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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研究动态
（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拉”定理研究
雷文斯坦(E.G.Ravenstein，1885)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提，出促使人口转移的原因有受压迫、受歧视、沉重的负担、生活条件不适等，经济因素是最主要因素，其观点被认为是推拉理论的渊源。系统的“推—拉”理论由唐纳德·博格(D.J.Brogue，1959 )提出，他从运动学观点解释人口转移的原因，着眼于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认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转移主要是两地推拉4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推力”因素包括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自然资源枯竭、农村劳动力过剩、经济收入较低等；“拉力”因素包括工资收入较高、就业机会较多、气候环境较好等。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及途径研究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可概括为：
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威廉·配第（W.Petty，1690)从收入的比较利益角度分析，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可促进经济发展。2.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乔根森(Jorgenson，D.W，1961)从消费结构变化和农业剩余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转移的根本原因。3.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从劳动分工角度和城乡间不断强化的商业联系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市场扩展的结果。4.转移途径分析。克拉克(C．Clark,1940)根据配第的理论分析得出“配第—克拉克定律”: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劳动力总是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
（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及障碍研究
1.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刘易斯(Lewis，1954)模型假定现代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的差异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直到被城市完全吸收。拉尼斯、费景汉(G．Rains & C.H.Fei，1961)提出农业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等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必要条件。托达罗（M.O.Todaro，196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做出的。舒尔茨(Theodore．Schultz，1976)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认为迁移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行为决策过程，主要取决于迁入地收入是否大于迁出地收入加上转移过程中支出总和。
2.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可总结为：（1）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转移影响。斯塔克(O.Stark，1991)从经济学视角解释个体迁移的社会学特征，开创了以家庭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理论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转移学说”。该理论认为，家庭因素会对迁移的动机产生影响，障碍因素更为突出。（2）制度及政策因素对转移影响。国外学者多次分析了城镇福利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农村保险及土地制度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或抑制作用。麦吉德(Majd，1992)利用统计数据分析认为，1962-1971年间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促进伊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转移效应及途径研究
1.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及转移效应研究
数量测算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刘建进(1997)、胡鞍钢（1997）、侯鸿翔(2000)分别利用生产资源配置优化模型和均衡条件，耕地劳动比例法、就业结构偏离度估算1995-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17-2.05亿。
转移效应的研究主要有：（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张宝法（1997）、潘文卿（1999）等认为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支持性贡献。刘继兵（2005）等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2）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李实(1999)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农户数据，运用收入函数估计方法分别对外出农户和非外出农户的收入进行估计，认为外出劳动力不仅能获得高报酬率，还对本家庭中其他劳动力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2.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的研究
林毅夫（1996）主张异地转移，即“离土又离乡、进厂也进城”，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协调起来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张培刚（2002）主张就地转移，依靠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刘伯文（2004）主张“乡镇消化，城市导流，国内移民，国际输出，协调配合，共同吸纳”。张佑林(2004)结合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只有将农民转移进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及障碍研究
1.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高国力(1995)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基础上，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杜鹰、白南生(1997)应用“推—拉”理论解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因素，指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向发达地区。李实(1997)、都阳(2001)从资源禀赋和农业收入角度研究转移动因，认为农业资源禀赋的缺乏和农业收入低下是转移主要动因。
2.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1）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转移影响。赵耀辉(1997)发现，年龄与迁移概率之间是倒U形关系，劳动者的迁移概率在某一年龄达到最大值后，迁移概率会下降，并认为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进入本地非农部门工作。（2）制度因素对转移影响。蔡 (2000)认为，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障碍有能力、偏见和制度等障碍，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预期收入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力的解释都不充分，制度障碍长期存在。
（三）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有：1.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吕萍（2006）对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输出现状、存在问题进行研究。鲁奇（2007）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调查研究。2.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策建议。陈艳美（2004）认为加快民族地区城镇化，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蔡正非、李喜景(2008)的研究与民族文化相结合,提出增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交流的思路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措施。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006）基于乌鲁木齐和西安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了制约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促进转移思路及途径。
三、文献评述与启示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他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探讨了农村产生富余劳动力的原因，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宏观战略和具体对策。特别是“推—拉”定理关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从不同角度研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情况、影响因素、转移模式、路径等提供了一定理论参考。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理论产生背景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在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分析时具有一定局限性。
纵观已有的成果，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但针对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实证分析较少，大部分研究只是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及现代研究方法的应用，多数还停留在一般对策性分析上，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少数民族是一个特殊群体，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宗教性等特殊之处，因此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可借鉴的一般意义，仍不能深入透彻地解释西部少数民族即便贫困仍“固守家园”的特殊现象。由于少数民族居住区人多地少，生态脆弱，本地区没有能力就地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不仅要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而且要结合特殊的自然地理及复杂的人文环境。只有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及障碍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深刻认识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及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商学院）
（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拉”定理研究
雷文斯坦(E.G.Ravenstein，1885)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提，出促使人口转移的原因有受压迫、受歧视、沉重的负担、生活条件不适等，经济因素是最主要因素，其观点被认为是推拉理论的渊源。系统的“推—拉”理论由唐纳德·博格(D.J.Brogue，1959 )提出，他从运动学观点解释人口转移的原因，着眼于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认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转移主要是两地推拉4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推力”因素包括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自然资源枯竭、农村劳动力过剩、经济收入较低等；“拉力”因素包括工资收入较高、就业机会较多、气候环境较好等。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及途径研究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可概括为：
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威廉·配第（W.Petty，1690)从收入的比较利益角度分析，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可促进经济发展。2.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乔根森(Jorgenson，D.W，1961)从消费结构变化和农业剩余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转移的根本原因。3.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从劳动分工角度和城乡间不断强化的商业联系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市场扩展的结果。4.转移途径分析。克拉克(C．Clark,1940)根据配第的理论分析得出“配第—克拉克定律”: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劳动力总是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
（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及障碍研究
1.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刘易斯(Lewis，1954)模型假定现代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的差异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直到被城市完全吸收。拉尼斯、费景汉(G．Rains & C.H.Fei，1961)提出农业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工业资本存量的增长等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必要条件。托达罗（M.O.Todaro，196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做出的。舒尔茨(Theodore．Schultz，1976)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认为迁移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行为决策过程，主要取决于迁入地收入是否大于迁出地收入加上转移过程中支出总和。
2.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可总结为：（1）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转移影响。斯塔克(O.Stark，1991)从经济学视角解释个体迁移的社会学特征，开创了以家庭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理论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转移学说”。该理论认为，家庭因素会对迁移的动机产生影响，障碍因素更为突出。（2）制度及政策因素对转移影响。国外学者多次分析了城镇福利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农村保险及土地制度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或抑制作用。麦吉德(Majd，1992)利用统计数据分析认为，1962-1971年间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促进伊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
二、国内研究动态
（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转移效应及途径研究
1.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及转移效应研究
数量测算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刘建进(1997)、胡鞍钢（1997）、侯鸿翔(2000)分别利用生产资源配置优化模型和均衡条件，耕地劳动比例法、就业结构偏离度估算1995-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17-2.05亿。
转移效应的研究主要有：（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张宝法（1997）、潘文卿（1999）等认为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支持性贡献。刘继兵（2005）等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2）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李实(1999)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农户数据，运用收入函数估计方法分别对外出农户和非外出农户的收入进行估计，认为外出劳动力不仅能获得高报酬率，还对本家庭中其他劳动力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2.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的研究
林毅夫（1996）主张异地转移，即“离土又离乡、进厂也进城”，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协调起来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张培刚（2002）主张就地转移，依靠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刘伯文（2004）主张“乡镇消化，城市导流，国内移民，国际输出，协调配合，共同吸纳”。张佑林(2004)结合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只有将农民转移进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及障碍研究
1.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
高国力(1995)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基础上，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杜鹰、白南生(1997)应用“推—拉”理论解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因素，指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向发达地区。李实(1997)、都阳(2001)从资源禀赋和农业收入角度研究转移动因，认为农业资源禀赋的缺乏和农业收入低下是转移主要动因。
2.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1）人口社会学特征对转移影响。赵耀辉(1997)发现，年龄与迁移概率之间是倒U形关系，劳动者的迁移概率在某一年龄达到最大值后，迁移概率会下降，并认为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进入本地非农部门工作。（2）制度因素对转移影响。蔡 (2000)认为，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障碍有能力、偏见和制度等障碍，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预期收入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动力的解释都不充分，制度障碍长期存在。
（三）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有：1.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吕萍（2006）对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输出现状、存在问题进行研究。鲁奇（2007）对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调查研究。2.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策建议。陈艳美（2004）认为加快民族地区城镇化，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蔡正非、李喜景(2008)的研究与民族文化相结合,提出增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交流的思路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措施。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006）基于乌鲁木齐和西安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了制约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促进转移思路及途径。
三、文献评述与启示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他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探讨了农村产生富余劳动力的原因，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宏观战略和具体对策。特别是“推—拉”定理关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从不同角度研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情况、影响因素、转移模式、路径等提供了一定理论参考。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理论产生背景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在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分析时具有一定局限性。
纵观已有的成果，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但针对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实证分析较少，大部分研究只是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及现代研究方法的应用，多数还停留在一般对策性分析上，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少数民族是一个特殊群体，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宗教性等特殊之处，因此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可借鉴的一般意义，仍不能深入透彻地解释西部少数民族即便贫困仍“固守家园”的特殊现象。由于少数民族居住区人多地少，生态脆弱，本地区没有能力就地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不仅要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而且要结合特殊的自然地理及复杂的人文环境。只有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及障碍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深刻认识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及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