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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潍坊潍城区陈介祺故居万印楼内，保存着一个“鼎”的复制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件复制品还原的是目前所见古鼎中镌刻金文最多的“毛公鼎”。
陈介祺是毛公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收藏者，也是鼎文拓写和解释的第一人。在他故去后，毛公鼎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流浪之旅，最终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世纪末，后人陈祖光有感万印楼不复毛公鼎身影，來往两岸数次，精心研究，终于成功复制出毛公鼎，了却心中的夙愿。
9月初，第二届陈介祺艺术节在潍坊潍城区十笏园文化街开幕。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再度将目光聚焦在毛公鼎之上。
鼎赐重臣，千年现身
所谓毛公鼎，又叫毛厝鼎，因制作该器者名叫毛公厝而得名。在金石学界，毛公鼎的名号如雷贯耳。
毛公鼎意义之重要，在于其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内有铭文32行，合重文497个字。
根据后世学者研究诠释，毛公鼎铭文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盛况，同时实事求是地道明当时西周政局不稳;第二部分宣扬周天子对毛公的册命;第三部分介绍周天子授予毛公宣示王命的特权;第四部分讲周天子告诫并勉励毛公以善从政;第五部分讲周天子赏赐毛公马车、兵、命服等物，毛公表示感谢并称颂天子美德，作鼎以纪念。其中，除第一部分以“王若日”起首外，其余四部分均以“王日”开头。
铭文叙事详略得当，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近代学者李瑞清题跋该鼎时也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尚书》乃儒家“五经”之_，是儒者必须仔细研读的经典文本。毛公鼎犹如《尚书>，足见其重要性。
不知何时，毛公鼎埋入深土，湮没无闻。两千多年后，毛公鼎重现世间，旋即引发关注。但毛公鼎并非考古挖掘出土，而是机缘巧合下的偶然所得。
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是鼎咸丰八年（1858年）出土，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他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京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但另一种更有影响的说法，是认为毛公鼎在道光末年出土。两说究竟孰是孰非，至今难有定论。
据后一种说法，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耕种，无意中锄头触碰到一件硬物。他找来几位要好村民，齐心合力将这块硬物掘出。看到土锈斑斑的古鼎，董春生有些傻眼：他只知道这是一件古物，但究竟价值如何却不得而知。
当地古董商闻讯赶来察看，发现该鼎内有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即知此鼎价值不菲。他花三百两白银从董春生手中收购该鼎。
到了咸丰二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大商人苏亿年之手。苏亿年颇有识宝鉴宝的眼光，他看出此鼎价值连城，便决定售卖个好价钱。坚信宝鼎“奇货可居”的他始终索要高价，西北地区无人购买，索性辇鼎入京，奔走于士大夫之门。
拓片考释。秘不示入
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大多有搜罗碑拓、金石的雅好。当时在京城翰林院供职的陈介祺，刚刚为其父协办大学士陈官俊守丧结束，心中苦闷难遣，遂极好金石之物。
陈介祺得毛公鼎后，很快就对鼎内文字产生浓厚兴趣。他请人拓好鼎内金文十余份，除用于自己考释外，分别寄给同好金石的好友吴式芬、徐同柏、许瀚三人，请他们也加以研究。
后来，陈介祺参考徐同柏和许瀚释文后，五易其稿，于1871年写成《周毛公鼎考释》。
陈介祺在研究毛公鼎文字的同时，也对毛公鼎进行著录。他将第一篇毛公鼎释文装裱成条幅，上为“四靴形”铭文拓片，中为释文与后记，下为器形，一足在前，两足在后。
陈介祺的学术研究只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而毛公鼎更被他当作无上秘宝，绝对不公开示人。因而民间很少有人知道毛公鼎在他手中。
陈介祺为何如此小心谨慎？有人认为这和清朝的法律制度有关。当时清朝法律不允许私藏秦汉以上文物，故陈氏谨慎暗藏。
但清代收藏青铜器谱录《西清古鉴》序言载有乾隆帝诏书，有言日：“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间鉴赏，既弗之禁，而殿廷陈列与夫内府储藏者，未尝不富。”可知当时清律并未禁止民间私藏文物。
陈介祺如此谨慎，恐怕还是和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
当时清廷官场黑暗，官员之间尔虞我诈已是司空见惯。陈介祺父亲虽然身居显位，也常遭到无妄之灾。在父亲故去后，陈介祺失去政坛依靠，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了远离是非难辨的官场，陈介祺转而将大部分精力和财力放在了搜集古物上。依靠殷实家境和出色眼光，陈介祺收藏陶器、古印、铜器颇多，被誉为清末第一大收藏家。况且，“树大招风”，陈介祺的宝库也是许多人关注的重点。如今得此重宝，更不能四处张扬，以免引火烧身。
很快，一起事件就验证了陈介祺的顾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席卷清廷半壁江山。清廷本就财政奇绌，此时一面失去江南赋税重地，一面军费开支激增，财政状况更是濒于破产。户部银库空空如也，连京城官员的薪俸都无法支付。
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御史文瑞上疏建议让富绅解囊捐助。他还开出了十八家富绅名单，其中就有陈家。不久，户部尚书孙瑞珍也联合几位官员上疏，请求皇帝命令京城官员捐款，共同度过这段艰苦岁月。
咸丰帝令僧格林沁主持华北防务，并负责催逼山东籍官员缴纳捐款。按照相关规定，“寒素”官员最少交纳几千两，“殷富”官员则要交出—万两。济宁籍官员孙毓汶看不惯这种“威逼”手法，联合山东数位官员拒绝交纳捐款。僧格林沁决定杀一儆百，一道弹劾奏折不仅将孙氏革职，甚至将他遣戍新疆。
孙毓汶反抗的下场让山东籍官员胆战心惊。陈介祺本来请捐—万两，僧格林沁因其是收藏大家而不同意，最终陈氏被迫以四万两交差。为了凑齐这笔巨款，陈介祺相继变卖了北京和潍县老家的店铺，足足奔波一个月才拼凑出这笔钱。他虽因积极出资而被咸丰帝记功，并赏戴双眼花翎，但却失去了收集古物的一大笔资金。陈介祺由此自认“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最终辞官归乡。 返乡之后，陈介祺为安置这些古物，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楼内藏有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7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泉镜镞各式范1000件。因集有三代及秦汉玺印7000余方，遂名其楼日“万印楼”。
时势蝶变，宝鼎遭难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安静放了三十余年。
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祺病故于家。他遗留的古物器具被分成三份，其中毛公鼎分给了次子陈厚滋，后来又辗转到了陈介祺的孙子手里。
此时的陈家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大的建树，子弟却染上了纨绔享乐的习气。眼见家财日益枯竭，子弟们动了售卖古物的心思。
稀世之宝毛公鼎销售的消息震撼了金石学界，也引起了金石学家、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他酷爱金石收藏，自己收藏的青铜器、玺印、碑刻拓本极为丰富。他甚至还在出洋考察中，收集古埃及文物。端方曾收得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商朝青铜柉禁，该青铜柉禁是青铜器中的上乘佳品，端方还收藏了该青铜柉禁所附列的卣、觚、爵、角、尊等12件青铜酒器，是一整套配全的商朝青铜器。
端方依凭显赫权势，派人来到陈家，半威逼半利诱，限其三日交鼎。最终，在端方软硬兼施下，毛公鼎以两万两白银成交。
端方得到毛公鼎后，极为深爱，时常赏玩。他与陈介祺一样，请人制作了几十张拓片，或高价出售或赠送友人。他还亲自将其中最精美的拓片送给好友袁世凯，可见两人私交之深、关系之密。
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一时间势如星火，燎原蜀地。清廷无计可施，只能起用此前被迫赋闲的端方。清廷授其三品侍郎衔暨铁路大臣，全权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一切事宜。
四川局势濒临失控之际，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令端方暂时署理。他率部经宜昌入川，至资州一带。不久军队发生哗变，端方连同弟弟端锦为士兵所杀。
端方兄弟去世后，其京城房产也被人纵火烧毁，家人为维持生计，被迫变卖他生前藏品。
觊觎端方藏品的生前好友也纷纷而至。其中美国学者福开森以端方生前挚友身份作掩护，诱骗端方之子以二十万两白银将整套商朝青铜器卖给他。
端方遗孀则将毛公鼎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当时古玩界有些人也想低价收入，到处造谣惑众，声称该鼎其实只是陈介祺仿造的赝品而己。谣言炽盛之际，华俄道胜银行为慎重起见，派出专人去潍县陈氏后人府上，借调陈介祺当年铸造的毛公鼎仿器进行比对，发现仿器不仅重量有差异，造型与铸工也很粗劣，最终断定所收质押之物绝对是真品。经过这场风波，毛公鼎名声大噪，身价倍增。
洋人觊觎，志士护宝
毛公鼎质押华俄道胜银行的消息，令国内一些爱好古玩的人士忧心忡忡一一国宝随时都有流向海外的可能。
1926年，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来到端家，表示愿以非常优惠的利率，代端家到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改转质押给北平大陆银行。端家掌门人表示同意后，谈荔孙立刻前往华俄道胜银行办理转赎手续，将毛公鼎运回京城存放入北平大陆银行。
对毛公鼎始终念念不忘的福开森，又找到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收藏家叶恭绰，表示愿向其借资出款，请其出面将毛公鼎从北平大陆银行赎出。
热爱收藏的叶恭绰闻听此言，当即明白福开森想据毛公鼎为己有的真正用意。为了打破洋人对毛公鼎的窥伺，叶恭绰联系了暨南学堂（现暨南大学）首任堂长郑洪年、光绪年间进士冯恕，商议定计保住毛公鼎。
叶恭绰在宣统元年由邮传部派赴欧洲游学，并考察铁路建设事宜。旅欧期间，他与端方六弟端锦同习铁路专业，交往频繁，交谊深笃。宣统三年，端方任铁路大臣后，当即起用叶恭绰任代理铁路总局局长。
郑洪年不仅与叶恭绰为广东番禺同乡，和端方也有一段交往。1906年，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在南京薛家巷妙向庵创办暨南学堂，令郑洪年出任首任堂长。冯恕曾随载洵赴英、美、法等八国考察，看到欧美列强因立宪而富强，对端方积极立宪的主张衷心赞同拥护。
三人或怀知遇之恩，或存念旧之情，对保护国宝非常热心。三人决定各自出资，合股买进毛公鼎。他们还约定，毛公鼎购得后仍存放于北平大陆银行。
到1930年，郑洪年、冯恕两人向叶恭绰出让了手中持有的毛公鼎股份。从此，毛公鼎所有权归叶恭绰独自拥有，但仍继续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
四年后，叶恭绰迁居到上海筹建“上海市博物馆”。次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出任董事长。毛公鼎也从北平大陆银行取出并运至上海保存。
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一片火海。叶恭绰眼见上海即将不保，决定暂时去香港避难。离沪前他将自己珍藏的7箱文物，秘密寄存于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内，其中一箱装的就是毛公鼎。
1940年，叶恭绰姨太太潘氏为侵吞他的财产，到法院大肆诬告叶恭绰。叶氏闻讯，急电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侄子叶公超代自己去上海应诉。在香港叶恭绰见到侄子后再三叮嘱：“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把它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失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到上海后，去汪伪法院作为被告应诉。不料潘氏为求得胜诉，竟向日本憲兵队密报毛公鼎藏匿上海的消息。日本宪兵队得悉此情报，立刻上叶家搜查，结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把防身用的手枪，叶公超因此被捕。他经历了三次审讯，遭受两次水刑与鞭挞，也未吐露毛公鼎的密藏之处。
为了脱身和躲避日寇继续追查，叶公超密告家人铸造出一只膺品毛公鼎交出。1941年，叶公超寻机密携毛公鼎逃离上海来到香港，完好无损地交予叶恭绰。
不久，香港也被日寇侵占，叶恭绰于1942年10月逃回上海，同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带回上海。叶恭绰在上海坚拒出任伪职，闭门谢客。不久他身染重病，家庭经济又发生危机，只得将毛公鼎质押银行。后来上海巨商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
尘埃落定，故乡再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上海市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1946年5月，毛公鼎被军统局保管处领回，从上海运至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保存。
同年10月，为期一个月的“文物还都展览”开幕，毛公鼎属于其中的重器展品。展览结束后，毛公鼎作为国宝重器被中央博物院收藏。
1948年，毛公鼎被清点后小心翼翼打包装箱，从南京中央博物院迁运往台湾基隆，上岸后押运到台中县“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保管。
1965年，毛公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陈放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中。
2003年，陈氏后人陈祖光前往台湾考察。在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他惊喜地发现先人收藏的毛公鼎真品竟然藏身于此。
陈祖光原本就怀有重铸毛公鼎的心愿，如今亲见宝鼎更是心潮澎湃。由于博物院不允许拍照，陈祖光又五次飞赴台湾，凭着手绘和记忆来记录毛公鼎细节。第五次时，他带领铸造工艺师一起前往，让工艺师亲眼看看文物实样。
2008年，在众多专家指导下，本着尊重历史、复原历史的原则，陈祖光和铸造师开始了艰辛的制鼎过程。历时两年多时间，几乎能以假乱真的毛公鼎仿制品终于完成。陈祖光特意捐赠给陈介祺故居万印楼，了却了心中夙愿。
今日，我们也可以在万印楼目睹“毛公鼎”的风采。
陈介祺是毛公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收藏者，也是鼎文拓写和解释的第一人。在他故去后，毛公鼎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流浪之旅，最终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世纪末，后人陈祖光有感万印楼不复毛公鼎身影，來往两岸数次，精心研究，终于成功复制出毛公鼎，了却心中的夙愿。
9月初，第二届陈介祺艺术节在潍坊潍城区十笏园文化街开幕。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再度将目光聚焦在毛公鼎之上。
鼎赐重臣，千年现身
所谓毛公鼎，又叫毛厝鼎，因制作该器者名叫毛公厝而得名。在金石学界，毛公鼎的名号如雷贯耳。
毛公鼎意义之重要，在于其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内有铭文32行，合重文497个字。
根据后世学者研究诠释，毛公鼎铭文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盛况，同时实事求是地道明当时西周政局不稳;第二部分宣扬周天子对毛公的册命;第三部分介绍周天子授予毛公宣示王命的特权;第四部分讲周天子告诫并勉励毛公以善从政;第五部分讲周天子赏赐毛公马车、兵、命服等物，毛公表示感谢并称颂天子美德，作鼎以纪念。其中，除第一部分以“王若日”起首外，其余四部分均以“王日”开头。
铭文叙事详略得当，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近代学者李瑞清题跋该鼎时也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尚书》乃儒家“五经”之_，是儒者必须仔细研读的经典文本。毛公鼎犹如《尚书>，足见其重要性。
不知何时，毛公鼎埋入深土，湮没无闻。两千多年后，毛公鼎重现世间，旋即引发关注。但毛公鼎并非考古挖掘出土，而是机缘巧合下的偶然所得。
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是鼎咸丰八年（1858年）出土，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他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京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但另一种更有影响的说法，是认为毛公鼎在道光末年出土。两说究竟孰是孰非，至今难有定论。
据后一种说法，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耕种，无意中锄头触碰到一件硬物。他找来几位要好村民，齐心合力将这块硬物掘出。看到土锈斑斑的古鼎，董春生有些傻眼：他只知道这是一件古物，但究竟价值如何却不得而知。
当地古董商闻讯赶来察看，发现该鼎内有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即知此鼎价值不菲。他花三百两白银从董春生手中收购该鼎。
到了咸丰二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大商人苏亿年之手。苏亿年颇有识宝鉴宝的眼光，他看出此鼎价值连城，便决定售卖个好价钱。坚信宝鼎“奇货可居”的他始终索要高价，西北地区无人购买，索性辇鼎入京，奔走于士大夫之门。
拓片考释。秘不示入
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大多有搜罗碑拓、金石的雅好。当时在京城翰林院供职的陈介祺，刚刚为其父协办大学士陈官俊守丧结束，心中苦闷难遣，遂极好金石之物。
陈介祺得毛公鼎后，很快就对鼎内文字产生浓厚兴趣。他请人拓好鼎内金文十余份，除用于自己考释外，分别寄给同好金石的好友吴式芬、徐同柏、许瀚三人，请他们也加以研究。
后来，陈介祺参考徐同柏和许瀚释文后，五易其稿，于1871年写成《周毛公鼎考释》。
陈介祺在研究毛公鼎文字的同时，也对毛公鼎进行著录。他将第一篇毛公鼎释文装裱成条幅，上为“四靴形”铭文拓片，中为释文与后记，下为器形，一足在前，两足在后。
陈介祺的学术研究只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而毛公鼎更被他当作无上秘宝，绝对不公开示人。因而民间很少有人知道毛公鼎在他手中。
陈介祺为何如此小心谨慎？有人认为这和清朝的法律制度有关。当时清朝法律不允许私藏秦汉以上文物，故陈氏谨慎暗藏。
但清代收藏青铜器谱录《西清古鉴》序言载有乾隆帝诏书，有言日：“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间鉴赏，既弗之禁，而殿廷陈列与夫内府储藏者，未尝不富。”可知当时清律并未禁止民间私藏文物。
陈介祺如此谨慎，恐怕还是和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
当时清廷官场黑暗，官员之间尔虞我诈已是司空见惯。陈介祺父亲虽然身居显位，也常遭到无妄之灾。在父亲故去后，陈介祺失去政坛依靠，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了远离是非难辨的官场，陈介祺转而将大部分精力和财力放在了搜集古物上。依靠殷实家境和出色眼光，陈介祺收藏陶器、古印、铜器颇多，被誉为清末第一大收藏家。况且，“树大招风”，陈介祺的宝库也是许多人关注的重点。如今得此重宝，更不能四处张扬，以免引火烧身。
很快，一起事件就验证了陈介祺的顾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席卷清廷半壁江山。清廷本就财政奇绌，此时一面失去江南赋税重地，一面军费开支激增，财政状况更是濒于破产。户部银库空空如也，连京城官员的薪俸都无法支付。
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御史文瑞上疏建议让富绅解囊捐助。他还开出了十八家富绅名单，其中就有陈家。不久，户部尚书孙瑞珍也联合几位官员上疏，请求皇帝命令京城官员捐款，共同度过这段艰苦岁月。
咸丰帝令僧格林沁主持华北防务，并负责催逼山东籍官员缴纳捐款。按照相关规定，“寒素”官员最少交纳几千两，“殷富”官员则要交出—万两。济宁籍官员孙毓汶看不惯这种“威逼”手法，联合山东数位官员拒绝交纳捐款。僧格林沁决定杀一儆百，一道弹劾奏折不仅将孙氏革职，甚至将他遣戍新疆。
孙毓汶反抗的下场让山东籍官员胆战心惊。陈介祺本来请捐—万两，僧格林沁因其是收藏大家而不同意，最终陈氏被迫以四万两交差。为了凑齐这笔巨款，陈介祺相继变卖了北京和潍县老家的店铺，足足奔波一个月才拼凑出这笔钱。他虽因积极出资而被咸丰帝记功，并赏戴双眼花翎，但却失去了收集古物的一大笔资金。陈介祺由此自认“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最终辞官归乡。 返乡之后，陈介祺为安置这些古物，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楼内藏有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7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泉镜镞各式范1000件。因集有三代及秦汉玺印7000余方，遂名其楼日“万印楼”。
时势蝶变，宝鼎遭难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安静放了三十余年。
光绪十年（1884年），陈介祺病故于家。他遗留的古物器具被分成三份，其中毛公鼎分给了次子陈厚滋，后来又辗转到了陈介祺的孙子手里。
此时的陈家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大的建树，子弟却染上了纨绔享乐的习气。眼见家财日益枯竭，子弟们动了售卖古物的心思。
稀世之宝毛公鼎销售的消息震撼了金石学界，也引起了金石学家、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他酷爱金石收藏，自己收藏的青铜器、玺印、碑刻拓本极为丰富。他甚至还在出洋考察中，收集古埃及文物。端方曾收得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商朝青铜柉禁，该青铜柉禁是青铜器中的上乘佳品，端方还收藏了该青铜柉禁所附列的卣、觚、爵、角、尊等12件青铜酒器，是一整套配全的商朝青铜器。
端方依凭显赫权势，派人来到陈家，半威逼半利诱，限其三日交鼎。最终，在端方软硬兼施下，毛公鼎以两万两白银成交。
端方得到毛公鼎后，极为深爱，时常赏玩。他与陈介祺一样，请人制作了几十张拓片，或高价出售或赠送友人。他还亲自将其中最精美的拓片送给好友袁世凯，可见两人私交之深、关系之密。
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一时间势如星火，燎原蜀地。清廷无计可施，只能起用此前被迫赋闲的端方。清廷授其三品侍郎衔暨铁路大臣，全权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一切事宜。
四川局势濒临失控之际，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令端方暂时署理。他率部经宜昌入川，至资州一带。不久军队发生哗变，端方连同弟弟端锦为士兵所杀。
端方兄弟去世后，其京城房产也被人纵火烧毁，家人为维持生计，被迫变卖他生前藏品。
觊觎端方藏品的生前好友也纷纷而至。其中美国学者福开森以端方生前挚友身份作掩护，诱骗端方之子以二十万两白银将整套商朝青铜器卖给他。
端方遗孀则将毛公鼎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当时古玩界有些人也想低价收入，到处造谣惑众，声称该鼎其实只是陈介祺仿造的赝品而己。谣言炽盛之际，华俄道胜银行为慎重起见，派出专人去潍县陈氏后人府上，借调陈介祺当年铸造的毛公鼎仿器进行比对，发现仿器不仅重量有差异，造型与铸工也很粗劣，最终断定所收质押之物绝对是真品。经过这场风波，毛公鼎名声大噪，身价倍增。
洋人觊觎，志士护宝
毛公鼎质押华俄道胜银行的消息，令国内一些爱好古玩的人士忧心忡忡一一国宝随时都有流向海外的可能。
1926年，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来到端家，表示愿以非常优惠的利率，代端家到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改转质押给北平大陆银行。端家掌门人表示同意后，谈荔孙立刻前往华俄道胜银行办理转赎手续，将毛公鼎运回京城存放入北平大陆银行。
对毛公鼎始终念念不忘的福开森，又找到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收藏家叶恭绰，表示愿向其借资出款，请其出面将毛公鼎从北平大陆银行赎出。
热爱收藏的叶恭绰闻听此言，当即明白福开森想据毛公鼎为己有的真正用意。为了打破洋人对毛公鼎的窥伺，叶恭绰联系了暨南学堂（现暨南大学）首任堂长郑洪年、光绪年间进士冯恕，商议定计保住毛公鼎。
叶恭绰在宣统元年由邮传部派赴欧洲游学，并考察铁路建设事宜。旅欧期间，他与端方六弟端锦同习铁路专业，交往频繁，交谊深笃。宣统三年，端方任铁路大臣后，当即起用叶恭绰任代理铁路总局局长。
郑洪年不仅与叶恭绰为广东番禺同乡，和端方也有一段交往。1906年，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在南京薛家巷妙向庵创办暨南学堂，令郑洪年出任首任堂长。冯恕曾随载洵赴英、美、法等八国考察，看到欧美列强因立宪而富强，对端方积极立宪的主张衷心赞同拥护。
三人或怀知遇之恩，或存念旧之情，对保护国宝非常热心。三人决定各自出资，合股买进毛公鼎。他们还约定，毛公鼎购得后仍存放于北平大陆银行。
到1930年，郑洪年、冯恕两人向叶恭绰出让了手中持有的毛公鼎股份。从此，毛公鼎所有权归叶恭绰独自拥有，但仍继续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
四年后，叶恭绰迁居到上海筹建“上海市博物馆”。次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出任董事长。毛公鼎也从北平大陆银行取出并运至上海保存。
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一片火海。叶恭绰眼见上海即将不保，决定暂时去香港避难。离沪前他将自己珍藏的7箱文物，秘密寄存于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内，其中一箱装的就是毛公鼎。
1940年，叶恭绰姨太太潘氏为侵吞他的财产，到法院大肆诬告叶恭绰。叶氏闻讯，急电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侄子叶公超代自己去上海应诉。在香港叶恭绰见到侄子后再三叮嘱：“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把它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失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到上海后，去汪伪法院作为被告应诉。不料潘氏为求得胜诉，竟向日本憲兵队密报毛公鼎藏匿上海的消息。日本宪兵队得悉此情报，立刻上叶家搜查，结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把防身用的手枪，叶公超因此被捕。他经历了三次审讯，遭受两次水刑与鞭挞，也未吐露毛公鼎的密藏之处。
为了脱身和躲避日寇继续追查，叶公超密告家人铸造出一只膺品毛公鼎交出。1941年，叶公超寻机密携毛公鼎逃离上海来到香港，完好无损地交予叶恭绰。
不久，香港也被日寇侵占，叶恭绰于1942年10月逃回上海，同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带回上海。叶恭绰在上海坚拒出任伪职，闭门谢客。不久他身染重病，家庭经济又发生危机，只得将毛公鼎质押银行。后来上海巨商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
尘埃落定，故乡再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上海市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1946年5月，毛公鼎被军统局保管处领回，从上海运至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保存。
同年10月，为期一个月的“文物还都展览”开幕，毛公鼎属于其中的重器展品。展览结束后，毛公鼎作为国宝重器被中央博物院收藏。
1948年，毛公鼎被清点后小心翼翼打包装箱，从南京中央博物院迁运往台湾基隆，上岸后押运到台中县“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保管。
1965年，毛公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陈放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中。
2003年，陈氏后人陈祖光前往台湾考察。在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他惊喜地发现先人收藏的毛公鼎真品竟然藏身于此。
陈祖光原本就怀有重铸毛公鼎的心愿，如今亲见宝鼎更是心潮澎湃。由于博物院不允许拍照，陈祖光又五次飞赴台湾，凭着手绘和记忆来记录毛公鼎细节。第五次时，他带领铸造工艺师一起前往，让工艺师亲眼看看文物实样。
2008年，在众多专家指导下，本着尊重历史、复原历史的原则，陈祖光和铸造师开始了艰辛的制鼎过程。历时两年多时间，几乎能以假乱真的毛公鼎仿制品终于完成。陈祖光特意捐赠给陈介祺故居万印楼，了却了心中夙愿。
今日，我们也可以在万印楼目睹“毛公鼎”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