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关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去年底由《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确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也引发出了一系列思考：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战略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是时代和个人历史责任的共鸣，还是一种不甘寂寞的鼓噪？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定要熟读孔孟之道，以四书五经博取功名，方可一展宏图。虽然不乏志大才疏、弄权祸国之辈，但大多牢固树立“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则安天下，退则修自身，他们被称做“士”。进入近代中国，科举制变成了考试制，读书是为了学习知识，虽然事实上还是社会选择人才的主要途径，但选拔形式特别是内容完全变了，知识重于修养，理论多于实践。知识多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体系，理论一直都存在如何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读书人的称呼也变成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仅与传统的“士”不同，而且往往成为反传统的先锋，对社会充满批评精神，这也是延续了西方所谓知识分子的传统。在近代中国的窝囊背景下，知识分子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救世主心理。当然，更多的读书人还是延续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不断地“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断地努力奋斗，将自己融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经过170余年的磨砺，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大大扩容了，但精神是否也同时成长了呢？经历了无数的反侵略战争，无数的东西方文化混战，无数的大浪淘沙般的洗礼，我们却不知道知识分子为何物了！
170余年的翻云覆雨，颠覆了多少是非曲直？最早的30年我们觉得“器不如人”，于是要中体西用，引进洋务和实业；再30年我们觉得“制度也不如人”，于是开始派留学生，搞变法；再再一个30年，我们觉得整体文化都出了问题，于是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要用民主和科学打倒自家的“孔家店”。实业救国走不通，就教育救国；政治维新不理想，就来革命运动；……中国走过了多少激流险滩啊。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经历了“统”与“分”的两个重大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如历史洪流中的碎叶，颠狂中变幻莫测，一会儿是“臭老九”，一会儿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甘寂寞、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人站出来，但很少有人在沧海横流中能够做到“手把红旗旗不湿”，留下一世英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知识经济”的新时期，名和利的得失权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放得更大，检验着知识分子的人格。“有知识，无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感慨，抑或是一种集体性失落？
21世纪后的中国，全球化成为无可置疑的时代背景，知识分子身上背负起更大的历史责任。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在，科教兴国不仅指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更包含着文化的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历史要求知识分子做得更好。于是就有了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说法。这是一种希冀，还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大自恋？
寒假期间，我与家人游三峡，还带了一本厚厚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当然也带着对战略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在宜昌远观了葛洲坝水利工程，参观了中华鲟研究所，然后登上了去重庆的游轮。第二天上午参观雄伟的三峡大坝，在最高处的坛子岭买了一本《百年梦想——中国三峡工程决策纪实》。躺在游轮舒适的床上，一边透过落地大窗户看着巨大的轮船在五级船闸中一级一级地提升，体会着翻越大坝进入高峡平湖的壮举；一边阅读着三峡建设的70年梦想、40年论证、30年争执的艰难历程，让人一下子似乎触摸到了战略知识分子的一种内涵。
早在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就上书李鸿章主张利用水力发电、平水患而兴水利，这时世界上第一台水力发电机刚诞生5年。改良不成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并在挫折中推出《建国方略》。1917年在上海的寓所里，他比照地图选择了宜昌，最早提出了建立三峡大坝的设想。建国之初的毛泽东，不仅写下了壮丽的“高峡出平湖”的诗篇，也一直关注和推动着这项浩大工程。周恩来则是以他一贯的细致务实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地推动着这项工程的进程。经过无数次的论证和争论，终于在1992年4月3日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使三峡建设得以确立，2003年6月1日下闸蓄水，直到2009年才全部完工。
这项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凝聚了无数中外知识分子的血汗。1944年5月，冒着日军进攻的炮火，美国最著名的水坝专家萨凡奇就应邀到三峡考察，他一生建造了60多座大坝，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4个大坝。他提交了最早的三峡大坝建设方案，等1946年再来中国时，大坝理想已经淹没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炮声里。1955年苏联也派出了12名顶尖科学家，再次帮助中国选址和设计，出现了南津关还是三斗坪的争论，直到1959年才初步达成共识。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三峡建设的坎坷之途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默默勘探、设计、实验、论证，还有一批忠实的批评者高举反对的大旗。就像一个传一个的接力赛，三峡的梦想不断传递、完善、实践着，许多人付出了终生的努力和代价。中华鲟保护的故事、泥沙专家钱宁的死而后已、几十年关于三峡工程安全的论证和实验……让人有太多的感动和震撼！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出于对科学的忠诚、对人类福祉的责任、对国家的热爱、对历史的担当，他们身上是否就体现着我们要寻找的战略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
船到重庆，又去了一次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红岩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车耀先和小萝卜头牺牲的戴公馆，给自己买了一本《红岩档案解密》，给儿子买了一本《小萝卜头的故事》。红岩正反各色人物的生前死后更加详细地展示出来。《红岩》小说里的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以及叛徒甫志高，已经成为历史定格的形象，他们都是大小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头上演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最关注的是烈士们用生命写成的《狱中八条》，也反思自己在生死选择时会有着什么样的表现。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人生的信念，因为有了主义真，才会有砍头不要紧。没有人生的境界，不可能有人生的高尚。中国知识分子从来讲求气节，要称做战略知识分子，可能还必须有坚定的人生信念才行。
回到北京，才读完那本长达454页的厚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是一本纯粹讲述知识分子人生境遇的著作，涉及了我们熟悉或者还不太熟悉的许多老一辈学术名人的悲欢离合，经常读得揪心揪肺，让人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时代。他们是一代学术大师，为人为学堪称典范。陈寅恪先生坚持为学术而学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把学问做成了事业，也做成了不朽的艺术品；而傅斯年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开始，就以经世致用为取向，一直累死在台湾大学的重建岗位上，他公开叫板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宋子文，其才气、霸气和勇气都令人叹为观止。他们或许给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另一些人格启示。
几本书和一路观感，都不足以说明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其说战略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说清的概念，不如说是需要我们这一代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人生实践去证实。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一定要“走”才能到达罗马，而且必须是在信念、忠诚、热爱以及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引导下，才可能走出一代学人的辉煌。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教授
（责编/彭澜）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定要熟读孔孟之道，以四书五经博取功名，方可一展宏图。虽然不乏志大才疏、弄权祸国之辈，但大多牢固树立“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则安天下，退则修自身，他们被称做“士”。进入近代中国，科举制变成了考试制，读书是为了学习知识，虽然事实上还是社会选择人才的主要途径，但选拔形式特别是内容完全变了，知识重于修养，理论多于实践。知识多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体系，理论一直都存在如何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读书人的称呼也变成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仅与传统的“士”不同，而且往往成为反传统的先锋，对社会充满批评精神，这也是延续了西方所谓知识分子的传统。在近代中国的窝囊背景下，知识分子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救世主心理。当然，更多的读书人还是延续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不断地“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断地努力奋斗，将自己融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经过170余年的磨砺，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大大扩容了，但精神是否也同时成长了呢？经历了无数的反侵略战争，无数的东西方文化混战，无数的大浪淘沙般的洗礼，我们却不知道知识分子为何物了！
170余年的翻云覆雨，颠覆了多少是非曲直？最早的30年我们觉得“器不如人”，于是要中体西用，引进洋务和实业；再30年我们觉得“制度也不如人”，于是开始派留学生，搞变法；再再一个30年，我们觉得整体文化都出了问题，于是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要用民主和科学打倒自家的“孔家店”。实业救国走不通，就教育救国；政治维新不理想，就来革命运动；……中国走过了多少激流险滩啊。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经历了“统”与“分”的两个重大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如历史洪流中的碎叶，颠狂中变幻莫测，一会儿是“臭老九”，一会儿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甘寂寞、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人站出来，但很少有人在沧海横流中能够做到“手把红旗旗不湿”，留下一世英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知识经济”的新时期，名和利的得失权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放得更大，检验着知识分子的人格。“有知识，无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感慨，抑或是一种集体性失落？
21世纪后的中国，全球化成为无可置疑的时代背景，知识分子身上背负起更大的历史责任。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在，科教兴国不仅指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更包含着文化的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历史要求知识分子做得更好。于是就有了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说法。这是一种希冀，还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大自恋？
寒假期间，我与家人游三峡，还带了一本厚厚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当然也带着对战略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在宜昌远观了葛洲坝水利工程，参观了中华鲟研究所，然后登上了去重庆的游轮。第二天上午参观雄伟的三峡大坝，在最高处的坛子岭买了一本《百年梦想——中国三峡工程决策纪实》。躺在游轮舒适的床上，一边透过落地大窗户看着巨大的轮船在五级船闸中一级一级地提升，体会着翻越大坝进入高峡平湖的壮举；一边阅读着三峡建设的70年梦想、40年论证、30年争执的艰难历程，让人一下子似乎触摸到了战略知识分子的一种内涵。
早在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就上书李鸿章主张利用水力发电、平水患而兴水利，这时世界上第一台水力发电机刚诞生5年。改良不成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并在挫折中推出《建国方略》。1917年在上海的寓所里，他比照地图选择了宜昌，最早提出了建立三峡大坝的设想。建国之初的毛泽东，不仅写下了壮丽的“高峡出平湖”的诗篇，也一直关注和推动着这项浩大工程。周恩来则是以他一贯的细致务实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地推动着这项工程的进程。经过无数次的论证和争论，终于在1992年4月3日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使三峡建设得以确立，2003年6月1日下闸蓄水，直到2009年才全部完工。
这项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凝聚了无数中外知识分子的血汗。1944年5月，冒着日军进攻的炮火，美国最著名的水坝专家萨凡奇就应邀到三峡考察，他一生建造了60多座大坝，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4个大坝。他提交了最早的三峡大坝建设方案，等1946年再来中国时，大坝理想已经淹没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炮声里。1955年苏联也派出了12名顶尖科学家，再次帮助中国选址和设计，出现了南津关还是三斗坪的争论，直到1959年才初步达成共识。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三峡建设的坎坷之途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默默勘探、设计、实验、论证，还有一批忠实的批评者高举反对的大旗。就像一个传一个的接力赛，三峡的梦想不断传递、完善、实践着，许多人付出了终生的努力和代价。中华鲟保护的故事、泥沙专家钱宁的死而后已、几十年关于三峡工程安全的论证和实验……让人有太多的感动和震撼！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出于对科学的忠诚、对人类福祉的责任、对国家的热爱、对历史的担当，他们身上是否就体现着我们要寻找的战略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
船到重庆，又去了一次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红岩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车耀先和小萝卜头牺牲的戴公馆，给自己买了一本《红岩档案解密》，给儿子买了一本《小萝卜头的故事》。红岩正反各色人物的生前死后更加详细地展示出来。《红岩》小说里的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以及叛徒甫志高，已经成为历史定格的形象，他们都是大小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头上演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最关注的是烈士们用生命写成的《狱中八条》，也反思自己在生死选择时会有着什么样的表现。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人生的信念，因为有了主义真，才会有砍头不要紧。没有人生的境界，不可能有人生的高尚。中国知识分子从来讲求气节，要称做战略知识分子，可能还必须有坚定的人生信念才行。
回到北京，才读完那本长达454页的厚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是一本纯粹讲述知识分子人生境遇的著作，涉及了我们熟悉或者还不太熟悉的许多老一辈学术名人的悲欢离合，经常读得揪心揪肺，让人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时代。他们是一代学术大师，为人为学堪称典范。陈寅恪先生坚持为学术而学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把学问做成了事业，也做成了不朽的艺术品；而傅斯年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开始，就以经世致用为取向，一直累死在台湾大学的重建岗位上，他公开叫板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宋子文，其才气、霸气和勇气都令人叹为观止。他们或许给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另一些人格启示。
几本书和一路观感，都不足以说明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其说战略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说清的概念，不如说是需要我们这一代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人生实践去证实。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一定要“走”才能到达罗马，而且必须是在信念、忠诚、热爱以及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引导下，才可能走出一代学人的辉煌。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教授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