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个家族的兴衰史，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家族。这些家族承担着中国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又被时代大潮挟裹着，翻滚着自己的命运。
　　中国自清末以来，依次经历了集权帝制、太平天国运功、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剧烈的变迁，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饱经沧桑。而在这期间，一些大的家族消亡或者离散了，一些新的家族诞生了，在这消亡与诞生之间是历史背景的变化。合肥张家便是这些不断兴亡的家族之一，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兴起，在抗战后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身上依然蕴含着家族的精神。据周有光的妻子、张家后人张允和回忆：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多是李鸿章家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并且，张家高祖父张荫谷去世后，李鸿章亲自撰写《张公荫谷墓表》，由此可见张家和李鸿章关系较好，于是，自然其家族便和淮军渊源较深。
　　书生治家——张荫谷
　　明朝时期，张荫谷的祖上从江西迁居到安徽庐州合肥县，张荫谷是一位秀才，三次参加科举考试，无奈都没有考中。于是，他索性放弃诗书和科举考试，转而用心经营家庭事务，教导孩子，他还广交朋友，抚恤乡民，使得家族内外和睦相处、团结一心如同一家人。这就是所谓的弃科举、督家政。在清末，这种举动以曾国藩最为著名，而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天下太平时，张荫谷成为乡民公推的德高望众者，常常出面主持公道，为人极讲法度规矩。他膝下有九子，以张树声最为突出，张树声继承父志，中秀才后，等待继续应考。在张荫谷的严厉监督之下，张树声和弟弟张树珊文武兼修，毫不懈怠。
　　在太平天国未起势之前，长江一带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张荫谷在经历了一次寿州（今安徽六安市寿县）动乱后，不禁叹息道：天下其将乱乎？于是，他开始广纳豪杰，将一些习武之人统统网罗过来，好生招待，劝他们为人正直、见义勇为，与儿子们往来切磋。当时很多人看不透他的用意。后来太平军和捻军对合肥进行了夹击，张荫谷散尽家财，招纳贫户，组织团练，扩充武装部队，进行自卫，同时又声援官军。秀才张荫谷竟然在这样的局势下坚持了七、八年。这些行为和东汉末年的曹操相似，曹操当年散尽家财，招募乡勇抗击乱军，这也是传统社会中乡绅的典型行为。可以说，淮军团练自张荫谷始。他在召集乡民进行自卫的同时，开始建造一种原始而特殊的军事设施：圩子。从此，合肥团练的规模不断扩大。
　　或许是历史的必然，在张荫谷筑堡扩军的时候，清政府批准了组织地方团练的奏折，安徽人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就在执行人之列。于是，张荫谷命儿子张树声率领张家团练加入了李家团练，淮军便以此为中心开始形成。
　　自古以来，军事力量掌握在民间便会出现拥兵自重形成割据的局面。合肥团练首领苗沛霖很善于带兵打仗，曾经连破二十八个堡寨，杀了捻军首领葛仓龙。于是，他的地盘不断扩大，战功不断积累，后来举兵反清，被曾格林沁部杀死。苗沛霖以一介乡民，能够获地千里，被各地乡民拥戴，自有其道理。但在当时，张荫谷并不看好他：独斥其罪，戒乡人勿相连染。然而，清咸丰庚申年（1860）九月十三日，张荫谷去世了，享年五十八岁。当时，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仍未结束，他的逝世，意味着守圩自卫的任务落到了长子张树声身上。
　　弃武从文——张树声

　　张树声，张荫谷长子，字振轩，廪生出身，安徽肥西聚星乡人。在李鸿章的淮军中，被公认为“二号人物”，但却几乎不见其争强好胜之迹，有的只是低调、退让和勤勉。这和其父张荫谷的教育不无关系。张树声一生只有一妻一妾，而同在淮军阵营的刘铭传有八个小妾。在淮军阵营中，李鸿章最为看重张树声，因此在其回乡丁忧期间，推荐张树声接替他为直隶总督。
　　对张家而言，张树声作为长子，始终保持着儒学子弟的特征，看似静默，实则狂潮;看似传统，实则创新。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且主动出击，譬如争取成为淮军的先头部队;他不肯守旧，就算面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也要倡言西学，改革旧制，他的办学精神一直延续到孙子辈;他继承了父辈的优良传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希望把他所能中和到的东西传承下去，他的儿子张华奎赴川任职时，隐约还能看到他务实做事的影子。
　　在淮军的诸多将领中，张树声被誉为文武全才，他也是第一个弃武从文迈向政治舞台的淮军将领。《清史稿》记载张树声“好为深沉之思”，正是这位深沉之人，在与太平军的苏州战役中，奋力杀敌，连破敌人二十余营，可谓是其武勇生涯的最高峰，此时他刚好是四十岁。从此，李鸿章用了两年时间，借助淮军平吴成功。在随后的浙江湖州战役中，张树声也有勇猛的表现，被诏以按察使记名。他的人生得到了彻底改变。
　　自张树声以来，张家注定与苏州有缘。同治十三年（1874），阔别十多年后，张树声再回到苏州，在经历了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及署理山西巡抚和升任漕运总督后，他终于坐定了江苏巡抚实职，若干年前，李鸿章正是从这个位置上起飞的。遥想当年攻打苏州时，张树声根本来不及细看这座古城的模样，只知道离开时，城内外断壁残垣，建筑、古迹、景观等几乎荡然无存。在张树声到任江苏巡抚后，实施了一系列重修、重建工程，比如重建沧浪亭、浚治太湖并修建桥梁等，其中，最能体现其施政思想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当是重建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是当时江南第一书院，从同治十一年张树声到任巡抚，他花费两年时间、耗巨资在原址重建书院，并奏请同治皇帝书“通经致用”匾额而悬。紫阳书院到了后期改为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任督导，王国维曾在此任教。解放后成为苏州中学，树木葱郁，古建沧桑，古碑林立，不远处正是教育家匡亚明的题字“科学楼”，与张树声碑记只有几步之遥。巧合的是，匡亚明年轻时曾在张树声之孙张武龄创办的乐益女中教书，还曾跟着张武龄学习古文诗词，自称受益匪浅。张树声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仍然没有忘记倡导新学，这对其子张华奎短暂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 　　川东道台——张华奎
　　抗战爆发后，张家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从南京迁到重庆工作。在重庆，她遇到不少知情的老人，他们向他谈起一个人，此人在重庆为官九年，做了很多事，这正是她的祖父张华奎。张华奎是个进士，由于父亲张树声官居高位，所以他出来做事很晚，但是后来，他一入仕就是“川东道台”。

　　在张华奎短暂的从政生涯中，最出名的就是“大足教案”。张华奎在川东道上“闲置”多年，转折点是刘秉璋入川任总督起用了他。刘家与张家是姻亲，刘秉璋赏识张华奎的才气，调他治理四川盐务。后来，见他办事认真，于次年让他做建昌道台（地级市长）。张华奎虽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长子，却从未因此而让他官运亨通。光绪壬午年（1882）年，张华奎中了举人。他是长子，也是张家最器重的儿子，因他读书最好。他的弟弟张华轸曾因为县试不中，被罚步行二十余公里，并从偏门进家，还要跪在祖宗牌位前乞求原谅，从此弃考。1889年，张华奎“双喜”临门，首先，他中了进士，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其次，他有了“儿子”。作为张家的长房长子，张华奎一直膝下无子，最后他不得不从张家五房过继一个孩子。于是，张华奎带着这个刚出生十八天的“儿子”从京城赴四川巴县上任了。穿行长江，惊涛骇浪给这个男婴留下了终生的伤害，巨大的声响严重伤害了他的耳膜。这个孩子离开享乐主义的张新圩子，跟着爱读书、敬业的新父亲，是一种无意的收获。

　　
　　在川东道任上，张华奎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大足教案”。中法战争后，法国势力在中国日长，传教人员的行为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情绪。1890年，在四川省大足县龙水镇，法国教会与当地举办的迎神活动产生冲突，以挑煤为业的余栋臣组织当地数百群众杀死教民十二人，号召驱逐传教士，一时哗然，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大足教案”。此案发生后，朝廷当即下旨督促刘秉璋迅速查办。刘秉璋责成张华奎即刻办理。张华奎以为处理教案，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一定要客观公正，据理力争，当然这要有超凡的协调能力。直到张华奎终任，民教不复滋事。而且，法国天主教会决定，用五万两白银在荣昌县修建新教堂。他们专门请法国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主体钟楼的钟还是从法国运来的，因其钟楼八十米的高度在全国都要领先，当它第一次响起时，很多人以为是洋人的“妖物”，但最终他们都习惯了半小时一次的报时——从未出过差错，成为当地人接受西洋物的一个见证。
　　张华奎生于1848年，死于1897年9月4日，年仅四十九岁。年仅八岁的张武龄（冀牖），随着母亲刘夫人扶柩还乡，几十年后，张武龄也是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去世了。在重庆任上，张华奎曾参与办学，如广益书院，现在成了一家中学。而他的儿子张武龄终生都在办学。
　　校长与父亲——张武龄
　　张武龄的一生，只有两个角色：父亲和校长。他不再像他的父辈、祖辈一样，驰骋疆场和官场，作为一个望族之后，他做出了另一个明智的选择。
　　辛亥革命前夕，清末政局在风雨中飘摇着，淮军将领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他们的后裔，有的离开军旅仕途，有的改行进入商业、学界，或是留洋海外，更多的则迁居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江淮一带，自古以来学风日盛，不断衍生新风。1906年，张武龄结婚了，时年十七岁。1913年，张武龄二十四岁，携家眷从合肥出走上海。对于张武龄出走的原因，张家第五个孩子张寰和和夫人周孝华分析得很有道理：懒散、奢靡、不思进取，纳妾的纳妾，吸鸦片的吸鸦片，赌博的赌博，张家的书香气息越来越淡。张武龄一生从未纳妾，无不良嗜好，但他无力改变这一切，他能做的恐怕只有出走。他已经有了几个女儿，他担心她们的未来。引发张武龄出走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革命后遗症”。清政府被推翻后，旧势力并未马上消失，相互斗争持续多年，治安纷乱、民生凋敝。很难说当时的张家被划分到什么势力中。这也是解放后，张家后人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原因。人总要适应新的形势，改变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也是促使张武龄出走的动力之一。
　　从张武龄的一生来看，他似乎只做了两件事，办学和培养孩子。张家从张树声开始就有办学的传统，而办学对张武龄来说却成了职业。张武龄办学的思想应该是在上海形成的，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在办学时专门去拜访了马相伯。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正是被张树声派往朝鲜处理“壬午兵变”的特使。张武龄倾心西学，这一点在他对孩子的教育上有所表现，妻子一去世，他就把在家读书的三个女儿送到女子学校。办起乐益女中后，他又接回三个女儿就学。除了乐益女中，张武龄还创办了平林男中。他在办学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包容的特性，在乐益女中开创了一个校风学风开放的教育试验场。当张闻天、侯绍裘、叶天底等人离开乐益女中后，又有一批进步人士来到学校，他们是匡亚明、顾诗灵、郁文哉等。后来，乐益女中由于涉嫌“赤化”，在国民政府到南京之后，差点就无法立案登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苏州不保，张武龄无奈关闭了女中，回到合肥老家。1938年，他患病去世，享年四十九岁，他所创办的乐益女中持续了十七个年头。抗战胜利后，儿子张寰和接过了父亲办学的大棒，他卖掉祖父在南京的房产，用来复校，张充和也赶来助教，还亲自题写了校名。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乐益女中校风依然开放，之后乐益女中就消散在历史中了。 　　九如巷姐妹花

　　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是当代中国大家闺秀的典范，境遇也许各异，吉凶祸福中流露的却始终是书香门第贞静的教养。合肥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昆曲名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四人中，才华最高要数张充和，而用情最深算是大姐张元和。由于昆曲，张元和爱上了昆曲当红小生顾传玠，后来经顾传玠的同学、张元和的弟弟张寰和的牵线，两人最终情定昆曲。虽然，顾传玠后来不再登台献艺，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依然使其背上戏子的标签，即使顾传玠后来去读大学，甚至改名为顾志成。张元和婚后是否幸福，我们不得而知，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元和话最少，从来对顾志成没有半句怨言。在1949年初，顾志成在广州成立贸易公司的分公司，本打算接元和、孩子去广州，但“江阴失守”后，他决定要去台湾。张元和虽不能明白，但她依然选择跟随。顾志成去世后，在张元和的履历中，除了1966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任“秘书”四年外，别无他职。她最大的事业就是婚姻。“愧，愧，愧对志成！”这却成了张元和在顾志成去世后的感慨，并且她多次组织演出来纪念顾志成。
　　在张家四姐妹中，结婚最早的是张允和，也是张武龄参加的唯一一场女儿的婚礼，婚后张允和和周有光就住在九如巷附近。才女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成了一对让众人羡慕的伉俪。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们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雷打不动。除了和周有光令人羡慕的爱情外，张允和在张家四姐妹中，新锐思想最突出，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女人不是花》，那时候是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开始萌芽，她反对人家说机关里的女职员、学校里的女教师都是瓶中花。
　　三姐张兆和嫁给了她的“老师”沈从文，当时张兆和因为多科成绩不及格，晚了一年到上海读大学。出于对中文的偏爱，她选听了沈从文的课，正是这次的选课，使得沈从文爱上了这位被同学称为“黑牡丹”的中国公学全能第一、学校女子篮球队长的张兆和。
　　张充和是四姐妹中才华最为出众的一个，她拒绝了大诗人卞之琳的追求，在姐夫沈从文的撮合下，嫁给了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于结婚后次年赴美定居。到美国后，张充和与傅汉思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张充和在图书馆找到了工作，傅汉思一度待业多年，为了应付开支，张充和卖掉了收藏多年、乾隆年间的家传古墨，一个日本人肯出价一万美元，算是很高的价格了。她对傅汉思说：“我做事吧，你去读一个中文的博士！”张充和做了八年的图书馆馆员，直到十年后傅汉思取得中文博士学位，进入高校任教。
　　合肥张家是中国时代变迁的缩影，像是把中国的近代史浓缩在一张胶片上，定格在了张家。张家因时代变迁而崛起，因时代变迁而消散。当年的大家族逐渐解体了，张家的后代分散在世界各地，也逐渐融入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历史起起伏伏，有些家族消失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记忆也随着时间而渐渐模糊，过往不断被新的家族、新的记忆所取代。但是，传承的精神没有消失，她们无形的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样如水一般流动的中华文化传承，塑造了和塑造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