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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专业教师与研究生
讨论整理：刘宗瑞
一、情义背后的精神坚守
刘杨：余华的小说《文城》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这种新作品是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希望大家还是沿着这个作品寫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写，写得怎么样的思路，畅所欲言。
吴晨：我认为余华的《文城》描绘了一个富有古典气息、遵循传统规则的小镇——溪镇。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当时的大城市如上海等已开始走向现代化，而溪镇却依旧是以顾益民为代表的乡绅依照传统经验进行治理的“礼治”社会。面对天灾，便拿出三牲祭拜苍天;面对人祸，便以仁义为武器来应对。镇上的民众恪守着侠义与仁义等传统价值观念。外面世界盛行的西化与革命之风就像未曾吹过这里。
徐源：余华新作《文城》以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乱世作为叙事背景，通过主人公林祥福充满传奇色彩的寻找“文城”之途，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人间情义的江南小城——溪镇。林祥福终其一生也未寻得的“文城”，或许是一个余华试图构造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符号。
我注意到虽然《文城》是清末民初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故事，但其中没有民国题材小说常见的革命主题，没有革命思想、三民主义等政治关键词。余华似乎有意抛开了这些意识形态层面的叙事，让主人公在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混乱世道中，踏上充满传奇色彩的找寻之旅。溪镇就像一个童话般的小城。这里没有传统守旧与现代文明的对峙，取而代之的是江湖上的冲突和自然灾难的迫害，如镇民与土匪冲突、镇民与溃军的冲突，以及那场结束了小美和阿强生命的暴雪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座小城中的人们仿佛只为守护风雨飘摇的家园而活。
同时，小城里阶层的分化被消融于无形。商会会长顾益民、地主林祥福、穷苦的外乡人陈永良一家、田大五兄弟等身份迥异的人物，都在生活中彼此照拂或发生关联。小说最后对林祥福落叶归根之时的描述尤为动人：“林祥福的童年是在田大肩膀上度过的，田大驮着他一次次走遍村庄和田野，现在他与田大平躺在一起，踏上了落叶归根之路。”这是不是也隐喻着阶层的差异最终被人间情义消解？
刘杨：溪镇里面的人为什么都是侠义或豪情？
徐源：我觉得江湖侠义是溪镇至高的精神信仰。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溪镇中无论是身份显赫的人物，还是贫寒小民，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侠义豪情，推动整个故事走向高潮。小说中依然存在余华擅长的暴力描写和苦难叙事，这与溪镇乡民的重情重义形成巨大反差，书写苦难是为了彰显温情，凸显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这种精神品格。林祥福冒着生命危险为顾益民送赎金，不惜和土匪同归于尽;陈永良和林祥福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变成患难与共、亲如手足的挚友，陈最终亲手为死去的林祥福报了仇。土匪“和尚”曾经救过陈永良长子陈耀武，陈永良后与“和尚”结拜为兄弟，“和尚”死去后，把他的老母亲接回家中照顾等等。
溪镇有文城的影子，但不是文城的全部。《文城》的悲悯情怀以及那个满载情与义的世界，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但《文城》中的溪镇处于风雨飘摇的乱世，人物之间的纠葛关系也十分复杂，它终究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静谧朦胧的边城。这里流淌着侠义、纯真的人性之美，也涌动着麻木、腐朽的暗流。
刘杨：你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部小说没有外在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的符号。但至于它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你重点讲的是小说里面情义的精神这个方面的力量。但除了这个方面力量，在小说里面还写了作恶、暴力。
徐源：我觉得他的暴力叙事有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更加凸显情义。
王海月：我觉得文本中的暴力叙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从整个文本来看，暴力情节主要在前部分，而土匪是实行暴力的主体，一连串的暴力情节在温情、侠义的叙事氛围中凸现，使得小说试图建立的人性乌托邦更加真实和丰富。陈永良、林祥福是作者有意设计的“好人”，并且作为一种价值符号近乎被神化，包括两人之间的关系，从素未相识到患难之交的兄弟，更像是传统伦理关系在当下语境下被重新激活。他们象征着人性中美和温情的一面;而土匪群体的介入，在文本内部构建起另一种话语，即与人性之美背道而驰的暴力话语。表面上看这样的话语是对前面温情话语铺陈的突围和对峙，而实际上却是对人性另一面的补充，它让作者建构的小世界变得真实、立体、丰富，两者在文本内部进行着博弈。如果将暴力的这一部分抽离，我们就会发现文本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溪镇也成为一个纯粹的、几近平面化的人性乌托邦，如此一来，小说也失去了它应有的厚度和张力。我以为，余华在这里的暴力叙事延续了他以往作品中的倾向，从而构筑了属于他自己作品中的暴力美学。
冯颖颖：我觉得《文城》讲述了一个北上南下双向寻找的故事：小美和阿强北上寻找姨夫以及林祥福南下寻找文城的故事。“姨夫”和“文城”在文本中都有些虚无缥缈，小美、阿强、林祥福都只是在寻找未知的终点。虽然没有找到“姨夫”和“文城”，小美在北方遇见了林祥福，林祥福在南方的溪镇遇到一生的挚友陈永良。即使这种交互的寻找是虚无的，终点是永远无法企及的，但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北方人林祥福为寻找小美定居在溪镇，也正是在这里，他经历着溪镇人民的苦难和温情。
刘宗瑞：说到寻找，小说写主人公林祥福寻找的过程，我觉得是为了揭示苦难中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作者心中的理想世界。首先，溪镇的人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北方男子，不仅没有进行驱赶和欺压，反而时刻关心林祥福的动向。他们主动给他的女儿寻找“哺乳中的女人”，给孩子送衣服和鞋帽。陈永良夫妇孩子生病，但还是留宿了陌生人，他们夫妻却在大雪天睡在地上。这些不仅是溪镇人民本性善良的体现，也有无私爱的投射。也许正是溪镇人的口音和善良，促使林祥福决定在这里扎根，等待小美的出现。他寻找的过程是一个艰难、令人心酸的过程，寻找的结果更是未知的。但是这种苦难也随着溪镇人的帮助和信任，转变为小说中的温情。余华在艰难的寻找历程中以一丝丝的温情去抚慰人的心灵，彰显了人的真善美。除此之外，林祥福的以礼待人、顾益民的仁义、陈永良的正义以及溪镇人的友善是否代表着作者想要构造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是仁义的，充满人性的，而溪镇就是实际的文城，我觉得主人公对文城的寻找，实际上也隐含着作者在这个时代建构他内心理想世界的个人诉求。 李佳贤：小说中林祥福、阿强和小美构成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构。这两个男性在他的家庭里，都是女强男弱的类型。像林祥福他娶什么样的老婆得他母亲说了算。另外一个阿强，他母亲也是一个很强势的存在。刚才大家讲到他写暴力也写温情，但是余华在这里还凸显了女性的重要性。像那些江湖、战争、暴力，属于一种宏大叙事，是男性的一个战场。像林祥福他为什么要去寻找小美？我觉得女性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郭洪雷：大家还可以进一步聊一聊，余华为什么要写民国故事？它能形成和我们的时代、我们当下怎样的一种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吕彦霖：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徐源同学讲的政治性淡漠、外部因素很少，其实大家也都读过另一个《边城》，它基本上没有谈这个东西，这是外部的。但余华在《文城》中有意想构造一种他想要的现实，由林祥福、顾益民身上体现出来。他们是用情义、人伦这套价值观来构建了溪镇。所以我觉得余华写“文城”是提供一套他对于我们应该往哪里去的想象，可能是回归到一个特别传统的，甚至于有点保守的道德价值观念。
高妮妮：我觉得他就是想用这种纯粹的善与美，来对比、映衬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破碎与漂泊。张清华教授说余华是“用喜剧的形式来表达悲剧的内容，用平和的承受、近乎逆來顺受的态度来体味地狱的苦难。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这可能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在《文城》中，他正是想通过这样的叙事，为现代人的道德危机、精神困境求得突破的可能。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带来人民物质享受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开启了“东游西逛”模式。当一切都呈现出快餐化、碎片化的发展趋势，精神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纯粹的对比，意在召唤人心中的精神与情感。
二、极致善恶的多维解读
刘杨：这部小说在召唤精神情感中，用的是特别明显的善恶二元对立，大家怎么看这种方式？他为什么要把善和恶写到极致？
钱雨婷：这里的人很善良，这部小说算是简单的爽文。对于小美，同时爱着阿强和林祥福，我是有点无解的。到底是在什么价值观的教育下，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林祥福后来遇到的翠萍，多少也有小美的影子。最触动我的地方在小美和林祥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没有见上面，在十七年以后，两人以死者的身份，短暂地停留在彼此的身边。两人的遗憾，以及这部小说中存在的遗憾，最后都要归结于命运、无奈。小说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地方，但是因为作者这种简单化的善和恶的叙事，有了一个又一个空白。这样简单的“爽文”又有着魔力，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忘记了一开始找“文城”或者小美的计划，到后来总是想着人物如何击败土匪。但是林祥福这个人，似乎没有什么主角的味道，因为太好的人就不像我们习以为常理解的严肃文学中的“人”。他不够强烈和丰富，像是背景式的存在。在他和翠萍将要发生关系的时候，作者没有给他证明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机会，他不能发泄男人的欲望，也不会有机会走到台前。
郭洪雷：你们说爽文，我也看到爽文这种观点了。余华在写爽文的话，那么这些地方是可以接着爽的。顾益民的儿子是可以接着爽，把林祥福和小美最后凑一块去是很爽的。包括为什么把林百佳弄到上海去不接着爽呢？所以说是爽文的时候，我们得能解释，为什么他抑制住了。他给顾益民的儿子不少篇幅，然后突然就给他安排到澳洲去了。余华在想什么？
钱雨婷：我对这个也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为什么可以爽下去的地方把它停下来？可能就是他只是挖了很多空白，这样再次改编的那些人，知道这些地方都继续爽下去，因为电视剧也有很多的缺陷和漏洞，但是我们不会在意这些，只要有一条故事线就行。顾益民儿子到了澳洲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为一个看电视剧的人，必须要有一条线看电视剧，而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如果写顾益民的儿子去澳洲那件事情已经偏离这条线了。
刘杨：我们在接受通俗文学和接受严肃文学的时候，有一个标准问题。就像郭老师讲的，余华的叙事是节制的，叙事节奏是在叙事者的有力的把控下。它和一般的网络文学的写法还不一样，网络文学一个基本的审美机制是它的爽点的设置。作者要在爽点的设置上，突出爽的节奏。但是余华写得看起来很简单，但他特别有意识地在控制小说。我们看第一个“恶”的情景，就是顾家孩子在“撑杆跳”出现前，小说给你的整体感觉是什么感觉？
众：苦闷，认真、温情、严肃。
刘杨：好，也就是说在这里小说叙事笔法第一次发生了变化，写得很荒唐，但是很快就收住了。后面北洋军来也是，第二天挂了免战牌以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包括他后面写张一斧杀人时凶残的场面也是很快就结束了。
郭艺凝：我觉得不仅是在这里，还有写打仗的时候打得特别顺利，然后就又出事了，好事、坏事都没写到极致，写到70%就停下，然后就转变了。
刘杨：刚刚钱雨婷同学也讲到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林祥福性欲的消失。但是这个情节意味着什么？
徐源：让林祥福这个人变得完整，不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形象，他在去了翠萍那里时，给读者的感觉余华试图把这个人塑造成一个很完整的人物，有着阴暗和光明的两面性。他发泄没有成功，然后就圣洁化了，他从此好像眼里只有正义。
刘杨：其实意味着这个小说寻找到这里就停止了。性欲其实是爱情的一部分了，但是你看爱情在这里终结以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新的意义生成。
郭洪雷：其实小说的情感还是很饱满的。别人问林祥福为什么把这个银票放在女儿的兜里，他说没女儿要银票干嘛？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情感。林祥福如果失去了孩子，整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最能支撑自己的东西。理解林祥福这种情感，能看出中国人对孩子的那种盼望，对孩子的那种看重，感动人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刘杨：除了这些情节，我们看一下小说里面写了几种情感，你们一直在讲情义，他里面写的哪几种情义？ 众：爱情、兄弟情、主仆情、亲情、婆媳情，友情……
刘杨：所以小说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人物也不多，关系也不复杂，情节结构也是一个善恶交织的结构。但是每一种情感都用了一个读者比较能接受的方式，融合在文本中。
郭洪雷：大家接着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张一斧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恶人，是一个比较符号化的恶人。他在这个故事里边没有前因后果，就是说并不是由于故事的某种线索，或某种恩怨把他引出来。他是不是历史或者自然的一种无情的、恶的化身，大家怎么认识张一斧这个人？
吕彦霖：张一斧这个人好像天上掉下来的，特别坏后来被杀了，恶有恶报。很多人说爽文也许就爽在张一斧这个人身上。
冯颖颖：我觉得要放在善和恶的对比中理解张一斧。首先，在《文城》中有多种极致的善的人性：善良忠义的林祥福，温柔坚忍的小美。他们的这种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品格具有震慑人心的作用。甚至像“和尚”这样本来沦为土匪的人，多次帮助陈耀武，最后还在张一斧那里倒戈，还有他对母亲的孝顺，都能体现一种人性之善的至真至美。这种人性正是源自于儒教伦理文化影响下的心理，就像林祥福在母亲的培养之下饱读诗书，他早已深谙儒教的善良宽厚，小美也是看见林祥福家里书柜上的书，看准林祥福的知书达理。
但是在这种极致的善的对面是极致的恶的人性。这种人性代表就是小说中混乱、邪恶的土匪张一斧。这部小说中温情脉脉的表象中，他是一个异质性的人物，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人性的温度。他只有极致的人性之恶，人性的暴虐、残忍在他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溪镇百姓身上其实也会流露出人性之恶，听闻北洋军烧杀抢掠，溪镇的居民开始逃难，不少人扎好竹筏准备逃跑，挤到竹筏上的时候，竹筏散了，很多人丧命，这是人性的自私、保全自我。
余华的这种对深层人性的挖掘反映了他这些年对生活和世界的思考，他对人性一直怀着温情的希望，即人性之恶终会臣服于人性之善。生活中一直有如涓涓细流般温情的人性在不断流淌，人性之恶虽然会突然闯入，压抑住人性之善，但是只有善良的人性是永恒的，邪恶的人性终究会消弭。
吕彦霖：这方面我倒是跟《活着》接上了。兵患、天灾人祸都聚集在一起，在溪镇上演，然后展现他们怎么活的。这等于是把《活着》叙述内容之前的东西给补上了。中国人从那个时代到后来怎么活着，《活着》强调的也是情义。其实如果这样的话，这两个作品倒是可以放在一起，说他回到了《活着》的维度也不为过。
朱婷：我认为余华似乎有意在小说中为我们展现“性恶论”与“性善论”的博弈。一路烧杀抢掠的北洋溃军在顾益民细致周密的款待下一改往日作风，整肃军队，严以律下。溪镇百姓的诚意、仁义还是换得了平安，送走了溃军，化险为夷。这说明北洋军队仍心存为人为兵的基本信义，他们内心的善性在真情礼待下召唤出来，恶意和邪念暂时被情义驱逐。小说一边安排穷凶极恶的张一斧，目的是为了充分展露了人性之恶以及原始本能的暴力和杀戮，这是纯粹的，毫无缘由的恶;一边又安排了“和尚”这样被逼无奈落草为寇的乱世农人。“和尚”最后弃暗投明，为抗击张一斧等恶匪壮烈牺牲，人性之善最终压倒了恶，这就揭示了人的存在意义和道路选择。
高妮妮：其实要是专门为恶而恶的话，我觉得张一斧是完全可以不要的。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写落败军阀被好吃好喝招待后，反过来抢掠溪镇而达到写恶的目的。所以，读到他们最后相安无事走了之后，我倒觉得是很奇怪的。还有旅长带他外甥向林百家提亲的时候，听到林百家已经与顾家定亲之后，就到此为止了，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刘杨：她提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地方是反转，最后其实给溪镇造成最致命打击的反而不是这军阀，反而是张一斧。为什么？
叶荷娇：这其实就是善与恶的对峙和博弈，也就是说善与恶之间有一个波浪起伏的状态，此消彼长。张一斧可以把大善的林祥福杀掉，但林祥福的兄弟陈永良也可以重新反过来把恶消灭，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善恶共存才能形成一个互动关系。余华在这里所要展示的就是善与恶相交织相平衡的人生状态。
刘杨：我是同意的，因为北洋军的恶是顾益民们对抗不了的，他们没力量把这些人干掉，这就会使小说想表达的东西表达不出来。而一个大善人被一个大恶人杀掉，然后又被复仇，这个复仇实际上是最后完成了善恶的交织。小说要召唤出的情感是正向的，所以在一个善的地方滋长出来了恶的嫖娼。然后嫖娼的人被弄去澳洲了，又来了一波人，这波溃败的军队被感化了，就像叶荷娇同学说的“此消彼长”。这是一个小说叙事力量集聚的过程，小说叙事的情感力量和小说的情节走向，是在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积聚起来。
三、多元策略的有效整合
刘杨：这部小说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叙事策略上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小说的结构，大家怎么看待小说的“补”？
陈佳：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补篇融合进去到正篇，也可以直接舍弃。第一个作法是他可以在描写林祥福找寻妻子的路上，把这些情节插进去的，架构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同时我认为余华也可以不解密，不展开对补篇的叙述。如果他完全不提到小美，不提到阿强后来的故事，我可以把這个故事当作是寻找家和信念的一个故事，虽然叙事不完满，但是阐释的空间更大。虽然我在读完补篇后对小美、阿强乃至整个故事有了新的理解，但我个人觉得叙事过于完整了。小说这样可以达到设密、解密的效果，也会更吸引人。但是小说毕竟不是仅仅为了解密，还要阐释、表达。就我个人阅读感受而言，我更倾向余华舍弃整个补，或者截取部分补的细节插入正篇而更好地服务于主题。
李佳贤：其实它的正篇，主要是林祥福为核心人物，读者更多的注意力在林祥福身上。后面的补是以小美为核心，就像鲁迅的《伤逝》换了一个性别视角再叙述。林祥福是一个有限的视角，而通过小美这样一条线作者才把这个故事补全。但是，前面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很多情节又重新被激活了，就好像有了另外一个视角看同样一件事。我感觉这个补是把前面故事的意义刷新了。 郭洪雷：邵宁宁老师在《文艺报》上那篇对话的发言中，抓到了小说里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错过。这个错过在小说里的意义就是珍惜。在人的生命历程里，有很多东西可能错过了就错过了，它没有一个因为所以，不像我们在以往故事里期待的东西成为了一种现实。余华一定不能让小美和林祥福再见面，因为他贯穿着错过和珍惜。这个补里有很多珍惜的东西。
吕彦霖：我比较认同郭老师。在补篇中，他们后来去拜祠堂下了很大的雪，正好和林祥福过来的时候对上。因为脸冻得很瓷实没法弄下来，而浇热水就面目全非了。所以这种错过还是不可辨认的。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补让我感受到美丽的东西都是很忧愁的，总感觉这个像《边城》，就是永远错过了。
李佳贤：我想到了末尾，他们两个其实都已经是死去了，然后他们抬着林祥福棺材，停在小美的坟前，但是没有人知道，然后又抬上走了。
吕彦霖：是的，这种隔阂是永久的，并且是非理性、反理性，特别偶然的。其实也是有悖于刚才我们这位同学说的就是很不爽，有可能这是另一种爽。因为这是偶发性事件。他们当时已经说要走了但是都走不了，冻死在那儿了。
郭洪雷：我记得林祥福在小美之前还遇到过给他说过一个媳妇，但是后来过去就过去了。我们的生命里其实有好多东西过去你就再也找不到，再也挽回不了。很多小说写不出这种让人感到要珍惜的内涵。
吕彦霖：所以我觉得余华老师真的是长者，感受到过来人年龄的感觉，他谈了很宿命的东西，余华以前不谈宿命的，但是这个小说有非常强的宿命的感觉。
刘杨：大家注意这个小说里面说了三次，“这就是命”。这个命就是偶然性的，他关注到人生中的这种偶然性因素。如果我把它放回小说里面，就是陈佳同学刚才说的那样，我们用最常见的插叙、双线叙事、平行蒙太奇或者交叉蒙太奇，其实未尝不可。那么这个补的好处或者说不好是什么？
高妮妮：余华没有采用两线并置的线索进行叙述，而是在正文留下悬念，在补叙中解答疑问。尽管正文与补叙之间存在不合理之处，但补叙的书写并没有给人一种释疑之后的多余感，反而为小说增添了一份凄美与诗意。尤其是林祥福的棺材与小美的坟墓左右相隔的时候。其实我不觉得他们这里是一种错过，我倒觉得这是他们死后的一种相遇。令人动心的还有阿强与小美之间的情感，它已经超越了所有情感所能解释的范围，更像是融为一体的本能选择。他们的相守、结合、出逃、避世，直至最后的死亡，都带有极致的浪漫主义色彩。余华为人物安排的种种巧合与特意，都让这个悲情的故事带上了一种诗意的色彩。阿强先责备小美说我们就不应该回到溪镇来，然后小美说你为什么要来把我找回去？无论他们内心是怎样想的，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抛弃对方。就算最后死的时候，尽管阿强想走但他一直陪着小美。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成为一个共同体了。
刘杨：把它倒回在小说的正常的叙事里面，和现在这样的区别是什么？
叶荷娇：这有没有可能是余华叙事重点的一个转移？他想把爱情从林祥福生命中抽离，然后让读者更多地看见其他情义。如果他让小美这个人物一直出现在前半部分，那他们之间难免会有牵扯和相互间的粘连。字里行间时不时出现的小美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我们就难以完全地沉浸到前半部分对于爱情之外各种情义的描写中。毕竟我们在一开始阅读时就很好奇小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去到哪里了。只有让小美跟林祥福完全隔离，两个人的叙事完全割裂开来，我们才能不知不觉把所有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对林祥福一生的命运，以及他在面对各种天灾人祸时所做出的反应。余华在正篇和补篇中描述了两种生存状态，正篇中我们对小美难以理解甚至觉得气愤，但在补篇中这种隔离感被消除，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强烈的共情与感动。小美悲戚的一生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我们得以一览她的生存状态，于是我们逐渐理解甚至钦佩她充满信义的选择与决定。
还有刚才郭老师提到的“错过”这一点，我也有强烈的感觉。余华要让小美和林祥福完全错过，所以要把他们完全隔绝开来，哪怕是在叙事中也不能同时出现。这样在正篇中，当读者跟随着林祥福的视角去寻找小美时，才能真切强烈地同感到错过和失去的遗憾，也能体会到一丝在寻找过程中尘埃未定的希望。而不会因叙述中出现了“小美”这两个字而跳脱出来，这是余华有意为之的一种安排和引导。
郭洪雷：这是一种文本策略。格非的《月落荒寺》实际上跟《隐身衣》是一种阴阳关系，他先出了一个《隐身衣》，把一切的人物线索都给呈现出来了，《月落荒寺》更像是一个对《隐身衣》的补。其实我觉得《文城》补叙和前面正篇间的关系，就像《隐身衣》和《月落荒寺》的关系。如果明确了这样的一种阴阳关系，那么你就能领会得到他文本的策略是什么，想怎么样。我们在文本策略的角度上去理解，而不要仅仅理解成一种回应、交代、补余，会更好一点。
李佳贤：如果只有前面正篇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理想走势。一个绝对的主角，所有的事情都是林祥福如何有情义。他有了补之后，我刚才说感觉刷新了这个故事的意义。补就是用小美的视角和线索，把前面的故事重新激活。这样来看，小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刘杨：是的。从写作策略上来讲，小美出走是一个隱喻，它实际上是先抛出来的一个线。由于林祥福的故事已经讲完了，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小美的人生时，会感受到前面情节的悲剧性沉淀。所以林祥福的人是缺席的，但是他在情感上又是在场的。这一缺席的在场，使这个部分的关于小美的叙述，所包含的情感内涵、情感密度是不一样的。
郭洪雷：刘老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爱一个女人和承受一个女人不一样。阿强等着自己的女人和林祥福有那么长一段时间相处，这些东西是要一个男人承受的。林祥福跟小美之间是爱，那么阿强有爱的因素，同时也有一个承受的因素。他现在设计的这样一个情节线索，阿强承受的情感强度不次于林祥福。
吕彦霖：这两种人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反而是有了补，你会发现主角有可能是小美，小美后来居上。你会觉得你不看补和看这个补，这个故事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徐源：刚刚老师说从阿强和林祥福的角度来看这段感情，纯真的感情也令人动容。林祥福用一生追寻妻子的踪迹;阿强放棄衣食无忧的生活，带着被休弃的小美出走;陈耀武和林百家互生情愫;年轻英俊的副官对林百家一见钟情，得知林已订婚后也毫不纠缠。这些普通人的爱情都质朴平凡又纯真炽烈，自然流淌，而成为他们彼此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幕往事。
刘宗瑞：小美是阿强的童养媳，两人一起伴随彼此的成长、生活，成为结发妻子，这份情义是无法轻易割舍的。阿强背负不孝的名声，冒天下之大不韪寻找小美并带她脱离苦海。而小美也因为阿强而两次离开林祥福。阿强和小美在上海共同经历一生中最快乐和幸福的时刻，在去京城寻找姨父的过程中一起互相扶持，走过颠沛流离的逃离之路，这两者的情义也暗示了林祥福找不到小美的必然原因。
徐源：而且小美觉得自己如果一直都留在林祥福身边，可能后半辈子都会很后悔。
刘杨：再深入一点看，小说里面有写实、有抒情、有魔幻，其实是杂糅了多种叙事特点。余华怎么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
冯颖颖：首先，抒情作为一种写作表达方式，就是以作者个人主观情感为主、偏重审美价值，在《文城》中，余华正是以抒情作为重要手段传达小说温情的底色。这样的抒情引发了诗意。在补中，作者多次提到小美眼中金色的光。父亲带她离开西里村，看见溪镇的街道，“她的眼睛金子般地闪耀起来”，即使被父亲斥责，被未来的婆婆嫌弃，她的眼睛还是闪闪发亮。但是傍晚回到西山村时，她眼底金子般的颜色才消失。溪镇给予了小美眼底的金色，其实也暗示了小美心中向往繁华的溪镇，以及她对美的向往;小美被送到溪镇的家做童养媳后，不能穿她喜欢的花衣裳后，以及偷穿花衣裳被婆婆发现差点被休，还有一年后再穿花衣裳时，眼里没有金子般的颜色，可以说是夫家扼杀了她对美的向往。因为偷钱接济弟弟被休后，阿强来到西里镇接她，乘船离开时，她的眼底是金子般的明亮。当溪镇成为一个噩梦时，更遥远的世界唤醒了小美的希望。但是上海、北方都不是小美的归宿，小美带着对女儿的担忧回到了溪镇，小说中不再提到她眼底的光，她已失去生活的所有希望，眼中常含泪水思念女儿。
其次，小说还有苦难的突然介入。这部小说被温情的氛围所笼罩着，而苦难退居于温情之后，但是一旦出现便是鲜血淋漓的。《文城》中天灾人祸正是苦难的直接来源，最脆弱和最强大的人性也得到彰显。天灾有龙卷风、雪冻，龙卷风过后林祥福出现。而在人祸面前，温情显得不堪一击，溪镇接连出现了土匪骚扰、北洋军的闯入、刑罚的狂欢，还有乡民在逃命中丧命等苦难。在这之后是温情的突然回归。在小说叙述到土匪绑架了陈耀武被割了耳朵后，被“和尚”带走，陈耀武即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处境之时，没想到这个土匪“和尚”也有温情，把陈耀武送到自己母亲家，陈耀武也恢复了健康。
郭洪雷：我的感受不一样，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不是魔幻，因为任何一个小说它要有一种艺术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要有连贯性。我觉得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因为他对北方不熟悉。包括一些北方冬天下雹子违背科学道理;北方去锄地的时候怎么能用铲子，铲子是炒菜使的。可能这里涉及到写作者操作上的失误，和对生活世界的不熟悉。
洪佳成：关于郭老师对《文城》中不合理的极端天气描写，我有不同的意见。《文城》中一共有三次极端的天气环境，一次是写北方，林祥福的故乡在冬天下起了冰雹，一次是位于南方溪镇的龙卷风，还有一次是溪镇的大雪。北方冬天下冰雹，南方刮龙卷风和下大雪，至少这在中国境内是不符合常理的。但是显然这个故事是以中国民国年间作为时代背景，是作者真的不具备基本的地理常识吗？我认为其实是刻意安排。
小说中出现的极端天气，都与小说的关键转折情节吻合了。下冰雹的那一晚是林祥福与小美感情升温的关键节点，龙卷风则把林祥福与女儿带到了溪镇，溪镇的大雪让林祥福与陈永良相识相知，同时也是小美无法与林祥福再相见的原因。可以说，是这样魔幻的极端天气，引导林祥福一步一步进入溪镇，才有了后续在溪镇发生的故事。在林祥福进入溪镇之前，推动情节发展的是恶劣的天气环境，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在林祥福进入溪镇之后，无论是土匪还是军阀，故事的主要矛盾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除了关于环境的魔幻描写，小说中关于被割一只耳朵的人，身体会不自觉地歪斜起来，这其实也带有一些富有戏剧性的色彩。作者仿佛有意无意地在小说中穿插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这让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神话故事。
郭洪雷：我为什么不反对刘老师那种观点，的确在写大雪的时候，我们按照这个常识去理解它是过不去的。很难想象，小美和阿强就是本地人，有房子、有地、有钱，在那个城隍庙里面竟然冻僵死了。除非在这种很不自然的书写当中，它贯穿了某种意思。按正常的叙事逻辑或生活逻辑说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另外一种理解。
刘杨：小说叙事的状态一直在切换，一会儿写自然时奇诡，一会儿写土匪时夸张，又用了带有讽刺性的笔法写嫖妓，还有老老实实地写感人至深的情感。但是你整体读下来又不是很违和。
郭艺凝：我觉得他写矛盾显得有点平庸。因为我觉得他的每一个感情之前都是有一种话说一半，然后最后看完之后感觉什么都没有表达。我看《活着》时候有一种感觉，他那本书很切题，有一种“活着”的感觉，然后我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活着》至少让我有一些反思，但是看完《文城》之后没有什么感想。
刘杨：郭艺凝说的一点很重要，《活着》叙事是极其缜密的。但《文城》在平面里面又展开了多维叙事手法。《活着》是有意识用固定的叙事语态引导读者的情绪。
叶荷娇：我觉得余华是在描述人不同的生存状态，但是他不会对人的各种生存状态做深入的解析，他只会点到为止，让我们自己去看、去体会。就像刚才说的正篇和补篇，它们就呈现出同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状态。同一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其内涵差别也就在于我们到底怎么看它。所以我觉得余华可能是对人生中看起来很混乱、很无常、很即兴的情绪和状况，做一个点到为止的展示。他没有去深入地挖掘，没有去问为什么，而只是给予了充满温情的包容和理解，然后让我们自己感受。 冯颖颖：我觉得小说里还有南北方文化的渗透和融合。在《文城》当中，主人公林祥福作为一个来自黄河北边的北方人，从北到南開始他的寻妻之旅，最后在南方定居。由于北方的自然条件比南方严酷，使得北方作家的文学作品常有生命礼赞、文化颂歌，传达出北方人民精神的坚忍和豁达。余华将这种北方文化的精神倾注在作品中的主人公林祥福身上，而林祥福在溪镇拥有万亩荡一千多亩地，是北方人对土地的依恋。
余华从小在南方出生长大，耳濡目染江浙一带的风土人情，他的创作也时常以南方为背景，吴越文化的水文化浇灌在《文城》中。溪镇的语言就像南方水乡一样水路纵横，“他们的家乡出门就遇河，抬脚得用船”。在《文城》中，着重写了溪镇的小手工生产者的形象。尤其在《补》中补完了小美和阿强的故事，溪镇中沈家织补手艺高超，小美在沈家做童养媳的日子里，和阿强每天做着织补工作，而且沈家靠着一代代传承的织补技艺存下了不少家当。还有溪镇中种种习俗，如溪镇的姑娘都穿木屐、小美的婆婆要阿强“走大路”，就是让选妻子还是母亲等。
四、精致舒缓的叙事语言
吕彦霖：刚才刘老师说他有很多手法加在里边，我觉得余华是个特别成熟的小说家，就是他的平衡能力特别强，所以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突兀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和余华的语言是不是有关系？
郭洪雷：有一个传统是读小说，卡夫卡写小说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小说朗读给自己的朋友听，然后形成一种朋友之间的交流。我读一段给你们听，为什么这样写？（朗读文城第一段话）开始我特别关注他第一段，“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尤其是刚开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写小说？有一种理解是他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活着》的那种叙述，透过这种语言，寻找过去的那样一种叙述感。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有”？在溪镇“有”一个人，我感到是他追求的效果。“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有”出来的。我们中国古代很多小说就是这样讲，比如《聊斋志异》。大家对他的语言有什么想法？
李佳贤：读这部小说可以在短时间一口气读完，因为情节抓人，是一个好故事，这是一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语言很干净，没有什么磕磕绊绊的。
吴晨：余华虽因叙事上的大胆实验而被称为先锋作家，但从叙事先锋实验的背后，我们仍可看出他对古典美学的推崇。在《文城》中，余华的语言始终力避繁复，少有风景描写，却有一种别样的宁静与优美之感。在那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时代，人物的情感起伏虽大，但中国人的情感表达一贯是含蓄的，欧化的抒情语句并不适合阐述中国式的情感。而在余华那简洁而又典雅的语言下，中国式含蓄情感能够自然地流淌。龙卷风过后，林福祥的女儿失而复得，一句“不是一个从灾难里走来的人，在霞光里走来的是一个欢欣的父亲”，再加上后期的一句“女儿丢了，我还要银票干什么？”便将厚重的中国式父爱表达得淋漓尽致。
郭洪雷：其实很多小说家善写短句，汪曾祺、莫言都是如此，但是余华的语言没有太多长句，也很少短句。它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语言，叙述的晃动感很小。
吕彦霖：我感觉他的语言像《创世纪》，就是他好像在创造一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其实有可能就是他的希腊小庙，他自己在里边供奉了点什么。语言的密度很高，并且文气又不会中断，无论是正篇还是补篇，都没有明显的阻隔感，也没有特别强的拼贴痕迹。
冯颖颖：余华对《圣经》的熟悉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比如《第七天》来自于圣经的《旧约·创世记》。这部小说中，不仅能从林祥福怀抱女儿的画面联想到《圣经》故事，林祥福背着巨大的包袱南下的样子，像班扬《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背负重物逃离他所居住的“毁灭城”，在“福音使者”的启发下，克服了“受辱谷”“死影谷”“名利场”等等精神考验，踏上通往天国城的历程。从这一点来看，林祥福的一生确实有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影子。对于林祥福而言，“文城”就是他的“天国城”，因为在那里有他最爱的小美。在溪镇的日子里，他面对着乱世之下的考验，最后死于土匪张一斧的刀下，但是他最后是微笑着离开人间的，因为他知道，只有死亡才能到达“文城”，与他心中的神——小美相伴。同样，“补”中的阿强背着一个巨大包袱，带着小美北上寻找“姨夫”，也有类似感觉。如果有读者觉得和《旧约》有关，其实不仅是语言上的相似，还有背后的情感结构。
刘杨：回到汉语写作的角度来看，余华这种连贯性语言，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句接着一句写的，连接很紧密。汉语里面是可以有联动句的，这个联动句实际上是增强了句子的连贯性，就是吕老师说的语言密度。
刘宗瑞：我觉得余华的语言中有南方轻柔的特质，比较自然。余华曾这样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在《文城》中，余华写的是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甚至小说有很多地名等是引用和化用。除此之外，比如对小美气息的描述，那种轻柔和清淡的气息描述给读者一种如沐春风的体验，而这种语句感受不到刻意，语句自然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也是自然的。
刘杨：“小美嘴里的气息洒在他脸上，那是无色无味的气息，像晨风一样干净”。这里是通感，然后“在他的脸上吹拂而过时，有着难以言传的轻柔”。其实他用词一看就是刻意拣选过，但是这样的刻意拣选的词又达成了一种很自然的叙述效果。它里面有修辞，但这种修辞化成了一种读者阅读时清风拂过的感受。实际上他的语言是尽可能激活语言的能指，所以不是那种网络爽文，那些作品的语言基本上是靠所指。余华通过激活语言能指，让语言的能指变得有弹性，再激发出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五、为何“文城”，何为“文城”？
刘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说为什么叫《文城》，这个题目大家怎么看？
朱婷：文城是阿强捏造的地名，也是小说的一个引子，它是主人公林祥福与小美和阿强一生命运羁绊的交叉线索，同时也可以说是“桃源”隐喻。在小说的文本中，溪镇是最像“文城”的地方，这里充满了温情和人性美。小说以林祥福在溪镇的生活轨迹展现了这个“桃源”的温情。这主要体现在各类人际关系的真诚和良善，如亲情、友情、爱情、主仆情等等。这些情感交互产生了浓浓的人情美，展现了人的本真状态与真实的情感流露。如果没有兵匪之患，溪镇显然是一个生活的理想之地。溪镇中的人性美体现在翠萍的坚韧、陈永良夫妇的质朴、陈耀武的勇敢、朱伯崇民团的义勇……这些揭示的是溪镇普通人的内在精神、品格、信念和理想，也正是人文关怀所坚守的人本身的真、善、美。 姚佳怡：阿强他编造了一个“文城”来应付林祥福的质询，但是这个作为书名我觉得不太合适。小说原来叫《南方往事》，而他改成《文城》可能会比较有记忆点，但是没有很大的道理。这导致大家在评论的时候都把“文城”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开始讨论“文城”有什么意义。但是“文城”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书名不叫《文城》的话，这个点可能就被大家放过去了。
刘杨：好，这是一种理解方式，他只是阿强用来骗人的一个东西，这里面大家注意在后面写的时候，小美问他问题在哪？那么这个谁也不知道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徐源：文城究竟在哪里？小美和阿强的一段对话令人印象很深刻。“文城在哪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它最初是捏造出来的地名，是阿强为了掩盖自己和小美的身份编造的谎言;之后成为林祥福千里寻妻的目的地，是信念与憧憬的代名词，成为溪镇的一个别名;最后文城甚至是一个乌托邦的符号。反观当下，在物质利益的洪流之中，那些最本真的精神品格变得越来越难以寻觅，《文城》或许是余华为回应当下社会现状交出的答卷。林祥福终其一生也未寻得的“文城”，也许一直都在陈永良、顾益民和他自己的心中，在溪镇每一个乡民和读者的内心深处。
郭洪雷：“文城”，还有“理想国”，“太阳城”，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成一种所谓的乌托邦式的题目。原来叫《南方往事》为什么改成了“文城”？任何一个作家给作品换一个题目，往往是引导某种东西。可能如果这个故事不叫“文城”的话，读者根本不拿“文城”当回事了。而他又偏偏拿“文城”作为一个题目，是不是包含着理想？他对溪镇的描写也是理想化的，对道德状态、对民间生活都有理想化的一面。
李佳贤：对，这里的人物其实都不是所谓的圆形人物，他把人物符号化或者是推向极端。这样的话，故事跟现实是有区别的。余华他写的就是“文城”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文城”其实就是溪镇，但是在他的叙述里这个地方是“文城”而不是溪镇，他是想要超出现实。
叶荷娇：我想《文城》是不是还取义于《围城》和《边城》这样已经沉淀、成型的隐喻性标题，暗示着其本身具有的隐喻性功能？一方面两个字的“文城”其实更方便记忆，比《南方往事》更有特色和聚焦点;而另一方面，大家也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围城》和《边城》，想到其中所蕴含的隐喻和象征意义，而能更发散地去挖掘更多内在涵义。“文城”本身并不存在，但它可以作为一个寓言而激发新的可能性。
同時，以“文城”这样不存在的、虚构性的对象作为题目，能在“务虚”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效能。整个故事除了“文城”之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实的世界。但“文城”却是一个被刻意提出来的、完全虚构的东西，这样的形式就让人联想到玉璧或中间被穿了孔而空心的玉珠。余华通过中间空的这个点，把《文城》作为了概括全篇的题目，就能连缀起所有实，并且能穿过中空的点让整个盘灵巧转动起来。我们也能跟着余华从虚入手，巧妙地看见实、抓住实、调动实，在实和虚的交织中体会到故事张力。
刘杨：这样看“文城”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城。我补充一点，这样不依赖外部的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等信息，而靠文学性形成审美意义的作品，是真正暌违已久的。这样理解的话，文城是阿强虚构的地方，而文学也是虚构的。余华虚构了一座文学之城，在情义世界的审美重构中，不动声色地展现出他细腻深厚的叙事创造力，小心翼翼地搭建着这座文学之城。他不再放任社会历史信息在文本中泛泛而谈，而是让人情人性等在审美世界中低声呢喃。这是我对“文城”这个题目的一点补充性的理解。今天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戴春艳）
讨论整理：刘宗瑞
一、情义背后的精神坚守
刘杨：余华的小说《文城》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这种新作品是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希望大家还是沿着这个作品寫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写，写得怎么样的思路，畅所欲言。
吴晨：我认为余华的《文城》描绘了一个富有古典气息、遵循传统规则的小镇——溪镇。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当时的大城市如上海等已开始走向现代化，而溪镇却依旧是以顾益民为代表的乡绅依照传统经验进行治理的“礼治”社会。面对天灾，便拿出三牲祭拜苍天;面对人祸，便以仁义为武器来应对。镇上的民众恪守着侠义与仁义等传统价值观念。外面世界盛行的西化与革命之风就像未曾吹过这里。
徐源：余华新作《文城》以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乱世作为叙事背景，通过主人公林祥福充满传奇色彩的寻找“文城”之途，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人间情义的江南小城——溪镇。林祥福终其一生也未寻得的“文城”，或许是一个余华试图构造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符号。
我注意到虽然《文城》是清末民初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故事，但其中没有民国题材小说常见的革命主题，没有革命思想、三民主义等政治关键词。余华似乎有意抛开了这些意识形态层面的叙事，让主人公在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混乱世道中，踏上充满传奇色彩的找寻之旅。溪镇就像一个童话般的小城。这里没有传统守旧与现代文明的对峙，取而代之的是江湖上的冲突和自然灾难的迫害，如镇民与土匪冲突、镇民与溃军的冲突，以及那场结束了小美和阿强生命的暴雪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座小城中的人们仿佛只为守护风雨飘摇的家园而活。
同时，小城里阶层的分化被消融于无形。商会会长顾益民、地主林祥福、穷苦的外乡人陈永良一家、田大五兄弟等身份迥异的人物，都在生活中彼此照拂或发生关联。小说最后对林祥福落叶归根之时的描述尤为动人：“林祥福的童年是在田大肩膀上度过的，田大驮着他一次次走遍村庄和田野，现在他与田大平躺在一起，踏上了落叶归根之路。”这是不是也隐喻着阶层的差异最终被人间情义消解？
刘杨：溪镇里面的人为什么都是侠义或豪情？
徐源：我觉得江湖侠义是溪镇至高的精神信仰。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溪镇中无论是身份显赫的人物，还是贫寒小民，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侠义豪情，推动整个故事走向高潮。小说中依然存在余华擅长的暴力描写和苦难叙事，这与溪镇乡民的重情重义形成巨大反差，书写苦难是为了彰显温情，凸显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这种精神品格。林祥福冒着生命危险为顾益民送赎金，不惜和土匪同归于尽;陈永良和林祥福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变成患难与共、亲如手足的挚友，陈最终亲手为死去的林祥福报了仇。土匪“和尚”曾经救过陈永良长子陈耀武，陈永良后与“和尚”结拜为兄弟，“和尚”死去后，把他的老母亲接回家中照顾等等。
溪镇有文城的影子，但不是文城的全部。《文城》的悲悯情怀以及那个满载情与义的世界，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但《文城》中的溪镇处于风雨飘摇的乱世，人物之间的纠葛关系也十分复杂，它终究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静谧朦胧的边城。这里流淌着侠义、纯真的人性之美，也涌动着麻木、腐朽的暗流。
刘杨：你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部小说没有外在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的符号。但至于它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你重点讲的是小说里面情义的精神这个方面的力量。但除了这个方面力量，在小说里面还写了作恶、暴力。
徐源：我觉得他的暴力叙事有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更加凸显情义。
王海月：我觉得文本中的暴力叙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从整个文本来看，暴力情节主要在前部分，而土匪是实行暴力的主体，一连串的暴力情节在温情、侠义的叙事氛围中凸现，使得小说试图建立的人性乌托邦更加真实和丰富。陈永良、林祥福是作者有意设计的“好人”，并且作为一种价值符号近乎被神化，包括两人之间的关系，从素未相识到患难之交的兄弟，更像是传统伦理关系在当下语境下被重新激活。他们象征着人性中美和温情的一面;而土匪群体的介入，在文本内部构建起另一种话语，即与人性之美背道而驰的暴力话语。表面上看这样的话语是对前面温情话语铺陈的突围和对峙，而实际上却是对人性另一面的补充，它让作者建构的小世界变得真实、立体、丰富，两者在文本内部进行着博弈。如果将暴力的这一部分抽离，我们就会发现文本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溪镇也成为一个纯粹的、几近平面化的人性乌托邦，如此一来，小说也失去了它应有的厚度和张力。我以为，余华在这里的暴力叙事延续了他以往作品中的倾向，从而构筑了属于他自己作品中的暴力美学。
冯颖颖：我觉得《文城》讲述了一个北上南下双向寻找的故事：小美和阿强北上寻找姨夫以及林祥福南下寻找文城的故事。“姨夫”和“文城”在文本中都有些虚无缥缈，小美、阿强、林祥福都只是在寻找未知的终点。虽然没有找到“姨夫”和“文城”，小美在北方遇见了林祥福，林祥福在南方的溪镇遇到一生的挚友陈永良。即使这种交互的寻找是虚无的，终点是永远无法企及的，但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北方人林祥福为寻找小美定居在溪镇，也正是在这里，他经历着溪镇人民的苦难和温情。
刘宗瑞：说到寻找，小说写主人公林祥福寻找的过程，我觉得是为了揭示苦难中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作者心中的理想世界。首先，溪镇的人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北方男子，不仅没有进行驱赶和欺压，反而时刻关心林祥福的动向。他们主动给他的女儿寻找“哺乳中的女人”，给孩子送衣服和鞋帽。陈永良夫妇孩子生病，但还是留宿了陌生人，他们夫妻却在大雪天睡在地上。这些不仅是溪镇人民本性善良的体现，也有无私爱的投射。也许正是溪镇人的口音和善良，促使林祥福决定在这里扎根，等待小美的出现。他寻找的过程是一个艰难、令人心酸的过程，寻找的结果更是未知的。但是这种苦难也随着溪镇人的帮助和信任，转变为小说中的温情。余华在艰难的寻找历程中以一丝丝的温情去抚慰人的心灵，彰显了人的真善美。除此之外，林祥福的以礼待人、顾益民的仁义、陈永良的正义以及溪镇人的友善是否代表着作者想要构造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是仁义的，充满人性的，而溪镇就是实际的文城，我觉得主人公对文城的寻找，实际上也隐含着作者在这个时代建构他内心理想世界的个人诉求。 李佳贤：小说中林祥福、阿强和小美构成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构。这两个男性在他的家庭里，都是女强男弱的类型。像林祥福他娶什么样的老婆得他母亲说了算。另外一个阿强，他母亲也是一个很强势的存在。刚才大家讲到他写暴力也写温情，但是余华在这里还凸显了女性的重要性。像那些江湖、战争、暴力，属于一种宏大叙事，是男性的一个战场。像林祥福他为什么要去寻找小美？我觉得女性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郭洪雷：大家还可以进一步聊一聊，余华为什么要写民国故事？它能形成和我们的时代、我们当下怎样的一种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吕彦霖：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徐源同学讲的政治性淡漠、外部因素很少，其实大家也都读过另一个《边城》，它基本上没有谈这个东西，这是外部的。但余华在《文城》中有意想构造一种他想要的现实，由林祥福、顾益民身上体现出来。他们是用情义、人伦这套价值观来构建了溪镇。所以我觉得余华写“文城”是提供一套他对于我们应该往哪里去的想象，可能是回归到一个特别传统的，甚至于有点保守的道德价值观念。
高妮妮：我觉得他就是想用这种纯粹的善与美，来对比、映衬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破碎与漂泊。张清华教授说余华是“用喜剧的形式来表达悲剧的内容，用平和的承受、近乎逆來顺受的态度来体味地狱的苦难。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这可能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在《文城》中，他正是想通过这样的叙事，为现代人的道德危机、精神困境求得突破的可能。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带来人民物质享受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开启了“东游西逛”模式。当一切都呈现出快餐化、碎片化的发展趋势，精神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纯粹的对比，意在召唤人心中的精神与情感。
二、极致善恶的多维解读
刘杨：这部小说在召唤精神情感中，用的是特别明显的善恶二元对立，大家怎么看这种方式？他为什么要把善和恶写到极致？
钱雨婷：这里的人很善良，这部小说算是简单的爽文。对于小美，同时爱着阿强和林祥福，我是有点无解的。到底是在什么价值观的教育下，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林祥福后来遇到的翠萍，多少也有小美的影子。最触动我的地方在小美和林祥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没有见上面，在十七年以后，两人以死者的身份，短暂地停留在彼此的身边。两人的遗憾，以及这部小说中存在的遗憾，最后都要归结于命运、无奈。小说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地方，但是因为作者这种简单化的善和恶的叙事，有了一个又一个空白。这样简单的“爽文”又有着魔力，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忘记了一开始找“文城”或者小美的计划，到后来总是想着人物如何击败土匪。但是林祥福这个人，似乎没有什么主角的味道，因为太好的人就不像我们习以为常理解的严肃文学中的“人”。他不够强烈和丰富，像是背景式的存在。在他和翠萍将要发生关系的时候，作者没有给他证明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机会，他不能发泄男人的欲望，也不会有机会走到台前。
郭洪雷：你们说爽文，我也看到爽文这种观点了。余华在写爽文的话，那么这些地方是可以接着爽的。顾益民的儿子是可以接着爽，把林祥福和小美最后凑一块去是很爽的。包括为什么把林百佳弄到上海去不接着爽呢？所以说是爽文的时候，我们得能解释，为什么他抑制住了。他给顾益民的儿子不少篇幅，然后突然就给他安排到澳洲去了。余华在想什么？
钱雨婷：我对这个也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为什么可以爽下去的地方把它停下来？可能就是他只是挖了很多空白，这样再次改编的那些人，知道这些地方都继续爽下去，因为电视剧也有很多的缺陷和漏洞，但是我们不会在意这些，只要有一条故事线就行。顾益民儿子到了澳洲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为一个看电视剧的人，必须要有一条线看电视剧，而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如果写顾益民的儿子去澳洲那件事情已经偏离这条线了。
刘杨：我们在接受通俗文学和接受严肃文学的时候，有一个标准问题。就像郭老师讲的，余华的叙事是节制的，叙事节奏是在叙事者的有力的把控下。它和一般的网络文学的写法还不一样，网络文学一个基本的审美机制是它的爽点的设置。作者要在爽点的设置上，突出爽的节奏。但是余华写得看起来很简单，但他特别有意识地在控制小说。我们看第一个“恶”的情景，就是顾家孩子在“撑杆跳”出现前，小说给你的整体感觉是什么感觉？
众：苦闷，认真、温情、严肃。
刘杨：好，也就是说在这里小说叙事笔法第一次发生了变化，写得很荒唐，但是很快就收住了。后面北洋军来也是，第二天挂了免战牌以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包括他后面写张一斧杀人时凶残的场面也是很快就结束了。
郭艺凝：我觉得不仅是在这里，还有写打仗的时候打得特别顺利，然后就又出事了，好事、坏事都没写到极致，写到70%就停下，然后就转变了。
刘杨：刚刚钱雨婷同学也讲到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林祥福性欲的消失。但是这个情节意味着什么？
徐源：让林祥福这个人变得完整，不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形象，他在去了翠萍那里时，给读者的感觉余华试图把这个人塑造成一个很完整的人物，有着阴暗和光明的两面性。他发泄没有成功，然后就圣洁化了，他从此好像眼里只有正义。
刘杨：其实意味着这个小说寻找到这里就停止了。性欲其实是爱情的一部分了，但是你看爱情在这里终结以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新的意义生成。
郭洪雷：其实小说的情感还是很饱满的。别人问林祥福为什么把这个银票放在女儿的兜里，他说没女儿要银票干嘛？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情感。林祥福如果失去了孩子，整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最能支撑自己的东西。理解林祥福这种情感，能看出中国人对孩子的那种盼望，对孩子的那种看重，感动人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刘杨：除了这些情节，我们看一下小说里面写了几种情感，你们一直在讲情义，他里面写的哪几种情义？ 众：爱情、兄弟情、主仆情、亲情、婆媳情，友情……
刘杨：所以小说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人物也不多，关系也不复杂，情节结构也是一个善恶交织的结构。但是每一种情感都用了一个读者比较能接受的方式，融合在文本中。
郭洪雷：大家接着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张一斧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恶人，是一个比较符号化的恶人。他在这个故事里边没有前因后果，就是说并不是由于故事的某种线索，或某种恩怨把他引出来。他是不是历史或者自然的一种无情的、恶的化身，大家怎么认识张一斧这个人？
吕彦霖：张一斧这个人好像天上掉下来的，特别坏后来被杀了，恶有恶报。很多人说爽文也许就爽在张一斧这个人身上。
冯颖颖：我觉得要放在善和恶的对比中理解张一斧。首先，在《文城》中有多种极致的善的人性：善良忠义的林祥福，温柔坚忍的小美。他们的这种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品格具有震慑人心的作用。甚至像“和尚”这样本来沦为土匪的人，多次帮助陈耀武，最后还在张一斧那里倒戈，还有他对母亲的孝顺，都能体现一种人性之善的至真至美。这种人性正是源自于儒教伦理文化影响下的心理，就像林祥福在母亲的培养之下饱读诗书，他早已深谙儒教的善良宽厚，小美也是看见林祥福家里书柜上的书，看准林祥福的知书达理。
但是在这种极致的善的对面是极致的恶的人性。这种人性代表就是小说中混乱、邪恶的土匪张一斧。这部小说中温情脉脉的表象中，他是一个异质性的人物，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人性的温度。他只有极致的人性之恶，人性的暴虐、残忍在他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溪镇百姓身上其实也会流露出人性之恶，听闻北洋军烧杀抢掠，溪镇的居民开始逃难，不少人扎好竹筏准备逃跑，挤到竹筏上的时候，竹筏散了，很多人丧命，这是人性的自私、保全自我。
余华的这种对深层人性的挖掘反映了他这些年对生活和世界的思考，他对人性一直怀着温情的希望，即人性之恶终会臣服于人性之善。生活中一直有如涓涓细流般温情的人性在不断流淌，人性之恶虽然会突然闯入，压抑住人性之善，但是只有善良的人性是永恒的，邪恶的人性终究会消弭。
吕彦霖：这方面我倒是跟《活着》接上了。兵患、天灾人祸都聚集在一起，在溪镇上演，然后展现他们怎么活的。这等于是把《活着》叙述内容之前的东西给补上了。中国人从那个时代到后来怎么活着，《活着》强调的也是情义。其实如果这样的话，这两个作品倒是可以放在一起，说他回到了《活着》的维度也不为过。
朱婷：我认为余华似乎有意在小说中为我们展现“性恶论”与“性善论”的博弈。一路烧杀抢掠的北洋溃军在顾益民细致周密的款待下一改往日作风，整肃军队，严以律下。溪镇百姓的诚意、仁义还是换得了平安，送走了溃军，化险为夷。这说明北洋军队仍心存为人为兵的基本信义，他们内心的善性在真情礼待下召唤出来，恶意和邪念暂时被情义驱逐。小说一边安排穷凶极恶的张一斧，目的是为了充分展露了人性之恶以及原始本能的暴力和杀戮，这是纯粹的，毫无缘由的恶;一边又安排了“和尚”这样被逼无奈落草为寇的乱世农人。“和尚”最后弃暗投明，为抗击张一斧等恶匪壮烈牺牲，人性之善最终压倒了恶，这就揭示了人的存在意义和道路选择。
高妮妮：其实要是专门为恶而恶的话，我觉得张一斧是完全可以不要的。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写落败军阀被好吃好喝招待后，反过来抢掠溪镇而达到写恶的目的。所以，读到他们最后相安无事走了之后，我倒觉得是很奇怪的。还有旅长带他外甥向林百家提亲的时候，听到林百家已经与顾家定亲之后，就到此为止了，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刘杨：她提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地方是反转，最后其实给溪镇造成最致命打击的反而不是这军阀，反而是张一斧。为什么？
叶荷娇：这其实就是善与恶的对峙和博弈，也就是说善与恶之间有一个波浪起伏的状态，此消彼长。张一斧可以把大善的林祥福杀掉，但林祥福的兄弟陈永良也可以重新反过来把恶消灭，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善恶共存才能形成一个互动关系。余华在这里所要展示的就是善与恶相交织相平衡的人生状态。
刘杨：我是同意的，因为北洋军的恶是顾益民们对抗不了的，他们没力量把这些人干掉，这就会使小说想表达的东西表达不出来。而一个大善人被一个大恶人杀掉，然后又被复仇，这个复仇实际上是最后完成了善恶的交织。小说要召唤出的情感是正向的，所以在一个善的地方滋长出来了恶的嫖娼。然后嫖娼的人被弄去澳洲了，又来了一波人，这波溃败的军队被感化了，就像叶荷娇同学说的“此消彼长”。这是一个小说叙事力量集聚的过程，小说叙事的情感力量和小说的情节走向，是在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积聚起来。
三、多元策略的有效整合
刘杨：这部小说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叙事策略上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小说的结构，大家怎么看待小说的“补”？
陈佳：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补篇融合进去到正篇，也可以直接舍弃。第一个作法是他可以在描写林祥福找寻妻子的路上，把这些情节插进去的，架构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同时我认为余华也可以不解密，不展开对补篇的叙述。如果他完全不提到小美，不提到阿强后来的故事，我可以把這个故事当作是寻找家和信念的一个故事，虽然叙事不完满，但是阐释的空间更大。虽然我在读完补篇后对小美、阿强乃至整个故事有了新的理解，但我个人觉得叙事过于完整了。小说这样可以达到设密、解密的效果，也会更吸引人。但是小说毕竟不是仅仅为了解密，还要阐释、表达。就我个人阅读感受而言，我更倾向余华舍弃整个补，或者截取部分补的细节插入正篇而更好地服务于主题。
李佳贤：其实它的正篇，主要是林祥福为核心人物，读者更多的注意力在林祥福身上。后面的补是以小美为核心，就像鲁迅的《伤逝》换了一个性别视角再叙述。林祥福是一个有限的视角，而通过小美这样一条线作者才把这个故事补全。但是，前面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很多情节又重新被激活了，就好像有了另外一个视角看同样一件事。我感觉这个补是把前面故事的意义刷新了。 郭洪雷：邵宁宁老师在《文艺报》上那篇对话的发言中，抓到了小说里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错过。这个错过在小说里的意义就是珍惜。在人的生命历程里，有很多东西可能错过了就错过了，它没有一个因为所以，不像我们在以往故事里期待的东西成为了一种现实。余华一定不能让小美和林祥福再见面，因为他贯穿着错过和珍惜。这个补里有很多珍惜的东西。
吕彦霖：我比较认同郭老师。在补篇中，他们后来去拜祠堂下了很大的雪，正好和林祥福过来的时候对上。因为脸冻得很瓷实没法弄下来，而浇热水就面目全非了。所以这种错过还是不可辨认的。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补让我感受到美丽的东西都是很忧愁的，总感觉这个像《边城》，就是永远错过了。
李佳贤：我想到了末尾，他们两个其实都已经是死去了，然后他们抬着林祥福棺材，停在小美的坟前，但是没有人知道，然后又抬上走了。
吕彦霖：是的，这种隔阂是永久的，并且是非理性、反理性，特别偶然的。其实也是有悖于刚才我们这位同学说的就是很不爽，有可能这是另一种爽。因为这是偶发性事件。他们当时已经说要走了但是都走不了，冻死在那儿了。
郭洪雷：我记得林祥福在小美之前还遇到过给他说过一个媳妇，但是后来过去就过去了。我们的生命里其实有好多东西过去你就再也找不到，再也挽回不了。很多小说写不出这种让人感到要珍惜的内涵。
吕彦霖：所以我觉得余华老师真的是长者，感受到过来人年龄的感觉，他谈了很宿命的东西，余华以前不谈宿命的，但是这个小说有非常强的宿命的感觉。
刘杨：大家注意这个小说里面说了三次，“这就是命”。这个命就是偶然性的，他关注到人生中的这种偶然性因素。如果我把它放回小说里面，就是陈佳同学刚才说的那样，我们用最常见的插叙、双线叙事、平行蒙太奇或者交叉蒙太奇，其实未尝不可。那么这个补的好处或者说不好是什么？
高妮妮：余华没有采用两线并置的线索进行叙述，而是在正文留下悬念，在补叙中解答疑问。尽管正文与补叙之间存在不合理之处，但补叙的书写并没有给人一种释疑之后的多余感，反而为小说增添了一份凄美与诗意。尤其是林祥福的棺材与小美的坟墓左右相隔的时候。其实我不觉得他们这里是一种错过，我倒觉得这是他们死后的一种相遇。令人动心的还有阿强与小美之间的情感，它已经超越了所有情感所能解释的范围，更像是融为一体的本能选择。他们的相守、结合、出逃、避世，直至最后的死亡，都带有极致的浪漫主义色彩。余华为人物安排的种种巧合与特意，都让这个悲情的故事带上了一种诗意的色彩。阿强先责备小美说我们就不应该回到溪镇来，然后小美说你为什么要来把我找回去？无论他们内心是怎样想的，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抛弃对方。就算最后死的时候，尽管阿强想走但他一直陪着小美。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成为一个共同体了。
刘杨：把它倒回在小说的正常的叙事里面，和现在这样的区别是什么？
叶荷娇：这有没有可能是余华叙事重点的一个转移？他想把爱情从林祥福生命中抽离，然后让读者更多地看见其他情义。如果他让小美这个人物一直出现在前半部分，那他们之间难免会有牵扯和相互间的粘连。字里行间时不时出现的小美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我们就难以完全地沉浸到前半部分对于爱情之外各种情义的描写中。毕竟我们在一开始阅读时就很好奇小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去到哪里了。只有让小美跟林祥福完全隔离，两个人的叙事完全割裂开来，我们才能不知不觉把所有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对林祥福一生的命运，以及他在面对各种天灾人祸时所做出的反应。余华在正篇和补篇中描述了两种生存状态，正篇中我们对小美难以理解甚至觉得气愤，但在补篇中这种隔离感被消除，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强烈的共情与感动。小美悲戚的一生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我们得以一览她的生存状态，于是我们逐渐理解甚至钦佩她充满信义的选择与决定。
还有刚才郭老师提到的“错过”这一点，我也有强烈的感觉。余华要让小美和林祥福完全错过，所以要把他们完全隔绝开来，哪怕是在叙事中也不能同时出现。这样在正篇中，当读者跟随着林祥福的视角去寻找小美时，才能真切强烈地同感到错过和失去的遗憾，也能体会到一丝在寻找过程中尘埃未定的希望。而不会因叙述中出现了“小美”这两个字而跳脱出来，这是余华有意为之的一种安排和引导。
郭洪雷：这是一种文本策略。格非的《月落荒寺》实际上跟《隐身衣》是一种阴阳关系，他先出了一个《隐身衣》，把一切的人物线索都给呈现出来了，《月落荒寺》更像是一个对《隐身衣》的补。其实我觉得《文城》补叙和前面正篇间的关系，就像《隐身衣》和《月落荒寺》的关系。如果明确了这样的一种阴阳关系，那么你就能领会得到他文本的策略是什么，想怎么样。我们在文本策略的角度上去理解，而不要仅仅理解成一种回应、交代、补余，会更好一点。
李佳贤：如果只有前面正篇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理想走势。一个绝对的主角，所有的事情都是林祥福如何有情义。他有了补之后，我刚才说感觉刷新了这个故事的意义。补就是用小美的视角和线索，把前面的故事重新激活。这样来看，小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刘杨：是的。从写作策略上来讲，小美出走是一个隱喻，它实际上是先抛出来的一个线。由于林祥福的故事已经讲完了，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小美的人生时，会感受到前面情节的悲剧性沉淀。所以林祥福的人是缺席的，但是他在情感上又是在场的。这一缺席的在场，使这个部分的关于小美的叙述，所包含的情感内涵、情感密度是不一样的。
郭洪雷：刘老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爱一个女人和承受一个女人不一样。阿强等着自己的女人和林祥福有那么长一段时间相处，这些东西是要一个男人承受的。林祥福跟小美之间是爱，那么阿强有爱的因素，同时也有一个承受的因素。他现在设计的这样一个情节线索，阿强承受的情感强度不次于林祥福。
吕彦霖：这两种人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反而是有了补，你会发现主角有可能是小美，小美后来居上。你会觉得你不看补和看这个补，这个故事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徐源：刚刚老师说从阿强和林祥福的角度来看这段感情，纯真的感情也令人动容。林祥福用一生追寻妻子的踪迹;阿强放棄衣食无忧的生活，带着被休弃的小美出走;陈耀武和林百家互生情愫;年轻英俊的副官对林百家一见钟情，得知林已订婚后也毫不纠缠。这些普通人的爱情都质朴平凡又纯真炽烈，自然流淌，而成为他们彼此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幕往事。
刘宗瑞：小美是阿强的童养媳，两人一起伴随彼此的成长、生活，成为结发妻子，这份情义是无法轻易割舍的。阿强背负不孝的名声，冒天下之大不韪寻找小美并带她脱离苦海。而小美也因为阿强而两次离开林祥福。阿强和小美在上海共同经历一生中最快乐和幸福的时刻，在去京城寻找姨父的过程中一起互相扶持，走过颠沛流离的逃离之路，这两者的情义也暗示了林祥福找不到小美的必然原因。
徐源：而且小美觉得自己如果一直都留在林祥福身边，可能后半辈子都会很后悔。
刘杨：再深入一点看，小说里面有写实、有抒情、有魔幻，其实是杂糅了多种叙事特点。余华怎么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
冯颖颖：首先，抒情作为一种写作表达方式，就是以作者个人主观情感为主、偏重审美价值，在《文城》中，余华正是以抒情作为重要手段传达小说温情的底色。这样的抒情引发了诗意。在补中，作者多次提到小美眼中金色的光。父亲带她离开西里村，看见溪镇的街道，“她的眼睛金子般地闪耀起来”，即使被父亲斥责，被未来的婆婆嫌弃，她的眼睛还是闪闪发亮。但是傍晚回到西山村时，她眼底金子般的颜色才消失。溪镇给予了小美眼底的金色，其实也暗示了小美心中向往繁华的溪镇，以及她对美的向往;小美被送到溪镇的家做童养媳后，不能穿她喜欢的花衣裳后，以及偷穿花衣裳被婆婆发现差点被休，还有一年后再穿花衣裳时，眼里没有金子般的颜色，可以说是夫家扼杀了她对美的向往。因为偷钱接济弟弟被休后，阿强来到西里镇接她，乘船离开时，她的眼底是金子般的明亮。当溪镇成为一个噩梦时，更遥远的世界唤醒了小美的希望。但是上海、北方都不是小美的归宿，小美带着对女儿的担忧回到了溪镇，小说中不再提到她眼底的光，她已失去生活的所有希望，眼中常含泪水思念女儿。
其次，小说还有苦难的突然介入。这部小说被温情的氛围所笼罩着，而苦难退居于温情之后，但是一旦出现便是鲜血淋漓的。《文城》中天灾人祸正是苦难的直接来源，最脆弱和最强大的人性也得到彰显。天灾有龙卷风、雪冻，龙卷风过后林祥福出现。而在人祸面前，温情显得不堪一击，溪镇接连出现了土匪骚扰、北洋军的闯入、刑罚的狂欢，还有乡民在逃命中丧命等苦难。在这之后是温情的突然回归。在小说叙述到土匪绑架了陈耀武被割了耳朵后，被“和尚”带走，陈耀武即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处境之时，没想到这个土匪“和尚”也有温情，把陈耀武送到自己母亲家，陈耀武也恢复了健康。
郭洪雷：我的感受不一样，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不是魔幻，因为任何一个小说它要有一种艺术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要有连贯性。我觉得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因为他对北方不熟悉。包括一些北方冬天下雹子违背科学道理;北方去锄地的时候怎么能用铲子，铲子是炒菜使的。可能这里涉及到写作者操作上的失误，和对生活世界的不熟悉。
洪佳成：关于郭老师对《文城》中不合理的极端天气描写，我有不同的意见。《文城》中一共有三次极端的天气环境，一次是写北方，林祥福的故乡在冬天下起了冰雹，一次是位于南方溪镇的龙卷风，还有一次是溪镇的大雪。北方冬天下冰雹，南方刮龙卷风和下大雪，至少这在中国境内是不符合常理的。但是显然这个故事是以中国民国年间作为时代背景，是作者真的不具备基本的地理常识吗？我认为其实是刻意安排。
小说中出现的极端天气，都与小说的关键转折情节吻合了。下冰雹的那一晚是林祥福与小美感情升温的关键节点，龙卷风则把林祥福与女儿带到了溪镇，溪镇的大雪让林祥福与陈永良相识相知，同时也是小美无法与林祥福再相见的原因。可以说，是这样魔幻的极端天气，引导林祥福一步一步进入溪镇，才有了后续在溪镇发生的故事。在林祥福进入溪镇之前，推动情节发展的是恶劣的天气环境，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在林祥福进入溪镇之后，无论是土匪还是军阀，故事的主要矛盾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除了关于环境的魔幻描写，小说中关于被割一只耳朵的人，身体会不自觉地歪斜起来，这其实也带有一些富有戏剧性的色彩。作者仿佛有意无意地在小说中穿插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这让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神话故事。
郭洪雷：我为什么不反对刘老师那种观点，的确在写大雪的时候，我们按照这个常识去理解它是过不去的。很难想象，小美和阿强就是本地人，有房子、有地、有钱，在那个城隍庙里面竟然冻僵死了。除非在这种很不自然的书写当中，它贯穿了某种意思。按正常的叙事逻辑或生活逻辑说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另外一种理解。
刘杨：小说叙事的状态一直在切换，一会儿写自然时奇诡，一会儿写土匪时夸张，又用了带有讽刺性的笔法写嫖妓，还有老老实实地写感人至深的情感。但是你整体读下来又不是很违和。
郭艺凝：我觉得他写矛盾显得有点平庸。因为我觉得他的每一个感情之前都是有一种话说一半，然后最后看完之后感觉什么都没有表达。我看《活着》时候有一种感觉，他那本书很切题，有一种“活着”的感觉，然后我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活着》至少让我有一些反思，但是看完《文城》之后没有什么感想。
刘杨：郭艺凝说的一点很重要，《活着》叙事是极其缜密的。但《文城》在平面里面又展开了多维叙事手法。《活着》是有意识用固定的叙事语态引导读者的情绪。
叶荷娇：我觉得余华是在描述人不同的生存状态，但是他不会对人的各种生存状态做深入的解析，他只会点到为止，让我们自己去看、去体会。就像刚才说的正篇和补篇，它们就呈现出同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状态。同一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其内涵差别也就在于我们到底怎么看它。所以我觉得余华可能是对人生中看起来很混乱、很无常、很即兴的情绪和状况，做一个点到为止的展示。他没有去深入地挖掘，没有去问为什么，而只是给予了充满温情的包容和理解，然后让我们自己感受。 冯颖颖：我觉得小说里还有南北方文化的渗透和融合。在《文城》当中，主人公林祥福作为一个来自黄河北边的北方人，从北到南開始他的寻妻之旅，最后在南方定居。由于北方的自然条件比南方严酷，使得北方作家的文学作品常有生命礼赞、文化颂歌，传达出北方人民精神的坚忍和豁达。余华将这种北方文化的精神倾注在作品中的主人公林祥福身上，而林祥福在溪镇拥有万亩荡一千多亩地，是北方人对土地的依恋。
余华从小在南方出生长大，耳濡目染江浙一带的风土人情，他的创作也时常以南方为背景，吴越文化的水文化浇灌在《文城》中。溪镇的语言就像南方水乡一样水路纵横，“他们的家乡出门就遇河，抬脚得用船”。在《文城》中，着重写了溪镇的小手工生产者的形象。尤其在《补》中补完了小美和阿强的故事，溪镇中沈家织补手艺高超，小美在沈家做童养媳的日子里，和阿强每天做着织补工作，而且沈家靠着一代代传承的织补技艺存下了不少家当。还有溪镇中种种习俗，如溪镇的姑娘都穿木屐、小美的婆婆要阿强“走大路”，就是让选妻子还是母亲等。
四、精致舒缓的叙事语言
吕彦霖：刚才刘老师说他有很多手法加在里边，我觉得余华是个特别成熟的小说家，就是他的平衡能力特别强，所以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突兀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和余华的语言是不是有关系？
郭洪雷：有一个传统是读小说，卡夫卡写小说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小说朗读给自己的朋友听，然后形成一种朋友之间的交流。我读一段给你们听，为什么这样写？（朗读文城第一段话）开始我特别关注他第一段，“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尤其是刚开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写小说？有一种理解是他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活着》的那种叙述，透过这种语言，寻找过去的那样一种叙述感。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有”？在溪镇“有”一个人，我感到是他追求的效果。“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有”出来的。我们中国古代很多小说就是这样讲，比如《聊斋志异》。大家对他的语言有什么想法？
李佳贤：读这部小说可以在短时间一口气读完，因为情节抓人，是一个好故事，这是一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语言很干净，没有什么磕磕绊绊的。
吴晨：余华虽因叙事上的大胆实验而被称为先锋作家，但从叙事先锋实验的背后，我们仍可看出他对古典美学的推崇。在《文城》中，余华的语言始终力避繁复，少有风景描写，却有一种别样的宁静与优美之感。在那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时代，人物的情感起伏虽大，但中国人的情感表达一贯是含蓄的，欧化的抒情语句并不适合阐述中国式的情感。而在余华那简洁而又典雅的语言下，中国式含蓄情感能够自然地流淌。龙卷风过后，林福祥的女儿失而复得，一句“不是一个从灾难里走来的人，在霞光里走来的是一个欢欣的父亲”，再加上后期的一句“女儿丢了，我还要银票干什么？”便将厚重的中国式父爱表达得淋漓尽致。
郭洪雷：其实很多小说家善写短句，汪曾祺、莫言都是如此，但是余华的语言没有太多长句，也很少短句。它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语言，叙述的晃动感很小。
吕彦霖：我感觉他的语言像《创世纪》，就是他好像在创造一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其实有可能就是他的希腊小庙，他自己在里边供奉了点什么。语言的密度很高，并且文气又不会中断，无论是正篇还是补篇，都没有明显的阻隔感，也没有特别强的拼贴痕迹。
冯颖颖：余华对《圣经》的熟悉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比如《第七天》来自于圣经的《旧约·创世记》。这部小说中，不仅能从林祥福怀抱女儿的画面联想到《圣经》故事，林祥福背着巨大的包袱南下的样子，像班扬《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背负重物逃离他所居住的“毁灭城”，在“福音使者”的启发下，克服了“受辱谷”“死影谷”“名利场”等等精神考验，踏上通往天国城的历程。从这一点来看，林祥福的一生确实有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影子。对于林祥福而言，“文城”就是他的“天国城”，因为在那里有他最爱的小美。在溪镇的日子里，他面对着乱世之下的考验，最后死于土匪张一斧的刀下，但是他最后是微笑着离开人间的，因为他知道，只有死亡才能到达“文城”，与他心中的神——小美相伴。同样，“补”中的阿强背着一个巨大包袱，带着小美北上寻找“姨夫”，也有类似感觉。如果有读者觉得和《旧约》有关，其实不仅是语言上的相似，还有背后的情感结构。
刘杨：回到汉语写作的角度来看，余华这种连贯性语言，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句接着一句写的，连接很紧密。汉语里面是可以有联动句的，这个联动句实际上是增强了句子的连贯性，就是吕老师说的语言密度。
刘宗瑞：我觉得余华的语言中有南方轻柔的特质，比较自然。余华曾这样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在《文城》中，余华写的是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甚至小说有很多地名等是引用和化用。除此之外，比如对小美气息的描述，那种轻柔和清淡的气息描述给读者一种如沐春风的体验，而这种语句感受不到刻意，语句自然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也是自然的。
刘杨：“小美嘴里的气息洒在他脸上，那是无色无味的气息，像晨风一样干净”。这里是通感，然后“在他的脸上吹拂而过时，有着难以言传的轻柔”。其实他用词一看就是刻意拣选过，但是这样的刻意拣选的词又达成了一种很自然的叙述效果。它里面有修辞，但这种修辞化成了一种读者阅读时清风拂过的感受。实际上他的语言是尽可能激活语言的能指，所以不是那种网络爽文，那些作品的语言基本上是靠所指。余华通过激活语言能指，让语言的能指变得有弹性，再激发出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五、为何“文城”，何为“文城”？
刘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说为什么叫《文城》，这个题目大家怎么看？
朱婷：文城是阿强捏造的地名，也是小说的一个引子，它是主人公林祥福与小美和阿强一生命运羁绊的交叉线索，同时也可以说是“桃源”隐喻。在小说的文本中，溪镇是最像“文城”的地方，这里充满了温情和人性美。小说以林祥福在溪镇的生活轨迹展现了这个“桃源”的温情。这主要体现在各类人际关系的真诚和良善，如亲情、友情、爱情、主仆情等等。这些情感交互产生了浓浓的人情美，展现了人的本真状态与真实的情感流露。如果没有兵匪之患，溪镇显然是一个生活的理想之地。溪镇中的人性美体现在翠萍的坚韧、陈永良夫妇的质朴、陈耀武的勇敢、朱伯崇民团的义勇……这些揭示的是溪镇普通人的内在精神、品格、信念和理想，也正是人文关怀所坚守的人本身的真、善、美。 姚佳怡：阿强他编造了一个“文城”来应付林祥福的质询，但是这个作为书名我觉得不太合适。小说原来叫《南方往事》，而他改成《文城》可能会比较有记忆点，但是没有很大的道理。这导致大家在评论的时候都把“文城”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开始讨论“文城”有什么意义。但是“文城”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书名不叫《文城》的话，这个点可能就被大家放过去了。
刘杨：好，这是一种理解方式，他只是阿强用来骗人的一个东西，这里面大家注意在后面写的时候，小美问他问题在哪？那么这个谁也不知道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徐源：文城究竟在哪里？小美和阿强的一段对话令人印象很深刻。“文城在哪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它最初是捏造出来的地名，是阿强为了掩盖自己和小美的身份编造的谎言;之后成为林祥福千里寻妻的目的地，是信念与憧憬的代名词，成为溪镇的一个别名;最后文城甚至是一个乌托邦的符号。反观当下，在物质利益的洪流之中，那些最本真的精神品格变得越来越难以寻觅，《文城》或许是余华为回应当下社会现状交出的答卷。林祥福终其一生也未寻得的“文城”，也许一直都在陈永良、顾益民和他自己的心中，在溪镇每一个乡民和读者的内心深处。
郭洪雷：“文城”，还有“理想国”，“太阳城”，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成一种所谓的乌托邦式的题目。原来叫《南方往事》为什么改成了“文城”？任何一个作家给作品换一个题目，往往是引导某种东西。可能如果这个故事不叫“文城”的话，读者根本不拿“文城”当回事了。而他又偏偏拿“文城”作为一个题目，是不是包含着理想？他对溪镇的描写也是理想化的，对道德状态、对民间生活都有理想化的一面。
李佳贤：对，这里的人物其实都不是所谓的圆形人物，他把人物符号化或者是推向极端。这样的话，故事跟现实是有区别的。余华他写的就是“文城”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文城”其实就是溪镇，但是在他的叙述里这个地方是“文城”而不是溪镇，他是想要超出现实。
叶荷娇：我想《文城》是不是还取义于《围城》和《边城》这样已经沉淀、成型的隐喻性标题，暗示着其本身具有的隐喻性功能？一方面两个字的“文城”其实更方便记忆，比《南方往事》更有特色和聚焦点;而另一方面，大家也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围城》和《边城》，想到其中所蕴含的隐喻和象征意义，而能更发散地去挖掘更多内在涵义。“文城”本身并不存在，但它可以作为一个寓言而激发新的可能性。
同時，以“文城”这样不存在的、虚构性的对象作为题目，能在“务虚”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效能。整个故事除了“文城”之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实的世界。但“文城”却是一个被刻意提出来的、完全虚构的东西，这样的形式就让人联想到玉璧或中间被穿了孔而空心的玉珠。余华通过中间空的这个点，把《文城》作为了概括全篇的题目，就能连缀起所有实，并且能穿过中空的点让整个盘灵巧转动起来。我们也能跟着余华从虚入手，巧妙地看见实、抓住实、调动实，在实和虚的交织中体会到故事张力。
刘杨：这样看“文城”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城。我补充一点，这样不依赖外部的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等信息，而靠文学性形成审美意义的作品，是真正暌违已久的。这样理解的话，文城是阿强虚构的地方，而文学也是虚构的。余华虚构了一座文学之城，在情义世界的审美重构中，不动声色地展现出他细腻深厚的叙事创造力，小心翼翼地搭建着这座文学之城。他不再放任社会历史信息在文本中泛泛而谈，而是让人情人性等在审美世界中低声呢喃。这是我对“文城”这个题目的一点补充性的理解。今天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戴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