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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主义”频出的时代。这时的“主义”有的是地道国货，有的是舶来品，也有的是政商名流、凡夫俗子的发明创造。尤其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七七，那一段令国人感慨唏嘘的岁月，为历史留下不胜枚举的“主义”。与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相比，这时的“主义”少了那些永恒的经典，更多的如同匆匆过客。水泡的晶莹，木槿花的艳丽，不仅带来短瞬的遐想，还有谢后的思考。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寿辰。在数不清的贺词中有这样一幅，曰：“党国柱石，墨希高风，百年上寿，如日方中。”题写贺词的人名叫孙桐萱，时任第三路军十二军中将军长，属于西北军的旧部。贺词言简意赅，句句登峰造极。其中三句古今通用：柱石，顶天立地；上寿，最高的年寿；方中，天顶的太阳。唯有第二句，孙桐萱引进了西洋事物，把蔣介石比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此时法西斯崛起不久，意大利和德国的这两位巨头，一度被弱小民族视为救国救民的神灵楷模。孙桐萱在这里绝无诅咒之意，更想不到他们日后会遭人唾弃，一人暴尸街头，一人焚骨扬灰。
法西斯主义在1920年代已经传入中国。1925年1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成为西方世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东方各国开始关注墨索里尼和他的主义，中国一些报刊也曾有过介绍，但影响并不很大。以致对于法西斯主义的翻译五花八门，诸如棒喝主义、法塞主义、泛牺主义、法西士提等等，不一而足。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再于1928年宣布统一全国，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生存形成了气候。除去发动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各阶层都有一定的市场。今天回过头来再去看那段历史，其实很简单，也一目了然。赞成法西斯主义的国人只有两类，一类是迎合利用，一类是幻想企盼。前者是蒋介石和他的同伍，后者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
蒋介石需要法西斯主义。193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面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一个是除他之外的各路新军阀。于是就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的法西斯情结第一次公开表露出来。他在会议开幕的致词中，介绍了当今世界传播的三种政治理论，即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蒂。蒋介石说：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显然不适合“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主张民治，必使“共产党坐大中原”。而对于法西斯主义，蒋介石情有独钟，洋洋洒洒地阐述了一番——
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
所以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
蒋介石这番高谈阔论的核心，就是若想“解除民众痛苦”，“完成中国统一”，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正适合今日之中国。其实法西斯主义的原创者，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墨索里尼所写的 《法西斯主义论》 一书，充斥对和平、民主、自由和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对专制主义的推崇。而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的表述，突出的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效能至上和君权神授。品味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处境，便不难理解他为何对法西斯主义情有独钟了。有意思的是，在蒋介石的这次讲话之后，再也没有发现他在公开场合谈论法西斯主义。很难说蒋介石是为了留住三民主义的起码形象，还是对纳粹的悲惨下场早有先知。尽管如此，以蒋介石的5月讲话为契机，中国思想界掀起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浪潮。如果单就国民党而言，就可谓掀起的是狂潮了。此后5年间，出版法西斯书籍和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言论、传记的书局，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多至200余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机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机构和媒体，极力鼓吹中国需要墨索里尼式的人物来领导，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灵魂——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在众多报刊之中，有一本名曰《前途》的杂志，1933年1月一经问世，便成为力行社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喉舌。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1932 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效仿德意法西斯成立的特务组织。孙桐萱为蒋介石题写的贺词，就刊印在这本杂志上，誉之“墨希”自然不足为奇。孙桐萱出身冯玉祥、韩复榘门下，在国民党里面是纯正的杂牌军，对蒋介石决不会有什么好感。他把蒋介石比作法西斯首领，除去恭维的成分，也表现出国人对于法西斯存念的幻想。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既有救民水火的热情，又有西方思潮的浅知，便向法西斯主义投入了浓厚兴趣，甚至把它作为民族复兴的唯一路径。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泱泱大国却在国际舞台屡屡受辱，窘迫的民族主义者不得不承认这条路走不通。
对于甘地这个人而言，无论是在他的祖国印度，还是在近邻中国，都是受到社会尊重的，包括并不赞成甘地主张的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甘地倡导以非暴力手段争取独立的主张，被称作不合作主义。而甘地主义则包含了这个主张，以及为了实现这个主张，所经历的苦行僧式的奋斗方式。1930年3月，甘地在印度再次发起不合作运动。由于同属东方世界被压迫民族，对于甘地和他领导的自治运动，中国民众的关注和反响是热情和激烈的。而这种非暴力的抵抗主义，还有那种超乎寻常的忍让，却难以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正在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上级共产国际，就不赞赏甘地主义的这种方式。共产国际甚至认为，甘地所在的印度国大党与背叛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一样，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以牺牲劳动人民利益为代价，与帝国主义进行的妥协。
更多的社会层面，讨论的则是甘地主义的精神，因为中国毕竟与印度有所不同。印度已经被英国殖民统治半个多世纪，中国虽屡遭列强侵辱，却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于是国人更关心的是寻找民族自强的路径，而甘地主义可能就是通往这条路径之门。甘地的名字最初传入中国，曾被译作康第。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第一个使用了“甘地”这个译名，表示甘于从地狱中济世救民的宏大誓愿。于是“甘地”在中国，成为了忍辱负重和牺牲精神的代名词。甘地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中国的甘地”却比比皆是。人人可被称为中国的甘地，人人可自称中国的甘地。这句话一度成为国人的恭维之词，尤以上层社会为甚。能够戴上这顶桂冠的，不乏政商名流、豪绅名士。不愿屈从权贵的蔡元培，从事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献身贫民教育的车向忱，没有谁不乐得消受。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由于相貌消瘦，酷似甘地，也在友人中获此殊荣。只有九一八之后的张学良，面对充耳盈目的“甘地”誉称，味同嚼蜡。好事者由此引申，当年走进曹营一言不发的徐庶，难道不是三国的甘地乎。 一篇题为 《中国是否能适用甘地主义》 的文章，说出了普通民众的心声——
东三省的问题爆发以后，给与国民的刺激的确是很大。而中间最使我们注意的，有一种消极空气散布到社会的一部分。假如这种空气果然扩大，我认为是更足以增加我们的悲观。这种空气是什么呢？就是甘地主义！
就如这一次学生请愿绝食，当局们对于他们有了什么影响呢？你绝食吧，他们还不是珍肴海味地大嚼，到了可以卖国的时候，谁来管你绝食不绝食！试问我们对于这一群麻木不仁的腐败权力者，用甘地的精神可以感动么？
更看暴日侵略东三省，不顾一切地冲到你的面前，什么公理是非，一切他们都没有放在眼下。我们看见自己的土地权利，被他们用强暴的手段拿去，我们可以用甘地主义去收了回来吗？我们对于这一般野兽，可以用甘地主义去感化他们吗？
这篇文章署名壮夫，是辛亥元老刘成禺的笔名。他在文中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也表示出极大的不赞成。然而发表此文的 《民声周报》，却曾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扣，理由是“言论荒谬”，“内容反动”。其实仅从查禁报刊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说明甘地主义在中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甘地与甘地主义还是有区别的。1936年7月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时，常听红军将领谈起已经牺牲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意志坚定，甘愿苦行，称他是中国的甘地。于是斯诺这样概括烈士：“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情操高尚，从不追求奢华，过着十分清淡的生活。”毛泽东说：“你的评价是正确的。”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顽强奋斗，真正的共产党员哪一个比不上甘地？由此可见，来到中国的“甘地”并无更多的政治色彩，任何人都可以把他请到家里。区别只在于供为上宾，还是藏在心里。
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抵抗主义，在他的家乡也没有得到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造访印度。东方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暴力”的元首，一个“非暴力”的领袖，第一次面对面地交流。这是一次没有成果的会面。因为甘地告诉客人：“阁下革命有阁下的武器，我有我的武器；你的武器声音洪亮，我的武器则寂然无声。”随行的蒋夫人还得到一架纺车，甘地把他的“武器”赠献给宋美龄。直到战后全球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印度才真正脱离殖民主义的统治。而此时的中国却再次面临国内战争，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印度老人身上，重新打出甘地主义的旗帜。《申报》 推波助澜，刊登了一则《征求“谁是中国的甘地”意见启事》，应者寥寥，明日黄花已不留香。
与前两种主义相比，自力主义可以说是正宗的国货了。称之为地道正宗，不仅它是由国人所发明，探究其历史渊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至于创新的成功与否，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自力主义的命名就表明了它的民族性。与自力主义相对应的是他力主义，说得直白就是依靠他人的力量。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一度把幻想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企盼国联主持正义。国联理事会以日本一票反对，其余全票赞成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三个星期以内撤出中国东北。最后的结果是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觊觎中国更多的土地，他力主义的幻想被无情地击碎。
自力主义的发明人章渊若是一介书生，留学巴黎的法学博士。章渊若回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东吴大学。1933年1月，日军陆续向长城东部重要关隘进犯，长城抗战爆发，自力主义应运而生。章渊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题为 《自力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复兴》 的演讲，系统阐释倡导自力主义的动机、定义、内容和功能。
自力主义的定义，用最通俗的方法来讲，就是以义务责任为本位，以国家社会为对象的，全国动员，努力自强的救国主义。它的功用是可以打动每一个国民的心坎，可以激发每一个国民的建国热情和责任心。在这一个主义之下，每一个国民都应负起他对于国家的责任。所以简单的讲，自力主义是一种“行动主义”，是一种“全民行动主义”。
国人之病在于空言，虚骄，巧取，幸进，责人，依赖，怠惰，因循，畏难，苟安，卑怯，争权，自私，酣嬉，萎靡，消费；自力主义则主张力行，务实，刻苦，努力，责己，求己，勤奋，勇敢，进取，耐劳，刚毅，忠公，奋斗，坚忍，生产。一般国民的病态，都可以拿自力主义去纠正。
或许是由于国人所创，自力主义比之法西斯主义、甘地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形势，也更适应国人的需求。无论是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1930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自力主义都有许多可取之处。为了明示自力主义的信念，章渊若把他在上海的书屋命名为“自力斋”。遗憾的是章渊若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主义，演讲报告，出版著作，发表文章，虽连篇累牍，却应者寥寥。《东方杂志》 《申报》 刊载的有关自力主义的文章、报道，似乎只有他这一张面孔。莫不是国人无动于衷，莫不是百姓心灰意冷？纵观此间国内形势，爱国声浪不断高涨，唯有政府忙于“安内”，疏于“攘外”。所以能否实施自力主义，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民众和社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章渊若告别讲坛，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以后又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可能是因为章渊若工作繁忙，报章撰述少了许多，“自力主义”一词在 《申报》 难觅其踪。章渊若便将部分演讲稿汇编成书，命名《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他在扉页写道：“自力主义是一切救国理论的中心基准，自力主义是一切救国运动的基本动力。”
当一个人中了毒，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灌一勺浓烈的大粪，立刻就能解毒。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大粪解毒不失为救急的好办法。当一个社会中了毒，解救的办法依然要靠大粪，这就是聂云台开出的济世良方。1925年，聂云台的惊世骇俗之作 《大粪主义》 问世。最初这只是一本铅印的小册子，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聂云台先后又把它编入 《聂氏家言》 和 《人生指津》，由聂氏家言旬刊社出版。《人生指津》 是聂云台的作品汇集，主要是作者对人生社会的感言，《大粪主义》 是其中的重要篇目。1930年代，《人生指津》被屢屡修订、重编、再版，篇目略有变化，印数不计其数。世人因此得以知晓，连大粪也都可以被作为主义了…… 对于国家中了哪些毒，为何只有大粪才能解毒，怎样用大粪解毒，《大粪主义》 作了系统阐释。聂云台认为，现在世人的病具有四种毒质，这就是骄慢、体面、娇懒、奢费；目前只有大粪这一味药是对现在的病。在聂云台的笔下，粗俗的物体化为不朽的思想，非一般学者可为。排泄物通篇皆是，却不见污言秽语，精辟语言随处拾来——
现在政治家教育家都要讲一种主义，他们的主义都说得很高很好听，但是主义尽管讲，国事格外糟。有人就怀疑了，就问这主义是不应该讲吗？我答不是主义不要讲，但是主义不要讲得太远了，须要切实点才好。
究竟有什么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些贵药既无实在的效验，可否找出一个很简单的丹方能对这个病呢？我想了很久，得了一味好药。这药不但是不贵重，并且是很贱很臭很秽的。我简直地说出来，这药就是大粪。换句话说，我的救国方法，就是大粪主义。
政治上大粪主义的施行，我的条件是一国的元首，或是一省一县的行政的长官，必须每日早起，将指定的公众厕所一处，在大众面前扫洗揩抹清洁为度。须自动手，不许工役代劳，非确因病假，不许派别员代行。服务时尽可有兵警在旁保卫，但必须穿著粗衣，实行工作，并由当地人检察厅长教育会长监视记载。如敢故意违误，即为违反国宪，立刻丧失行政元首或长官的资格。
有这种行政长官的主要条件，那么他们的起居享用，他们家人生活和财产，自然同时应该有相应的规定，载入宪法了。那么往后做元首和行政长官的，应知晓得他们的本分，是对群众服务，不是发财闹阔摆架子和使子孙享福的机会了。那么来争这元首及长官的人就少了，正经的人就肯出来了。
如果与章渊若比起来，聂云台则是一个平民百姓了，因为章渊若毕竟后来步入仕途，膺选国大代表，官至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不过聂云台也并非一个普通百姓，他在国民政府没有担任权势职务，却在上海滩上声名显赫。聂云台曾经是上海恒丰纱厂的掌门，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军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民族工业走入萧条，恒丰的处境亦不例外，心灰意冷的聂云台退居幕后。大凡一种主义的问世，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历史环境，二是历史人才。聂云台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聂云台一生著述颇丰，而多著并不是他最大的特点。早年译著 《无线电学》《托尔斯泰传》，中年创作 《保富法》 《学佛六篇》，晚年出版 《伤寒解毒疗法》 《结核辅生疗法》——科学，文学，佛学，医学，诸多学说出自聂氏一人笔下，即使今天也可谓凤毛麟角。
大粪主义是聂云台在国家、社会和他自己面临困境之际，提出的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绝非一时兴起，口无遮拦。对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聂云台的义愤填膺，博得了社会底层的一片喝彩。然而聂云台对这种主义的表达，更多的停留在操作的层面，乃至不厌其烦地讨论过程和方式。而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探寻，聂云台的思想甚至有些混乱，流露出儒学、佛教、道家的痕迹。所以大粪主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不过是泄泄愤而已，对于权势贵族而言，不过是吹吹风罢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主义原本是很深奥的东西。当主义像野草一样遍地生长，主义就不被人仰视了。1932年5月，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冷观的笔名，发表一篇 《人吃主义》，颇为精辟。
主义万能，人更是万能。这是我们平常的感想。何谓乎主义万能？有了主义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就可以使人人都有饭吃，这不是万能而是什么呢？何谓乎人更是万能？主义的力量虽大，但有时亦不免失了“时髦的”价值。独是人真是太聪明伶俐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随便什么主义搬到我们中国来，许多人都能相信它，适应它，拿它来做个人谋生之道。结果主义虽好，没有力量治人，而人却把主义吃得精光，这不是人更万能而是什么呢？聪明伶俐的中国人！西方人笃信基督教，而我们偏偏要吃教。现在又要吃起主义来了。国家之亡，不亡在主义之对不对，实亡在人之吃不吃主义。如果换一个主义，就要吃一个主义，则纵然外患不至，民族生机亦将斩绝，可不惧哉！
特殊的历史年代，会有特殊的历史事物出现，1930年代的主义就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物。主义丛生，体现了国人面对危情的思想状态：愤然而起者有之，期待党国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漠然无谓者亦有之。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主义。除去文化科学领域的主义，上流社会还在讨论新贤良主义，吴佩孚坚守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坐外轮的三不主义。混迹官场的还有一个风马牛主义，即“出风头”，“拍马屁”，“吹牛皮”，谁要是“风马牛不相及”，必败无疑……国运强盛之时，社会的主义少，文化的主义多；国运衰微之际，社会的主义多，文化的主义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规律，道理其实很简单。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诸多的“主义”如过眼云烟，瞬间銷声匿迹。人民大众关心的只有一个主义，那就是全民族抗战的爱国主义。
（选自《粤海风》2017年第5期）
法西斯主义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寿辰。在数不清的贺词中有这样一幅，曰：“党国柱石，墨希高风，百年上寿，如日方中。”题写贺词的人名叫孙桐萱，时任第三路军十二军中将军长，属于西北军的旧部。贺词言简意赅，句句登峰造极。其中三句古今通用：柱石，顶天立地；上寿，最高的年寿；方中，天顶的太阳。唯有第二句，孙桐萱引进了西洋事物，把蔣介石比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此时法西斯崛起不久，意大利和德国的这两位巨头，一度被弱小民族视为救国救民的神灵楷模。孙桐萱在这里绝无诅咒之意，更想不到他们日后会遭人唾弃，一人暴尸街头，一人焚骨扬灰。
法西斯主义在1920年代已经传入中国。1925年1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成为西方世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东方各国开始关注墨索里尼和他的主义，中国一些报刊也曾有过介绍，但影响并不很大。以致对于法西斯主义的翻译五花八门，诸如棒喝主义、法塞主义、泛牺主义、法西士提等等，不一而足。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再于1928年宣布统一全国，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生存形成了气候。除去发动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各阶层都有一定的市场。今天回过头来再去看那段历史，其实很简单，也一目了然。赞成法西斯主义的国人只有两类，一类是迎合利用，一类是幻想企盼。前者是蒋介石和他的同伍，后者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
蒋介石需要法西斯主义。193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面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一个是除他之外的各路新军阀。于是就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的法西斯情结第一次公开表露出来。他在会议开幕的致词中，介绍了当今世界传播的三种政治理论，即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蒂。蒋介石说：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显然不适合“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主张民治，必使“共产党坐大中原”。而对于法西斯主义，蒋介石情有独钟，洋洋洒洒地阐述了一番——
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
所以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
蒋介石这番高谈阔论的核心，就是若想“解除民众痛苦”，“完成中国统一”，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正适合今日之中国。其实法西斯主义的原创者，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墨索里尼所写的 《法西斯主义论》 一书，充斥对和平、民主、自由和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对专制主义的推崇。而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的表述，突出的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效能至上和君权神授。品味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处境，便不难理解他为何对法西斯主义情有独钟了。有意思的是，在蒋介石的这次讲话之后，再也没有发现他在公开场合谈论法西斯主义。很难说蒋介石是为了留住三民主义的起码形象，还是对纳粹的悲惨下场早有先知。尽管如此，以蒋介石的5月讲话为契机，中国思想界掀起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浪潮。如果单就国民党而言，就可谓掀起的是狂潮了。此后5年间，出版法西斯书籍和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言论、传记的书局，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多至200余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机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机构和媒体，极力鼓吹中国需要墨索里尼式的人物来领导，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灵魂——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在众多报刊之中，有一本名曰《前途》的杂志，1933年1月一经问世，便成为力行社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喉舌。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1932 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效仿德意法西斯成立的特务组织。孙桐萱为蒋介石题写的贺词，就刊印在这本杂志上，誉之“墨希”自然不足为奇。孙桐萱出身冯玉祥、韩复榘门下，在国民党里面是纯正的杂牌军，对蒋介石决不会有什么好感。他把蒋介石比作法西斯首领，除去恭维的成分，也表现出国人对于法西斯存念的幻想。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既有救民水火的热情，又有西方思潮的浅知，便向法西斯主义投入了浓厚兴趣，甚至把它作为民族复兴的唯一路径。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泱泱大国却在国际舞台屡屡受辱，窘迫的民族主义者不得不承认这条路走不通。
甘地主义
对于甘地这个人而言，无论是在他的祖国印度，还是在近邻中国，都是受到社会尊重的，包括并不赞成甘地主张的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甘地倡导以非暴力手段争取独立的主张，被称作不合作主义。而甘地主义则包含了这个主张，以及为了实现这个主张，所经历的苦行僧式的奋斗方式。1930年3月，甘地在印度再次发起不合作运动。由于同属东方世界被压迫民族，对于甘地和他领导的自治运动，中国民众的关注和反响是热情和激烈的。而这种非暴力的抵抗主义，还有那种超乎寻常的忍让，却难以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正在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上级共产国际，就不赞赏甘地主义的这种方式。共产国际甚至认为，甘地所在的印度国大党与背叛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一样，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以牺牲劳动人民利益为代价，与帝国主义进行的妥协。
更多的社会层面，讨论的则是甘地主义的精神，因为中国毕竟与印度有所不同。印度已经被英国殖民统治半个多世纪，中国虽屡遭列强侵辱，却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于是国人更关心的是寻找民族自强的路径，而甘地主义可能就是通往这条路径之门。甘地的名字最初传入中国，曾被译作康第。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第一个使用了“甘地”这个译名，表示甘于从地狱中济世救民的宏大誓愿。于是“甘地”在中国，成为了忍辱负重和牺牲精神的代名词。甘地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中国的甘地”却比比皆是。人人可被称为中国的甘地，人人可自称中国的甘地。这句话一度成为国人的恭维之词，尤以上层社会为甚。能够戴上这顶桂冠的，不乏政商名流、豪绅名士。不愿屈从权贵的蔡元培，从事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献身贫民教育的车向忱，没有谁不乐得消受。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由于相貌消瘦，酷似甘地，也在友人中获此殊荣。只有九一八之后的张学良，面对充耳盈目的“甘地”誉称，味同嚼蜡。好事者由此引申，当年走进曹营一言不发的徐庶，难道不是三国的甘地乎。 一篇题为 《中国是否能适用甘地主义》 的文章，说出了普通民众的心声——
东三省的问题爆发以后，给与国民的刺激的确是很大。而中间最使我们注意的，有一种消极空气散布到社会的一部分。假如这种空气果然扩大，我认为是更足以增加我们的悲观。这种空气是什么呢？就是甘地主义！
就如这一次学生请愿绝食，当局们对于他们有了什么影响呢？你绝食吧，他们还不是珍肴海味地大嚼，到了可以卖国的时候，谁来管你绝食不绝食！试问我们对于这一群麻木不仁的腐败权力者，用甘地的精神可以感动么？
更看暴日侵略东三省，不顾一切地冲到你的面前，什么公理是非，一切他们都没有放在眼下。我们看见自己的土地权利，被他们用强暴的手段拿去，我们可以用甘地主义去收了回来吗？我们对于这一般野兽，可以用甘地主义去感化他们吗？
这篇文章署名壮夫，是辛亥元老刘成禺的笔名。他在文中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也表示出极大的不赞成。然而发表此文的 《民声周报》，却曾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扣，理由是“言论荒谬”，“内容反动”。其实仅从查禁报刊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说明甘地主义在中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甘地与甘地主义还是有区别的。1936年7月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时，常听红军将领谈起已经牺牲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意志坚定，甘愿苦行，称他是中国的甘地。于是斯诺这样概括烈士：“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情操高尚，从不追求奢华，过着十分清淡的生活。”毛泽东说：“你的评价是正确的。”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顽强奋斗，真正的共产党员哪一个比不上甘地？由此可见，来到中国的“甘地”并无更多的政治色彩，任何人都可以把他请到家里。区别只在于供为上宾，还是藏在心里。
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抵抗主义，在他的家乡也没有得到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造访印度。东方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暴力”的元首，一个“非暴力”的领袖，第一次面对面地交流。这是一次没有成果的会面。因为甘地告诉客人：“阁下革命有阁下的武器，我有我的武器；你的武器声音洪亮，我的武器则寂然无声。”随行的蒋夫人还得到一架纺车，甘地把他的“武器”赠献给宋美龄。直到战后全球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印度才真正脱离殖民主义的统治。而此时的中国却再次面临国内战争，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印度老人身上，重新打出甘地主义的旗帜。《申报》 推波助澜，刊登了一则《征求“谁是中国的甘地”意见启事》，应者寥寥，明日黄花已不留香。
自力主义
与前两种主义相比，自力主义可以说是正宗的国货了。称之为地道正宗，不仅它是由国人所发明，探究其历史渊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至于创新的成功与否，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自力主义的命名就表明了它的民族性。与自力主义相对应的是他力主义，说得直白就是依靠他人的力量。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一度把幻想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企盼国联主持正义。国联理事会以日本一票反对，其余全票赞成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三个星期以内撤出中国东北。最后的结果是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觊觎中国更多的土地，他力主义的幻想被无情地击碎。
自力主义的发明人章渊若是一介书生，留学巴黎的法学博士。章渊若回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东吴大学。1933年1月，日军陆续向长城东部重要关隘进犯，长城抗战爆发，自力主义应运而生。章渊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题为 《自力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复兴》 的演讲，系统阐释倡导自力主义的动机、定义、内容和功能。
自力主义的定义，用最通俗的方法来讲，就是以义务责任为本位，以国家社会为对象的，全国动员，努力自强的救国主义。它的功用是可以打动每一个国民的心坎，可以激发每一个国民的建国热情和责任心。在这一个主义之下，每一个国民都应负起他对于国家的责任。所以简单的讲，自力主义是一种“行动主义”，是一种“全民行动主义”。
国人之病在于空言，虚骄，巧取，幸进，责人，依赖，怠惰，因循，畏难，苟安，卑怯，争权，自私，酣嬉，萎靡，消费；自力主义则主张力行，务实，刻苦，努力，责己，求己，勤奋，勇敢，进取，耐劳，刚毅，忠公，奋斗，坚忍，生产。一般国民的病态，都可以拿自力主义去纠正。
或许是由于国人所创，自力主义比之法西斯主义、甘地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形势，也更适应国人的需求。无论是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1930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自力主义都有许多可取之处。为了明示自力主义的信念，章渊若把他在上海的书屋命名为“自力斋”。遗憾的是章渊若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主义，演讲报告，出版著作，发表文章，虽连篇累牍，却应者寥寥。《东方杂志》 《申报》 刊载的有关自力主义的文章、报道，似乎只有他这一张面孔。莫不是国人无动于衷，莫不是百姓心灰意冷？纵观此间国内形势，爱国声浪不断高涨，唯有政府忙于“安内”，疏于“攘外”。所以能否实施自力主义，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民众和社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章渊若告别讲坛，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以后又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可能是因为章渊若工作繁忙，报章撰述少了许多，“自力主义”一词在 《申报》 难觅其踪。章渊若便将部分演讲稿汇编成书，命名《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他在扉页写道：“自力主义是一切救国理论的中心基准，自力主义是一切救国运动的基本动力。”
大粪主义
当一个人中了毒，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灌一勺浓烈的大粪，立刻就能解毒。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大粪解毒不失为救急的好办法。当一个社会中了毒，解救的办法依然要靠大粪，这就是聂云台开出的济世良方。1925年，聂云台的惊世骇俗之作 《大粪主义》 问世。最初这只是一本铅印的小册子，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聂云台先后又把它编入 《聂氏家言》 和 《人生指津》，由聂氏家言旬刊社出版。《人生指津》 是聂云台的作品汇集，主要是作者对人生社会的感言，《大粪主义》 是其中的重要篇目。1930年代，《人生指津》被屢屡修订、重编、再版，篇目略有变化，印数不计其数。世人因此得以知晓，连大粪也都可以被作为主义了…… 对于国家中了哪些毒，为何只有大粪才能解毒，怎样用大粪解毒，《大粪主义》 作了系统阐释。聂云台认为，现在世人的病具有四种毒质，这就是骄慢、体面、娇懒、奢费；目前只有大粪这一味药是对现在的病。在聂云台的笔下，粗俗的物体化为不朽的思想，非一般学者可为。排泄物通篇皆是，却不见污言秽语，精辟语言随处拾来——
现在政治家教育家都要讲一种主义，他们的主义都说得很高很好听，但是主义尽管讲，国事格外糟。有人就怀疑了，就问这主义是不应该讲吗？我答不是主义不要讲，但是主义不要讲得太远了，须要切实点才好。
究竟有什么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些贵药既无实在的效验，可否找出一个很简单的丹方能对这个病呢？我想了很久，得了一味好药。这药不但是不贵重，并且是很贱很臭很秽的。我简直地说出来，这药就是大粪。换句话说，我的救国方法，就是大粪主义。
政治上大粪主义的施行，我的条件是一国的元首，或是一省一县的行政的长官，必须每日早起，将指定的公众厕所一处，在大众面前扫洗揩抹清洁为度。须自动手，不许工役代劳，非确因病假，不许派别员代行。服务时尽可有兵警在旁保卫，但必须穿著粗衣，实行工作，并由当地人检察厅长教育会长监视记载。如敢故意违误，即为违反国宪，立刻丧失行政元首或长官的资格。
有这种行政长官的主要条件，那么他们的起居享用，他们家人生活和财产，自然同时应该有相应的规定，载入宪法了。那么往后做元首和行政长官的，应知晓得他们的本分，是对群众服务，不是发财闹阔摆架子和使子孙享福的机会了。那么来争这元首及长官的人就少了，正经的人就肯出来了。
如果与章渊若比起来，聂云台则是一个平民百姓了，因为章渊若毕竟后来步入仕途，膺选国大代表，官至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不过聂云台也并非一个普通百姓，他在国民政府没有担任权势职务，却在上海滩上声名显赫。聂云台曾经是上海恒丰纱厂的掌门，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军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民族工业走入萧条，恒丰的处境亦不例外，心灰意冷的聂云台退居幕后。大凡一种主义的问世，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历史环境，二是历史人才。聂云台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聂云台一生著述颇丰，而多著并不是他最大的特点。早年译著 《无线电学》《托尔斯泰传》，中年创作 《保富法》 《学佛六篇》，晚年出版 《伤寒解毒疗法》 《结核辅生疗法》——科学，文学，佛学，医学，诸多学说出自聂氏一人笔下，即使今天也可谓凤毛麟角。
大粪主义是聂云台在国家、社会和他自己面临困境之际，提出的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绝非一时兴起，口无遮拦。对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聂云台的义愤填膺，博得了社会底层的一片喝彩。然而聂云台对这种主义的表达，更多的停留在操作的层面，乃至不厌其烦地讨论过程和方式。而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探寻，聂云台的思想甚至有些混乱，流露出儒学、佛教、道家的痕迹。所以大粪主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不过是泄泄愤而已，对于权势贵族而言，不过是吹吹风罢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主义原本是很深奥的东西。当主义像野草一样遍地生长，主义就不被人仰视了。1932年5月，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冷观的笔名，发表一篇 《人吃主义》，颇为精辟。
主义万能，人更是万能。这是我们平常的感想。何谓乎主义万能？有了主义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就可以使人人都有饭吃，这不是万能而是什么呢？何谓乎人更是万能？主义的力量虽大，但有时亦不免失了“时髦的”价值。独是人真是太聪明伶俐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随便什么主义搬到我们中国来，许多人都能相信它，适应它，拿它来做个人谋生之道。结果主义虽好，没有力量治人，而人却把主义吃得精光，这不是人更万能而是什么呢？聪明伶俐的中国人！西方人笃信基督教，而我们偏偏要吃教。现在又要吃起主义来了。国家之亡，不亡在主义之对不对，实亡在人之吃不吃主义。如果换一个主义，就要吃一个主义，则纵然外患不至，民族生机亦将斩绝，可不惧哉！
特殊的历史年代，会有特殊的历史事物出现，1930年代的主义就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物。主义丛生，体现了国人面对危情的思想状态：愤然而起者有之，期待党国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漠然无谓者亦有之。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主义。除去文化科学领域的主义，上流社会还在讨论新贤良主义，吴佩孚坚守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坐外轮的三不主义。混迹官场的还有一个风马牛主义，即“出风头”，“拍马屁”，“吹牛皮”，谁要是“风马牛不相及”，必败无疑……国运强盛之时，社会的主义少，文化的主义多；国运衰微之际，社会的主义多，文化的主义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规律，道理其实很简单。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诸多的“主义”如过眼云烟，瞬间銷声匿迹。人民大众关心的只有一个主义，那就是全民族抗战的爱国主义。
（选自《粤海风》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