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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极具实力与个性的作家，纵观其不同时期风格迥异的小说创作，对人的生存的关注一以贯之，成为其根本性的精神内核”。[1]作为“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余华早期的小说在情感上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冷漠叙事倾向。进入90年代之后，冷漠叙事的一面逐渐减少，温情的一面逐渐增加，这一转变在小说《活着》以及《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本文拟从论文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入手，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例，梳理有关研究者对余华小说中的生命意识的研究概况，以及余华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型及其原因。
【关键词】：余华小说；生命意识
一、关于文学创作中生命意识的研究
对人的生存现状的关注，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无论它是以何种形式为载体，诗歌、小说，亦或是浪漫主义、后新潮主义文学。“文学史绝不会疏漏任何一个曾使它前进或倒退的潮流，无论这种文学现象是源远流长，还是稍纵即逝。先锋小说在令人想入非非的年代里喧嚣数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形成了虚假的繁荣景象，并一度抵达人们的艺术感觉和想象力的边缘；然而，随即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形下猝然瓦解而成为久远的记忆。尽管先锋小说已成为昨日黄花，但它在文学的艺术形式的转型过程中，对现代人灵魂挣扎，生存困境的探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2]
石兴泽曾在《杂乱的指涉和归类：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专题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朱寨、张炯的著作将浪漫主义纳入‘生命书写’的框架当中”。[3]
研究者贾艳艳认为，“在福贵以及许三观身上，余华看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在对‘力量’的关注中，余华发现真正体现出力量的不是愤怒的进攻而是对苦难的忍受，民間生存形态在对苦难的忍受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与温厚才是真正可以与苦难对峙的力量”。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生存意识论的奠基人叔本华说过：“人生即是痛苦。”《活着》中的所谓“活着”，实际上是在苦难中挣扎，是痛苦地生存，是生命延续的最原始的过程和状态，它比叔本华“人生即是痛苦”的哲学观点更加直接、形象、更容易领会。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让人看到了死亡却努力不死，看到了绝望却又永不绝望的生命意识。
二、余华作品生命意识的表现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
在分析研究余华小说中的生命意识的表现及其文化内涵时，研究者们几乎都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为重点研究对象。
在对《活着》这部小说长篇小说所体现的生命意识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一致用“对苦难的忍受”此类言语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范家进用“对苦难与温情的耐心倾听”来解读他心目中的福贵形象。他认为“在福贵的视野里，苦难和温情是两大主旋律，并在与死亡的不断‘亲近’中体悟生命的某种本质”；“对于‘活着’的这种体认，福贵是从死亡的如影随形般的接触中完成的。死亡是福贵的生命哲学的支点。在死亡和苦难的环绕中述说‘活着’的这种超越性的意义和获得意义的过程就是福贵的故事主题”。
此外，范家进还对福贵的生存困境做了一针见血的点评，他认为“生存作为他环顾四周的最重要视野，几乎可以说是惟一视野，因而也成为他衡量事物的杠杆和尺度”；“一个苦苦挣扎而不得突破，一直徘徊在生存边缘的环境是福贵终其一生所在的背景”。研究者贾艳艳则这样评价福贵的活着精神，“‘活着’即活着本身，没有英雄与悲壮，没有意义与目标，没有反抗与绝望，甚至没有保障与希望，福贵们的生存态度无疑是缺乏存在主义悲剧精神的，然而在这种无可抗拒的宿命中宁静地继续着生存，这本身一样可以感受到人类那种永恒的对生命的热爱与坚韧”。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死字，作品展现了福贵身边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过程，掀起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波浪，而福贵却依旧平静、安然地活着。
与《活着》相比较而言，《许三观卖血记》虽以幽默的笔调为主，却依旧在幽默之中笼罩着生命的悲哀。首先，贾艳艳认为，“余华对暴力与苦难的书写最终都指涉着死亡，即使在少有死亡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血”的意象作为生命的象征，一次次为了生存而失血的过程足见苦难对生命的碾压”。另外，学者张琰认为许三观是以死求生，用透支生命来维持生存。他表示，“如果说《活着》还是余华手把手地引领我们靠近生命本身的话，那么《许三观卖血记》则完全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出生命自身的能量，并且他将这种能量直观地形象化为流淌周身的、维持、滋养生命的殷红的---血。血是什么？余华告诉我们，血就是生命。”《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这个平凡小人物一生以透支生命来维持生存的故事。
三、对余华小说创作风格转型的研究
在对余华创作风格的研究中，李科平指出了其转型的社会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文坛格局、形式以及文学的审美形态、精神风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发展期。在此期间，文学的社会轰动效应渐次衰弱。因而，文学的精英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随着商业大潮的突起，文学市场的疲软以及出版发行运作观念的转变，也逼迫所有在艺术上已臻于成熟的中青年作家都不得不去思考、解决如何完成自我调整，从而坚守自己文学理想的问题”。余华的创作转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谈及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余华的转变是在同一领域内由激进而新潮的追求强烈感官刺激的先锋小说向朴素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转变：从对生命价值失落的怀疑和批判，到认同和尊重平凡渺小的个体生命，余华的态度由愤怒转为超然；他让人世间的荒谬、冷漠和互相折磨悄然从作品中引退，代之以宽容和同情，这是余华创作上的一个显著转变”。余华的风格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先锋”笔法向“现实主义”叙述方式的转变，有学者认为：“余华早期的作品中对于血腥的暴力的叙述冷酷无情，对于残暴的刻画细致入微，极度渲染”；“然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却显示出了异样的叙事风格。《活着》虽然以不断的‘死亡’反讽‘活着’，这里面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部，但由于作者叙事策略的改变叙述语言从极度冷酷变为平静，叙述角度从第三者的冷眼旁观变为第一人称的忧伤和温和，使得这部小说沉郁、悲痛而坚定”。
西方有这样一句话：对于生命，如果你不能战胜它，就去附和他。你无法超越生命，那么就热爱生命吧。于是文学创作中就有了以以生拒死的福贵和以死求生的许三观为代表的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人物。然而，余华在由“先锋”创作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过程中，在创作主题、叙事方式以及叙事笔调几个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余华虽然在叙事策略上取得了成功，然而研究者们试图从余华作品中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思索和追问来切入余华在写作过程中的生存意识取向，及在这种生存意识取向流变中由叙事风格转变带来的叙事诗学问题。
参考文献：
[1]贾艳艳.论余华小说的生存意识[J].中州学刊，2003（1）：85
[2]郑成志.论余华小说写作中生存意识取向及其流变[J].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7（1）：9
[3]石兴泽.杂乱的指涉和归类：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专题性研究[J].南都学坛2006，26（4）：61
【关键词】：余华小说；生命意识
一、关于文学创作中生命意识的研究
对人的生存现状的关注，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无论它是以何种形式为载体，诗歌、小说，亦或是浪漫主义、后新潮主义文学。“文学史绝不会疏漏任何一个曾使它前进或倒退的潮流，无论这种文学现象是源远流长，还是稍纵即逝。先锋小说在令人想入非非的年代里喧嚣数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形成了虚假的繁荣景象，并一度抵达人们的艺术感觉和想象力的边缘；然而，随即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形下猝然瓦解而成为久远的记忆。尽管先锋小说已成为昨日黄花，但它在文学的艺术形式的转型过程中，对现代人灵魂挣扎，生存困境的探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2]
石兴泽曾在《杂乱的指涉和归类：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专题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朱寨、张炯的著作将浪漫主义纳入‘生命书写’的框架当中”。[3]
研究者贾艳艳认为，“在福贵以及许三观身上，余华看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在对‘力量’的关注中，余华发现真正体现出力量的不是愤怒的进攻而是对苦难的忍受，民間生存形态在对苦难的忍受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与温厚才是真正可以与苦难对峙的力量”。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生存意识论的奠基人叔本华说过：“人生即是痛苦。”《活着》中的所谓“活着”，实际上是在苦难中挣扎，是痛苦地生存，是生命延续的最原始的过程和状态，它比叔本华“人生即是痛苦”的哲学观点更加直接、形象、更容易领会。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让人看到了死亡却努力不死，看到了绝望却又永不绝望的生命意识。
二、余华作品生命意识的表现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
在分析研究余华小说中的生命意识的表现及其文化内涵时，研究者们几乎都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作品为重点研究对象。
在对《活着》这部小说长篇小说所体现的生命意识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一致用“对苦难的忍受”此类言语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范家进用“对苦难与温情的耐心倾听”来解读他心目中的福贵形象。他认为“在福贵的视野里，苦难和温情是两大主旋律，并在与死亡的不断‘亲近’中体悟生命的某种本质”；“对于‘活着’的这种体认，福贵是从死亡的如影随形般的接触中完成的。死亡是福贵的生命哲学的支点。在死亡和苦难的环绕中述说‘活着’的这种超越性的意义和获得意义的过程就是福贵的故事主题”。
此外，范家进还对福贵的生存困境做了一针见血的点评，他认为“生存作为他环顾四周的最重要视野，几乎可以说是惟一视野，因而也成为他衡量事物的杠杆和尺度”；“一个苦苦挣扎而不得突破，一直徘徊在生存边缘的环境是福贵终其一生所在的背景”。研究者贾艳艳则这样评价福贵的活着精神，“‘活着’即活着本身，没有英雄与悲壮，没有意义与目标，没有反抗与绝望，甚至没有保障与希望，福贵们的生存态度无疑是缺乏存在主义悲剧精神的，然而在这种无可抗拒的宿命中宁静地继续着生存，这本身一样可以感受到人类那种永恒的对生命的热爱与坚韧”。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死字，作品展现了福贵身边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过程，掀起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波浪，而福贵却依旧平静、安然地活着。
与《活着》相比较而言，《许三观卖血记》虽以幽默的笔调为主，却依旧在幽默之中笼罩着生命的悲哀。首先，贾艳艳认为，“余华对暴力与苦难的书写最终都指涉着死亡，即使在少有死亡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血”的意象作为生命的象征，一次次为了生存而失血的过程足见苦难对生命的碾压”。另外，学者张琰认为许三观是以死求生，用透支生命来维持生存。他表示，“如果说《活着》还是余华手把手地引领我们靠近生命本身的话，那么《许三观卖血记》则完全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出生命自身的能量，并且他将这种能量直观地形象化为流淌周身的、维持、滋养生命的殷红的---血。血是什么？余华告诉我们，血就是生命。”《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这个平凡小人物一生以透支生命来维持生存的故事。
三、对余华小说创作风格转型的研究
在对余华创作风格的研究中，李科平指出了其转型的社会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文坛格局、形式以及文学的审美形态、精神风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发展期。在此期间，文学的社会轰动效应渐次衰弱。因而，文学的精英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随着商业大潮的突起，文学市场的疲软以及出版发行运作观念的转变，也逼迫所有在艺术上已臻于成熟的中青年作家都不得不去思考、解决如何完成自我调整，从而坚守自己文学理想的问题”。余华的创作转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谈及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余华的转变是在同一领域内由激进而新潮的追求强烈感官刺激的先锋小说向朴素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转变：从对生命价值失落的怀疑和批判，到认同和尊重平凡渺小的个体生命，余华的态度由愤怒转为超然；他让人世间的荒谬、冷漠和互相折磨悄然从作品中引退，代之以宽容和同情，这是余华创作上的一个显著转变”。余华的风格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先锋”笔法向“现实主义”叙述方式的转变，有学者认为：“余华早期的作品中对于血腥的暴力的叙述冷酷无情，对于残暴的刻画细致入微，极度渲染”；“然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却显示出了异样的叙事风格。《活着》虽然以不断的‘死亡’反讽‘活着’，这里面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部，但由于作者叙事策略的改变叙述语言从极度冷酷变为平静，叙述角度从第三者的冷眼旁观变为第一人称的忧伤和温和，使得这部小说沉郁、悲痛而坚定”。
西方有这样一句话：对于生命，如果你不能战胜它，就去附和他。你无法超越生命，那么就热爱生命吧。于是文学创作中就有了以以生拒死的福贵和以死求生的许三观为代表的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人物。然而，余华在由“先锋”创作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过程中，在创作主题、叙事方式以及叙事笔调几个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余华虽然在叙事策略上取得了成功，然而研究者们试图从余华作品中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思索和追问来切入余华在写作过程中的生存意识取向，及在这种生存意识取向流变中由叙事风格转变带来的叙事诗学问题。
参考文献：
[1]贾艳艳.论余华小说的生存意识[J].中州学刊，2003（1）：85
[2]郑成志.论余华小说写作中生存意识取向及其流变[J].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7（1）：9
[3]石兴泽.杂乱的指涉和归类：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专题性研究[J].南都学坛2006，26（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