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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注重人民军队抗战精神的培育，通过理论培塑、精神砥砺、文化熏陶和意志锤炼等途径，铸就了人民军队伟大的抗战精神，从而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精神；人民军队；毛泽东；培育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3-0005-04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抛头颅、洒热血，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在其抗战精神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是人民军队抗战精神理论奠基者，也是人民军队抗战精神的实践者和引领者。
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数量不多，力量也有限，然而面对民族生死存亡和国民党的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行为，却自始至终高举抗日大旗，捍卫“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挺身而出，共赴国难。
（一）强化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抗日战争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普遍不足，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不巩固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的空气时起时伏，这无疑给部分官兵的抗战热情和信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毛泽东以其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深厚的爱国情怀和鲜明的斗争精神，利用多种时机和场合对根据地人民及抗日武装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不断增强人民军队的抗战意志和决心。如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出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争对抗野蛮的侵略战争。”[1]为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更好地肩负起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责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2]为此，“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3]
（二）注重人民军队宗旨教育。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4]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教导全党同志和部队官兵，“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才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成为牵制日军的关键力量。
（三）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强调，“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6]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蒋介石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双方同意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命令，“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7]针对改编中部分官兵思想上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积极向红军指战员做好说服教育工作。罗荣桓在找战士谈心时说：“你们想的这些问题，我也想过。开始我也搞不通！我去找过毛主席，毛主席说服了我。”[8]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才得以宣告成立，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人民军队进行尚武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培育。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抗击日军的铜墙铁壁，彰显出人民军队威武不屈、奋战到底、忠贞不渝、舍生取义的高尚民族气节。
（一）大力倡导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正如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中提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9]在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多次撰文反对投降活动，他反复指出：“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与不战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始终是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團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10]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并以自身的模范行动感召官兵，因而在抗日战争中没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投敌变节，相反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誓死抗击日军、以身报国的英雄事迹。如面对日军酷刑审讯，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秘密的赵一曼以及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也为抗战精神做了最生动的诠释。 （二）大力倡导“永久奋斗”的牺牲精神。抗战时期，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和疯狂的烧杀掠夺，面对国内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敌人，毛泽东多次号召根据地军民要“永久奋斗”。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要求广大青年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11]针对抗战中面临的种种困难，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的模范，切实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责任。抗战时期，众多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在与日军斗争中成为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如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带队阻击日军对太行山区实施的“大扫荡”，不幸被炮弹击中身亡。1940年初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只身与日伪军在林海雪原中周旋五昼夜，最后壮烈牺牲。
（三）大力倡导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党和军队面临的环境与红军时期有了较大的不同，一方面敌后根据地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自然环境恶劣，物资极度缺乏，生活极度艰苦；另一方面国共合作，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厚禄和腐败作风影响不可低估，对于手中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员来说，腐败危险性同样存在。如1940年8月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反贪污腐化，反投降主义的倾向的训令》中谈到，自抗战以来，我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因贪污腐化而堕落以致叛党逃跑者不断发生。[12]为了防止人民军队内部的腐化堕落及投敌变节行为，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做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一部分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赌博等腐败现象，号召各级干部必须同腐败现象和腐化堕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在中央坚决处理了黄克功杀人案后，毛泽东告诫全党：“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13]
抗战时期，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理论和军事素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从数量上得到一个飞跃，而且从质量上也得到一次大的飞跃。
（一）注重科学文化的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拥有相对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但基本上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许多农民目不识丁，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文化水平也比较低，难以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为此，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14]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15]为提高官兵文化水平，总政要求对干部主要采取规定任务的办法，凡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干部，要以识字为主，已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则应该学习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于战士主要用分组上课的方法，一般分为甲乙丙三组，不识字编为丙组，识一百字以下编为乙组，能够写墙报、大概识一百字以上的编为甲组。
（二）注重训练文化的培植。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举办各类学校来促进官兵军政素质的提升，要求各类学校和教导团、队都按照部队作战任务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对学员进行军事、技术、业务训练。抗日战争后期，为准备战略反攻和对付國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的需要，1944年6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中，要求“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部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16]同年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项，而以练兵为中心”[17]，并认为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为了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各部队开展各种竞赛，用快报、墙报或编演文娱节目等形式，宣传成绩、表扬先进。各级干部深入训练场，与战士同课同操，互教互帮。经过整训，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内外团结进一步加强。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18]
（三）注重官兵英雄文化的孕育。抗日战争时期，为激发部队的战斗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和总政主任王稼祥等联名发出《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19]在毛泽东和总政治部倡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都掀起宣传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战斗胜利和各项任务的完成。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做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指出：“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20]在教育官兵分清新旧英雄主义区别、评选英雄模范的基础上，各部队逐级召开群英大会，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组织英模做典型报告，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总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八路军有功人员一、二、三等功奖的标准，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八一奖章”，将十多位英雄模范的事迹编辑成《八路军的英雄们》一书，下发部队供干部战士学习。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讴歌英雄的文艺作品，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以及丁玲的报告文学《十八个》、沈重的《棋盘陀上五壮士》、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等，有效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弘扬了人民军队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战之初，国内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也有人看到抗战初期局部战场的胜利，便妄想用三个月就可以解决战争。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从而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日战场，抱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坚持抗战，持久抗战。
（一）帮助官兵树立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要树立广大官兵特别是根据地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念，应首先让官兵牢固树立对共产党正确领导的信赖和信任上。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21]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尽此责任，这个责任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上。所以，加强对部队官兵特别是党员干部的信念教育，重要一条就是确立党在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中的领导地位，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教育，纠正极端民主化倾向，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在部队官兵心目中的领导威信等途径，不断坚定广大党员干部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二）帮助官兵树立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劫难。面对这种劫难，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表示：“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22]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作为其资源及兵源供给地，在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加紧对中国进行掳掠、压榨和控制，尤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长期“清剿”和残酷封锁，使得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异常艰难。面对艰苦条件，毛泽东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23]为此，在党中央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人人开荒种地、织布做衣，最终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使解放区不断扩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各种困难挫折所吓倒，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
（三）帮助官兵树立敢打必胜的克敌信心。1939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24]1942年4月1日至5月15日，侵华日军和伪军进行春季大扫荡，并对深入敌后的抗日武装实施合围。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敌占区军民发挥聪明才智，利用当地条件，廣泛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使敌人的合围计划遭到破产。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各个战场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信念。如1937年9月中旬的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千余人；1940年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4万多人，从而有效遏制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正是人民军队这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使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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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5][18]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9.1005. 818. 1039.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35.
[8]肖裕声.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513.
[12]刘晶芳.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建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35.
[13]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0.
[16]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529.
[17][2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3.241.
[19]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2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16.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工系副主任、教授
■ 责任编辑：刘 捷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注重人民军队抗战精神的培育，通过理论培塑、精神砥砺、文化熏陶和意志锤炼等途径，铸就了人民军队伟大的抗战精神，从而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精神；人民军队；毛泽东；培育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3-0005-04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抛头颅、洒热血，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在其抗战精神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是人民军队抗战精神理论奠基者，也是人民军队抗战精神的实践者和引领者。
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数量不多，力量也有限，然而面对民族生死存亡和国民党的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行为，却自始至终高举抗日大旗，捍卫“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挺身而出，共赴国难。
（一）强化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抗日战争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普遍不足，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不巩固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的空气时起时伏，这无疑给部分官兵的抗战热情和信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毛泽东以其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深厚的爱国情怀和鲜明的斗争精神，利用多种时机和场合对根据地人民及抗日武装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不断增强人民军队的抗战意志和决心。如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出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争对抗野蛮的侵略战争。”[1]为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更好地肩负起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责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2]为此，“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3]
（二）注重人民军队宗旨教育。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4]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教导全党同志和部队官兵，“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才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成为牵制日军的关键力量。
（三）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强调，“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6]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蒋介石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双方同意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命令，“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7]针对改编中部分官兵思想上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积极向红军指战员做好说服教育工作。罗荣桓在找战士谈心时说：“你们想的这些问题，我也想过。开始我也搞不通！我去找过毛主席，毛主席说服了我。”[8]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才得以宣告成立，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人民军队进行尚武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培育。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抗击日军的铜墙铁壁，彰显出人民军队威武不屈、奋战到底、忠贞不渝、舍生取义的高尚民族气节。
（一）大力倡导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正如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中提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9]在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多次撰文反对投降活动，他反复指出：“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与不战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始终是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團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10]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并以自身的模范行动感召官兵，因而在抗日战争中没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投敌变节，相反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誓死抗击日军、以身报国的英雄事迹。如面对日军酷刑审讯，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秘密的赵一曼以及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也为抗战精神做了最生动的诠释。 （二）大力倡导“永久奋斗”的牺牲精神。抗战时期，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和疯狂的烧杀掠夺，面对国内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敌人，毛泽东多次号召根据地军民要“永久奋斗”。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要求广大青年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11]针对抗战中面临的种种困难，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的模范，切实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责任。抗战时期，众多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在与日军斗争中成为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如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带队阻击日军对太行山区实施的“大扫荡”，不幸被炮弹击中身亡。1940年初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只身与日伪军在林海雪原中周旋五昼夜，最后壮烈牺牲。
（三）大力倡导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党和军队面临的环境与红军时期有了较大的不同，一方面敌后根据地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自然环境恶劣，物资极度缺乏，生活极度艰苦；另一方面国共合作，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厚禄和腐败作风影响不可低估，对于手中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员来说，腐败危险性同样存在。如1940年8月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反贪污腐化，反投降主义的倾向的训令》中谈到，自抗战以来，我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因贪污腐化而堕落以致叛党逃跑者不断发生。[12]为了防止人民军队内部的腐化堕落及投敌变节行为，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做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一部分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赌博等腐败现象，号召各级干部必须同腐败现象和腐化堕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在中央坚决处理了黄克功杀人案后，毛泽东告诫全党：“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13]
抗战时期，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理论和军事素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从数量上得到一个飞跃，而且从质量上也得到一次大的飞跃。
（一）注重科学文化的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拥有相对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但基本上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许多农民目不识丁，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文化水平也比较低，难以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为此，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14]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15]为提高官兵文化水平，总政要求对干部主要采取规定任务的办法，凡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干部，要以识字为主，已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则应该学习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于战士主要用分组上课的方法，一般分为甲乙丙三组，不识字编为丙组，识一百字以下编为乙组，能够写墙报、大概识一百字以上的编为甲组。
（二）注重训练文化的培植。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举办各类学校来促进官兵军政素质的提升，要求各类学校和教导团、队都按照部队作战任务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对学员进行军事、技术、业务训练。抗日战争后期，为准备战略反攻和对付國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的需要，1944年6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中，要求“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部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16]同年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项，而以练兵为中心”[17]，并认为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为了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各部队开展各种竞赛，用快报、墙报或编演文娱节目等形式，宣传成绩、表扬先进。各级干部深入训练场，与战士同课同操，互教互帮。经过整训，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内外团结进一步加强。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18]
（三）注重官兵英雄文化的孕育。抗日战争时期，为激发部队的战斗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和总政主任王稼祥等联名发出《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19]在毛泽东和总政治部倡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都掀起宣传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战斗胜利和各项任务的完成。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做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指出：“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20]在教育官兵分清新旧英雄主义区别、评选英雄模范的基础上，各部队逐级召开群英大会，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组织英模做典型报告，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总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八路军有功人员一、二、三等功奖的标准，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八一奖章”，将十多位英雄模范的事迹编辑成《八路军的英雄们》一书，下发部队供干部战士学习。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讴歌英雄的文艺作品，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以及丁玲的报告文学《十八个》、沈重的《棋盘陀上五壮士》、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等，有效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弘扬了人民军队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战之初，国内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也有人看到抗战初期局部战场的胜利，便妄想用三个月就可以解决战争。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从而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日战场，抱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坚持抗战，持久抗战。
（一）帮助官兵树立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要树立广大官兵特别是根据地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念，应首先让官兵牢固树立对共产党正确领导的信赖和信任上。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21]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尽此责任，这个责任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上。所以，加强对部队官兵特别是党员干部的信念教育，重要一条就是确立党在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中的领导地位，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教育，纠正极端民主化倾向，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在部队官兵心目中的领导威信等途径，不断坚定广大党员干部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二）帮助官兵树立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劫难。面对这种劫难，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表示：“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22]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作为其资源及兵源供给地，在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加紧对中国进行掳掠、压榨和控制，尤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长期“清剿”和残酷封锁，使得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异常艰难。面对艰苦条件，毛泽东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23]为此，在党中央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人人开荒种地、织布做衣，最终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使解放区不断扩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各种困难挫折所吓倒，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
（三）帮助官兵树立敢打必胜的克敌信心。1939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24]1942年4月1日至5月15日，侵华日军和伪军进行春季大扫荡，并对深入敌后的抗日武装实施合围。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敌占区军民发挥聪明才智，利用当地条件，廣泛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使敌人的合围计划遭到破产。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各个战场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信念。如1937年9月中旬的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千余人；1940年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4万多人，从而有效遏制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正是人民军队这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使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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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工系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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