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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腐败问题，很多人都把眼睛盯在高官身上，各种媒体和舆论也是聚焦高官，似乎中国的问题全部在庙堂之上，但是当今中国实际问题的核心存在于基层，是基层的枉法和失控。
清除基层“蚁穴”
基层是反腐关键，因为老百姓真正能够亲身感受到的就是基层官员的态度，如果基层枉法现象失控，这个社会就没有底线了。庙堂之上虽有庙堂之上的问题，但是无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基层却与民生状态息息相关。越是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和边缘角落，枉法的底线越低，老百姓的生存条件就越恶化，这些枉法甚至影响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利，成为了民怨的焦点。
中国现有的制度与以往的封建王朝是不同的，以前有皇帝存在，在庙堂之上奸臣们瞒住皇帝谋取私利培植私党，现在我们是集体领导互相监督的体制，栽培私党的能力大大降低，如果基层不配合庙堂之上的高官枉法，高官渔利就要受到限制，尤其是高官渔利不会直接无底线地威胁老百姓生活，这样的格局与历史上的格局是不同的。
而我国古代社会是官不下县的，政府任命官员只到县级，乡间事务更多地是由民间家族宗法制度来规范和解决的，腐败问题不会发生在县以下的基层。现代社会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县下有镇，镇下有乡，乡下还有村，这就存在一个三级政府、准政府系统，城市情况也类似，有街道和居委会，居委会现在还负责领导小区选举成立的与农村选举的村委会类似的业主委员会，这样也是一个三级系统，而这城乡三级政府、准政府组织当中存在的腐败才是老百姓真正切身痛恨的。老百姓切身能够感受到的腐败，能够涉及到古代县官层面，就是说现在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县下面的公安局就极其厉害，再下面的一个派出所所长在发达地区就可以腐败成为亿万富翁，而有些再下面的村官则更是不堪，甚至有黑社会人员贿选成为村官。再比如“我爸爸是李刚”事件中，当事人李刚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在中国的官员体系中是非常低层的官员，在古代甚至是不入流的小官，但是在我们老百姓眼中，李刚们就是天大的官了，他们下面的官吏还是可以让老百姓很难受的。比如李刚是区公安局副局长，下面还有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在属地就非常权威，在发达地区是极大的肥缺；派出所所长下面的专管民警，对于平头老百姓而言也是极为强势的。中国现在基层基本依靠官吏进行管理，但这些基层官吏却没有相应的制衡。在我国古代社会，缙绅是对于基层官吏权力的制衡，在西方，教会是对世俗权力的制衡，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缺乏其他社会力量制衡的基层官员正在失控。
中国的崛起大业，真正的危害就是基层的蚁穴，基层的腐败形成了社会的潜规则。在中国高官腐败可以危害很大，但是高官的腐败经常需要基层的配合，没有各种高官裙带的枉法配合，仅仅是高官也很难做到贪污受贿。我们可以看到高官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离不开一个体系，需要有一大堆的办事人员具体办事，这些具体办事的人不给贪官枉法，则贪官想要得到腐败的利益也是做不到的。
中国民间的怨气实际上就是指向基层官员的，这些基层官吏为了私利千方百计压榨老百姓，引发社会公愤的城管等问题也是在基层，城管的级别最高也不会比李刚高多少，除了城管还有协警，连正式的警官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官吏公务员的头衔，可渔利百姓反而更厉害。中国古话讲“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在中国的很多办事机关，“小鬼”们的能量是巨大的，他们以不作为和刁难来渔利百姓，种种行状之发指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中国腐败问题的要害就是基层的枉法和失控。
认识法治与中国人治的辩证
反腐败人们都说需要法治，对于中国的人治大加鞭挞，但是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惟有这样才能认清现在中国腐败横行和反腐败的关键在哪里。
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但人治社会不是没有法，皇帝的法令是很清楚的，且不说秦汉，从隋朝的《开皇律》到《唐律疏议》再到近代的《大明律例》、《大清律例》，在中国古代的人治社会，法律是非常丰富明确的，中国人治的关键就是法律在维护国家皇权统治时候的诏狱体系。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意为此监狱的罪犯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书定罪，而且诏狱很多是政治斗争和陷害。
一个政权要延续，仅仅依靠暴力能力是不行的，一定需要建立文人政治和一个国家的法律运行规则才可以，对于这个规则的重要性，历史上的认识也是很充分的，因此才会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流传下来，只不过在腐败的情况下执行不到位。而在国家管理层面威胁统治者的枉法，都会比贪污受贿这些间接危害统治的行为要严重得多，枉法在诏狱的层面就是欺君、谋反、谋逆、大不敬这样的十恶不赦的罪名。
真正说中国是人治的社会除了在皇帝的朝廷之上的诏狱以外，中国的家天下才是关键。古代中国社会人治关键是基层的家天下，中国在基层基本上是以宗族和宗法社会来维持的，中国古代是县官不下县，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以下基本上就是家族自治，中国还支持家族的家法，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家法由族长来惩处各种不良行为，比如对于犯奸的浸猪笼等等，这些国家法治是不干预的，甚至对于官员如果犯了家法，家族的人对他行家法惩罚，皇帝也是不管的。
真正人治与法治的差别在于社会的形态，人治是熟人社会，法治是生人社会，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动很小，在古代家天下的情况下需要的就是彼此认识和熟人社会，但是在法治下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是否是熟人则不必要了。在古代西方的大帝国也是交通发达，人口流动远远多于中国，生人社会的情况比中国多多了。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很多小地方还是熟人社会，一切都要找熟人办事；而在北上广等核心城市，由于人口众多和流动性大，基本是生人社会，办事都是彼此不认识的，生人社会产生了对法治更高的需求。而法治体系的腐败枉法横行危害是最大的。
与人治家天下不同的法治所依据的是西方社会核心——契约精神和私权，契约和私权都需要法律体系来维持而不是家族和血缘，如果对于契约和私权的社会进行枉法，则会威胁到整个契约和私权的体系，而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所依据的是儒家信仰而不是法家的律例。中国与世界接轨走入现代社会，私权和契约成为社会的核心体系，社会也因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增加成为了生人社会，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崛起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后，更容易步入生人社会更需要契约社会更需要法治，所以违反法律滥用法律的枉法给社会管理的危害会越来越大，中国打击枉法才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核心，也是反腐败的核心。
（作者单位：中国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会）
清除基层“蚁穴”
基层是反腐关键，因为老百姓真正能够亲身感受到的就是基层官员的态度，如果基层枉法现象失控，这个社会就没有底线了。庙堂之上虽有庙堂之上的问题，但是无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基层却与民生状态息息相关。越是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和边缘角落，枉法的底线越低，老百姓的生存条件就越恶化，这些枉法甚至影响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利，成为了民怨的焦点。
中国现有的制度与以往的封建王朝是不同的，以前有皇帝存在，在庙堂之上奸臣们瞒住皇帝谋取私利培植私党，现在我们是集体领导互相监督的体制，栽培私党的能力大大降低，如果基层不配合庙堂之上的高官枉法，高官渔利就要受到限制，尤其是高官渔利不会直接无底线地威胁老百姓生活，这样的格局与历史上的格局是不同的。
而我国古代社会是官不下县的，政府任命官员只到县级，乡间事务更多地是由民间家族宗法制度来规范和解决的，腐败问题不会发生在县以下的基层。现代社会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县下有镇，镇下有乡，乡下还有村，这就存在一个三级政府、准政府系统，城市情况也类似，有街道和居委会，居委会现在还负责领导小区选举成立的与农村选举的村委会类似的业主委员会，这样也是一个三级系统，而这城乡三级政府、准政府组织当中存在的腐败才是老百姓真正切身痛恨的。老百姓切身能够感受到的腐败，能够涉及到古代县官层面，就是说现在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县下面的公安局就极其厉害，再下面的一个派出所所长在发达地区就可以腐败成为亿万富翁，而有些再下面的村官则更是不堪，甚至有黑社会人员贿选成为村官。再比如“我爸爸是李刚”事件中，当事人李刚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在中国的官员体系中是非常低层的官员，在古代甚至是不入流的小官，但是在我们老百姓眼中，李刚们就是天大的官了，他们下面的官吏还是可以让老百姓很难受的。比如李刚是区公安局副局长，下面还有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在属地就非常权威，在发达地区是极大的肥缺；派出所所长下面的专管民警，对于平头老百姓而言也是极为强势的。中国现在基层基本依靠官吏进行管理，但这些基层官吏却没有相应的制衡。在我国古代社会，缙绅是对于基层官吏权力的制衡，在西方，教会是对世俗权力的制衡，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缺乏其他社会力量制衡的基层官员正在失控。
中国的崛起大业，真正的危害就是基层的蚁穴，基层的腐败形成了社会的潜规则。在中国高官腐败可以危害很大，但是高官的腐败经常需要基层的配合，没有各种高官裙带的枉法配合，仅仅是高官也很难做到贪污受贿。我们可以看到高官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离不开一个体系，需要有一大堆的办事人员具体办事，这些具体办事的人不给贪官枉法，则贪官想要得到腐败的利益也是做不到的。
中国民间的怨气实际上就是指向基层官员的，这些基层官吏为了私利千方百计压榨老百姓，引发社会公愤的城管等问题也是在基层，城管的级别最高也不会比李刚高多少，除了城管还有协警，连正式的警官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官吏公务员的头衔，可渔利百姓反而更厉害。中国古话讲“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在中国的很多办事机关，“小鬼”们的能量是巨大的，他们以不作为和刁难来渔利百姓，种种行状之发指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中国腐败问题的要害就是基层的枉法和失控。
认识法治与中国人治的辩证
反腐败人们都说需要法治，对于中国的人治大加鞭挞，但是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惟有这样才能认清现在中国腐败横行和反腐败的关键在哪里。
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但人治社会不是没有法，皇帝的法令是很清楚的，且不说秦汉，从隋朝的《开皇律》到《唐律疏议》再到近代的《大明律例》、《大清律例》，在中国古代的人治社会，法律是非常丰富明确的，中国人治的关键就是法律在维护国家皇权统治时候的诏狱体系。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意为此监狱的罪犯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书定罪，而且诏狱很多是政治斗争和陷害。
一个政权要延续，仅仅依靠暴力能力是不行的，一定需要建立文人政治和一个国家的法律运行规则才可以，对于这个规则的重要性，历史上的认识也是很充分的，因此才会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流传下来，只不过在腐败的情况下执行不到位。而在国家管理层面威胁统治者的枉法，都会比贪污受贿这些间接危害统治的行为要严重得多，枉法在诏狱的层面就是欺君、谋反、谋逆、大不敬这样的十恶不赦的罪名。
真正说中国是人治的社会除了在皇帝的朝廷之上的诏狱以外，中国的家天下才是关键。古代中国社会人治关键是基层的家天下，中国在基层基本上是以宗族和宗法社会来维持的，中国古代是县官不下县，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以下基本上就是家族自治，中国还支持家族的家法，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家法由族长来惩处各种不良行为，比如对于犯奸的浸猪笼等等，这些国家法治是不干预的，甚至对于官员如果犯了家法，家族的人对他行家法惩罚，皇帝也是不管的。
真正人治与法治的差别在于社会的形态，人治是熟人社会，法治是生人社会，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动很小，在古代家天下的情况下需要的就是彼此认识和熟人社会，但是在法治下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是否是熟人则不必要了。在古代西方的大帝国也是交通发达，人口流动远远多于中国，生人社会的情况比中国多多了。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很多小地方还是熟人社会，一切都要找熟人办事；而在北上广等核心城市，由于人口众多和流动性大，基本是生人社会，办事都是彼此不认识的，生人社会产生了对法治更高的需求。而法治体系的腐败枉法横行危害是最大的。
与人治家天下不同的法治所依据的是西方社会核心——契约精神和私权，契约和私权都需要法律体系来维持而不是家族和血缘，如果对于契约和私权的社会进行枉法，则会威胁到整个契约和私权的体系，而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所依据的是儒家信仰而不是法家的律例。中国与世界接轨走入现代社会，私权和契约成为社会的核心体系，社会也因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增加成为了生人社会，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崛起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后，更容易步入生人社会更需要契约社会更需要法治，所以违反法律滥用法律的枉法给社会管理的危害会越来越大，中国打击枉法才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核心，也是反腐败的核心。
（作者单位：中国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