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时常经济的所有制形式不能简单地用公有制或私有制去刻划
　　
　　2002年《经济导刊》第2期、第3期分别发表了董辅礽教授的《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和厉以宁教授的《进一步开展公有制形式的探讨》两篇文章，两篇文章都提出和分析了公有制的新形式，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对于公有制的新形式，笔者认为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董辅礽教授把公有制区分为两种形式：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共同所有制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国家、社会、企业等）财产归全体成员所共有，但这些成员又不是共有财产的某个特定部分的所有者，国家所有制、人民公社所有制就是这样的共同所有制。公众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社区、团体、企业）财产归全体成员所共有，但这些成员又是共有财产的特定部分的所有者。合作社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等就是公众所有制。” 厉以宁教授对董辅礽教授的上述观点也持赞成的态度。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董辅礽教授对公有制两种形式的定义中指出，两种公有制都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财产归全体成员所共有。共有，是物权法体系中所有权的一种形式，各国的民法典中都对财产共有有明确的规定（钱明星，1994）。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存续过各种共有财产形式，这些共有财产不能简单的划归为私有制或公有制，例如家庭中的共有财产、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共有财产，都是共有的所有制形态，前者是共同共有，后者是按份共有，但它们显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公有制形式而是私有制形式。
　　另外，董辅礽教授指出，股份公司所有制就是公众所有制。股份公司的所有权归股份公司的出资人，即全体股东。但每一个股东是否按其拥有的股权份额成为公司财产特定部分的所有者呢？显然不是，在公司运营期间，公司的财产作为整体并不分割为若干特定部分归各个股东所有，而是归公司法人占有和支配，而且，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份公司的财产处于流转过程中，其财产形态和价值均处于变动中，每一个股东显然不可能成为共有财产的某个特定部分的所有者。通常，每一个股东按其拥有的股票份额拥有相应的权益，如股东大会的投票权、公司利润的收益权；只有大股东，控股的股东，才可能通过代理人（经理）对公司的财产进行占有、支配、和一定程度的处分。因此，董辅礽教授关于公众所有制的定义并不能把股份公司所有制包括进去。
　　董辅礽教授和厉以宁教授还把各种投资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所有制也纳入公众所有制，其实，这两类基金所有制类似于股份公司所有制，不能被包含在公众所有制的定义之中。
　　两位学者关于公有制新形式的探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过去我们认为是私有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如股份公司），已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占有，而是对私人占有的扬弃，是对私有制的扬弃。但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就是公有制了吗？两位学者都持否定态度。董辅礽教授认为，“公众所有制的出现和发展的确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私有制，在公众所有制中私有制既被否定又被肯定；即被克服，又被保存。” 厉以宁教授也认为，财产的社会化、公众化、股份化是走向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途径。通过两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些所有制形式已日益复杂，许多所有制形式中对私有制既肯定又否定，因此，不能简单的用公有制或私有制去刻划。要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制演变的特征，从而正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
　　
　　二、从占有社会化及其法的关系考察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
　　
　　马克思经济学中，所有制是指个人对自然的占有的社会形式，即个人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①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所有制作为占有的社会形式包含着两层涵义。一层涵义是指占有方式，即占有活动本身的物质存在形态；第二层涵义是指占有方式的法的关系。占有方式是所有制的实质内容，或者说占有方式决定着所有制形式。马克思在其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著名论述中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②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占有方式，一定的占有方式决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所有制不是简单的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所决定，而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占有方式决定的。占有方式首先取决于被占有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物质属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③因此，一定社会的占有方式，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表现了该社会的生产的特征，马克思也就是由此而认为所有制（占有）就是生产。由此可见，所有制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内容，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占有方式）必然存在于生产过程中。更明白一点说，现实的占有存在于生产过程，而任何生产过程必然表现出一定形式的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而且，这种占有的方式必然由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这就是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中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生产资料的集聚和集中需要许多工人共同使用（占有），但这种使用必须服从一个人（即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意志，工人不能也不可能自主使用，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也由资本家占有和支配，这就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
　　所有制的第二层涵义——占有方式的法的关系是由占有方式本身产生的并规范人们占有行为的社会意志的体现，即生产资料和产品所有权在法律上的规定或法律制度。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中，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在法律上的规定就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在实现其使用价值之前首先表现为资本家个人的私有财产。这种私有权——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法律上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普遍关系。因此，从这一角度考察，所有制又是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占有方式的法的关系总是从占有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而现实的占有又总是以历史形成的法权关系为条件，这就是所有制概念内部的对立统一。
　　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导致占有社会化程度也日益提高。股份公司的出现，以及越来越多的公众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上逐渐扬弃私人占有，而表现为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化占有。即使是私人企业，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也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和政府法规的约束，这种私人占有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从而也表现出占有社会化的倾向。另外，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也导致人类生活方式社会化，由此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在现代工业化发达国家，公共物品的生产规模已达社会总产品的40%以上，而对公共物品的占有，由于公共物品本身的物质属性不可能由私人占有，对这些公共物品的占有也表现为社会化占有。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中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方式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因此，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占有方式以及所有制已不能简单的描述为私人占有和私有制。
　　那么，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形式是否就可以称之为公有制呢？显然不能。必须根据对生产资料和产品占有的社会化程度来加以区别。政府在生产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该政府行政区域内的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占有，这种所有制可以称为公有制；其他各种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形式，就不能简单的称之为公有制。即使是国有企业，其资产归全社会所有，它生产出来的竞争性产品由于具有排他性而不可能被全社会共同占有，把这种国有企业所有制称之为公有制也是不确切的。可见，公有制的概念难以明确界定，也难以描述和刻划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形式，笔者认为，对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制形式的描述和刻划应该跳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私有制”、“公有制”的所有制框架，而代之以“占有社会化”的概念。
　　
　　三、现代市场经济正在向“重建个人所有制”演变
　　
　　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已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事实和普遍现象，这种社会化占有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了现代经济学中的产权概念，其法律上的规定就构成现代产权制度。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考察，财产所有权是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法的关系，而产权则是财产所有权的延续和发展，是在各种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基础上形成的法的关系。这正反映了厉以宁教授所指出的，建立公众持股的股份公司，发展公共投资基金，设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基金等等，是走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的一步。
　　在正确理解了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并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演变规律做出科学的分析后，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马克思这段著名的论述是这样说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对于这段话的理解，笔者作如下解释：首先，第一句话，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这句话中，“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指机器大工业生产以前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对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和手工劳动工具）的个人所有制，这就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他人社会化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劳动者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但这种占有和使用不是自主的，而是受资本家的意志所支配，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对这句话的理解，理论界是没有分歧的。第二句话，“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里，马克思发现并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产生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的占有方式和所有制，这种占有方式和所有制就是第三句话中所指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简单地说，就是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对第三句话，理论界分歧较大。笔者认为，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不是简单地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全体社会成员，而是指生产资料由于本身的不可分割性被社会成员所共同占有，这种占有，也不是服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志，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自由支配和使用这些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使用和支配这些生产资料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从而实现按需生产和按需分配。这就是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真正含义。显然，要实现马克思所预见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社会，社会生产力要极大地提高，公共物品的生产要在社会总产品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私人物品的生产虽然比重较小但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极大，尤其是信息已成为生产的第一要素。这些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已呈现萌芽。（郭小鲁，1993）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的必然，当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发达国家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方式正是向着“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的过渡。因此，中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改革应跳出“公有制”、“私有制”的所有制框架，不拘泥所有制形式，顺应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社会化占有形式的企业组织或者私人企业，并在企业制度转轨过程中建立起相应的产权制度，就会有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作者单位：武汉市江汉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第1版，第10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75年第1版，第8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74页。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75年第1版，第8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