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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乡下的大娘舅去世的时候，正是上海十六铺码头消失的那一年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舟山那边的渔民亲戚，都是坐着木头机帆船，从黄浪滚滚的大海那边过来，在现在江浦路上的渔人码头上岸。我们去往舟山乡下,都是在晚上，头上船，经过黑天黑地的大海，第二天早上，到达沈家门或普陀山，然后转船摆渡直到朱家尖岛上的渔村。
小时候，外公外婆住在上海。舟山乡下来人，总是屋里屋外，黑压压一片。常常是，我们在外面游戏回来。大白天里，突然发觉家里“海外来人”。最早一次，家里大门口外，坐着站着许多人，只见地上一位肤色紫铜赤膊上身的人，坐在小凳上，背影朝天，手中的菜刀白光闪亮，嗖嗖嗖，对着地上大鲠鱼和大黄鱼开膛剖肚。只见那人手臂上的：头肌，时大时小，伸伸缩缩，如大鹅蛋上下来回滑动。现在看来，当年那是绝对“暴殄天物”：就这样，随便将一、两斤重的大活蟹，一齐快刀斩碎，和盐做成大罐的蟹酱。现在市面上，只有人工养殖的小蟹或死蟹，才会充作边角料做成蟹酱，用作高档饭店的海鲜佳肴。
地上的这位，就是我们乡下大娘舅。早就听说，早在十五岁年纪，这位娘舅就像大人一样，出海捕鱼捉蟹，一个人挑起了全家五口的重担。
朱家尖渔村是外婆和母亲出生的故乡。而我们一辈与那边发生联系，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与姐姐一起去沈家门镇上看外公外婆。期间，由大舅妈一家接去小住。那时朱家尖岛上的渔村，都是石头砌成的土屋子。那里，平房三开间，大娘舅住东头，小娘舅西头，中间一间，住着黑色衣衫的乡下外公。听说，乡下外公当时是“坏分子”。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家饿着肚皮，村里的妇女们吵着要分粮食。当时，做着渔民主任的乡下外公，竟然带领妇女们上前抢夺守卫粮库的民兵的枪。结果，本人不但被打成坏分子，还在“运动”中打折了一条腿。那是“文革”期间，乡下外公一人窝在屋里，长年不见阳光。村里人说，乡下外公为人不坏，就是心肠太软，说话行事太不低调。
那时的渔村，空气味道特别。有鱼干味，有番薯干味，还有屋外“小屋”露天厕所的气味。山上的太阳，将门前屋后的油菜花，照得金绿灿烂，明晃晃让人睁不开眼。那时，屋里灶间，黑黑泥地上，高低不平，脚步走动空空作响。有时，上午，看到大娘舅一个^喝酒，灶间的桌上，只有蚕豆之类下酒的莱。那时的渔村，家家房门大开，屋里空空荡荡，没听说有半个小偷。有一次，正巧看到从台州黄岩那边来的姨妈，住在大娘舅家里，为别人家一针针绣花。要说起来，姨妈先前真的阔过，在沈家门镇上做过人家姨太太。一九四九年，她正要跟随丈夫逃往台湾。不巧，正要开船的时候，她的肚子痛了，生了第二个儿子，为此没能上船。最后，她身上随带的金银细软，全都随船到了台湾。再最后，姨妈拖着两个儿子，作为“坏人”家属，辗转到了台州黄岩，嫁给了一个大龄青年农民。婚后，夫妻关系—直不好。那一次，大娘舅带我送姨妈回乡，翻过了山头，到了海边，送别姨妈上船。转回的路上，从背后看出，大娘舅一人擦起了眼泪。
60—70年代，大娘舅来上海，都要向我母亲借钱。一般都是不还。直到80年代，农村搞了承包，渔民的日子好过起来。后来，听说大娘舅开始养蟹，并做着蟹的生意。期间，看他颇为自得，说是现在农村要好过你们上海。确实也是，听说娘舅好的时候，桌上每天有鱼有肉，与他同住的儿子一家，饭钱一分不交。两个女儿和女婿，也被娘舅三天两头邀去同吃同喝。有一次，我带着五岁的儿子到乡下。只见他摸着我儿子的头，学着上海话说“上海小瘪三”。然而，若干年后，当他再次真正潦倒的时候，作为退休工人的母亲，还是出过_万两万元帮他，不过那时，已是杯水车薪，再也顶不上大用。
直到90年代，娘舅的生意终于出现了问题。
那期间，娘舅频频来到上海，说是要我们兄弟两人，即“两个上海外甥”，为他联系将活蟹直送虹桥机场“空运”日本，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道理我们知道，但是找不到路子。还有一次，他一声招呼不打，运来十几箱活蟹，说要批发给上海的菜场，我们没有办法。最后，全家一起在附近菜场门口，帮他将贷全部零卖了，这才让他拿到本钱回家。娘舅说，一次，他到税务局交税，走到税务局门口，问人家：“同志，税务局在哪儿?”一位青年朝他看看，手朝头上一指，没好气回他：“税务局这么大字写着，你眼睛不生的?”他很是气愤，对我们说：“我们从小做工，没有书读，哪像你们认得字啊!”听得大家哭笑不得。其实，不要说他不识字：唱小戏，拉=胡，赌麻将，于他无师自通什么都会。同样一娘所生，娘舅兄弟两人不同。小娘舅天生脚残，轻度弱智，每当村里的男人们提着网具浩荡出海，他只能混在妇女队里，干些小活，拿些小钱，结果反倒活过了大娘舅之后两年去世，无病无债终了一生。
大娘舅一生好“赌”。十年以前，那次听说蟹价大涨，他将手里的贷捂住不放。别人都跑了，好多人劝他，再不抛要跌了，他就是不听。结果一夜之间，蟹价大幅下跌，他原本想着大赚十万，反小败为大胜，结果反倒亏了十万。最终，只能借来高利贷“平仓”。不过，从此开始，再也没有在高额利息的大蟒蛇下挣脱出来。临走以前，十年前欠下十万，十年以后还是十万。这中间，除了渐渐压缩的生活开支，赚来的一切全部支付给利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年年月月，天天推石上山，天天滚石下山，回天无力，一切都成无用的功夫。
最记得鼎监时期。那次，我带着两位朋友，在一个黄昏的时候，三人来到了他家。那时，他正—人“独酌无相亲”，脸色酡红，看到我们特别兴奋。一边招呼我们同吃，一边将两只最大的膏蟹，分给我的两位朋友。眼看着，两只大蟹通体粉红。艳丽无比，好似鲜亮欲滴的大丽花，一时间，谁都不忍下口。
不久前，半夜酒桌上，与其中的一位朋友说起了过去。这位朋友也是刚从生意低谷之中走出，现在开始走上正规。他说，要是早一点知道娘舅的故事，他无论如何也要表示一份，以好好感谢大娘舅当年的慷慨好客与大气。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舟山那边的渔民亲戚，都是坐着木头机帆船，从黄浪滚滚的大海那边过来，在现在江浦路上的渔人码头上岸。我们去往舟山乡下,都是在晚上，头上船，经过黑天黑地的大海，第二天早上，到达沈家门或普陀山，然后转船摆渡直到朱家尖岛上的渔村。
小时候，外公外婆住在上海。舟山乡下来人，总是屋里屋外，黑压压一片。常常是，我们在外面游戏回来。大白天里，突然发觉家里“海外来人”。最早一次，家里大门口外，坐着站着许多人，只见地上一位肤色紫铜赤膊上身的人，坐在小凳上，背影朝天，手中的菜刀白光闪亮，嗖嗖嗖，对着地上大鲠鱼和大黄鱼开膛剖肚。只见那人手臂上的：头肌，时大时小，伸伸缩缩，如大鹅蛋上下来回滑动。现在看来，当年那是绝对“暴殄天物”：就这样，随便将一、两斤重的大活蟹，一齐快刀斩碎，和盐做成大罐的蟹酱。现在市面上，只有人工养殖的小蟹或死蟹，才会充作边角料做成蟹酱，用作高档饭店的海鲜佳肴。
地上的这位，就是我们乡下大娘舅。早就听说，早在十五岁年纪，这位娘舅就像大人一样，出海捕鱼捉蟹，一个人挑起了全家五口的重担。
朱家尖渔村是外婆和母亲出生的故乡。而我们一辈与那边发生联系，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与姐姐一起去沈家门镇上看外公外婆。期间，由大舅妈一家接去小住。那时朱家尖岛上的渔村，都是石头砌成的土屋子。那里，平房三开间，大娘舅住东头，小娘舅西头，中间一间，住着黑色衣衫的乡下外公。听说，乡下外公当时是“坏分子”。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家饿着肚皮，村里的妇女们吵着要分粮食。当时，做着渔民主任的乡下外公，竟然带领妇女们上前抢夺守卫粮库的民兵的枪。结果，本人不但被打成坏分子，还在“运动”中打折了一条腿。那是“文革”期间，乡下外公一人窝在屋里，长年不见阳光。村里人说，乡下外公为人不坏，就是心肠太软，说话行事太不低调。
那时的渔村，空气味道特别。有鱼干味，有番薯干味，还有屋外“小屋”露天厕所的气味。山上的太阳，将门前屋后的油菜花，照得金绿灿烂，明晃晃让人睁不开眼。那时，屋里灶间，黑黑泥地上，高低不平，脚步走动空空作响。有时，上午，看到大娘舅一个^喝酒，灶间的桌上，只有蚕豆之类下酒的莱。那时的渔村，家家房门大开，屋里空空荡荡，没听说有半个小偷。有一次，正巧看到从台州黄岩那边来的姨妈，住在大娘舅家里，为别人家一针针绣花。要说起来，姨妈先前真的阔过，在沈家门镇上做过人家姨太太。一九四九年，她正要跟随丈夫逃往台湾。不巧，正要开船的时候，她的肚子痛了，生了第二个儿子，为此没能上船。最后，她身上随带的金银细软，全都随船到了台湾。再最后，姨妈拖着两个儿子，作为“坏人”家属，辗转到了台州黄岩，嫁给了一个大龄青年农民。婚后，夫妻关系—直不好。那一次，大娘舅带我送姨妈回乡，翻过了山头，到了海边，送别姨妈上船。转回的路上，从背后看出，大娘舅一人擦起了眼泪。
60—70年代，大娘舅来上海，都要向我母亲借钱。一般都是不还。直到80年代，农村搞了承包，渔民的日子好过起来。后来，听说大娘舅开始养蟹，并做着蟹的生意。期间，看他颇为自得，说是现在农村要好过你们上海。确实也是，听说娘舅好的时候，桌上每天有鱼有肉，与他同住的儿子一家，饭钱一分不交。两个女儿和女婿，也被娘舅三天两头邀去同吃同喝。有一次，我带着五岁的儿子到乡下。只见他摸着我儿子的头，学着上海话说“上海小瘪三”。然而，若干年后，当他再次真正潦倒的时候，作为退休工人的母亲，还是出过_万两万元帮他，不过那时，已是杯水车薪，再也顶不上大用。
直到90年代，娘舅的生意终于出现了问题。
那期间，娘舅频频来到上海，说是要我们兄弟两人，即“两个上海外甥”，为他联系将活蟹直送虹桥机场“空运”日本，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道理我们知道，但是找不到路子。还有一次，他一声招呼不打，运来十几箱活蟹，说要批发给上海的菜场，我们没有办法。最后，全家一起在附近菜场门口，帮他将贷全部零卖了，这才让他拿到本钱回家。娘舅说，一次，他到税务局交税，走到税务局门口，问人家：“同志，税务局在哪儿?”一位青年朝他看看，手朝头上一指，没好气回他：“税务局这么大字写着，你眼睛不生的?”他很是气愤，对我们说：“我们从小做工，没有书读，哪像你们认得字啊!”听得大家哭笑不得。其实，不要说他不识字：唱小戏，拉=胡，赌麻将，于他无师自通什么都会。同样一娘所生，娘舅兄弟两人不同。小娘舅天生脚残，轻度弱智，每当村里的男人们提着网具浩荡出海，他只能混在妇女队里，干些小活，拿些小钱，结果反倒活过了大娘舅之后两年去世，无病无债终了一生。
大娘舅一生好“赌”。十年以前，那次听说蟹价大涨，他将手里的贷捂住不放。别人都跑了，好多人劝他，再不抛要跌了，他就是不听。结果一夜之间，蟹价大幅下跌，他原本想着大赚十万，反小败为大胜，结果反倒亏了十万。最终，只能借来高利贷“平仓”。不过，从此开始，再也没有在高额利息的大蟒蛇下挣脱出来。临走以前，十年前欠下十万，十年以后还是十万。这中间，除了渐渐压缩的生活开支，赚来的一切全部支付给利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年年月月，天天推石上山，天天滚石下山，回天无力，一切都成无用的功夫。
最记得鼎监时期。那次，我带着两位朋友，在一个黄昏的时候，三人来到了他家。那时，他正—人“独酌无相亲”，脸色酡红，看到我们特别兴奋。一边招呼我们同吃，一边将两只最大的膏蟹，分给我的两位朋友。眼看着，两只大蟹通体粉红。艳丽无比，好似鲜亮欲滴的大丽花，一时间，谁都不忍下口。
不久前，半夜酒桌上，与其中的一位朋友说起了过去。这位朋友也是刚从生意低谷之中走出，现在开始走上正规。他说，要是早一点知道娘舅的故事，他无论如何也要表示一份，以好好感谢大娘舅当年的慷慨好客与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