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家校共育的模式分析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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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家校共育 居家学习 线上学习 停课不停学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不仅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也打乱了教育的常态运行。随着《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等系列文件的发布,“网课学习”“在线指导”成为疫情下的教育新常态。同时,随着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很多家长“居家隔离”“居家办公”,学校、家长、学生史无前例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家校合作共育在毫无准备中“突然”被推向前台,出现了新的样态和问题。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起了《基于抗疫背景的中小学家校共育研究》的研究课题,旨在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了解抗疫期间家校合作共育的现状、特点和问题,为后疫情时代更好地推进家校合作共育总结经验、提出对策。课题组主要通过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疫情期间覆盖全国多个区域、多个学校的家校共育典型案例并进行分析,围绕教师、学生、家长三个主体的参与特征,梳理出家校合作共育的几种主要模式,全面分析了疫情对家庭教育、学校管理、学生学习的诸多影响,并提出后疫情时代家校共育工作中涉及基础硬件建设、在线教学能力、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及传播先进典型等方面的建议。

一、家校共育及其四种主要模式


  (一)家校共育的实质
  家校共育,简单来说就是联合家庭和学校等教育主体的力量,共同对孩子进行教育活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家庭和学校“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吴重涵认为,“家校合作本质上是一种‘跨界行动’,理想的状态是成员多边、决策外显、功能全面和运作融合。”[1]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永新教授认为:“家校共育主要是建立家庭、学校、社区多方教育主体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拓展教育资源的条件,影响和改善家教、家风,加强和促进制度建设,促进社区和谐共生,实现家庭、学校、社区的协调发展,父母、孩子、教师及相关人员共同成长,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2] 本文聚焦疫情期间家校共育的最典型形态——“合作促学”,凸显家长在参与学校管理和学校指导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关注点和合力点。
  (二)家校共育的四种主要模式
  针对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在对河北、河南、内蒙古、江苏、北京、广东等地进行的案例访谈中,总结了家校共育过程中的四种互动结构样态,即线上教学单向灌输—家长被动消极参与;线上教学单向灌输—家长积极主动参与;线上教学师生多向互动—家长被动消极参与;线上教学师生多向互动—家庭家长积极主动参与。这四种状态分别为互动缺乏型、家长主动型、传统教学互动型和家校均衡互动型。
  模式1 :教师单向灌输,师生无互动,家长被动消极参与
  这种模式的主要表现是教师录课播放或采用传统的“满堂灌、一言堂”的课堂讲授方式,旨在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忽略学生的在线学习质量和状态,师生之间没有任何互动交流,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兴趣下降,在线学习质量偏低;学校对家校共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家校共育的主动性,家长对在线学习期间的家校合作參与热情低,家长多是被迫完成老师布置的“监管”任务,家校双方基本无互动。在这期间,因为部分家长在家庭教育上方法不当,简单粗暴,还导致了亲子关系不佳、恶化,甚至出现恶性极端事件的发生。
  课题组成员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这种现象在疫情发生后线上教育初期发生较多。河北某县城一位初中二年级的家长提到,孩子在家学习期间,教师通过网络授课“讲完就算”,全程和孩子无提问无互动,孩子于是学会了“钻空子”,上网课的过程中把手机放在电脑屏幕下面玩游戏假装上课,作业抄答案等。不仅如此,他还拒绝父母进入自己房间,骂试图阻挠自己的母亲是“神经病”。对此父亲的说法是“他也上完课了也完成作业了,他一个孩子,我还怎么逼他。”据母亲讲,这个孩子在校期间成绩还是不错的,名列年级前50 名,但在线上学习期间的阶段测试,成绩掉到了600 多名,最重要的是还染上了游戏的网瘾。当调研人员问道:“您是否和老师反馈寻求过帮助?”父母的回答是:“孩子不在学校,老师能有什么办法。”
  安徽某县一位教师则反映家长不回信息、不配合学生上课打卡,还建小群发牢骚,有的家长虽然加入了班级群却从不关注里面的信息。
  模式2 :教师单向灌输,师生无互动,但家长在家校互动方面表现积极
  和第一种模式相比,这种模式在教师表现和师生互动方面,相同之处是师生互动欠缺,只有教师的讲授,没有提问回答环节,也没有组织小组讨论;但不同的是有一些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效果,激发孩子的成长动力,会主动向老师反映孩子的学习情况,了解老师学习进度的安排以及对学生学习过程所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措施等。他们或者主动与老师建立沟通形成合力,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资源,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孩子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说这部分家长在家校互动方面表现得非常活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如一位来自农村的一年级学生家长反映说:
  自从“停课不停学”的政策开始之后,学校组织了线上教学,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周的课程表,每天孩子定点根据课表收看网课,但由于网络问题,网课教学经常卡顿,其间虽然有很多学生申请连麦互动,但教师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一般会拒绝孩子们的连麦申请,并禁止刷屏提问。这就导致虽然是直播,却没有了互动,孩子的注意力就容易下降。为了让孩子跟上进度,课后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们还额外增加了一些练习对知识点进行巩固。
  在对北京某小学一个班级调研中回收到的29 份家长问卷中发现,有27 位家长表示,疫情期间孩子的线上学习问题,都是通过向老师寻求帮助解决的。
  模式3 :线上教学师生多向互动—家长被动消极参与
  这种模式的主要表现是师生和生生在网课学习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互动,教师除了在线上“讲课”以外,还考虑到了如何对学生学习进行课堂检测,如何借助生生互动实现彼此启发,因此直播教师会安排学生与教师的反馈性互动或者学生与学生的线上讨论性互动等等,而且直播过程会同步录制并形成回放,学生可根据自身掌握情况反复学习,但家长的参与却是消极被动的。在这种互动模式中,老师提供了包括家校互动在内的多向互动,虽然家长被动参与,但教学效果相对较好。   比如在课题组筛选的案例中,某小学教师的做法颇具典型性:
  首先,在线上教学之前先布置好预学卡,让学生根据预学卡预习,对线上教学的内容有初步的认识。其次,与家长交流好,建立好家校联系。在线上教学时,请家长们督促孩子,时刻提醒他们认真听讲,做好课后复习。最后让孩子们把听课过程中的疑问记录下来,等第二天教学时及时讲解。
  该班级家长的反馈是:
  我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力不从心。课本的知识有些自己也吃不透,知道问题的答案却不会用规范易懂的语言教会孩子,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主要还是要依靠学校和教师,自己能做的就是督促孩子提前预习和按时进行线上学习,同时也让孩子知道教师是随时都在监督她的学习情况,这样的督促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等到开学以后学习回到了正轨,教师按时按进度规范地进行教学,我们也轻松了很多,同时也发现孩子学习自觉性有所提高,而且学会了利用手机、电脑辅助学习,不像以前在家遇到问题就束手无策,这是较为明显的变化。
  虽然家庭只是配合老师完成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督及进行家校互动,但结果相对理想。
  模式4 :线上教学师生多向互动—家庭家长积极主动参与
  这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的相同之处在于师生和生生同样是在网课学习过程中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互动,不同之处在于学生父母能够主动参与且与教师、孩子积极互动。父母作为教师的“帮手”,主动参与师生的线上学习过程,不仅担负着协助教师监督学生完成学习的工作,还以协助提交作业的方式将学习效果向教师反馈,并能根据反馈进一步调整亲子互动过程,为线上学习过程中的师生活动提供更有效的助力。这种模式是四种模式中最为理想的一种。
  以下是一位家长的讲述:
  我们从春节的喜悦步入了“线上直播课”的有序进行中,假期的懒觉取消了,改为每天早睡早起。作为家长的我全力配合学校线上的教学工作,给孩子准备了独立的房间作为教室,并配备了专用的电脑和耳麦。刚开始进行网上直播课的时候,孩子显得比较兴奋,能自觉地在规定的时间内上课并进行课堂互动,课下及时完成作业。但随着假期的一再延长,孩子的学习态度有一些懈怠,上课不太积极了,作业也有一些拖沓。我们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主动和她进行了沟通交流,制定了课程表和亲子读书计划表,把学习和生活安排得充实丰富。同时,我们在微信上向各科教师对孩子的学习进行了汇报,在老师的指导下,提醒孩子查缺补漏,及时复习巩固。此外,学校阳光心理咨询室辅导教师的心理健康课也如及时春雨一般,对孩子进行了有效的心理疏导。我们还积极支持和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组织发起的“童心战疫,为爱发声”主题活动,孩子的美篇作品获得优秀奖。我们和孩子一起用文字的力量为抗疫一线的逆行者加油,向他们致敬!

二、疫情对家校共育的影响分析


  (一)对家庭的影响
  1. 父母对学校教学活动的间接参与变为直接参与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学校教育的职能向家庭教育做出大幅的让度,家庭和学校双方的职责、分工正在发生新的结构升级,而在疫情发生后的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对这一进程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因为疫情影響催生的线上教学,使得学校教育的目标和任务需要家庭的有效介入才能得以全面落实,因此家庭被“倒逼”推到了教育的“一线”,父母由学校教育的辅助者间接介入变为了直接参与者。在这一程中,很多父母对孩子发展的认知出现波动,波动幅度较大的父母甚至由此产生心理落差。比如有些家长反映,原来教师和父母沟通孩子在校学习期间的一些不良习惯,自己还不以为然,但在家学习的这段时间,才发现有很多问题确实存在,有些还相当严重,让自己很担忧甚至感到焦虑。
  2. 父母对学校提供的教学资源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选择
  在疫情影响下,在线教育呈现出乘势崛起的走向。各地名师大家、各类学习课程琳琅满目,加之原有的线下培训机构受疫情影响纷纷转移至线上,这使得学校教育的原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校外教育和学校教育正逐步形成并列式格局,一些优质学科的教学资源甚至成为许多家庭的必选。疫情发生之前,学校资源是孩子的必选或者首选,但疫情发生之后成为很多家庭的待选项之一,家长主要通过学校课程来稳定孩子的习惯或把握教育的政策和方向。
  3. 父母对资源选择从“选什么”变为“怎么选”
  疫情发生前,父母多根据孩子的特长爱好以及自己的主观意愿为孩子选择学习资源,或者结合孩子在校学习状况选择补充性学习内容。但在疫情发生之后,基于父母对孩子“宅家学习”效果的担忧,使得学科学习成为首选,于是选择从“选什么”变为“怎么选”。面对海量的线上课程,一方面可选择的空间增大,获取优质资源的机会增加了;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何更科学高效地为孩子选择最适合的教育资源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家长的考验。相对于商业机构与“利益”关联的资源推荐,学校和教师从专业角度和基于对孩子了解的前提下做出的“个性化”推荐对家庭来说更加重要,也因此成为疫情期间家长的重要依靠力量。
  4. 家庭成员相处时间和互动由少变多,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加大
  疫情发生后的居家隔离使得孩子从之前一周最少5 天在校的时间变为一周7 天24 小时和父母在一起,家庭成员之间相处的时间变长、互动增多,一方面这是修复亲子关系的最好契机,另一方面也最容易出现矛盾甚至爆发激烈冲突。与此同时,家庭为孩子营造的居家学习环境对学习质量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加大,比如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的教育素养、家庭成员的互动模式及对生活中突发状况的反应模式等等,以上这些都共同作用于孩子的成长过程,影响着对孩子的教育及居家学习的效果。课题组通过对个别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部分家庭进行的访谈发现,孩子的在线学习首先受硬件设施的限制,例如网络覆盖率不高或网速慢,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数量、质量均有不足等;其次是父母或承担隔代教养责任的祖辈,其中很多并不具备对孩子进行学习指导、心理疏导、情绪引导等方面的能力,不能在面对变化时调整好心态并做出积极应对,这些都导致孩子的学习效果及行为表现等都不够理想,也往往成为家庭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而即使是在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硬件设施相对齐全、完善,父母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当中,一旦父母面对较大的教育压力不能很好地进行亲子互动的话,问题的爆发比例和爆发频率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加大。   总之,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教育管理权从学校转移到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主导权和决策权,同时也对家庭的硬件保障,对父母在时间、精力和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疫情期间的一种“非常态”状态,大部分父母都能积极应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父母出现应对能力不足的情况,从对孩子的称呼由“宝贝”变为“神兽”就可以看出,不少父母的育儿焦虑依然严重。
  (二)对学校的影响
  1. 教学效果受到家庭参与度和父母配合度影响
  疫情期间学生在线学习,在学校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教师通过网络授课,学生需要在父母协助下完成学习,与此前教师在课堂上完全占据主动的现状有很大差别,教学效果受家庭影响的因素明显增大。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学校需要在推进线上教学的过程中,同时提升家长的重视度、参与度,甚至通过提升父母的教育素养来指导父母配合学校和老师,因此学校在肩负起教育孩子之外,同时还要指导家庭教育甚至帮助安排健康有序的日常家庭生活,提高家长对参与和指导孩子线上学习的重视度,激发他们自我成长的热情,提供父母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机会和方法。据调研发现,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学校纷纷开设了针对家长的父母课堂,内容包括对孩子的“学习监督、家庭服务、心理沟通、习惯养成、情绪管理、亲子陪伴、生活教育”等方面。
  2. 教学效果受到家庭教育投入及教育资源选择的影响
  朱永新教授提出,未来学校将被学习中心代替[3]。而对学习课程资源的选择与一个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的教育认知等密切相关。此次疫情让学校“试行”了一次与校外教育资源进行的质量大“PK”,也因此意识到学校教育所面临着的新考验、新挑战。学校和教师应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职责,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必须重视和尊重家长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当然也如前文提到,疫情期间线上教育机构不断崛起,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让父母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如何甄别和遴选优质资源成为摆在父母面前的一道难题。此时,学校除了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外,如何给父母提出科学合理的选择建议同样重要也很必要。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或者是组织推荐自己了解的优质资源给家长,或者是整合优质资源形成系列课程后推荐给家长,颇受家长的信任。比如邢台县教育局选择向全县家长推荐了新家庭教育研究院推出的疫情期间指导家庭日常生活的系列公益课程“亲子日常生活‘三个三’”,参与家长达六十多万人次。
  3. 教学效果受到家校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成果的影响
  家校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历来受到学校领导及教师认识水平和行动能力的影响而表现不同、结果不同。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让学校在教育权进一步让渡给家庭的现实下,不得不重新启动并规划相关家校共育工作。居家学习期间,围绕学生的教育、教学及日常生活,都需要通过家校合作,在家庭和学校至少能保证顺畅沟通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推进和顺利完成,而制度化则是最好的、最有力的保障。
  总之,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使得学校面临的考验不仅仅体现在线上教学技术、教学内容设计和内部教学资源整合等方面,还体现在如何提升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家校沟通能力上,如何推进家校合作制度化建设以保证各项教育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如何发掘学校教育的优势,如何在雨后春笋般林立的线上校外学习机构中找准定位等等,这些在后疫情时代仍然是学校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对学生的影响
  1. 在线教学的师生互动不畅直接影响学习质量和成效
  教育的本质是互动,是教学相长。疫情期间的线上学习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比如受网络速度、平台质量、教师在线操作技术以及疫情突发后学校的应急反应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让在线学习过程中的“师生、生生”等互动成为一种“先天不足”,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2. 家庭参与呈现“监督有余、指导不足”,导致亲子冲突影响情绪
  疫情期间家庭参与甚至主导孩子的学习,使得很多父母对孩子学习过程的监督增多而指导相对不足。父母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行为习惯、学习结果等方面,而对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动机等的运行及有效反馈等方面的指导不够,导致对学习效果产生不利影响。比如有新闻报道称,一位14 岁的初中生因为父母在自己房间里安装监控而报了警。据项目组调查发现,在家安装监控的行为并不是个例,在家庭教育中,类似这样侵犯孩子身心健康的“简单粗暴”的言行时有发生。
  3. 在线学习考验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也成为拉开差距的“分水岭”
  疫情期间在家学习成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学习和生活的大融合,除了考验家长的教育素养和指导能力,更考验学生的自我管理、自主发展能力,这也成为在线学习质量拉大差距的“分水岭”。
  比如在线上学习过程中,学生感觉到被父母“监控”着不自在,在家上课又缺少学习氛围,无法实时和教师、同学互动交流,以致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消减,自律性不高导致学习拖拉或者在手机和电脑游戏中失控等,这些都是影响学习质量、拉大成绩差距的原因。

三、后疫情时代家校共育的建议


  第一,继续关注线上学习的信息网络基础建设。此次调研中,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受网络设备和通信讯号影响相对较大,因此要保证线上学习顺利高效,首先需要保证一个通畅稳定的硬件基础,保障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教育公平,缩小教育过程中因“数字鸿沟”带来的“贫富差距”,为在线学习及家校共育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国家工信部需要加强在这些地区的信息工程建设,提高覆盖率并保障网络的畅通度,以更高的标准提升和推动信息网络的“村村通”,解決好网络信息的“最后一公里”,让宽带和5G 从“村村通”走向“户户通”“时时通”“处处通”,并且着力推动在线学习流量免费的探索,切实保障教育公平。
  第二,加大国家层面教育资源平台整合建设。如果说信息网络基础是在线学习的硬件建设,那么优质教育资源就是在线学习的软件建设。此次疫情集中暴露出优质教育资源信息不对称、不均衡、不公平等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对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再整合”,就是要建立公益性的国家教育资源库,组建专家遴选、整合和开发优质教育资源,建设国家层面的在线学习中心。服务对象覆盖学生、教师、家长、员工等在内的学习人群,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既能满足共性学习需求,又能满足个性发展需要,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等方式提供免费学习服务,保障教育公平,探索“学分银行”和基于“大数据”学习认证,让更多的人更好地学习,推动构建学习型社会。   第三,注重学校教师在线教学能力的提升。此前的教师专业培训,聚焦线下课堂居多,多媒体在课堂上的使用也仅仅是线下教学的辅助手段。但疫情發生后的线上学习,对教师的线上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很多对网络熟悉的年轻教师,会选择抢答、接龙、积分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习过程的互动性,也善于在网上搜集优质资源,尤其是遴选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图片、视频等作为素材;而一些年纪较长的教师则比较中规中矩,对在线教学适应较慢,线上教学能力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教育部门应考虑进一步在教师培训方面突出线上教学的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尽量做到拓宽思路、覆盖全体,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教师提升专业能力,以应对新的挑战。
  第四,深入推进家校共育的制度化建设。家校共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日益凸显,但是因为专业研究仍显不足,不能为学校和家庭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学校和教师多数在摸索中前行。因此亟须国家教育部门组织专家力量在推进家校合作制度化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以此帮助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循着良性的轨道运行,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第五,推进家庭教育和家校合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近年来,不仅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矛盾有趋向尖锐之势,就是家庭中亲子关系的问题也日益严峻,家校、师生、亲子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和情感危机,极端伤害事件时有发生,尤其让原本脆弱的家校关系更显紧张。究其原因,仍然是面对孩子这个“黑匣子”成长过程中的复杂状况,既认知不足又缺乏敬畏,既欠缺专业能力又缺乏权责的界限感。而疫情期间的线上学习及后疫情时代的来临,某种程度上为这一关系的修复提供了一次契机和转机。“家校合作走向制度化,需要内外部共同努力。家校合作整体‘语境’的变化过程,就是其制度化过程。”[4] 因此,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趁机进一步推进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推出,希望能同步推进家校共育的制度化、法制化。
  第六,讲好榜样家庭和先进学校的典型故事。疫情期间,无论投身抗疫一线舍小家为大家的榜样父母,还是携手学校陪伴孩子建设温馨幸福家庭的父母榜样;无论是以父母课堂为抓手提升父母教育素养进而保证学生健康成长的学校,还是设计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以提升家校凝聚力的学校,他们在互动中的共同朝向,是创办优质学校、建设幸福家庭进而更好地服务孩子成长构建和谐社会。例如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新家庭教育研究院联合推出的“新父母年度人物评选”,山东省进行的“智慧父母”评选等活动,都是一种榜样宣传。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借助发掘和传播榜样故事,弘扬良好家风,让家庭教育更有温暖,让家校共育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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