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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涛：云南省文化厅研究员，著名编剧、策划。作品多涉及云南历史文化，主要作品：大型纪录片《百年云南故事》(YNTV)、专题片《张骞》（CCTV）、大型话剧《我的西南联大》……
抗战时的昆明，是除了陪都重庆之外，真正的大后方。大后方的人们都在干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这个大后方又为中国创造了什么？揭秘尘封历史，让我们随着一个文化研究者，重新打开烽火之下，大后方的记忆！
在云南大同乡面前，昆明人似乎高低有种优越感，而事实上这种优越感是不具根性的！
严格意义上说，抗战前的昆明市民和乡下农民并没有更多区别，他们和农村人一样穿土布对襟衣、住土坯房，走的是布满凹坑的石板路，吃的是丽江粑粑和官渡烧饵块，生病找中医开药方，结婚披红挂绿，奔丧浩浩荡荡……。那时昆明市民说话口音和现在官渡区农村基本一样，唯独不同的是：城里人穿布鞋的多些、穿草鞋的少些，而那时乡村农民能穿得起布鞋的仍是少数----特别是那些进城卖松球的山民。
自从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昆明老城的有钱人、特别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洋派人物，开始陆陆续续往城外搬迁，城南的南窑火车站和金碧路、拓东路一带开始繁华起来，这里一时间洋房林立，街道上法国梧桐和紫罗兰藤相映成趣。俨然成为一座近代新城。
而生活在昆明老城的人们，似乎依然故我着往日的古朴与悠闲。他们浑然不知外面世界发生的变化。
即便到了1937年7月，故都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的枪声虽让全世界震惊，可昆明老城的古朴与悠闲似乎并未结束。这里的人们并不清楚，战争将给昆明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直到一年多以后，随着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北方和沿海许多工厂学校迁到昆明，大批逃难人群涌入这座高原古城，老城里的人们这才意识到，那种往日的悠闲与宁静已经被战争粉碎了……。
昆明市区位于昆明坝子北部，长虫山脚下。抗战前夕昆明市区人口只有10多万，市区面积约7平方公里，也就是现在盘龙江以西，篆塘、潘家湾以东，园通山和双龙桥之间的这块地方。昆明城北是吴三桂时代的老城区，多旧式木质建筑，也有少量白族土古建筑；城南是民国后发展起来的新区，以法国式建筑为主，城东南另有拓东街隔盘龙江与昆明市区相毗连。昆明南北两个市区，代表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抗战爆发后，大批外地人涌入，加上后来日军飞机的轰炸，昆明郊外的马街、黑林铺、大普吉、黑龙潭、茨坝、龙头街、司家营、小板桥、斗南村、海源寺等地开始热闹起来。并使昆明迅速成为拥有30多万人口的高原都市
西南联大教授们多半住在北郊大普吉、黑林铺、龙头街、司家营、黑龙潭、海源寺一带。海源寺的惠家大院是杨振宁先生少年时居住的地方，父亲和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曾栖身于此；闻一多与华罗庚两位大师，在距离海源寺不远的陈家营农家挂布分屋，两个大师家庭14口人共同居住在不足18平米的茅屋里，留下了“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的感人诗篇。闻一多后来还先后迁居城西北羊先坡、城东北司家营、麦地村等。
联大师生等内地高校到昆后, 最初为了解决师生生活困难和毕业生就业，先后与云南地方以及各省同乡会，创办了联大附中、天祥中学、长城中学、五华中学、金江中学、松坡中学、建设中学、建国中学、明德中学、峨岷中学、龙渊中学、大同中学、培文中学……。仅昆明一地, 就增加了十几所中学, 使昆明的中等教育蓬勃发展, 渐渐普及。
昆明西郊马街、高跷一带，主要是外地迁来的工厂，最著名的是后来的昆明电缆厂，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又一个第一！昆东北郊黑龙潭聚集着当时中国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其中也包括赵忠尧、张文裕、吴大猷、饶毓泰、彭恒武这样的核物理学家，他们曾动议建立中国第一个粒子加速器，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们与他们的学生，在共和国之初开创了中国的核工业与高能物理。
而另一位物理学家王守竞先生，则在黑龙潭组织内地迁居工人和当地农民，制造手工汽车支援抗战，今天的人们已经忘却了这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发祥地，然而黑龙潭农民的手工汽车似乎颇有传统，前几年仍在生产，可惜属农用车型，城市里很少见到……。
华东地区来的难民，多半居住在城东南小石坝、小板桥、官渡古镇一带，他们都自称下江人。城东小石坝是滇越铁路的重要基地，1943年国民政府收回滇越铁路后在此办公，设立滇越铁路办事处。宝像河的河水流经下江人居住的这些小镇，而后经滇池进入金沙江、最后流入东海。于是，下江人带着对于故乡的深深思念，一度把宝像河改名为还乡河……
抗战前的昆明人，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生活习惯。西红柿是西方和中国人的美味佳肴，可昆明人认为他是长在臭水沟里的东西，只能喂猪，对此不屑一顾，菜市场上买不到这东西，谁家吃这个多半要被讥笑。可外地人都喜欢吃这种红红的草果子，而且这东西生命力旺盛，有时随手把西红柿籽种仍在地沟边，几个月后他自己就结果了。昆明人看到联大教授们把西红柿拿回家去吃，甚是奇怪。后来，随着外地人增多以及战争环境恶化，物价上涨等原因，西红柿、窝笋叶子这些寻常小菜，才正式走上昆明人的餐桌。郊外农民也开始大量种植西红柿。
当然，昆明人吃的东西也会让外地人不可思议：薄荷是一种中药，可昆明人直接把薄荷凉拌当菜吃。还有苦瓜、韭菜花、葛根、松毛尖昆明人都把他们弄来吃。种辣椒的农民能把辣椒叶子、杆子一齐吃光。这些食品至今也很少进入外地人的菜篮子。
抗战前的昆明男女出门，哪怕夫妻也要相距一尺，而且总是男的走在前头，女的走在男人侧后，很少有并排走的。如果夫妻俩人要去比较远的地方，雇人力车就得雇两辆，男的一辆，女的一辆，男女不同车。有部电影描写少年聂耳和女朋友在翠湖边手拉手散步，那绝对是当时的顶级潮人！难怪聂耳后来在上海滩，做了许多同乡人做不到、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许多男女同学挽着手在法国梧桐下漫步，昆明人最初看不惯，后来，梅贻琦、李公朴、叶公超甚至邱清泉这样的要人，也被太太们挽着手在大街上散步，久而久之昆明人也就见怪不怪了……。
再后来，昆明城里的男女青年也开始学会手挽着手在大街上压马路！
昆明的外国电影配音据说最早起于聂耳的老师柏希文，柏先生的电影配音配得很好，也很严肃。但柏先生故去后，昆明的电影配音开始变得滑稽，两个电影翻译配音演员，操着一口纯正的昆明官渡土话，把葛丽泰?嘉宝和克拉克?盖博的纯情恋爱片，变成了喜剧片，惹得满场观众哄堂大笑。西南联大的学生认为这种行为是对电影艺术的严重亵渎，向电影院提出强烈抗议，可昆明观众不买这些学生的账，向他们喝倒彩，甚至大打出手。
后来随着迁来昆明的机关、工厂、学校和部队增多，昆明才有了普通话配音的电影。而在后来的艰苦岁月里，许多西南联大学生靠着给电影院当配音演员的微薄收入，完成了自己四年的大学学业。
那些外来的学生、军官和工人，因其风度翩翩和文化上的原因，一时间成为昆明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抗战后的昆明年轻人，择偶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滇缅公路上跑车的司机，这些司机很多是从海外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子弟，他们不仅有文化，见识广、风度潇洒，而且生活也相对比较优裕，一面开车一面经商，不像西南联大学生那么寒酸，成了昆明姑娘热追的对象。
如果没有这些南侨司机们的到来，五华山上那些留过洋或者至少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年轻官员们，在昆明姑娘眼里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惜随着滇缅公路的通车，昆明女孩的择偶标准发生了转型，五华山上的那些洋官员暂时被冷落了，那时昆明女孩的择偶谚语是“宁嫁开车郎，不嫁滥科长。”
西南联大和中法大学的学生也是很多昆明姑娘的偶像，不过学校的女同学同样很多，学生们毕业后多半去外地谋生了，在昆明成家立业的联大学生人数不多。外地迁来的工厂工人，更多是和当地农村女孩成亲，今天的黑林铺、马街、茨坝、小石坝一带，就有很多外来工人和当地农村组成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了地地道道的昆明人。
爱情使昆明这座高原都市在战争的阴影下，迅速地长大了……
抗战前的老昆明人使用一种字尾带浊元音的方言，和今天官渡区农民口音相似，不仅外地人不容易听懂, 即使与云南本地大理、昭通方言相比, 也不那么通行。抗战爆发后, 昆明年轻人处处以外来大学生的言行举止为时髦, 渐渐习惯了北方话, 并发现大理和昭通方言更容易和北方人沟通, 于是, 善于创新的昆明人引进北方话和大理、昭通等方言, 改造了昆明话的读音,抗战后的昆明市民已经把字尾的浊元音彻底去掉了！昆明由此形成了老方言和新方言两种不同读音。今天的昆明话走遍全国都不怕了。
人说最难改的是乡音, 而八年抗战, 昆明人不仅改掉了乡音, 也出现了许多新名词, 老昆明人把火柴称作洋火；把肥皂称作洋碱；把蟑螂称作灶蚂蚁；把电灯称作火亮泡, 而今天这些词汇已经极少使用了。
昆明人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把自己的口音都改掉了,显然和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外地人入滇有直接影响。昆明方言的变迁则是这种移民文化与昆明文化撞击的直接成果与体现。
如果说护国运动使昆明在西部的地位迅速提升，一度使昆明成为中国西部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那么，抗战八年则是昆明文化发展最迅速的八年！
抗战时的昆明，是除了陪都重庆之外，真正的大后方。大后方的人们都在干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这个大后方又为中国创造了什么？揭秘尘封历史，让我们随着一个文化研究者，重新打开烽火之下，大后方的记忆！
在云南大同乡面前，昆明人似乎高低有种优越感，而事实上这种优越感是不具根性的！
严格意义上说，抗战前的昆明市民和乡下农民并没有更多区别，他们和农村人一样穿土布对襟衣、住土坯房，走的是布满凹坑的石板路，吃的是丽江粑粑和官渡烧饵块，生病找中医开药方，结婚披红挂绿，奔丧浩浩荡荡……。那时昆明市民说话口音和现在官渡区农村基本一样，唯独不同的是：城里人穿布鞋的多些、穿草鞋的少些，而那时乡村农民能穿得起布鞋的仍是少数----特别是那些进城卖松球的山民。
自从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昆明老城的有钱人、特别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洋派人物，开始陆陆续续往城外搬迁，城南的南窑火车站和金碧路、拓东路一带开始繁华起来，这里一时间洋房林立，街道上法国梧桐和紫罗兰藤相映成趣。俨然成为一座近代新城。
而生活在昆明老城的人们，似乎依然故我着往日的古朴与悠闲。他们浑然不知外面世界发生的变化。
即便到了1937年7月，故都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的枪声虽让全世界震惊，可昆明老城的古朴与悠闲似乎并未结束。这里的人们并不清楚，战争将给昆明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直到一年多以后，随着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北方和沿海许多工厂学校迁到昆明，大批逃难人群涌入这座高原古城，老城里的人们这才意识到，那种往日的悠闲与宁静已经被战争粉碎了……。
昆明市区位于昆明坝子北部，长虫山脚下。抗战前夕昆明市区人口只有10多万，市区面积约7平方公里，也就是现在盘龙江以西，篆塘、潘家湾以东，园通山和双龙桥之间的这块地方。昆明城北是吴三桂时代的老城区，多旧式木质建筑，也有少量白族土古建筑；城南是民国后发展起来的新区，以法国式建筑为主，城东南另有拓东街隔盘龙江与昆明市区相毗连。昆明南北两个市区，代表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抗战爆发后，大批外地人涌入，加上后来日军飞机的轰炸，昆明郊外的马街、黑林铺、大普吉、黑龙潭、茨坝、龙头街、司家营、小板桥、斗南村、海源寺等地开始热闹起来。并使昆明迅速成为拥有30多万人口的高原都市
西南联大教授们多半住在北郊大普吉、黑林铺、龙头街、司家营、黑龙潭、海源寺一带。海源寺的惠家大院是杨振宁先生少年时居住的地方，父亲和理工学院的教授们曾栖身于此；闻一多与华罗庚两位大师，在距离海源寺不远的陈家营农家挂布分屋，两个大师家庭14口人共同居住在不足18平米的茅屋里，留下了“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的感人诗篇。闻一多后来还先后迁居城西北羊先坡、城东北司家营、麦地村等。
联大师生等内地高校到昆后, 最初为了解决师生生活困难和毕业生就业，先后与云南地方以及各省同乡会，创办了联大附中、天祥中学、长城中学、五华中学、金江中学、松坡中学、建设中学、建国中学、明德中学、峨岷中学、龙渊中学、大同中学、培文中学……。仅昆明一地, 就增加了十几所中学, 使昆明的中等教育蓬勃发展, 渐渐普及。
昆明西郊马街、高跷一带，主要是外地迁来的工厂，最著名的是后来的昆明电缆厂，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又一个第一！昆东北郊黑龙潭聚集着当时中国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其中也包括赵忠尧、张文裕、吴大猷、饶毓泰、彭恒武这样的核物理学家，他们曾动议建立中国第一个粒子加速器，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们与他们的学生，在共和国之初开创了中国的核工业与高能物理。
而另一位物理学家王守竞先生，则在黑龙潭组织内地迁居工人和当地农民，制造手工汽车支援抗战，今天的人们已经忘却了这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发祥地，然而黑龙潭农民的手工汽车似乎颇有传统，前几年仍在生产，可惜属农用车型，城市里很少见到……。
华东地区来的难民，多半居住在城东南小石坝、小板桥、官渡古镇一带，他们都自称下江人。城东小石坝是滇越铁路的重要基地，1943年国民政府收回滇越铁路后在此办公，设立滇越铁路办事处。宝像河的河水流经下江人居住的这些小镇，而后经滇池进入金沙江、最后流入东海。于是，下江人带着对于故乡的深深思念，一度把宝像河改名为还乡河……
抗战前的昆明人，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生活习惯。西红柿是西方和中国人的美味佳肴，可昆明人认为他是长在臭水沟里的东西，只能喂猪，对此不屑一顾，菜市场上买不到这东西，谁家吃这个多半要被讥笑。可外地人都喜欢吃这种红红的草果子，而且这东西生命力旺盛，有时随手把西红柿籽种仍在地沟边，几个月后他自己就结果了。昆明人看到联大教授们把西红柿拿回家去吃，甚是奇怪。后来，随着外地人增多以及战争环境恶化，物价上涨等原因，西红柿、窝笋叶子这些寻常小菜，才正式走上昆明人的餐桌。郊外农民也开始大量种植西红柿。
当然，昆明人吃的东西也会让外地人不可思议：薄荷是一种中药，可昆明人直接把薄荷凉拌当菜吃。还有苦瓜、韭菜花、葛根、松毛尖昆明人都把他们弄来吃。种辣椒的农民能把辣椒叶子、杆子一齐吃光。这些食品至今也很少进入外地人的菜篮子。
抗战前的昆明男女出门，哪怕夫妻也要相距一尺，而且总是男的走在前头，女的走在男人侧后，很少有并排走的。如果夫妻俩人要去比较远的地方，雇人力车就得雇两辆，男的一辆，女的一辆，男女不同车。有部电影描写少年聂耳和女朋友在翠湖边手拉手散步，那绝对是当时的顶级潮人！难怪聂耳后来在上海滩，做了许多同乡人做不到、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许多男女同学挽着手在法国梧桐下漫步，昆明人最初看不惯，后来，梅贻琦、李公朴、叶公超甚至邱清泉这样的要人，也被太太们挽着手在大街上散步，久而久之昆明人也就见怪不怪了……。
再后来，昆明城里的男女青年也开始学会手挽着手在大街上压马路！
昆明的外国电影配音据说最早起于聂耳的老师柏希文，柏先生的电影配音配得很好，也很严肃。但柏先生故去后，昆明的电影配音开始变得滑稽，两个电影翻译配音演员，操着一口纯正的昆明官渡土话，把葛丽泰?嘉宝和克拉克?盖博的纯情恋爱片，变成了喜剧片，惹得满场观众哄堂大笑。西南联大的学生认为这种行为是对电影艺术的严重亵渎，向电影院提出强烈抗议，可昆明观众不买这些学生的账，向他们喝倒彩，甚至大打出手。
后来随着迁来昆明的机关、工厂、学校和部队增多，昆明才有了普通话配音的电影。而在后来的艰苦岁月里，许多西南联大学生靠着给电影院当配音演员的微薄收入，完成了自己四年的大学学业。
那些外来的学生、军官和工人，因其风度翩翩和文化上的原因，一时间成为昆明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抗战后的昆明年轻人，择偶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滇缅公路上跑车的司机，这些司机很多是从海外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子弟，他们不仅有文化，见识广、风度潇洒，而且生活也相对比较优裕，一面开车一面经商，不像西南联大学生那么寒酸，成了昆明姑娘热追的对象。
如果没有这些南侨司机们的到来，五华山上那些留过洋或者至少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年轻官员们，在昆明姑娘眼里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惜随着滇缅公路的通车，昆明女孩的择偶标准发生了转型，五华山上的那些洋官员暂时被冷落了，那时昆明女孩的择偶谚语是“宁嫁开车郎，不嫁滥科长。”
西南联大和中法大学的学生也是很多昆明姑娘的偶像，不过学校的女同学同样很多，学生们毕业后多半去外地谋生了，在昆明成家立业的联大学生人数不多。外地迁来的工厂工人，更多是和当地农村女孩成亲，今天的黑林铺、马街、茨坝、小石坝一带，就有很多外来工人和当地农村组成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了地地道道的昆明人。
爱情使昆明这座高原都市在战争的阴影下，迅速地长大了……
抗战前的老昆明人使用一种字尾带浊元音的方言，和今天官渡区农民口音相似，不仅外地人不容易听懂, 即使与云南本地大理、昭通方言相比, 也不那么通行。抗战爆发后, 昆明年轻人处处以外来大学生的言行举止为时髦, 渐渐习惯了北方话, 并发现大理和昭通方言更容易和北方人沟通, 于是, 善于创新的昆明人引进北方话和大理、昭通等方言, 改造了昆明话的读音,抗战后的昆明市民已经把字尾的浊元音彻底去掉了！昆明由此形成了老方言和新方言两种不同读音。今天的昆明话走遍全国都不怕了。
人说最难改的是乡音, 而八年抗战, 昆明人不仅改掉了乡音, 也出现了许多新名词, 老昆明人把火柴称作洋火；把肥皂称作洋碱；把蟑螂称作灶蚂蚁；把电灯称作火亮泡, 而今天这些词汇已经极少使用了。
昆明人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把自己的口音都改掉了,显然和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外地人入滇有直接影响。昆明方言的变迁则是这种移民文化与昆明文化撞击的直接成果与体现。
如果说护国运动使昆明在西部的地位迅速提升，一度使昆明成为中国西部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那么，抗战八年则是昆明文化发展最迅速的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