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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克·德莫根和马奎斯·莫兹认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是“同化”与“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的相互作用对于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是不可或缺的两极，人们只要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才能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跨文化适应 同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I305
跨文化交际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物。今天，当移民不再是美国的专利，当中国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居住地，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和几十年前的美国一样，面临着跨文化交际的问题。笔者将在本文中对学者雅克·德莫根（Jacques Demorgon）和马奎斯·莫兹（Markus Molz）关于文化的讨论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分析其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一、关于文化的讨论
雅克·德莫根和马奎斯·莫兹曾明确反对任何引入其他文化模式的主张。他们认为，任何关于文化的定义基本上都存在偏颇，因为任何试图为文化定义的人都无法摆脱自身文化的限制。因而，德莫根和莫兹努力审视关于文化的讨论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的收获。他们发现，在这种文化的讨论中，一些有争议的内容会产生如下几种争论焦点：
1.如何对待文化具有稳定性和持久的结构，同时又具有变化性和革新性这一现象；
2.如何处理“文化”与“跨文化”的关系：是先有了文化，然后它被灌输给了跨文化交际者，还是文化始终存在于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之中；
3.人们是该更多地关注全人类一些共性的层面，把人类当做许多个体，而文化是这些个体的特征，或者说只存在一种全球的文化，还是该去关注文化的作用，认知这个世界的差异性，将人们视作从属于文化群体的成员，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各自的优势；
4.改变是否意味着某种威胁；
5.一个国家的多样性究竟是文化形成的前提，还是对“原有”文化的威胁；
6.一个国家的所有居住者是该被视为众多个体，被平等地对待，还是被视作不同群体中的成员，并享有这个群体该享有的权利。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德莫根和莫兹提出了“文化模式”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人们将文化同适应性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可能理解文化。一直以来，人们都面对着一个挑战，即建立一个恒久的关系，将自己的内部世界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他们在具体的环境中来将之完成，而这些具体的环境则构成了分析的基础。在这些环境中，个体们塑造着他们的环境，又同时被他们的环境塑造着，二者——塑造环境和被环境所塑造构成了“适应”这枚硬币的两面。
二、跨文化适应的两极：同化与融合
用更科学的说法来讲，德莫根和莫兹将硬币的一面定义为“同化”(assimilation)。他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外部世界根据自己的“现实”进行调整。我们会将外部世界归入我们头脑中现成的框架里。一个典型的有关同化的例子就是玩耍的孩子，他们会将任何一个大沙堆视为珠穆朗玛峰。当他们爬上沙堆后，他们就会将事实等同于自己的想象，这种对于事实的理解已经成了他们行动的框架。他们爬上的并非是沙堆，而是真正的珠穆朗玛峰。但并不是只有孩子才会进行这种同化，当我们第一次见到某人的时候，也会对他的相貌留下印象。我们会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来解读对方究竟是怎样的人，并且运用我们头脑中原有的一些文化定式(stereotype)来“了解”这个人，并决定该如何恰当地同他打交道。
硬币的另一面被德莫根和莫兹称为“融合”(accommodation)。它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头脑中的框架会随着外部世界信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在最初和别人打交道时，根据我们的文化定式来理解对方的行为举止，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会知道事实并非真的如此，我们的文化定式、我们头脑中的框架同事实并不相符。于是我们会对它们进行调整。
极端的融合与极端的同化都是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在极端的融合状态下，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会让我们目不暇接，我们会用一种“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一切，我们的想法也将不断转变。而在极端同化的状态下，我们会否定事实，这也是不利于交流的。
整体来讲，同动物相比，人类后天习得的事物较多，而生物学上先天“注定”的事物较少。于是，我们在很多场合下就无法凭借本能或是生物学上的先天反应来处理问题。我们产生了一种需求：要培养一种能指引我们方向的体系，让它在各种场合中都能帮助我们应付自如。这种体系被德莫根和莫兹称为文化。由此，适应的作用就成了保持和加大在不同场合下恰当行事的可能性。文化也就构成了在这些场合下指引方向的框架（可以将它理解为那些在同化和融合过程中起基础作用的头脑的框架），它也是生物性的一种延续。正是由于无法在生物性中获得先天反应的模式，文化就成了寻找方向的一种必需。
如果适应是为了寻找方向，它就存在于同化和融合二者的张力之中。一方面，我们须要发展一种稳定的结构，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并将之归纳好，适用于所有的场合之中。在这种同化模式中，文化就像霍夫斯泰德(Hofstede)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精神软件，这种软件被用于处理外部世界的各种现有信息。
然而，德莫根和莫兹还指出，如果文化仅仅是一种精神软件，人们在年轻时就将之装入体内，我们就无法再去适应新的环境，并无法作出相应的调整、选择新的方向。人类还需要融合，需要具有改变方向和框架的能力，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在任何特定场合下的行为都是一种混合体，一方面重复着已知的、成型的、有着文化方向感的行为，一方面又在根据这个特定的场合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调整。
三、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可以选择的行为有一个广泛的范围，我们可以在没有获得全面的信息之前采取迅速行动，也可以等待获取信息而不急于做出行动。我们可以专注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一个方面，也可以把注意力分散到该事件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明示地沟通，也可以暗示地沟通。如果我们了解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有数以百计种行为的可能性，我们就须要决定采取哪种行为方式。
我们可以将这些行为的可能性看做一条线，这条线代表整个潜在的行为。德莫根和莫兹认为，文化的定位作用就是要将这些潜在行为的可能性限制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试想，这条线按从0到10标记，文化定位帮助交际者设定了适当的行为点为3，作为文化生物，我们要根据周围的情况在文化定位特征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当的行为，作为一种习惯，我们通常选择的解决方案在2和4之间 。
以跨文化交际为例，如果你来自一个人们的交际方式很含蓄的地方，大家心目中认同的交际就是比较含蓄的，这种含蓄的交际方式是一个行为点，你们往往在这个行为点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交际行动。所以，只有通过学习，通过亲身经历，你感觉到你原有的行为范围不能指导你成功的交际，你才会放大你的范围，从而具备明示交际的能力——尽管你可能仍觉得这种交际方式非常奇怪。
文化是关于在适应过程中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作出恰当的决定。文化定位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告诉我们在一种文化中人们以往是如何成功交际的。围绕文化定位的那一系列范围内的行为，我们姑且认为它们是正常行为的偏差，是对情况的一种正常适应过程。而在这一范围外的行为则被视为令人不安的、错的、不正常的。
文化会发生变化，当某一文化导向的范围向一个方向延伸时，或当构成某一文化的人类行为趋向某一方向时，最初的文化定位就会逐渐向这个方向倾斜。在这个概念当中，文化与国家无关。关键是某一类型的群体的取向，而这种取向来自于个体的家庭，朋友和所使用的语言。基于这些，我们可以分辨出享有同一取向、同一文化的群体。一个人可以根据语境选择以何种方式交际。
在跨文化学习中，人们接触不同的标准，然后确立他们的文化取向。如果人们的生活须要接触两种不同的标准，那么他们会扩大行为表现的范围，其目的在于兼容两种文化取向。同时情况不同，选择也会有所不同。为了要使个体的行为适应外界社会，原则上讲，范围越大，兼容的可能性就越大。
跨文化的调节者是指那些能够包容两种文化标准的人，他们更容易划定一个包容两方面文化标准的范围，也更有可能形成适合于两种文化的交际方式。
德莫根和莫兹把许多不同标准的文化理论和模式融合在一起，所以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此外，由于这种模式是纯理论的，所以只适合有限的经验性研究。至于他们的模式与现实是否相似，目前最好的测试办法就是看这种模式是否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跨文化冲突。
参考文献：
[1] Arne Gillert et. al. Intercultural Learning T-kit(No. 4),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2000.
[2] Damen, Louise. Cultural Learning: The Fifth Dimens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 C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3]Lange, Dale. Culture as the Core[M].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2003.
[4]Martin Judith N. & Nakayama, Thomas K.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2nd ed.), Mountain View: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5]Samovar, Larry, A. & Porter, R. 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5th 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编辑/刘文捷
[关键词]跨文化适应 同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I305
跨文化交际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物。今天，当移民不再是美国的专利，当中国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居住地，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和几十年前的美国一样，面临着跨文化交际的问题。笔者将在本文中对学者雅克·德莫根（Jacques Demorgon）和马奎斯·莫兹（Markus Molz）关于文化的讨论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分析其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一、关于文化的讨论
雅克·德莫根和马奎斯·莫兹曾明确反对任何引入其他文化模式的主张。他们认为，任何关于文化的定义基本上都存在偏颇，因为任何试图为文化定义的人都无法摆脱自身文化的限制。因而，德莫根和莫兹努力审视关于文化的讨论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的收获。他们发现，在这种文化的讨论中，一些有争议的内容会产生如下几种争论焦点：
1.如何对待文化具有稳定性和持久的结构，同时又具有变化性和革新性这一现象；
2.如何处理“文化”与“跨文化”的关系：是先有了文化，然后它被灌输给了跨文化交际者，还是文化始终存在于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之中；
3.人们是该更多地关注全人类一些共性的层面，把人类当做许多个体，而文化是这些个体的特征，或者说只存在一种全球的文化，还是该去关注文化的作用，认知这个世界的差异性，将人们视作从属于文化群体的成员，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各自的优势；
4.改变是否意味着某种威胁；
5.一个国家的多样性究竟是文化形成的前提，还是对“原有”文化的威胁；
6.一个国家的所有居住者是该被视为众多个体，被平等地对待，还是被视作不同群体中的成员，并享有这个群体该享有的权利。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德莫根和莫兹提出了“文化模式”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人们将文化同适应性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可能理解文化。一直以来，人们都面对着一个挑战，即建立一个恒久的关系，将自己的内部世界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他们在具体的环境中来将之完成，而这些具体的环境则构成了分析的基础。在这些环境中，个体们塑造着他们的环境，又同时被他们的环境塑造着，二者——塑造环境和被环境所塑造构成了“适应”这枚硬币的两面。
二、跨文化适应的两极：同化与融合
用更科学的说法来讲，德莫根和莫兹将硬币的一面定义为“同化”(assimilation)。他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外部世界根据自己的“现实”进行调整。我们会将外部世界归入我们头脑中现成的框架里。一个典型的有关同化的例子就是玩耍的孩子，他们会将任何一个大沙堆视为珠穆朗玛峰。当他们爬上沙堆后，他们就会将事实等同于自己的想象，这种对于事实的理解已经成了他们行动的框架。他们爬上的并非是沙堆，而是真正的珠穆朗玛峰。但并不是只有孩子才会进行这种同化，当我们第一次见到某人的时候，也会对他的相貌留下印象。我们会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来解读对方究竟是怎样的人，并且运用我们头脑中原有的一些文化定式(stereotype)来“了解”这个人，并决定该如何恰当地同他打交道。
硬币的另一面被德莫根和莫兹称为“融合”(accommodation)。它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头脑中的框架会随着外部世界信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在最初和别人打交道时，根据我们的文化定式来理解对方的行为举止，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会知道事实并非真的如此，我们的文化定式、我们头脑中的框架同事实并不相符。于是我们会对它们进行调整。
极端的融合与极端的同化都是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在极端的融合状态下，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会让我们目不暇接，我们会用一种“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一切，我们的想法也将不断转变。而在极端同化的状态下，我们会否定事实，这也是不利于交流的。
整体来讲，同动物相比，人类后天习得的事物较多，而生物学上先天“注定”的事物较少。于是，我们在很多场合下就无法凭借本能或是生物学上的先天反应来处理问题。我们产生了一种需求：要培养一种能指引我们方向的体系，让它在各种场合中都能帮助我们应付自如。这种体系被德莫根和莫兹称为文化。由此，适应的作用就成了保持和加大在不同场合下恰当行事的可能性。文化也就构成了在这些场合下指引方向的框架（可以将它理解为那些在同化和融合过程中起基础作用的头脑的框架），它也是生物性的一种延续。正是由于无法在生物性中获得先天反应的模式，文化就成了寻找方向的一种必需。
如果适应是为了寻找方向，它就存在于同化和融合二者的张力之中。一方面，我们须要发展一种稳定的结构，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并将之归纳好，适用于所有的场合之中。在这种同化模式中，文化就像霍夫斯泰德(Hofstede)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精神软件，这种软件被用于处理外部世界的各种现有信息。
然而，德莫根和莫兹还指出，如果文化仅仅是一种精神软件，人们在年轻时就将之装入体内，我们就无法再去适应新的环境，并无法作出相应的调整、选择新的方向。人类还需要融合，需要具有改变方向和框架的能力，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在任何特定场合下的行为都是一种混合体，一方面重复着已知的、成型的、有着文化方向感的行为，一方面又在根据这个特定的场合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调整。
三、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可以选择的行为有一个广泛的范围，我们可以在没有获得全面的信息之前采取迅速行动，也可以等待获取信息而不急于做出行动。我们可以专注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一个方面，也可以把注意力分散到该事件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明示地沟通，也可以暗示地沟通。如果我们了解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有数以百计种行为的可能性，我们就须要决定采取哪种行为方式。
我们可以将这些行为的可能性看做一条线，这条线代表整个潜在的行为。德莫根和莫兹认为，文化的定位作用就是要将这些潜在行为的可能性限制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试想，这条线按从0到10标记，文化定位帮助交际者设定了适当的行为点为3，作为文化生物，我们要根据周围的情况在文化定位特征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当的行为，作为一种习惯，我们通常选择的解决方案在2和4之间 。
以跨文化交际为例，如果你来自一个人们的交际方式很含蓄的地方，大家心目中认同的交际就是比较含蓄的，这种含蓄的交际方式是一个行为点，你们往往在这个行为点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交际行动。所以，只有通过学习，通过亲身经历，你感觉到你原有的行为范围不能指导你成功的交际，你才会放大你的范围，从而具备明示交际的能力——尽管你可能仍觉得这种交际方式非常奇怪。
文化是关于在适应过程中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作出恰当的决定。文化定位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告诉我们在一种文化中人们以往是如何成功交际的。围绕文化定位的那一系列范围内的行为，我们姑且认为它们是正常行为的偏差，是对情况的一种正常适应过程。而在这一范围外的行为则被视为令人不安的、错的、不正常的。
文化会发生变化，当某一文化导向的范围向一个方向延伸时，或当构成某一文化的人类行为趋向某一方向时，最初的文化定位就会逐渐向这个方向倾斜。在这个概念当中，文化与国家无关。关键是某一类型的群体的取向，而这种取向来自于个体的家庭，朋友和所使用的语言。基于这些，我们可以分辨出享有同一取向、同一文化的群体。一个人可以根据语境选择以何种方式交际。
在跨文化学习中，人们接触不同的标准，然后确立他们的文化取向。如果人们的生活须要接触两种不同的标准，那么他们会扩大行为表现的范围，其目的在于兼容两种文化取向。同时情况不同，选择也会有所不同。为了要使个体的行为适应外界社会，原则上讲，范围越大，兼容的可能性就越大。
跨文化的调节者是指那些能够包容两种文化标准的人，他们更容易划定一个包容两方面文化标准的范围，也更有可能形成适合于两种文化的交际方式。
德莫根和莫兹把许多不同标准的文化理论和模式融合在一起，所以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此外，由于这种模式是纯理论的，所以只适合有限的经验性研究。至于他们的模式与现实是否相似，目前最好的测试办法就是看这种模式是否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跨文化冲突。
参考文献：
[1] Arne Gillert et. al. Intercultural Learning T-kit(No. 4),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2000.
[2] Damen, Louise. Cultural Learning: The Fifth Dimens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 C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3]Lange, Dale. Culture as the Core[M].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2003.
[4]Martin Judith N. & Nakayama, Thomas K.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2nd ed.), Mountain View: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5]Samovar, Larry, A. & Porter, R. 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5th 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编辑/刘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