心涡轮叶片，我就连听都没听说过。”师老回忆说，“但既然美国人做出来了，我想中国人一定也能做出来。”
1964年，他接受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所有的资料只有别人画给他的一张空心涡轮叶片的外观草图。
师昌绪组织起100余人的攻关队伍，与大家一道日夜奋斗在金属所简陋的精密铸造实验室。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的科研人员仅用一年时间就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在实验室中做出了比美国难度更大的9孔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心涡轮叶片，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个采用这种叶片的国家，当时的英国和苏联都还没有。这种叶片装备了我国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生产的大部分先进发动机。多年来从未因为该叶片的问题出过任何事故。”当时和师老一起工作的中科院金属所原所长李依依院士说。
“从国家需要出发”的战略科学家
正是因为长期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关心和思考，使师昌绪成为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不断推动着我国材料科学乃至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4年，已是花甲之年的师昌绪调到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他敏锐地感到来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组织学部委员们对我国钢铁、能源、通信、计算机、集成电路的发展以及科技人员的培养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咨询，并提出科技和经济不能“两张皮”。 1982年，他与3位科学家一起最早提出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的建议。1992年，他又再次同几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阐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急迫性。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师昌绪当选为首批院士和首届副院长，并两次主持了关系工程院长远发展的学部调整调研活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任副主任时，他就我国基金制的发展提出很多具有创见的建议。他主持编写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指明了方向。1997年，我国启动重大基础研究规划的立项工作，开始只有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与生命科学等5个领域。在师昌绪等科学家的积极建议下，材料被列为重点支持领域之一，推动我国材料科学研究驶入了快车道……
师昌绪以高瞻远瞩的视角、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准确把握和引领了中国材料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
而对于“战略科学家”的评价，他谦逊地说：“我做这些都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基于自己的知识、经验和预测的能力。做这些事情不能光倡导一下，要负责到底。”
“活一天就要为国家做一天事”
师老曾评价自己“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
总结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他认为，“人的一生要有所作为，智慧、体魄是基础，勤奋、进取是动力，素质、品德是保证，环境、机遇是条件。”
在很多人眼里，身为大科学家的师老身上总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
“他走到了哪里都有一种吸引力，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非常尊重别人，哪怕只是一个工人或者实验员。”国家自然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说。
“和师先生在一起工作总是很愉快，不管谁有什么想法他都很支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李依依院士说。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这是师老与老伴郭蕴宜合写的长诗《寻梦》中的两句。几十年来，他不遗余力培养人才，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攻坚队伍，他的学生中大多已经成为我国材料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了让年轻人在国际上早露头角，许多国际会议邀请他做主题报告，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年轻人。
属于乐天派的师老自认为是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
年过九旬，师老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其他爱好。“回家也就是看看新闻，关心一下国家大事。”
师老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国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现在学术界比较急躁，这样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
而对于自己，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得过且过，得活且活，但是活一天就要为国家做一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