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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国内的音乐生活日益丰富，演出市场空前繁荣，与之密切相关的音乐评论事业亦取得一定进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亟待反思与改善。有鉴于此，“上海之春国际艺术节”主委会主办了“2014上海·音乐评论与中国当前演出业态发展前沿论坛”，于2014年5月18日在森海塞尔上海音乐厅南厅举行。论坛针对当前中国音乐演出和评论状况，特邀众多相关专家学者、业界经营者和媒体人士，共同探讨有关音乐评论、观众教育、市场培育、媒体宣传等方面的问题。
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包括：音乐评论与音乐演出的关系及目前的问题；观众培育与学术引导的途径和方式；媒体宣传与演出和评论的互动及存在的问题。论坛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主持，随后共有14位正式代表进行主旨发言，最后由上海文联党组书记宋妍女士作总结发言。
一、音乐评论现状的反思
音乐评论的现状及问题是本次论坛热议的重点。当前音乐评论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音乐生活的需求，这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根据本次论坛的发言，关于音乐评论的探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问题：
（一）音乐评论及乐评人的当前处境
这一问题大约是整个论坛中最频繁被提及的话题，因为大多数参与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参与音乐评论的写作，对乐评的性质、定位以及所遇到的难题有着切身的体验。这一问题包含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乐评人自身的定位和素养，乐评与受众的关系，以及乐评与媒体的关系。
首先，正如明言教授所言，中国当下没有职业乐评人，因而乐评人的身份主要是依据音乐教育背景而大体分为所谓专业乐评人和爱乐者。关于这两类乐评人的优势和局限性，本次论坛的参与者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居其宏教授认为，目前的音乐评论的专业性有待提高，呼吁要加强音乐评论写作的专业性训练，包括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系开设相关课程，以及相关音乐组织开办培训班，对音乐类报刊记者进行必要的培训。乐评人李严欢强调将专业表演艺术工作者也吸收到乐评队伍中。上海音乐学院金毅妮副教授则从专业乐评人的角度指出，如果乐评要得到大众的接受，应当像业余乐评人那样具备对音乐的热情。此外也有一些专家指出乐评人在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弊病。居其宏指出，当下音乐评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评价体系的混乱，很多乐评脱离了基本的审美和艺术标准，而依循所谓的政治标准、国粹标准、官方意志，并受制于人际关系和与金钱有关的暗箱操作，失去了乐评人的独立性和音乐评论在广大公众中的公信力。因此若要解决乐评的现存问题，首先要提升乐评人的职业道德。于庆新编审认为，业余乐评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乐评队伍，但这类乐评要注意扬长避短，面对技术领域要谨慎从事。其次，此次论坛中，很多专家都意识到，面对不同的观众群体、读者群体、媒介载体，要求有不同的乐评形式和写作方式。但目前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篇乐评要同时面对众多不同的群体、满足不同的要求，那么如何给乐评定位，如何在多种维度之间进行调解和融合，就成为每个乐评人需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明言指出，音乐批评家应该放下身段，以谦卑的心态与听众群体沟通交流，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蔼可亲的态度，耐心引导听众往较高品位的音乐审美方面发展。伍维曦副教授主张首先考虑将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音乐评论的潜在读者对象。
再次，媒体作为音乐评论的载体和渠道，与音乐评论的生存息息相关。众多学者和媒体人也从各自的角度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明言认为，具有专业艺术品位的音乐批评之所以在社会音乐生活中严重缺位，主要是因为音乐批评赖以生存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在“自媒体”时代，已经没有权威，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杨燕迪也指出，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具有零碎性和即时性的特点，但同时也要加强正规报刊乐评的长度和深度。孙国忠教授提出，真正有效的乐评应当至少在三四千字，应当可以在时效性上有一定的宽限，内容不仅停留在对音乐演出的评述上，而应当有更多维度的关联，而且真正高质量的乐评应当是可以经受时间的检验留存下来的。
从媒体人的角度出发，《新民晚报》记者杨建国认为大众媒体的音乐评论与专业评论有本质性的差别，前者由于主要面对普通观众，而专业性、理论性较强的乐评在接受方面存在困难。《东方早报》记者陈晨主张不要过分强调乐评的时效性，而是看重乐评人经过深思熟虑而在乐评中注入的文化价值，将特定的演出与当下的音乐现象、热点话题相勾连。《文汇报》记者邵岭则提出，媒体自身也面临着与乐评人相似的定位问题：虽然作为大众媒体，需要尽可能面对公众，但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够自觉承担起一定的文化使命，起到提升乐迷审美品位和能力的作用，并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发挥一定引领作用。
（二）音乐评论的体制化问题
此次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均表示，音乐评论若要真正有实质性的推进和完善，根本之策在于建立音乐批评机制。
韩锺恩教授提出：“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建立健全职业音乐批评体制机制并成就规模作业。”在他看来，目前的音乐评论总体而言是一种“游击队”的状态，如何从“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是当下需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关于职业体制机制的建立，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音乐节、演出团体和演出机构中设立驻节、驻团、驻院批评家，在电台、电视台和报刊杂志上设立音乐评论专栏，加之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协作单位的共建，逐渐确立起一个音乐批评职业体制，成为音乐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规模作业”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演出前期应聘请专家进行策划，撰写高质量的节目单，重要的演出由专家撰写学术性导读或进行专题演讲，制作有内容含量的节目预告，举行演出前的导赏，演出后发表音乐批评，最后将音乐评论文章辑集出版为年度文集。由此确立和巩固音乐评论在音乐生活中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
杨燕迪则指出，中国音乐评论最根本的问题即是尚未形成一个与西方相类似的完善的报刊专栏制度，而且目前在这方面前景渺茫。音乐批评非常根本的一点是要保持立场和观点的独立，在西方，即便是报刊的主编也无法左右评论人所写的内容。唯有形成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音乐评论的良性运转，而在中国建立这样的体制需要学界、业界、媒体界的共同努力。
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包括：音乐评论与音乐演出的关系及目前的问题；观众培育与学术引导的途径和方式；媒体宣传与演出和评论的互动及存在的问题。论坛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主持，随后共有14位正式代表进行主旨发言，最后由上海文联党组书记宋妍女士作总结发言。
一、音乐评论现状的反思
音乐评论的现状及问题是本次论坛热议的重点。当前音乐评论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音乐生活的需求，这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根据本次论坛的发言，关于音乐评论的探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问题：
（一）音乐评论及乐评人的当前处境
这一问题大约是整个论坛中最频繁被提及的话题，因为大多数参与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参与音乐评论的写作，对乐评的性质、定位以及所遇到的难题有着切身的体验。这一问题包含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乐评人自身的定位和素养，乐评与受众的关系，以及乐评与媒体的关系。
首先，正如明言教授所言，中国当下没有职业乐评人，因而乐评人的身份主要是依据音乐教育背景而大体分为所谓专业乐评人和爱乐者。关于这两类乐评人的优势和局限性，本次论坛的参与者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居其宏教授认为，目前的音乐评论的专业性有待提高，呼吁要加强音乐评论写作的专业性训练，包括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系开设相关课程，以及相关音乐组织开办培训班，对音乐类报刊记者进行必要的培训。乐评人李严欢强调将专业表演艺术工作者也吸收到乐评队伍中。上海音乐学院金毅妮副教授则从专业乐评人的角度指出，如果乐评要得到大众的接受，应当像业余乐评人那样具备对音乐的热情。此外也有一些专家指出乐评人在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弊病。居其宏指出，当下音乐评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评价体系的混乱，很多乐评脱离了基本的审美和艺术标准，而依循所谓的政治标准、国粹标准、官方意志，并受制于人际关系和与金钱有关的暗箱操作，失去了乐评人的独立性和音乐评论在广大公众中的公信力。因此若要解决乐评的现存问题，首先要提升乐评人的职业道德。于庆新编审认为，业余乐评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乐评队伍，但这类乐评要注意扬长避短，面对技术领域要谨慎从事。其次，此次论坛中，很多专家都意识到，面对不同的观众群体、读者群体、媒介载体，要求有不同的乐评形式和写作方式。但目前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篇乐评要同时面对众多不同的群体、满足不同的要求，那么如何给乐评定位，如何在多种维度之间进行调解和融合，就成为每个乐评人需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明言指出，音乐批评家应该放下身段，以谦卑的心态与听众群体沟通交流，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蔼可亲的态度，耐心引导听众往较高品位的音乐审美方面发展。伍维曦副教授主张首先考虑将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音乐评论的潜在读者对象。
再次，媒体作为音乐评论的载体和渠道，与音乐评论的生存息息相关。众多学者和媒体人也从各自的角度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明言认为，具有专业艺术品位的音乐批评之所以在社会音乐生活中严重缺位，主要是因为音乐批评赖以生存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在“自媒体”时代，已经没有权威，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杨燕迪也指出，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具有零碎性和即时性的特点，但同时也要加强正规报刊乐评的长度和深度。孙国忠教授提出，真正有效的乐评应当至少在三四千字，应当可以在时效性上有一定的宽限，内容不仅停留在对音乐演出的评述上，而应当有更多维度的关联，而且真正高质量的乐评应当是可以经受时间的检验留存下来的。
从媒体人的角度出发，《新民晚报》记者杨建国认为大众媒体的音乐评论与专业评论有本质性的差别，前者由于主要面对普通观众，而专业性、理论性较强的乐评在接受方面存在困难。《东方早报》记者陈晨主张不要过分强调乐评的时效性，而是看重乐评人经过深思熟虑而在乐评中注入的文化价值，将特定的演出与当下的音乐现象、热点话题相勾连。《文汇报》记者邵岭则提出，媒体自身也面临着与乐评人相似的定位问题：虽然作为大众媒体，需要尽可能面对公众，但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够自觉承担起一定的文化使命，起到提升乐迷审美品位和能力的作用，并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发挥一定引领作用。
（二）音乐评论的体制化问题
此次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均表示，音乐评论若要真正有实质性的推进和完善，根本之策在于建立音乐批评机制。
韩锺恩教授提出：“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建立健全职业音乐批评体制机制并成就规模作业。”在他看来，目前的音乐评论总体而言是一种“游击队”的状态，如何从“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是当下需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关于职业体制机制的建立，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音乐节、演出团体和演出机构中设立驻节、驻团、驻院批评家，在电台、电视台和报刊杂志上设立音乐评论专栏，加之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协作单位的共建，逐渐确立起一个音乐批评职业体制，成为音乐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规模作业”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演出前期应聘请专家进行策划，撰写高质量的节目单，重要的演出由专家撰写学术性导读或进行专题演讲，制作有内容含量的节目预告，举行演出前的导赏，演出后发表音乐批评，最后将音乐评论文章辑集出版为年度文集。由此确立和巩固音乐评论在音乐生活中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
杨燕迪则指出，中国音乐评论最根本的问题即是尚未形成一个与西方相类似的完善的报刊专栏制度，而且目前在这方面前景渺茫。音乐批评非常根本的一点是要保持立场和观点的独立，在西方，即便是报刊的主编也无法左右评论人所写的内容。唯有形成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音乐评论的良性运转，而在中国建立这样的体制需要学界、业界、媒体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