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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马迁和班固是我国的史学家，其著作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佳作，在书中都融入了作者的思想。其思想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分析西汉、东汉主流经济思想的差异。
关键词： 经济思想 司马迁 班固 经济统制
一、东西汉人对从事货殖者的基本认识和定性不同
在西汉时成书的《史记》中，司马迁将经济活动分为农虞工商四种，货殖者是指其中从事工虞商的百姓，到了班固的东汉时代，因为国家统制的加强，虞这一利用山泽之利的行业在民间已经消失，士这一阶层却因为儒学的发展兴盛起来，所以班固在《汉书》中将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其中大量从事经济活动的有后三种，而从事工和商的百姓，则是汉书中的“货殖”者。对于“货殖者”范围的认识不同反映了东西汉社会经济的变化，可以说是具有客观性的。而对于货殖者的基本定性问题则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在这一问题上西汉司马迁和东汉班固的认识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司马迁先以反驳老子老死不相往来理论说明货殖在国民生产生活中重要地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①在这种思想下，司马迁直接提出人性趋利，直接证明了百姓从事畜工虞商等非农行业的合理性。各阶层以利为导向而流动，《货殖列传》及《平准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写成的。
班固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班固将《货殖列传》宣扬人性趋利求富的话删除，以《尚书·洪范》代之，渲染三代的淳朴民风，认为四民应该安分守己，各操本行，反对阶层流动，并引用孔子言说：“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②之后对大货殖者的评价也有不同，司马迁在评价货殖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③。班固在序中指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④
可见在班固的认识中从事货殖而致富者都是武断乡里，败俗伤化的僭越者，而司马迁则认为致富者是不害于政，不妨百姓的，并在结尾提出了素封论。
二、东西汉人对国家统制经济的态度不同
司马迁提出“因之”的经济思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⑤在这里司马迁首先提出，最好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因之”，结合司马迁人性趋利的认识。因之，自然是指顺应百姓本性，即便不能完全顺应，也应采取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的手段。最下等的方法就是与之争。可见司马迁基本上是反对国家大举干涉经济，夺民生计的。东汉人班固尽管没有明确写鼓励国家干预经济，用《尚书》中语，指出三代民风淳朴之时，先王就教民以畜养。在篇中又引用了李悝的平籴法，并说魏国以此富强，这实际上至少是认可了国家对经济的统制。
正因为这样，所以司马迁和班固在对汉武帝时的经济统制政策态度极为不同，司马迁对武帝的经济统制及为搜刮民脂而任用的计臣，酷吏等都主要持否定态度，在最后又以反对盐铁官营的卜式言曰“烹弘羊，天乃雨”⑥作结。将这种否定情绪加以强化。可以看出西汉人司马迁对武帝时期采取的诸经济统制政策从总体上是持明显否定态度的。与其同时期的卜式，虽然是属于计臣之列，但同司马迁一样反对国家统制经济，这可以说是代表了西汉人的主流观点。只有求官心切，一味迎合武帝心意的桑弘羊等人支持国家统制经济，但这因为存在迎合武帝的私心，并不能一定代表一部分西汉人，甚至是他们的真实经济主张。
班固却不是这样，尽管班固也如实记载了西汉政府不断发行各种虚价币，比如提到：“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⑦在这里，班固尽管如实指出孝文帝将实价四铢的“四铢钱“标为应重十二铢的“半两钱”，但理由是钱益多而轻，尽管这里的“为”主语有可能是皇帝，班固只是如实记载。但在钱益多而轻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大量增发虚价币，就只会加剧通货膨胀使百姓负担加剧，最终获利的还是能随时铸币的西汉统治者。这样简单的道理想必班固不可能不知道。但在整个《食货志》中没有对此进行解释，我想可能班固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从统治者角度认可了发行虚价币行为。既然连发行虚价币这种行为都能认可，那么对于统治者對国家经济进行统制自然也是认可的了。
班固不但为统治者经济措施提出种种理由，还刻意突出民众私铸问题，先是将司马迁未放入《平准书》中的贾谊《除盗铸钱令》写入《食货志》中，之后又反复提及并强调小民盗铸问题。对于当时的富家，班固的描写较司马迁的如实陈述则评价性质甚重：“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⑧按照班固的思路，小民不顾铸钱之禁违法私铸，中上之民又不佐公家之急使黎民重困，那么受到国家经济统制的制裁，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对此的描述是：“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故其变也。”⑨可以看到西汉的司马迁尽管如实记述了中上之家在文景之治后竞相奢侈的历史事实，但最后以“故其变也”作结。这反映出司马迁认为文景之后的社会状况不能成为武帝实行经济统制，搜刮民脂的理由与依据。
尽管班固适当写出了武帝经济统制的一些弊端，并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一些酷吏持否定态度，从不为对武帝经济统制政策出力最大的桑弘羊立传看似乎是对武帝时期如此大规模的国家统制经济中与儒家思想相悖处有些不满，但从总体上看还是赞同武帝经济统制的。这点可以从班固的赞中体现：“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
在这里，班固把不为立传的桑弘羊与管仲、李悝并举，显然是赞同武帝时实行的均输法，尽管这有可能是出于汉代儒家思想维护皇帝绝对权威的立场，但反观西汉的司马迁则倾向于反对经济统制，并且这种倾向最后借卜式之口得到了明确。 三、东西汉人对义利观的认识不同
司马迁提出：“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荒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渔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⑩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义利观是义利结合的，其中利可以说是义的前提。对于这种理论东汉的班固完全不赞同，他在《司马迁传》最后的赞中怒斥司马迁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11}班固不但在抨击司马迁的这种义利结合思想，在写作《食货志》时也在诸多地方进行抵制，比如在从抄录《货殖列传》内容时，对于有重利倾向的段落则多加废除。
可见随着儒学的发展重义轻利的思想正在东汉人的思想中逐步深入。
四、东西汉人对四业的重视程度不同
西汉人司马迁以批驳老子指出社会需要商业以互通有无，又着力写出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分工，并正面记载了一些大商人。从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司马迁更重视商业，但司马迁的经济主张是四业并重的，而东汉的班固则主张重农轻末。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指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2}而东汉人班固则在《食货志》的前段讲到平籴时说：“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13}尽管这句话如果结合上下文看看并不是完全针对其他非农产业而说，但结合班固在《食货志》中讲农业的段落大大多于《货殖列传》及對商人的负面评价并主张禁止奢侈品流通以防止商人僭越看，东汉的班固与司马迁相比较其思想还是重农轻末的。
五、结语
从总体上看，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大部分西汉人士更倾向于某种程度上的放任经济，而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主流学者虽然不能说其完全赞同国家干预经济，但这主要是受其儒家思想影响。例如汉代儒家反对得大者取小，东汉的班固与之对应则反对已经有俸的官员同时经商，与小民争利致富。但总体上东汉的班固一方面承认国家具有统制经济的绝对权利，另一方面极其反对百姓从事非农末业，并鄙视从事货殖之人来看，尽管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主流人士对统制经济的某些具体措施、手段有些微词，但在实际上还是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这点从《食货志》赞中可以明显看出。
注释：
①③⑤⑩{1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M].上海：中华书局，1976.
②{13}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卷二十四）[M].上海：中华书局，1985.
④班固.汉书·叙传下（卷一百）[M].上海：中华书局，1985.
⑥⑨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三十）[M].上海：中华书局，1976.
⑦⑧班固.汉书·食货志下（卷二十四）[M].上海：中华书局，1985.
{1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M].上海：中华书局，1985.
指导老师：苗威
关键词： 经济思想 司马迁 班固 经济统制
一、东西汉人对从事货殖者的基本认识和定性不同
在西汉时成书的《史记》中，司马迁将经济活动分为农虞工商四种，货殖者是指其中从事工虞商的百姓，到了班固的东汉时代，因为国家统制的加强，虞这一利用山泽之利的行业在民间已经消失，士这一阶层却因为儒学的发展兴盛起来，所以班固在《汉书》中将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其中大量从事经济活动的有后三种，而从事工和商的百姓，则是汉书中的“货殖”者。对于“货殖者”范围的认识不同反映了东西汉社会经济的变化，可以说是具有客观性的。而对于货殖者的基本定性问题则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在这一问题上西汉司马迁和东汉班固的认识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司马迁先以反驳老子老死不相往来理论说明货殖在国民生产生活中重要地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①在这种思想下，司马迁直接提出人性趋利，直接证明了百姓从事畜工虞商等非农行业的合理性。各阶层以利为导向而流动，《货殖列传》及《平准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写成的。
班固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班固将《货殖列传》宣扬人性趋利求富的话删除，以《尚书·洪范》代之，渲染三代的淳朴民风，认为四民应该安分守己，各操本行，反对阶层流动，并引用孔子言说：“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②之后对大货殖者的评价也有不同，司马迁在评价货殖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③。班固在序中指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④
可见在班固的认识中从事货殖而致富者都是武断乡里，败俗伤化的僭越者，而司马迁则认为致富者是不害于政，不妨百姓的，并在结尾提出了素封论。
二、东西汉人对国家统制经济的态度不同
司马迁提出“因之”的经济思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⑤在这里司马迁首先提出，最好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因之”，结合司马迁人性趋利的认识。因之，自然是指顺应百姓本性，即便不能完全顺应，也应采取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的手段。最下等的方法就是与之争。可见司马迁基本上是反对国家大举干涉经济，夺民生计的。东汉人班固尽管没有明确写鼓励国家干预经济，用《尚书》中语，指出三代民风淳朴之时，先王就教民以畜养。在篇中又引用了李悝的平籴法，并说魏国以此富强，这实际上至少是认可了国家对经济的统制。
正因为这样，所以司马迁和班固在对汉武帝时的经济统制政策态度极为不同，司马迁对武帝的经济统制及为搜刮民脂而任用的计臣，酷吏等都主要持否定态度，在最后又以反对盐铁官营的卜式言曰“烹弘羊，天乃雨”⑥作结。将这种否定情绪加以强化。可以看出西汉人司马迁对武帝时期采取的诸经济统制政策从总体上是持明显否定态度的。与其同时期的卜式，虽然是属于计臣之列，但同司马迁一样反对国家统制经济，这可以说是代表了西汉人的主流观点。只有求官心切，一味迎合武帝心意的桑弘羊等人支持国家统制经济，但这因为存在迎合武帝的私心，并不能一定代表一部分西汉人，甚至是他们的真实经济主张。
班固却不是这样，尽管班固也如实记载了西汉政府不断发行各种虚价币，比如提到：“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⑦在这里，班固尽管如实指出孝文帝将实价四铢的“四铢钱“标为应重十二铢的“半两钱”，但理由是钱益多而轻，尽管这里的“为”主语有可能是皇帝，班固只是如实记载。但在钱益多而轻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大量增发虚价币，就只会加剧通货膨胀使百姓负担加剧，最终获利的还是能随时铸币的西汉统治者。这样简单的道理想必班固不可能不知道。但在整个《食货志》中没有对此进行解释，我想可能班固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从统治者角度认可了发行虚价币行为。既然连发行虚价币这种行为都能认可，那么对于统治者對国家经济进行统制自然也是认可的了。
班固不但为统治者经济措施提出种种理由，还刻意突出民众私铸问题，先是将司马迁未放入《平准书》中的贾谊《除盗铸钱令》写入《食货志》中，之后又反复提及并强调小民盗铸问题。对于当时的富家，班固的描写较司马迁的如实陈述则评价性质甚重：“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⑧按照班固的思路，小民不顾铸钱之禁违法私铸，中上之民又不佐公家之急使黎民重困，那么受到国家经济统制的制裁，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对此的描述是：“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故其变也。”⑨可以看到西汉的司马迁尽管如实记述了中上之家在文景之治后竞相奢侈的历史事实，但最后以“故其变也”作结。这反映出司马迁认为文景之后的社会状况不能成为武帝实行经济统制，搜刮民脂的理由与依据。
尽管班固适当写出了武帝经济统制的一些弊端，并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一些酷吏持否定态度，从不为对武帝经济统制政策出力最大的桑弘羊立传看似乎是对武帝时期如此大规模的国家统制经济中与儒家思想相悖处有些不满，但从总体上看还是赞同武帝经济统制的。这点可以从班固的赞中体现：“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
在这里，班固把不为立传的桑弘羊与管仲、李悝并举，显然是赞同武帝时实行的均输法，尽管这有可能是出于汉代儒家思想维护皇帝绝对权威的立场，但反观西汉的司马迁则倾向于反对经济统制，并且这种倾向最后借卜式之口得到了明确。 三、东西汉人对义利观的认识不同
司马迁提出：“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荒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渔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⑩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义利观是义利结合的，其中利可以说是义的前提。对于这种理论东汉的班固完全不赞同，他在《司马迁传》最后的赞中怒斥司马迁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11}班固不但在抨击司马迁的这种义利结合思想，在写作《食货志》时也在诸多地方进行抵制，比如在从抄录《货殖列传》内容时，对于有重利倾向的段落则多加废除。
可见随着儒学的发展重义轻利的思想正在东汉人的思想中逐步深入。
四、东西汉人对四业的重视程度不同
西汉人司马迁以批驳老子指出社会需要商业以互通有无，又着力写出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分工，并正面记载了一些大商人。从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司马迁更重视商业，但司马迁的经济主张是四业并重的，而东汉的班固则主张重农轻末。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指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2}而东汉人班固则在《食货志》的前段讲到平籴时说：“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13}尽管这句话如果结合上下文看看并不是完全针对其他非农产业而说，但结合班固在《食货志》中讲农业的段落大大多于《货殖列传》及對商人的负面评价并主张禁止奢侈品流通以防止商人僭越看，东汉的班固与司马迁相比较其思想还是重农轻末的。
五、结语
从总体上看，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大部分西汉人士更倾向于某种程度上的放任经济，而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主流学者虽然不能说其完全赞同国家干预经济，但这主要是受其儒家思想影响。例如汉代儒家反对得大者取小，东汉的班固与之对应则反对已经有俸的官员同时经商，与小民争利致富。但总体上东汉的班固一方面承认国家具有统制经济的绝对权利，另一方面极其反对百姓从事非农末业，并鄙视从事货殖之人来看，尽管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主流人士对统制经济的某些具体措施、手段有些微词，但在实际上还是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这点从《食货志》赞中可以明显看出。
注释：
①③⑤⑩{1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M].上海：中华书局，1976.
②{13}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卷二十四）[M].上海：中华书局，1985.
④班固.汉书·叙传下（卷一百）[M].上海：中华书局，1985.
⑥⑨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三十）[M].上海：中华书局，1976.
⑦⑧班固.汉书·食货志下（卷二十四）[M].上海：中华书局，1985.
{1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M].上海：中华书局，1985.
指导老师：苗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