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86年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无论是拍摄的初期缘由，还是拍摄过程中的文化氛围，直至到公映后台海两岸的巨大反响，特别是它为打破因历史和政治缘故而导致两岸同胞“老死不相往来”的坚冰起了促进作用，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效应，并因此而成为新时期电影文化政治中的标志性电影。
[关键词]抗日战争 两岸关系 政治效应
在新时期的电影战争文化中，第一部有巨片意识且获得强烈反响的军事题材影片，是1986年杨光远导演的，反映了在抗日史书上占有重要篇幅的《血战台儿庄》。影片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多达二十几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处处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严肃拍摄方式，以及油画般唯美的画面：更是因为这部电影通过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在中华民族受到侵略，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是如何不屈地面对这一切的。其内蕴深刻的银幕造型，开放式的故事结构，使这部具有恢弘史诗般气势的大片，不仅获得了“金鸡奖”的数项奖，还获得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但在过了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发现，拍摄者虽然没有了文革时期的那种为政治而写作的束缚，但其产生的政治效应，在今天依然能隐约的察觉到。如果认真梳理电影《血战台儿庄》拍摄以及公映的幕前幕后，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拍摄的初期缘由，还是拍摄过程中的文化氛围，直至到公映后台海两岸的巨大反响，都给这部电影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效应，成为新时期电影产生巨大政治效应的标志性电影。
据电影《血战台儿庄》当年拍摄的具体组织者、著名电影编导、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介绍，早在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这次欢迎李宗仁归国的宴会上，有一桌嘉宾是周总理请来的新中国电影界人士。宴会时，周总理特地给电影界的同志敬酒，并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说：“成荫同志，你拍过《西安事变》，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正是周恩来的这句话，给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直接的触动，而周恩来的这番嘱托，显然也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
而在电影的拍摄中，导演杨光远后来回忆说：“我们的观点竟然不约而同：这个本子很有开掘能力，以前从来没有讲过国民党正面抗战，敢于写这样的本子在刊物上发表，勇气实在可嘉。……我跟他们说：“不就是怕通不过嘛，通不过就通不过，也不能把我怎么地。但如果谁也不动这个题材的话，永远都说不清楚抗战的历史了，……，我们需要一种史诗性的纪实风格，一切都要往真实的历史上靠。”正是在这样的导演认识中，反映了上世纪80年中国文化思想的活跃以及老一辈电影家的勇气。而产生这种勇气的文化氛围，又与新时期执政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分不开的。
当电影拍摄完成并在香港公映后，迅速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官方的注意。当时香港还没回归，他们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跟有关部门反映，《血战台儿庄》的录像带就通过这个渠道传到台湾。包括宋美龄、蒋经国在内的很多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这部片子。蒋经国表态说，第一，大陆承认我们抗战了：第二，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第三，大陆正用一种开放的姿态向台湾招手。之所以有这样的评论，是因为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的这个正面形象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并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这时候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正是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经国的表态，使得两岸探亲政策迅速开放，并开始了大陆与台湾的民间交流。统战部长严明复曾因此对该片导演杨光远说：“感谢您，杨导演。您的一部片子是我们统战工作多年都替代不了的。”对其产生的巨大政治效应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为一部战争片，《血战台儿庄》第一次正面表现了国民党抗日战线浴血疆场，可歌可泣的崇高历史事迹：而作为一部历史电影，《血战台儿庄》成功恢复了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一大批无名战士人情化和人性化的本来面貌。可以说，没有新时期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化，就没有人性人情的渲染，更不要说以国民党将士为主要人物的电影创作了。
《血战台儿庄》也引发了对国民党的重评浪潮，特别是对国民党抗战时期卓越贡献的肯定，成为以后政治历史文化中的一个热点。2005年，在我国大张旗鼓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中，有一个特点格外引人注目：官方媒体对国民党抗战的报道明显增加。一方面，在一系列颂扬中华民族抗日伟绩的电视片中，一部歌颂国民党名将的《上将之死——张自忠将军》专题片，被央视选在8月的纪念高峰时期推出。另在官方网站上，中国远征军被歌颂为“不可忘却的中国抗日远征军”，“中国远征军是一个悲壮而伟大的历史名字”。读者还能看到有关国民党军淞沪会战与武汉保卫战上奋勇杀敌的报道。更令人为之动容的是，中国大陆即将出现第一座专门为国民党盖的博物馆，首次对国民党抗战时期的表现公开给予正面评价，而博物馆的位置，座落在四川大邑县。对此，馆方特别邀请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为馆名题字。而到了2008年，随着国民党在台湾的重新执政，两岸又迎来了春天，这股由电影《血战台儿庄》引发的文化政治浪潮，会继续越演越烈的。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20多年前，《血战台儿庄》为打破因历史和政治缘故所导致两岸同胞‘老死不相往来’的坚冰，起了意料不到的促进作用，也为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爱国’。因为两岸只有一个家，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正是《血战台儿庄》所体现的电影文化巨大政治效应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抗日战争 两岸关系 政治效应
在新时期的电影战争文化中，第一部有巨片意识且获得强烈反响的军事题材影片，是1986年杨光远导演的，反映了在抗日史书上占有重要篇幅的《血战台儿庄》。影片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多达二十几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处处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严肃拍摄方式，以及油画般唯美的画面：更是因为这部电影通过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在中华民族受到侵略，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是如何不屈地面对这一切的。其内蕴深刻的银幕造型，开放式的故事结构，使这部具有恢弘史诗般气势的大片，不仅获得了“金鸡奖”的数项奖，还获得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但在过了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发现，拍摄者虽然没有了文革时期的那种为政治而写作的束缚，但其产生的政治效应，在今天依然能隐约的察觉到。如果认真梳理电影《血战台儿庄》拍摄以及公映的幕前幕后，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拍摄的初期缘由，还是拍摄过程中的文化氛围，直至到公映后台海两岸的巨大反响，都给这部电影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效应，成为新时期电影产生巨大政治效应的标志性电影。
据电影《血战台儿庄》当年拍摄的具体组织者、著名电影编导、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介绍，早在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这次欢迎李宗仁归国的宴会上，有一桌嘉宾是周总理请来的新中国电影界人士。宴会时，周总理特地给电影界的同志敬酒，并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说：“成荫同志，你拍过《西安事变》，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正是周恩来的这句话，给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直接的触动，而周恩来的这番嘱托，显然也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
而在电影的拍摄中，导演杨光远后来回忆说：“我们的观点竟然不约而同：这个本子很有开掘能力，以前从来没有讲过国民党正面抗战，敢于写这样的本子在刊物上发表，勇气实在可嘉。……我跟他们说：“不就是怕通不过嘛，通不过就通不过，也不能把我怎么地。但如果谁也不动这个题材的话，永远都说不清楚抗战的历史了，……，我们需要一种史诗性的纪实风格，一切都要往真实的历史上靠。”正是在这样的导演认识中，反映了上世纪80年中国文化思想的活跃以及老一辈电影家的勇气。而产生这种勇气的文化氛围，又与新时期执政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分不开的。
当电影拍摄完成并在香港公映后，迅速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官方的注意。当时香港还没回归，他们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跟有关部门反映，《血战台儿庄》的录像带就通过这个渠道传到台湾。包括宋美龄、蒋经国在内的很多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这部片子。蒋经国表态说，第一，大陆承认我们抗战了：第二，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第三，大陆正用一种开放的姿态向台湾招手。之所以有这样的评论，是因为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的这个正面形象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并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这时候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正是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经国的表态，使得两岸探亲政策迅速开放，并开始了大陆与台湾的民间交流。统战部长严明复曾因此对该片导演杨光远说：“感谢您，杨导演。您的一部片子是我们统战工作多年都替代不了的。”对其产生的巨大政治效应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为一部战争片，《血战台儿庄》第一次正面表现了国民党抗日战线浴血疆场，可歌可泣的崇高历史事迹：而作为一部历史电影，《血战台儿庄》成功恢复了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一大批无名战士人情化和人性化的本来面貌。可以说，没有新时期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化，就没有人性人情的渲染，更不要说以国民党将士为主要人物的电影创作了。
《血战台儿庄》也引发了对国民党的重评浪潮，特别是对国民党抗战时期卓越贡献的肯定，成为以后政治历史文化中的一个热点。2005年，在我国大张旗鼓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中，有一个特点格外引人注目：官方媒体对国民党抗战的报道明显增加。一方面，在一系列颂扬中华民族抗日伟绩的电视片中，一部歌颂国民党名将的《上将之死——张自忠将军》专题片，被央视选在8月的纪念高峰时期推出。另在官方网站上，中国远征军被歌颂为“不可忘却的中国抗日远征军”，“中国远征军是一个悲壮而伟大的历史名字”。读者还能看到有关国民党军淞沪会战与武汉保卫战上奋勇杀敌的报道。更令人为之动容的是，中国大陆即将出现第一座专门为国民党盖的博物馆，首次对国民党抗战时期的表现公开给予正面评价，而博物馆的位置，座落在四川大邑县。对此，馆方特别邀请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为馆名题字。而到了2008年，随着国民党在台湾的重新执政，两岸又迎来了春天，这股由电影《血战台儿庄》引发的文化政治浪潮，会继续越演越烈的。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20多年前，《血战台儿庄》为打破因历史和政治缘故所导致两岸同胞‘老死不相往来’的坚冰，起了意料不到的促进作用，也为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爱国’。因为两岸只有一个家，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正是《血战台儿庄》所体现的电影文化巨大政治效应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