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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理。他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应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各种复杂局面，进行新政府的筹备工作，进行恢复国民经济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斗争，努力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稳步前进，为国内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他的斗争精神既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又为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复杂局面;斗爭精神
[作者简介]孔杰（1994-），男，汉族，山东临沂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5-0012-03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政府总理的重任。他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理，前后达二十六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周恩来任总理期间，他以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筹备新政府的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动各项政府工作。
作为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面对的是国民党旧政权留下的百端待理的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各级政府还有待组成;全国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由于国民政府的统治和长期战争，新解放区经济凋敝、物价飞涨、失业严重，财政经济状况十分紊乱;对外方面，许多十分复杂的外交问题亟待解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的工作是极其繁巨的。对此，周恩来曾说过：“自从进城后，就筹备政协，建立政权;紧跟着就是树立国际阵营;等到毛主席由苏联回国，当时物价波动，必须用全力来统一财经，稳定物价。”①
政务院的组织机构是在原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处理全国政务的政务院与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的华北人民政府相比，自然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将华北人民政府搬来使用。周恩来刚上任就集中精力抓政务院的组织建设。他亲自负责挑选各级领导人选，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特别注意挑选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有利于团结社会各阶层的人才，共同建设新中国。
为了使刚刚建立的政务院有章可循，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各种基本工作条例。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并作《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在会上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个部门就应制定各自简要的工作条例和组织条例，这样，一方面可以不约束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又可以约束自由主义。”②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政务院的作用。从1949年10月21日到1950年10月20日，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共举行了五十五次会议。此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和周恩来顺利组建政务院分不开的。
二、恢复国民经济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斗争
全国解放时，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总体设想。面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艰难斗争，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挑起了这副重担。为统一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稳定物价，政务院在1950年3月3日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要统一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③6月，周恩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强调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1951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宣布：“去年、今年、明年的工作都是建设的准备工作。两年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8月3日，朝鲜停战谈判刚刚开始，他进一步提出：“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同时也着手准备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三年准备，十年建设。”11月3日，他又在政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战争胜利、物价稳定和进行建设，就是我们今后一年工作三项要求。”后来形成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千头万绪。一开始，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确定把水利和铁路作为工作重点。在农村，他关心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在城市，他非常重视工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成为全国上下万众瞩目的问题。11月底，周恩来指导起草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由中共中央12月1日发出。1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一级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干部大会上号召：“这是一个严重的而又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全国党政军民的全体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
当“三反”“五反”运动迅猛开展之时，周恩来已经注意到要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1951年2月14日至1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问题。经周恩来提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周恩来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来。由于缺乏经验，编制“一五”计划时面临很多困难，采取的也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努力，1955年2月，计划草案终于完成，在3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这个草案。7月5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
三、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稳步前进的斗争
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下，一些盲目冒进的苗头开始出现。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在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④1月30日，他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叮嘱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请大家实事求是”。由于四月份以来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日趋紧张的局面，从5月起，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压缩过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他指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⑤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制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应该说，这是和周恩来的努力分不开的。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开始领导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7月3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方案轮廓初步试算草案。他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大致准确。”⑥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⑦。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在北戴河先后召集多次会议，讨论修改“二五”计划。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在“多、快、好、省”后面加了“又安全”几个字。9月15日。备受瞩目的中共八大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⑧。中共八大的一个重要成就在于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发展方针，周恩来可以说是重要的贡献者。
四、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斗争
外交工作是一个国家工作的重点。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同时，还兼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一向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曾经和许多外国人士有过交往，外交经验极为丰富。
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和苏联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苏联。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举行，由周恩来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周恩来在归国途中兴奋地说：“只有我们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和苏联得到这样的解决。”在当时美国对新中国在政治上敌视、经济上严密封锁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是合理的，但同時，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朝鲜停战的实现，使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为了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新中国决定参加1954年4月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为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日内瓦会议前后持续了近三个月。周恩来始终全神贯注，不知疲倦地工作。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印度支那的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冲破美国的封锁，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周恩来致力于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打交道。1953年12月31日，他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最后，周恩来和尼赫鲁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个国家民族运动蓬勃发展，广大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有和平发展的强烈愿望。1955年的亚非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周恩来决定参加亚非会议。作为参加会议前的准备，周恩来于4月4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分别送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5日晚，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⑩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面对会议上个别人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周恩来秉持“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精神，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会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中国的诚心，也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勇于斗争是党的优良传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从艰难的斗争中走过来的。斗争精神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撑。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勃向前发展，但是在许多领域仍然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党的事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注释]
①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60页.
②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页.
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页.
④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0页.
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85页.
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4页.
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0页.
⑧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18页.
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92页.
⑩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60页.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复杂局面;斗爭精神
[作者简介]孔杰（1994-），男，汉族，山东临沂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5-0012-03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政府总理的重任。他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理，前后达二十六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周恩来任总理期间，他以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筹备新政府的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推动各项政府工作。
作为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面对的是国民党旧政权留下的百端待理的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各级政府还有待组成;全国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由于国民政府的统治和长期战争，新解放区经济凋敝、物价飞涨、失业严重，财政经济状况十分紊乱;对外方面，许多十分复杂的外交问题亟待解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的工作是极其繁巨的。对此，周恩来曾说过：“自从进城后，就筹备政协，建立政权;紧跟着就是树立国际阵营;等到毛主席由苏联回国，当时物价波动，必须用全力来统一财经，稳定物价。”①
政务院的组织机构是在原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处理全国政务的政务院与管辖华北五省二市的华北人民政府相比，自然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将华北人民政府搬来使用。周恩来刚上任就集中精力抓政务院的组织建设。他亲自负责挑选各级领导人选，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特别注意挑选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有利于团结社会各阶层的人才，共同建设新中国。
为了使刚刚建立的政务院有章可循，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各种基本工作条例。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并作《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在会上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个部门就应制定各自简要的工作条例和组织条例，这样，一方面可以不约束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又可以约束自由主义。”②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政务院的作用。从1949年10月21日到1950年10月20日，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一共举行了五十五次会议。此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和周恩来顺利组建政务院分不开的。
二、恢复国民经济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斗争
全国解放时，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总体设想。面对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艰难斗争，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挑起了这副重担。为统一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稳定物价，政务院在1950年3月3日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要统一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③6月，周恩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强调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1951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宣布：“去年、今年、明年的工作都是建设的准备工作。两年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8月3日，朝鲜停战谈判刚刚开始，他进一步提出：“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同时也着手准备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三年准备，十年建设。”11月3日，他又在政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战争胜利、物价稳定和进行建设，就是我们今后一年工作三项要求。”后来形成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千头万绪。一开始，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确定把水利和铁路作为工作重点。在农村，他关心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在城市，他非常重视工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成为全国上下万众瞩目的问题。11月底，周恩来指导起草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由中共中央12月1日发出。1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一级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干部大会上号召：“这是一个严重的而又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全国党政军民的全体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
当“三反”“五反”运动迅猛开展之时，周恩来已经注意到要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1951年2月14日至1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问题。经周恩来提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周恩来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来。由于缺乏经验，编制“一五”计划时面临很多困难，采取的也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努力，1955年2月，计划草案终于完成，在3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这个草案。7月5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
三、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稳步前进的斗争
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下，一些盲目冒进的苗头开始出现。周恩来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在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④1月30日，他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叮嘱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请大家实事求是”。由于四月份以来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日趋紧张的局面，从5月起，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压缩过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他指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⑤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制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应该说，这是和周恩来的努力分不开的。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开始领导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7月3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方案轮廓初步试算草案。他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大致准确。”⑥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⑦。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在北戴河先后召集多次会议，讨论修改“二五”计划。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在“多、快、好、省”后面加了“又安全”几个字。9月15日。备受瞩目的中共八大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⑧。中共八大的一个重要成就在于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发展方针，周恩来可以说是重要的贡献者。
四、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斗争
外交工作是一个国家工作的重点。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同时，还兼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一向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曾经和许多外国人士有过交往，外交经验极为丰富。
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和苏联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苏联。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举行，由周恩来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周恩来在归国途中兴奋地说：“只有我们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和苏联得到这样的解决。”在当时美国对新中国在政治上敌视、经济上严密封锁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是合理的，但同時，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朝鲜停战的实现，使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为了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新中国决定参加1954年4月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为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日内瓦会议前后持续了近三个月。周恩来始终全神贯注，不知疲倦地工作。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印度支那的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冲破美国的封锁，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周恩来致力于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打交道。1953年12月31日，他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最后，周恩来和尼赫鲁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个国家民族运动蓬勃发展，广大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有和平发展的强烈愿望。1955年的亚非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周恩来决定参加亚非会议。作为参加会议前的准备，周恩来于4月4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分别送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5日晚，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⑩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面对会议上个别人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周恩来秉持“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精神，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会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中国的诚心，也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勇于斗争是党的优良传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从艰难的斗争中走过来的。斗争精神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撑。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勃向前发展，但是在许多领域仍然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党的事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注释]
①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60页.
②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页.
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页.
④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0页.
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85页.
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4页.
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0页.
⑧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18页.
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92页.
⑩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