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恰恰是这位纯粹的参与者，一再为协会组织结构的松散、成员的懈怠等问题拍案而起；也是他，连任两届协会理事，跑了十多次阿拉善沙漠，不止一次提早结束生意谈判，就为了赶赴北京的理事会会议。
　　“我觉得他是对社会特别有情怀的人。”已经64岁的王津津说起杨利川来，眼神仍旧闪亮。对他们而言，天下兴亡、社会兴衰，匹夫必定是有责的。
　　时间回到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杨利川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和经济日报社进行改革相关研究。那时，他与张维迎、崔之元、石小敏、吴稼祥等凑在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改革”。
　　“我们一直在与体制纠结，又希望它好，但又对它不满意，又觉得它限制着你。”王津津如是描述当年的心态。
　　于是，杨利川将上述人等组织起来，编辑出版了一些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思想理论著作。这是他组织领导能力在社会上的初次体现。随后，他干脆离开《经济日报》，去到河南辉县任县委副书记，搞起了他的第一块改革试验田。
　　“利川是个政治式的人物，他的早期理想是从政，当政治领袖。”好友吴稼祥说，北大求学阶段有一件事令他印象深刻，那就是1980年北京海淀区的人大代表选举，北大学生和研究生首次被单独划为一个选区，杨利川就是该选区18名候选人之一。“他是学者型政治家、企业家，但不是纯粹的学者。” 　　对吴稼祥的评价，杨利川自己是这样解读的：“我从过政，下过海，也做公益，但实际上最感兴趣的还是学术。”然而他确实无法躲进书斋成一统。“我的现实感太强，社会责任感太强。遇到不平事就恨不得拔刀相助，静不下来。”在辉县，他发展乡镇企业，搞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引进山楂生产、啤酒酿造技术，引领地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下海”不为钱

　　按说杨利川是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成就一番事业的—如果他不是在1988年离开辉县，后来又南下东莞办起企业来。
　　由从政到“下海”，乍看之下有点突兀，但若了解他内心的逻辑，一切就顺理成章了。“我经常不好意思对别人说，我是为了改革才到广东来做企业，而不是为了赚钱的。”说这话的时候，他自己先笑了起来，“谁会相信啊。那时成天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国家的命运，一心想把自己脑子里的改革思路、模型在行动中付诸实施，为社会转型做贡献。”
　　要实现这些，从政是一条路，“下海”是另一条。而彼时无论是亲眼目睹的政治风波，还是日渐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形势，都指引着他选择了后者。“我切实感到，商业时代已经到了。”
　　杨利川的东亚包装如今是“自然人股东投资组建民营企业”。但1992年成立的时候，它的性质是国营企业，隶属中国包装总公司。而早在那时，杨利川已经在管理中展现出前瞻性的改革思维—他一开始就参照外资企业治理模式来治理，员工全部签定劳务合同，故而世纪之交国企改制浪潮兴起时，东亚包装马上就异常顺利地完成了改制。
　　然而，他过分理想主义的性格特点，也给企业发展带来过一场不小的“灾难”。因为没有个人致富冲动，“当时一心只想着怎么在国有体制中冲出去，但对于搞什么项目、怎么赚钱，脑子里想得很少。”这导致了东亚包装头3年一直处于亏损状况，欠下银行大笔债务，不得不出让一半资产与美国企业合资，方得以起死回生。
　　王津津也吃了同样的亏。在杨利川经营东亚包装期间，一个朋友找到了他们，说自己手里有外贸订单，怂恿他们办一个玩具娃娃厂。杨利川说“可以吧”，就支持妻子租了个厂房干了起来。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结款问题，只知道组织工人干活，出货后钱都打到她那边，我也没过问。”王津津说，直到最后，才知道被骗了，对方卷款而逃，不知所踪，而自己则欠下银行上百万贷款。“像我们当时那样，被骗是最理所应当的了，因为从来不知道这世界有骗子。”
　　这种过分的浪漫主义，诚然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以后的人应该不会有了。”杨利川笑。事实上，这20多年里，他们也被现实“教训”得更食人间烟火。“办了企业才知要赚钱，没有钱企业就转不动，没法生存，就是这么残酷。”
　　及后，杨利川为王津津的娃娃厂设计了一套管理机制：包括质量系统、物料系统和效率系统，三大机制既相互矛盾也彼此咬合，解决了王津津原来的管理漏洞。两个企业最终都走向了盈利。
　　然而，当企业取得了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他们并没有想当然的得意，内心反而渐渐沉重。

公民理想

　　他们生活得很简单。中午在家里，王津津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做午饭，我们两个人的午餐是小盘手撕包菜加小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点米饭，刚好够吃完。
　　“社会有一些浮躁的情绪，我们不愿受影响。”杨利川说，“比如政府垄断资源越来越多，企业家的空间就会小，做任何事情都要跟他勾兑，我和太太都不擅长这些，性格上有点假清高吧，渐渐地对做企业就没兴趣了。”几年前王津津就关停了娃娃厂 ，杨利川的东亚包装也不再进取，他本人淡出管理，“主要就是维持”。
　　就是说，他们已经为自己创造了过一种半退休的休闲生活的条件。
　　然而，人的底色无法改变。有人“不疯魔不成活”，而对这对夫妇来说，也许是不追逐理想则不成活。若时代坏了，他们更要在这当中寻找一条普世的出路。
　　所以对杨利川而言，参加SEE，是躬逢其盛。“我感觉这是个应运而生的东西，是社会发展、改革到这个程度，企业家群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标志。”虽然比起王石等发起人，他的社会身份和财富量都不算什么，但自参与起，他内心时刻萦系着SEE的治理结构、发展方向和未来。
　　“其后，我们又接触了中山大学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和香港的陈健民教授。”王津津说，和这些人走在一起那一刻，他们突然有一种感觉：内心的社会情怀又被重新唤起—“相比做企业时与金钱较劲的焦头烂额，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如果说SEE象征的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现代社会责任意识的萌芽，是一群人在一起的分享和快乐，那么与ICS的密切往来则真正让二人意识到，有一条对中国最好的路，而自己也可以走在其中。

杨利川淡定些，他把很多对外的事情都交由性格活泼外向的妻子折腾，以便放更多时间在向所醉心的学术研究上，延续当年治学梦。

　　事实上，近几年SEE的发展与杨利川的预期有点不一样。一是觉得企业家群体光芒虽盛，项目团队却始终做得不够好；二是最初“利用农民自主性，从改变人的行为到改变环境”的治理路子发生了严重偏移。于是乎，他便也渐渐淡出。
　　但与此同时，他在新的道路上其实已经走得更踏实和更远。
　　如今，杨利川从东亚包装每年得到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各种捐赠；他参与公民治理研究，参与创建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推动成立社科性、历史研究的基金会；包括以解决小区“圈占公共绿地违法扩建”问题为目标成立的“爱家协会”，其实也是延续了SEE阶段对“公地悲剧”的关注，只不过从远在天边的沙漠回到了更实实在在的自家门前。
　　2011年11月，王津津查出早期肺癌，故辞去了千禾基金会秘书长的事务，所幸她天性乐观，手术康复情况很好。2013年6月“爱家协会”终于注册下来后，杨利川便陪着妻子到美国及加拿大旅游度假，顺便休养身心。
　　说也奇怪，到了蓝天碧海、空气清新的温哥华岛，王津津不仅身体舒适，连日常用药都可以停了，而杨利川自己长期服用的哮喘药也不用吃了。
　　结果，他们刚回深圳两三天，就接到附近一位画家朋友的电话，说尚未通过环评的华大基因中心项目马上要在大梅沙动工了。这是一个周边居民一直反对的项目，王津津一听就急了，马上报名去开座谈会，想办法向人大提交反对案。紧接着的12月9日，“爱家协会”也应大梅沙其他几个社区居民的要求扩大了，开始讨论推动社区业主委员会成立事宜。
　　这些天，王津津桌上堆得满满的都是华大基因和“爱家协会”的文件。重归忙碌的生活，以及深圳的雾霾，让她又开始吃上了药。“我是这样打算的，”她说，“以后每年在深圳呆半年，加拿大呆半年。”
　　“你们这是到国外休养生息半年，又回来跟中国社会问题死磕半年的节奏啊！”一位企业家朋友调侃。
　　2014年1月3日晚上，当我准备离开他们家的时候，王津津正为华大基因的事对着电话生气。杨利川淡定些，他把很多对外的事情都交由性格活泼外向的妻子折腾，以便放更多时间在向所醉心的学术研究上，打算半年内再出版一本关于东西方历史和治理的书，延续当年治学梦。
　　或许，那些对于社会变革始终充满热情的人，必须以这种方式才能葆有他们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