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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将自身定位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关注国内发展，深化各项改革，维护好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秉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原则，参与各种国际、区域及跨区域的经贸合作组织，实施全球和区域相协调的综合战略。
2010这一年，世界经济处在次贷危机后的调整和转型中，在欧债危机风险和对流动性泛滥的担忧中缓慢复苏。这一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背景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转向绿色发展轨道。在全球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力推共享经济增长，探求可持续发展的2010年，中国经济学人提出了一些新思考。
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基本稳定。随着美国经济爬出经济周期的谷底，美国进入“印钞经济时代”，输出通胀，弥补赤字，目的在于为维系其全球货币霸权奠定基础。“笨猪五国”（PIIGS），即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务危机是长期实行赤字财政的结果，暴露了欧盟经济模式及欧元区自身制度的缺陷：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导致无人负责财政赤字规模扩张，警示了经济一体化的道德风险。
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它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平衡”则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进入新世纪，失衡却意味着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再平衡”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再平衡世界经济，偿还世界经济的社会与环境赤字，形成共享与可持续增长是目前世界经济的主题，而发展问题目前在国际经济治理和合作中已非核心议题，尚能够提及的发展议题已经从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让位于绿色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种种矛盾呼唤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的机制化面临紧迫感，目前G20与金砖四国峰会、东亚峰会等机制并存已成为21世纪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共商经济要务的新平台。
中国经济：并非模式内生出不可持续问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容许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并存，同时又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和方向。后危机时期的中国要从保增长转向“调结构、促民生”，摒弃“GDP主义”，完成从农业、工业二元经济到农业、工业和知识三元经济的转化，践行科学发展观，在微观上实现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在宏观上实现全社会包容性增长和发展的可持续，在动态状态下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中国低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引发了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形成了对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关注。有人认为现阶段启动消费内需的关键是调节收入分配，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缺失是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另外的看法则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作用，单纯将收入分配纳入劳资关系微观领域而非宏观经济方针大政是一种误导。在当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情况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靠市场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做到，必须有新的思路来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维护劳动者利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中短期劳动力主要被吸纳在国家四万亿的工程上，一旦工程结束，劳动力会释放出来，因此在城镇化的同时，还要把市场的理念融入“三农”，通过增加创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
富士康事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人的发展经济学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要使每一个人最终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必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全民素质和福利。应从“国家—单位”保障转向覆盖城乡的“国家—社会”保障；通过发行社保基金弥补社保资金缺口，应对老龄化。应关注劳动要素的主体意识和幸福指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使个人认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统一关系。也有学者坦言，邓小平领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领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不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问题是要把模式与模式执行区分开，中国的问题在于执行中出现了巨大偏差与走形，并非模式内生出了不可持续的问题，将二者混淆不利于未来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同时，现阶段不强调劳动创造世界，不突出劳动的价值，不厘清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抽象谈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对于收入分配结构转换丝毫没有帮助，反而会搞乱思想。
欧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使得外资大量流入，在中国建成“世界工厂”，形成了过剩的产能，换回日渐缩水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时也把加工组装这个低附加值、高排碳的工序环节安放在了中国。中国对低碳经济的重视，一方面来自于国际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着内在动力。低碳经济与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是相契合的。低碳不等同于原始自然或低层次回归自然，发展低碳也不等同于发展“零碳”或压缩第二产业。低碳经济不单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工作和行为方式，人类只有改换生活方式，尤其是世界的富人改换目前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中国应推进低碳法制建设，加强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建立自己的能源体系。
中国外贸额翻番，应善用并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未来十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将毫无悬念地实现翻番。中国应警惕利益集团和重商主义对决策层的影响，既不放弃出口，也要重视扩大进口，巩固贸易大国地位；应注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衡发展，适当提高一般贸易的比重，以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冲本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负面冲击，推动贸易强国进程。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除了考核外贸的增长，还要给原料消耗、投入产出、员工福利赋以权数。在提升我国产业自身技术和标准的同时，应逐步占据制定技术、环境和劳动标准的高地；力争稀土、铁矿石等战略性产品的定价权，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善用并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反击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软壁垒。
“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中国对美顺差不断扩大→美国产业不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逻辑恰被事实证伪，人民币汇率成为服务于美国政治的伪命题。中美贸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贸易的现实，以及日美、德美贸易的历史都已佐证，汇率并非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逆差未必减少其就业，反会增加研发、海运、营销、金融等环节的就业。中美双方的消费、公司治理等发展模式都需加以调整，“共同进化”。人民币升值对外贸出口的影响较为确定，而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将基于中国经济自身的需要而主动、渐进、可控地推进。
在利用外资方面，实行了三十年的超国民待遇开始转为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有效引导外资存量和增量在各部门间的流动，利用外资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80%以上的省份已进入邓宁投资阶段分析法的第三（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和第四（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快于引进外资）阶段。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整体而言仍处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初级阶段，仍未达到品牌输出和文化输出的层次。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伴随着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恰当地积极作为。但同时学界清醒地看到，中国的人均经济实力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道路漫长。全球经济实力的对比尚未发生戏剧性变化，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过程将相当漫长，发达国家主导的权力格局短期难以改变。中国的发展还面临许多挑战：对内，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一个过渡期，社会矛盾凸显，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和金融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存在很大差距；但未来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中的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将逐步由跟随转向引领，或可形成迥异于发达国家的低成本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引发了多国的疑虑、担忧和战略猜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上升，要求增多，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限，因此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中国应将自身定位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关注国内发展，深化各项改革。应持融入和平衡的心态参与G20议题的设定，推动多哈谈判的进展，维护好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秉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原则，参与各种国际、区域及跨区域的经贸合作组织，实施全球和区域相协调的综合战略。鉴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分化，应重新细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基本走势可能是：合作是主流，摩擦成常态。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大体遵循十年一个轮回的规律。世界经济竞合格局风云变幻，资源、能源和环境三大约束横亘前方，强国富民的光荣使命和路转峰回的美好愿景召唤着经济思想和实践的弄潮儿大显身手。惜别2010，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经济和经济学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0这一年，世界经济处在次贷危机后的调整和转型中，在欧债危机风险和对流动性泛滥的担忧中缓慢复苏。这一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背景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转向绿色发展轨道。在全球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力推共享经济增长，探求可持续发展的2010年，中国经济学人提出了一些新思考。
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基本稳定。随着美国经济爬出经济周期的谷底，美国进入“印钞经济时代”，输出通胀，弥补赤字，目的在于为维系其全球货币霸权奠定基础。“笨猪五国”（PIIGS），即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务危机是长期实行赤字财政的结果，暴露了欧盟经济模式及欧元区自身制度的缺陷：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导致无人负责财政赤字规模扩张，警示了经济一体化的道德风险。
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它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平衡”则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进入新世纪，失衡却意味着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再平衡”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再平衡世界经济，偿还世界经济的社会与环境赤字，形成共享与可持续增长是目前世界经济的主题，而发展问题目前在国际经济治理和合作中已非核心议题，尚能够提及的发展议题已经从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让位于绿色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种种矛盾呼唤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的机制化面临紧迫感，目前G20与金砖四国峰会、东亚峰会等机制并存已成为21世纪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共商经济要务的新平台。
中国经济：并非模式内生出不可持续问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容许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并存，同时又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和方向。后危机时期的中国要从保增长转向“调结构、促民生”，摒弃“GDP主义”，完成从农业、工业二元经济到农业、工业和知识三元经济的转化，践行科学发展观，在微观上实现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在宏观上实现全社会包容性增长和发展的可持续，在动态状态下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中国低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引发了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形成了对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关注。有人认为现阶段启动消费内需的关键是调节收入分配，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缺失是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另外的看法则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作用，单纯将收入分配纳入劳资关系微观领域而非宏观经济方针大政是一种误导。在当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情况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靠市场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做到，必须有新的思路来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维护劳动者利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中短期劳动力主要被吸纳在国家四万亿的工程上，一旦工程结束，劳动力会释放出来，因此在城镇化的同时，还要把市场的理念融入“三农”，通过增加创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
富士康事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人的发展经济学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要使每一个人最终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必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全民素质和福利。应从“国家—单位”保障转向覆盖城乡的“国家—社会”保障；通过发行社保基金弥补社保资金缺口，应对老龄化。应关注劳动要素的主体意识和幸福指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使个人认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统一关系。也有学者坦言，邓小平领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领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不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问题是要把模式与模式执行区分开，中国的问题在于执行中出现了巨大偏差与走形，并非模式内生出了不可持续的问题，将二者混淆不利于未来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同时，现阶段不强调劳动创造世界，不突出劳动的价值，不厘清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抽象谈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对于收入分配结构转换丝毫没有帮助，反而会搞乱思想。
欧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使得外资大量流入，在中国建成“世界工厂”，形成了过剩的产能，换回日渐缩水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时也把加工组装这个低附加值、高排碳的工序环节安放在了中国。中国对低碳经济的重视，一方面来自于国际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着内在动力。低碳经济与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是相契合的。低碳不等同于原始自然或低层次回归自然，发展低碳也不等同于发展“零碳”或压缩第二产业。低碳经济不单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工作和行为方式，人类只有改换生活方式，尤其是世界的富人改换目前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中国应推进低碳法制建设，加强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建立自己的能源体系。
中国外贸额翻番，应善用并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未来十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将毫无悬念地实现翻番。中国应警惕利益集团和重商主义对决策层的影响，既不放弃出口，也要重视扩大进口，巩固贸易大国地位；应注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衡发展，适当提高一般贸易的比重，以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冲本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负面冲击，推动贸易强国进程。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除了考核外贸的增长，还要给原料消耗、投入产出、员工福利赋以权数。在提升我国产业自身技术和标准的同时，应逐步占据制定技术、环境和劳动标准的高地；力争稀土、铁矿石等战略性产品的定价权，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善用并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反击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软壁垒。
“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中国对美顺差不断扩大→美国产业不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逻辑恰被事实证伪，人民币汇率成为服务于美国政治的伪命题。中美贸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贸易的现实，以及日美、德美贸易的历史都已佐证，汇率并非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逆差未必减少其就业，反会增加研发、海运、营销、金融等环节的就业。中美双方的消费、公司治理等发展模式都需加以调整，“共同进化”。人民币升值对外贸出口的影响较为确定，而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将基于中国经济自身的需要而主动、渐进、可控地推进。
在利用外资方面，实行了三十年的超国民待遇开始转为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有效引导外资存量和增量在各部门间的流动，利用外资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80%以上的省份已进入邓宁投资阶段分析法的第三（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和第四（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快于引进外资）阶段。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整体而言仍处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初级阶段，仍未达到品牌输出和文化输出的层次。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伴随着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恰当地积极作为。但同时学界清醒地看到，中国的人均经济实力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道路漫长。全球经济实力的对比尚未发生戏剧性变化，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过程将相当漫长，发达国家主导的权力格局短期难以改变。中国的发展还面临许多挑战：对内，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一个过渡期，社会矛盾凸显，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和金融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存在很大差距；但未来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中的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将逐步由跟随转向引领，或可形成迥异于发达国家的低成本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引发了多国的疑虑、担忧和战略猜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上升，要求增多，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限，因此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中国应将自身定位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关注国内发展，深化各项改革。应持融入和平衡的心态参与G20议题的设定，推动多哈谈判的进展，维护好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秉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原则，参与各种国际、区域及跨区域的经贸合作组织，实施全球和区域相协调的综合战略。鉴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分化，应重新细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基本走势可能是：合作是主流，摩擦成常态。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大体遵循十年一个轮回的规律。世界经济竞合格局风云变幻，资源、能源和环境三大约束横亘前方，强国富民的光荣使命和路转峰回的美好愿景召唤着经济思想和实践的弄潮儿大显身手。惜别2010，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经济和经济学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