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决制”激发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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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海,这个坐落于天台山、四明山山脉交会之处,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的滨海小城,《徐霞客游记》开篇之地,正因“票决制”在全省乃至全国掀起一股新的舆论热潮。
  2008年,“政府实事工程人大代表票决制”在该县力洋镇、大佳何镇“试水”。2017年3月9日至10日,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浙江全省人大推进“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工作现场交流会在此举行。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研究部署在浙江市县乡三级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工作。
  “宁静致远,海纳百川。”十年探索,宁海“票决制”引发的涟漪,正在涤荡浙江大地。
  开启“票决”时代
  2017年1月以来,我省县(市、区)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渐次召开,许多地方把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列入了会议的“标配”。
  “票决制”工作最早于2008年11月在宁海县力洋、大佳何两个镇探索试行,2009年推行至宁海所有乡镇,2013年提升至县级层面。其间,全省不少地方主动学习推广这一做法。“一花独放不是春”,“票决制”在浙江“处处是景”。
  各地叫法不尽相同。有叫“政府实事工程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有叫“人大代表票决为民办实事工程”的,有叫“重点民生实事代表票决制”的,也有叫“代表圈选政府实事工程项目”的等等。
  在“票决”的方式上,也有差异。滨江区是杭州市今年开展政府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的两个试点县(市、区)之一,在2月召开的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以大会“一人一票”表决方式,按得票多少在12个候选项目中选出了10个实事工程项目。
  同为试点,台州市路桥区则参照人事选举的办法,形成了“提出表决办法—代表充分酝酿—通过表决办法—提出候选项目—代表充分酝酿—代表勾选—秘书处汇总计票—确定正式项目—表决通过项目名单”的流程,在代表酝酿候选项目并进行勾选(差额,12选10)后,在主席团会议按得票多少顺序确定正式项目,然后提交全体会议以按表决器的形式通过项目名单。
  “虽然产生的过程很艰辛,但因为经过了充分的酝酿讨论,到第4次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时,10件民生实事被219名代表全票通过。”路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蒋临说。
  而在丽水市松阳县,则是在全体会议上以“逐项表决”方式进行:县政府向县人大常委会提交12件备选民生实事项目。经过代表团讨论、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提交全体大会以一人一票的形式逐项进行表决,在赞成票获全体代表过半数以上的项目中,从高到低“精准定位”出10件。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采取的是以代表团为单位进行投票表决,大会秘书处计票后向主席团报告,主席团按从高到低选定正式项目后,在全体会议上公布。总体而言,与滨江区类似,在大会上票决出民生实事项目的占多数。
  尽管名称、做法大同小异,但各地基本形成了“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代表参与、群众助推”的实施模式,大致包括项目征集、项目初定、项目审议、项目票决、项目监督、项目评估等环节。一些地方还结合自身实际,推陳出新,把这项制度变得更科学化、具体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3月10日,从乡镇层面看,全省949个乡镇有427个已经开展了票决,占总数的45%。从县级层面看,全省89个县(市、区)中有49个在今年人代会上实行了票决,占总数的55%。从市级层面看,全省11个设区的市中,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舟山、丽水等7个设区的市准备在4月份的人代会上实施“票决制”。
  浙江全面开启“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时代。
  决定权的“新落点”
  相较于新试点地区“第一次”的惊喜,绍兴市上虞区的小越镇,“票决制”已结出了累累硕果。2010年,当地制订出台《小越镇政府性重大投资项目意见征询和监督实事办法》,其中就包括民生实事项目。
  说起“票决制”,小越镇镇长罗黎明如数家珍:2010年至今,小越镇征集到代表提出的意向项目220个,经过代表圈选(票决)后确定的政府性重大投资项目79个,总投资额3.1亿元,其中民生实事项目33个。
  “从实际情况看,乡镇人大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对政府性重大投资和民生实事项目的决定上。我们小越镇正是抓住了这个事关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关键点,使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不停留在书面上、口头上、形式上,真正落到了实处。”谈及体会,罗黎明有感而发。
  有学者指出,人大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决定权最能体现其本质特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席文启曾撰文指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当家作主在一定意义上集中体现在人大对决定权的行使。因此,“决定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体现”,是“主权在民”价值理念的呈现。
  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没有明确何谓“重大事项”,也没有规定决定权行使程序,在实践当中,决定权往往容易被“虚置架空”。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些“缺陷”为地方探索决定权的行使提供了可能的操作空间。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要向本级人大报告。”这为决定权行使注入了新活力,各地积极探索行权路径。
  2015年,《杭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清单》“出炉”。3类48项的重大事项清单,将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具体化、条目化。
  同年,甘肃建立了政府拟提请人大决定的重大事项“年度清单”制度:政府每年底把自己第二年要做的重大事项全部梳理一遍,制定出年度清单,提交人大,人大根据自己的调研情况或者人大代表所提意见或建议,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政府修改后报同级党委审阅。同级党委同意之后,该清单分别列入政府和人大的年度工作计划中。
  如果说杭州“权力清单”为决定权“划出了范围界限”,甘肃“年度清单”为决定权“提供了操作程序”,那么我省各地开展的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了内容和程序的“合流”,而且为“坐实”地方人大决定权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通过“票决制”,我省地方人大不仅发动人大代表听取选民意见,从中灵活确定本地方的民生实事;与此同时,地方人大还初步形成了行使决定权的整套流程,从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精神。
  “代议制的完整而严谨的含义是,人民通过其代表表达诉求,并通过其代议机关决定国事。”正如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劲松在《论宪法的国事管理权原则》中所指出的那样,“各地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进展大大增强了人大对政府政策的管理,对落实人民的国事管理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多数地方人大不享有立法权,其对政府政策的管理一靠严格审批预算案,二靠用好用足决定权。”
  从人大制度层面而言,有效、有力、自主的代表选择权,是行使好人大决定权的必要条件。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既保障了人大代表的选择权,同时也推动了人大决定权的落地。
  牵“一发”而动“全身”
  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让人大决定权有了新“落点”;但这显然难以囊括“票决制”的全部。
  以往,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往往“捆绑打包”进《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在人代会上审议、表决《政府工作报告》时,这些实事项目容易受忽视,被“一并带过”。许多地方人大工作同志反映,把民生实事项目单独拿出来票决后,人大代表对其讨论得“异常热烈”。
  “一大包的会议资料发下去,代表们会不会认真审议民生实事项目的详细介绍?一张张粉红色的表决票拿在手里,代表们会不会仅仅当做调查问卷随意勾選?从实际操作看,担心是多余的。”蒋临表示。
  蒋临说,由于民生实事和群众生产生活直接相关,在审议时,代表们对一些细节情况“刨根问底”,还要求列席人代会的部门负责人当场作出解释。“可以说,讨论民生实事项目名单的现场气氛一点都不亚于讨论其他几个主报告。”
  人大代表的充分讨论,带来的自然是政府决策的更加科学。
  在采访中,不少地方人大工作者表示,实事工程项目代表票决制,解决了因政府和群众视角不尽一致,导致政府拍板决定的民生实事与人民群众亟需解决的问题存在一定差距的问题,也防止了政府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建成的实事工程与群众需求“脱节”现象的发生。
  同时,一经票决,就产生了法定效力,不管政府领导如何变动,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政府都必须依法严格执行,这有效杜绝了“半拉子”工程的产生。
  “推行‘票决制’以来,所有代表票决产生的实事工程不仅全部按计划建设完成,解决了一批民生实事,而且均实现无障碍、零阻力施工,还涌现了群众无偿提供土地、帮助政府征地拆迁、自发捐钱出力等感人事迹。”中共宁海县委书记杨勇表示。
  人大制度观察者武春在人民网刊文指出,“人大决定权为监督权提供了具体监督内容。监督权则是决定权的法律保障。事实上,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配合行使,共同保证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效地履行职权。”
  的确,“票决制”将人大决定权和监督权有机集合起来,使决定权更加具体化的同时,赋予了监督权丰富的法治内涵和实践价值。
  票决结果的“出炉”,意味着监督的开始。我省各地人大常委会(乡镇人大主席团)将民生实事项目监督列入年度监督工作计划,运用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预决算审查监督、专题询问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
  海宁市丁桥镇建立了政府实事项目推进跟踪监督机制,按照代表与项目相关的原则,成立了6个代表监督小组,采取调研、视察、检查等方式,全程参与政府实事项目建设,深入一线明察暗访现场“挑刺”,及时梳理汇总情况反馈给党委、政府,督促相关部门整改落实。
  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针对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完成和工程质量等情况,镇人大定于每年年中和年末,分两次组织代表开展测评。测评为“不满意”的项目,组织代表对项目负责领导和部门进行询问和质询,限期整改。
  围绕票决项目征议题、搞调研、抓监督,履职角色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履职方式由“虚”转“实”,进一步激发了代表履职热情,发挥代表在推进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让人大代表“腰杆”真正硬朗了起来。“以前群众有问题,直接找政府,现在人大代表在群众当中越来越有威望。”宁海县力洋镇人大副主席万中林由衷地说。
  且行且完善
  2017年2月20日,苍南县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当天,县政府即召开会议,安排县领导“一对一”挂钩负责民生实事项目。除了入选的10件民生实事项目外,该县还自我加压,将“落选”的两个项目也列入了政府年度工作任务。
  其实,如何对待“落选”项目,各地有不同看法。有些地方人大提出,为了尊重代表意愿,维护票决工作严肃性,“落选”项目“起码在当年度不宜开工建设”。而另一些声音则认为,既然财力允许,政府多办几件民生实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实际上,这仅是推进“票决制”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
  目前,实事项目征集、票决的流程相对规范,但对实事项目的“落地”监督和反馈评价机制相对不足。一个最现实的担忧是,如何防止“虎头蛇尾”?
  讨论、决定预算,是人代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在人代会上票决出的实事项目,经费又如何体现到预算报告中去呢?或者说,在“先有预算账本,后有票决项目”情况下,票决产生的民生项目资金,如何依法纳入预算?
  在全省范围内,“票决制”目前在县乡层面开展为主。县乡范围相对较小,代表比较容易了解和掌握辖区情况。但设区的市实事项目涉及面广、投资量大、引领性强,票决工作如何建立在真正的民意之上,又如何兼顾各片区的平衡?
  还有一些地方人大同志提出,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的生命力,在于其结果的科学合理性,也就是能否围绕中心、助推发展、顺应民意,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表对民生实事的知晓度和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因而,如何实现“代表主导决策”而避免“代表陪同决策”,仍值得研究。
  瑕不掩瑜。可以肯定的是,“票决制”探索不会就此止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地方政府创新奖发起人俞可平曾经指出: “一种地方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
  在3月9日至10日举行的工作交流会上,《关于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放到与会者手中。指导意见对票决制工作的基本内涵和工作原则,主要阶段和基本环节,以及相关工作要求,作出了规定。这其中,既有对上述一些疑问的初步回应,也可视为省级人大层面对这一基层人大创新作出的“顶层设计”。
  “‘票决制’源自于基层人大的鲜活实践,符合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需求,经过基层实践的反复检验,这是我们推广这项工作的信心来源和坚实底气。”在3月10日的总结讲话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辉忠表示。
  弄潮儿向涛头立。“对于看准了的事,我们就要盯牢不放、一抓到底,追求覆盖面,提高实效性,变‘盆景’为‘风景’,努力把‘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打造成浙江人大工作的一张‘金名片’。”王辉忠的话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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