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赋税，无论企业还是个人，从营业税到所得税，不可不谓沉重，当前局部“减税”措施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从任何一个理由来看，中国大陆城市之中，没有一个能比上海更能承受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光荣与梦想”。今年上海金融服务办副主任徐权就无奈表示，“一些金融业高管认为上海的个税太高了，与香港、新加坡比没什么优势，吸引不了人才、机构的聚集。”而在非公开场所，诸多沪上外资金融人才提得最多的要求，据说也是个税。
　　乍看起来，金融业作为镀金行业，“钱”途可嘉，缘何发愁？原因在于，国内最高高达45%的个税之下，以薪酬作为主要收入的金融业高管收入大为打折，不少人比例纳税比例可能超过40%——工资中一小半领了也是“白领”。与此同时，高昂的税收并没有对应相应的社会福利，内地医保、社保等诸多优惠对于外籍雇员来说无缘享受——近期中国可能要求外籍雇员缴纳社保费，但是自愿还是强制仍旧未见明晰，很难断言利好抑或加大成本。
　　对比之下，香港工薪最高税率仅为15%，新加坡最高税率则不超过20%，社会福利却不可同日而语。
　　近期罗兰•贝格公布的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显示，对比整体指数22%的年均复合增速，金融人才比起其他指标增速乏力：2010年同比仅增长1.1%，同比增速大为放缓，高管以及研发人员更是结构性缺乏。
　　对于个税，上海以“奖励”的方式对某些符合条件的金融高管进行退税，据悉最高幅度可达到4成，使其赋税比例不超过25%。
　　这并非孤例，据悉北京等地也有针对金融机构的个税优惠。不过，类似举措并非一劳永逸，其局限性仍旧非常明显。
　　首先，个税属于“共享税”，也就是由中央与地方分成。早先是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2003年之后改为六四开，市与各区之间往往也存在不同分成比例——也正因此，上海方面的“奖励”，其实不过是地方个税收益完全返还，但力度亦仅止于此：地方不仅无权动用中央部分，而且对于个税优惠的话语权也相当有限。
　　其次，个税一直有着增加税源以及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直接涉及全体纳税人，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个税修正草案甚至对于月收入1.9万以上人群加重赋税，提高起征点是否有利于富人的争议也如火如荼。如此态势之下，地方财政补贴金融业人员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有待检验，很可能引发社会反弹。
　　最后，地方相关“退税”细则并未对公众完全公开，门槛标准也有待统一。当前运作也并非模式化，往往根据申请“一事一议”。目前有多少人享受到多大幅度优惠，即使对于不少业内人士，仍旧有如黑匣子。实际上，针对少数高管的个税优惠仅仅是一种地方行政手段，持续性、规范性、公正性均有待考察，效果也可能未必尽如人意，否则“空中飞人”现象何以层出不穷呢。进一步看，上海整体商业环境仍旧与香港与新加坡存在不菲差距，个税问题只是其中一隅。
　　对于海外人才来说，从税收到福利，回国生活质量难免有所下降。上海银行业公会的去年一项调查显示，中高端国际人才在各项指标当中对上海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最低。
　　资本逐利，这注定了税收影响巨大，从新加坡可见一斑。1998年之后，新加坡为了与香港竞争财富管理业务，陆续通过调低公司税、个人所得税、免除海外收入所得税等措施，使不少机构舍香港而取新加坡，目前其在亚洲财富管理中心地位不可动摇。
　　税收一小步，可能就是上海的一大步。中国当前赋税，无论企业还是个人，从营业税到所得税，不可不谓沉重，当前局部“减税”措施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减税也需要顶层设计。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