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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934年10月，在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生死攸关之际，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历经近一年，徒步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等11个省，跋涉翻越了于都河、五岭山脉、潇水、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夹金山、大凉山、毛儿盖草地、岷山、六盘山等万水千山，冲破了敌人重重封锁和围追堵截，实现了空前绝后的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这些“火种”后来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人民解放的引领和中坚力量，并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备受外侮、积贫积弱的旧社会，创建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安康幸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征”，现在虽已是个历史的概念，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伟大卓越、极不平凡的，在中国革命史册中将闪耀着永世不灭的光芒。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本文为读者梳理历史脉络，和大家一起分享当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引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举世瞩目的长途转战，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向胜利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临川向国民党军事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我们要专心一致地“剿匪”，此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我们总是要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7月11日，为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围剿”部队军官进行强化集训；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华北驻军南调江西，实行“碉堡政策”，“围剿”中央红军，总兵力100万人。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废弃以往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并作出“分离作战”的决定，即把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一部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入闽作战。结果“两个拳头打人”，反“围剿”很快受挫。几次受挫后，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4月14日，国民党军队突破中央红军防御阵地。4月28日，广昌失守，红军折损总兵力五分之一，损失惨重。5月初，中共中央提出“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被共产国际批准，并同意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定一切”。8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瑞金沙洲坝不时地遭到敌机轰炸，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中央决定：中央红军西征到湘鄂西与贺龙、周逸群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红六军团会合。10月7日，中共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务，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8.6万多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进行长征。
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把围追堵截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南渡于都河。国民党以3个师、1个旅的兵力在赣州以东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21日，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26日，大队人马进入五岭山区羊肠小道。由于携带大量笨重的器材辎重，行动十分缓慢。30日，蒋介石判断红军是西进战略转移，于是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火速出兵，在湘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间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并电令薛岳的北路军，协助西路、南路军追击红军。11月4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袭取了城口。5日至8日，后续部队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国民党军立即在郴县、宜章、乐昌间，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11月11日，红三军团占领了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北路军16个师以及广东陈济棠、广西白崇禧、贵州王家烈部，利用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全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渡过潇水。27日晚，先头部队红二、四师各一部顺利地渡过湘江并控制了渡江点，紧接着红一、三军团相继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江岸，只等后续部队过江。然而，由于拖着坛坛罐罐和疲劳行军，红军主力错失了乘虚抢渡湘江的时机，遭受了惨重损失。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红二十一、二十三师不足2000人渡过湘江。红三军团的红六师红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被阻隔于湘江东岸，在国民党部队铁桶式包围中，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及被阻隔部队大部牺牲。此役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余人，部队中明显出现了怀疑不满、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中央在通道附近的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时刻关注党和红军前途命运而又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同。在这次会议上，李德坚持“北出湘西”的意见被否决，博古也因“湘江之责”而未固执己见，但在13日，中革军委仍命令各部，先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再寻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5日，中央红军向黎平行进中，毛泽东看到“北上会合”面临的严重危机，再次力陈博古等人。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富春、李德等出席。毛泽东竭力建议：挺进川黔边遵义地区，建立一块新的根据地。会上，政治局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20日，中央红军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红三、五军团为左纵，分两路西进。28日，红军进至黄平、余庆地区，直逼乌江，把围追堵截的幾十万敌军甩在了湘西。
“转兵”遵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转兵”顺利。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1935年1月1日，耿飙、杨成武的红二师红四团首抵乌江江界河渡口并组织偷渡；1月2日凌晨，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干部团再次组织强渡；杨得志、黎林的红一师先头团从下游龙溪渡口强渡成功；1月3日，红三军团从上游的茶山渡口过江。1月6日，中央红军从3个渡口全部渡过了乌江。突破乌江后，中革军委命令部队分3路向前进击，直逼黔北重镇遵义。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9日，军委纵队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朱德、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参加会议，邓小平、李德、伍修权列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和突围以来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是我党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和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极其危急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四渡赤水”“两战遵义”，摆脱了敌人重兵包围
遵义会议后，敌情发生了急剧变化。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决定，除以湘、鄂军各一部围攻红二、六军团外，另以川军全部和湘、云、桂、粤军各一部约4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进逼遵义，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而中央红军加上在遵义入伍的4千人总共才3万余人，敌我力量悬殊。黎平会议决定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已无可能。为此，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遂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要北渡长江首先就要渡过赤水河。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土城方向开进。24日，红一军团击溃黔敌1个师、攻占土城并夺取旺隆场、复兴场，红九军团占领习水、三元场，红三军团到达回龙场。27日，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乘薛岳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敌新败，给川敌以沉重打击，为北渡创造条件。28日，激战了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当发现对敌情判断有误时，毛泽东果断决定，不与敌恋战，取消北渡计划，部队立即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2月2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进攻叙永未克，后续部队又被敌截断。5日，调整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7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改在川、黔、滇边机动作战。8日，毛泽东决定东渡赤水河，打回遵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由于敌主力被吸引到川黔边境，黔北防守空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0日决定，出其不意，挥师东进，争取先机，再渡赤水河。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突然掉头东进，分3路经川南直插黔北，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川敌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25日，红五、九军团阻滞川敌，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的红一、三军团和干部团，进攻娄山关、再夺遵义。红军5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消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多人，缴枪2万多支。3月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陈诚飞抵重庆督战，并企图以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南北夹击，围歼红军。10日，毛泽东力排众议，反对攻打四周布有重兵的金沙。决定向敌空虚的东北方向转进，夺占仁怀、茅台，三渡赤水河。16、17日，红军再入川南进入古蔺地区。于是，蒋介石运用江西的“碉堡政策”，在赤水河南岸、东岸重兵布防。对此，红军前敌司令部决定，撤销西进计划，折而向东，跳出包围圈。21日，红军分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河。31日，中央红军又一次渡过了乌江，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北岸。
坚定“北上战略”，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抵贵阳。此时红军已南渡乌江，进入息烽、扎佐地区，前锋直指贵阳。当时贵阳国民党守军只有2个团，红军这一出乎意料行动，使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惊慌失措。毛泽东再次用声东击西的办法，于4月3日从息烽、扎佐东进，并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当蒋介石慌忙调集各路敌军开向贵阳护驾时，红军却以每日百里速度与敌背道而驰地向云南突进。27日，主力红军前锋逼近昆明。蒋介石闻讯，立即飞往昆明，调兵遣将，保卫昆明。乘滇北和金沙江南岸的敌人防守空虚之机，中革军委于29日发出“速渡金沙江、建立川西苏区”的指示。随后红军主力分3路畅通无阻地向西北推进。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把几十万围追堵截的敌人甩在了金沙江南岸。然而，红军中一些将领一时对毛泽东的“避实就虚、走打结合”的运动战方针不理解，认为走了冤枉路，要求撤换领导。林彪以个名义致信中央，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12日，张闻天在会理城郊的铁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理会议批评了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缺乏胜利信心的右倾思想和存在的怀疑不满情绪，批评了林彪违背遵义会议精神要求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会上，周恩来、朱德称赞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所采用的避实就虚、机动作战的方针；肯定了四渡赤水、两战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摆脱敌重兵包围的做法；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坚定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向。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后，立即策划了“大渡河会战”。20日，中革軍委命令各军团以坚决、勇猛、果断、迅速的行动，消灭阻止红军前进的川敌，并争取彝族民众支持，高速急行抢渡大渡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经过分析比较，果断决定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直插安顺场。22日，刘伯承在冕宁与小叶丹歃血为盟。23日，先遣队通过彝族区向大渡河急进。夜晚，左权率部佯攻，杨得志、黎林的红一团控制了安顺场渡口。次日凌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指挥，组织抢渡。25日，红一团完全控制了渡口，部队通过摆渡过河。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主力相继到达安顺场。在薛岳部追兵已过德昌的紧急关头，中革军委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师及干部团从安顺场过河并于过河后沿河北上；红军主力由安顺场沿河西岸北进，火速抢夺160公里外的泸定桥。29日下午，红军主力夺取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梦想破灭。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向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进发。12日，先头部队翻越了气候恶劣的夹金山，在前往达维镇的途中，与已攻占懋功的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7日，军委纵队到达达维镇，随即红一、四方面军驻达维部队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
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反对北上
正当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围追堵截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时，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铁蹄已由东北踏入到了华北。此时，中华民族到了危机日深、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会理会议提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目标已不再成为必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会见李先念时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今后我们的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接到中央电报后，对中央的方针却不以为然，主张北出青海、甘肃，占领新疆，然后伺机向东，发展陕西。目前，方面军宜先南下，解决给养。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认为，在岷江两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向大西北或向南进攻均不合适。应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认为，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胡宗南重兵驻扎甘南，红军难以立足，向南打下成都，建立川康边根据地更有利。毛泽东认为，根据地要靠进攻去创造，应集中兵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朱德、刘少奇、王稼祥、博古、凯丰、刘伯承一致赞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29日，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深入红四方面军部队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慰问指战员。3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北进。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对抗中央的主张。7月1日，他又以“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由，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向中央施压。3日，中共中央在达卓克基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达卓克基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到达芦花，先头部队先后到达哈龙、毛儿盖、黑水、党坝地区。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议，史称“芦花会议”。芦花会议专门讨论了组织问题，会议从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考虑，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会后，由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签署中革军委《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红一方面军4个军团分别称为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5个军番号不变，仍为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沙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中共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向班佑、巴西开进。北上方针取得了一致意见后不久，又出现了西进和东进的分歧。陈昌浩主张西进，占领西宁。20日，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会议通过了《洮夏战役计划》，决定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翌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开进。24日，中央将毛儿盖会议精神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阿坝地区后则按兵不动。当时，红军在毛儿盖有两条出路：一条是“东出四川”，另一条是“北出陕甘”。敌人判断红军会东出四川，不会走气候异常、荒无人烟、草丛下河沟交错的草地而北出陕甘的，因而胡宗南在松潘地区集结了4个师，还有已赶到懋功的刘文辉部、雅州的薛岳部的追兵。在两条路径必须抉择时，毛泽东决定，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路。在杨成武的红四团先导下，右路军经过7天6夜的艰难跋涉，越过了草地，于8月底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为消灭包座之敌，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由红四方面军攻打。29日，红三十军全部、红四军一部向包座之敌发起攻击，31日晚战斗结束，歼敌第四十九师5000多人，取得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出现了北上陕甘的有利时机。 张国焘与中央相背，中央对其作出组织处理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向张国焘电告了上述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北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3日，张国焘以葛曲河涨水为由拒绝左路军向班佑开进，并要求一、四方面军全军南下，且令东进至墨洼的红五军返回阿坝。5日，张国焘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9日，张国焘在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还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同时背着中央又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见到张国焘这份密电后，立即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还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研究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军委纵队在叶剑英的率领下随后跟去。11日，中央领导与红三军到达俄界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并再次致电张国焘向班佑、巴西开进。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上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点名批评了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会议认为，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落脚”陕北，确立了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北上红军开始翻越白雪皑皑、千里冰封的岷山，在雨雪交加中沿著白龙江源头险峻的栈道，向甘南地区艰难行进。16日，在行军途中击溃国民党新编十四师1个团，逼近川陕甘边界的交通要隘腊子口。17日凌晨，杨成武、王开湘的红二师红四团攀崖突袭，夺取了腊子口天险。18日，先头部队跨越岷山，占领了宕昌县的哈达铺进入甘南。20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哈达铺会议”。会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正当中共中央艰难抉择之时，毛泽东在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拣来的国民党旧报纸上，看到了红军刘志丹部在陕北的活动情况。21日，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欣喜地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哈达铺会议后，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先佯攻天水、迷惑敌人，后急行折返、摆脱了敌人重兵追击，于1935年9月27日占领榜罗镇。当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会议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29日，陕甘支队向通渭前进。10月7日，翻越六盘山，19日，到达陕甘苏区边缘的吴起镇，21日，由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挥，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的马家军3个骑兵团，歼敌2000多人，缴获战马1000多匹。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吴起镇会议”。会议决定，将陕、甘、晋作为红军发展的主要区域。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红军，向西、南寻机歼敌，待黄河结冰后再向东发展。10月1日和25日，陕北红军红十五军团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11月5日，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以南的道佐埠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为便于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原红一、三军合并成第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于直罗镇北、南设伏，22日，敌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云峰率部向直罗镇进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两个小时战役结束，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多人，击毙敌师长牛云峰，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直罗镇战役结束后，陕北根据地就成了各路红军长征会师的落脚点。1936年10月下旬，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从此，陕北就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责任编辑：徐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临川向国民党军事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我们要专心一致地“剿匪”，此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我们总是要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7月11日，为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围剿”部队军官进行强化集训；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华北驻军南调江西，实行“碉堡政策”，“围剿”中央红军，总兵力100万人。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废弃以往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并作出“分离作战”的决定，即把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一部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入闽作战。结果“两个拳头打人”，反“围剿”很快受挫。几次受挫后，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4月14日，国民党军队突破中央红军防御阵地。4月28日，广昌失守，红军折损总兵力五分之一，损失惨重。5月初，中共中央提出“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被共产国际批准，并同意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定一切”。8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瑞金沙洲坝不时地遭到敌机轰炸，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中央决定：中央红军西征到湘鄂西与贺龙、周逸群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红六军团会合。10月7日，中共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务，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8.6万多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进行长征。
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把围追堵截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南渡于都河。国民党以3个师、1个旅的兵力在赣州以东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21日，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26日，大队人马进入五岭山区羊肠小道。由于携带大量笨重的器材辎重，行动十分缓慢。30日，蒋介石判断红军是西进战略转移，于是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火速出兵，在湘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间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并电令薛岳的北路军，协助西路、南路军追击红军。11月4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袭取了城口。5日至8日，后续部队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国民党军立即在郴县、宜章、乐昌间，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11月11日，红三军团占领了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北路军16个师以及广东陈济棠、广西白崇禧、贵州王家烈部，利用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全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渡过潇水。27日晚，先头部队红二、四师各一部顺利地渡过湘江并控制了渡江点，紧接着红一、三军团相继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江岸，只等后续部队过江。然而，由于拖着坛坛罐罐和疲劳行军，红军主力错失了乘虚抢渡湘江的时机，遭受了惨重损失。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红二十一、二十三师不足2000人渡过湘江。红三军团的红六师红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被阻隔于湘江东岸，在国民党部队铁桶式包围中，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及被阻隔部队大部牺牲。此役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余人，部队中明显出现了怀疑不满、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中央在通道附近的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时刻关注党和红军前途命运而又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同。在这次会议上，李德坚持“北出湘西”的意见被否决，博古也因“湘江之责”而未固执己见，但在13日，中革军委仍命令各部，先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再寻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5日，中央红军向黎平行进中，毛泽东看到“北上会合”面临的严重危机，再次力陈博古等人。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富春、李德等出席。毛泽东竭力建议：挺进川黔边遵义地区，建立一块新的根据地。会上，政治局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20日，中央红军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红三、五军团为左纵，分两路西进。28日，红军进至黄平、余庆地区，直逼乌江，把围追堵截的幾十万敌军甩在了湘西。
“转兵”遵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转兵”顺利。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1935年1月1日，耿飙、杨成武的红二师红四团首抵乌江江界河渡口并组织偷渡；1月2日凌晨，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干部团再次组织强渡；杨得志、黎林的红一师先头团从下游龙溪渡口强渡成功；1月3日，红三军团从上游的茶山渡口过江。1月6日，中央红军从3个渡口全部渡过了乌江。突破乌江后，中革军委命令部队分3路向前进击，直逼黔北重镇遵义。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9日，军委纵队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朱德、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参加会议，邓小平、李德、伍修权列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和突围以来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是我党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和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极其危急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四渡赤水”“两战遵义”，摆脱了敌人重兵包围
遵义会议后，敌情发生了急剧变化。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决定，除以湘、鄂军各一部围攻红二、六军团外，另以川军全部和湘、云、桂、粤军各一部约4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进逼遵义，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而中央红军加上在遵义入伍的4千人总共才3万余人，敌我力量悬殊。黎平会议决定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已无可能。为此，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遂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要北渡长江首先就要渡过赤水河。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土城方向开进。24日，红一军团击溃黔敌1个师、攻占土城并夺取旺隆场、复兴场，红九军团占领习水、三元场，红三军团到达回龙场。27日，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乘薛岳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敌新败，给川敌以沉重打击，为北渡创造条件。28日，激战了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当发现对敌情判断有误时，毛泽东果断决定，不与敌恋战，取消北渡计划，部队立即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2月2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进攻叙永未克，后续部队又被敌截断。5日，调整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7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改在川、黔、滇边机动作战。8日，毛泽东决定东渡赤水河，打回遵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由于敌主力被吸引到川黔边境，黔北防守空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0日决定，出其不意，挥师东进，争取先机，再渡赤水河。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突然掉头东进，分3路经川南直插黔北，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川敌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25日，红五、九军团阻滞川敌，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的红一、三军团和干部团，进攻娄山关、再夺遵义。红军5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消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多人，缴枪2万多支。3月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陈诚飞抵重庆督战，并企图以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南北夹击，围歼红军。10日，毛泽东力排众议，反对攻打四周布有重兵的金沙。决定向敌空虚的东北方向转进，夺占仁怀、茅台，三渡赤水河。16、17日，红军再入川南进入古蔺地区。于是，蒋介石运用江西的“碉堡政策”，在赤水河南岸、东岸重兵布防。对此，红军前敌司令部决定，撤销西进计划，折而向东，跳出包围圈。21日，红军分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河。31日，中央红军又一次渡过了乌江，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北岸。
坚定“北上战略”，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抵贵阳。此时红军已南渡乌江，进入息烽、扎佐地区，前锋直指贵阳。当时贵阳国民党守军只有2个团，红军这一出乎意料行动，使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惊慌失措。毛泽东再次用声东击西的办法，于4月3日从息烽、扎佐东进，并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当蒋介石慌忙调集各路敌军开向贵阳护驾时，红军却以每日百里速度与敌背道而驰地向云南突进。27日，主力红军前锋逼近昆明。蒋介石闻讯，立即飞往昆明，调兵遣将，保卫昆明。乘滇北和金沙江南岸的敌人防守空虚之机，中革军委于29日发出“速渡金沙江、建立川西苏区”的指示。随后红军主力分3路畅通无阻地向西北推进。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把几十万围追堵截的敌人甩在了金沙江南岸。然而，红军中一些将领一时对毛泽东的“避实就虚、走打结合”的运动战方针不理解，认为走了冤枉路，要求撤换领导。林彪以个名义致信中央，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12日，张闻天在会理城郊的铁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理会议批评了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缺乏胜利信心的右倾思想和存在的怀疑不满情绪，批评了林彪违背遵义会议精神要求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会上，周恩来、朱德称赞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所采用的避实就虚、机动作战的方针；肯定了四渡赤水、两战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摆脱敌重兵包围的做法；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坚定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向。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后，立即策划了“大渡河会战”。20日，中革軍委命令各军团以坚决、勇猛、果断、迅速的行动，消灭阻止红军前进的川敌，并争取彝族民众支持，高速急行抢渡大渡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经过分析比较，果断决定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直插安顺场。22日，刘伯承在冕宁与小叶丹歃血为盟。23日，先遣队通过彝族区向大渡河急进。夜晚，左权率部佯攻，杨得志、黎林的红一团控制了安顺场渡口。次日凌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指挥，组织抢渡。25日，红一团完全控制了渡口，部队通过摆渡过河。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主力相继到达安顺场。在薛岳部追兵已过德昌的紧急关头，中革军委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师及干部团从安顺场过河并于过河后沿河北上；红军主力由安顺场沿河西岸北进，火速抢夺160公里外的泸定桥。29日下午，红军主力夺取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梦想破灭。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向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进发。12日，先头部队翻越了气候恶劣的夹金山，在前往达维镇的途中，与已攻占懋功的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7日，军委纵队到达达维镇，随即红一、四方面军驻达维部队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
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反对北上
正当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围追堵截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时，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铁蹄已由东北踏入到了华北。此时，中华民族到了危机日深、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会理会议提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目标已不再成为必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会见李先念时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今后我们的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接到中央电报后，对中央的方针却不以为然，主张北出青海、甘肃，占领新疆，然后伺机向东，发展陕西。目前，方面军宜先南下，解决给养。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认为，在岷江两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向大西北或向南进攻均不合适。应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认为，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胡宗南重兵驻扎甘南，红军难以立足，向南打下成都，建立川康边根据地更有利。毛泽东认为，根据地要靠进攻去创造，应集中兵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朱德、刘少奇、王稼祥、博古、凯丰、刘伯承一致赞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29日，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深入红四方面军部队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慰问指战员。3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北进。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对抗中央的主张。7月1日，他又以“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由，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向中央施压。3日，中共中央在达卓克基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达卓克基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到达芦花，先头部队先后到达哈龙、毛儿盖、黑水、党坝地区。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议，史称“芦花会议”。芦花会议专门讨论了组织问题，会议从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考虑，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会后，由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签署中革军委《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红一方面军4个军团分别称为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5个军番号不变，仍为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沙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中共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向班佑、巴西开进。北上方针取得了一致意见后不久，又出现了西进和东进的分歧。陈昌浩主张西进，占领西宁。20日，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会议通过了《洮夏战役计划》，决定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翌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开进。24日，中央将毛儿盖会议精神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阿坝地区后则按兵不动。当时，红军在毛儿盖有两条出路：一条是“东出四川”，另一条是“北出陕甘”。敌人判断红军会东出四川，不会走气候异常、荒无人烟、草丛下河沟交错的草地而北出陕甘的，因而胡宗南在松潘地区集结了4个师，还有已赶到懋功的刘文辉部、雅州的薛岳部的追兵。在两条路径必须抉择时，毛泽东决定，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路。在杨成武的红四团先导下，右路军经过7天6夜的艰难跋涉，越过了草地，于8月底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为消灭包座之敌，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由红四方面军攻打。29日，红三十军全部、红四军一部向包座之敌发起攻击，31日晚战斗结束，歼敌第四十九师5000多人，取得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出现了北上陕甘的有利时机。 张国焘与中央相背，中央对其作出组织处理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向张国焘电告了上述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北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3日，张国焘以葛曲河涨水为由拒绝左路军向班佑开进，并要求一、四方面军全军南下，且令东进至墨洼的红五军返回阿坝。5日，张国焘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9日，张国焘在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还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同时背着中央又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见到张国焘这份密电后，立即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随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还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研究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军委纵队在叶剑英的率领下随后跟去。11日，中央领导与红三军到达俄界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并再次致电张国焘向班佑、巴西开进。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上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点名批评了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会议认为，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落脚”陕北，确立了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北上红军开始翻越白雪皑皑、千里冰封的岷山，在雨雪交加中沿著白龙江源头险峻的栈道，向甘南地区艰难行进。16日，在行军途中击溃国民党新编十四师1个团，逼近川陕甘边界的交通要隘腊子口。17日凌晨，杨成武、王开湘的红二师红四团攀崖突袭，夺取了腊子口天险。18日，先头部队跨越岷山，占领了宕昌县的哈达铺进入甘南。20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哈达铺会议”。会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正当中共中央艰难抉择之时，毛泽东在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拣来的国民党旧报纸上，看到了红军刘志丹部在陕北的活动情况。21日，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欣喜地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哈达铺会议后，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先佯攻天水、迷惑敌人，后急行折返、摆脱了敌人重兵追击，于1935年9月27日占领榜罗镇。当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会议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29日，陕甘支队向通渭前进。10月7日，翻越六盘山，19日，到达陕甘苏区边缘的吴起镇，21日，由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挥，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的马家军3个骑兵团，歼敌2000多人，缴获战马1000多匹。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吴起镇会议”。会议决定，将陕、甘、晋作为红军发展的主要区域。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红军，向西、南寻机歼敌，待黄河结冰后再向东发展。10月1日和25日，陕北红军红十五军团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11月5日，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以南的道佐埠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为便于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原红一、三军合并成第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于直罗镇北、南设伏，22日，敌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云峰率部向直罗镇进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两个小时战役结束，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多人，击毙敌师长牛云峰，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直罗镇战役结束后，陕北根据地就成了各路红军长征会师的落脚点。1936年10月下旬，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从此，陕北就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