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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小说对当时的社会做出了详尽的描写。我们对小说中作者的是非立场的了解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整体道德倾向。作者认可强者为王的生存规则、处处以梁山好汉的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出发点、宣扬仗义疏财的江湖义气。
关键词 水浒传 是非 立场 利益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是一部以描写北宋时期的一场农民起义为主线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其中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做了详细的描写，从皇廷大事到市井民情，从地主豪绅到猎户渔民，小说中的数百人物和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恢弘的场景。我们通过对书中作者对各种事件的态度可以了解到作者的世界观。本文主要分析作者是如何判定小说中的是非曲直，从而考察其是非立场。
一、认可强者为王的思想，而忽略其行为的正当性
除恶扬善，扶弱济贫是许多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然而在《水浒传》中我们却能够看到不同的一面。在乱世之中，人们的生存更适合于丛林法则，强者为王，适者生存。作者同样表现出了对强者的推崇。在李逵坐衙审案的环节就说明了这种强者逻辑：李逵赶走了寿张县知县，自己做一个县官进行审案。当两个人打架时，他审案子不问缘由，直接判决把打人的好汉给放了，把被打的在衙门前枷号示众，理由是被挨打的人不长进。这是明显的毫不讲理的强盗逻辑，他们更希望人们成为强者，而不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水浒传》中有许多关于地方一霸的描写，但是对于不同的派别，作者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比如说，对于快活林的争夺中，施恩和蒋门神两个人对人民的盘剥同样毫无道理可讲，但是由于施恩结交了梁山好汉，所以作者就认为施恩的做法是正义的。同样，浔阳江三霸，因为后来都投奔了梁山，所以他们以前所做的欺男霸女、欺行霸市等是就成为了英雄行为，作者甚至对他们的霸气表现出称赞，对他们的行为的正当性却没有做出思考。想一想他们拦路劫货、图财害命等行径，欺行霸市、欺压百姓的行为，以我们当今的道德观来看，都不能苟同。如果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施恩和蒋门神之间的争斗仅仅属于产权的分歧，他们对妓女、商贩的盘剥都毫无二致，张横、穆弘等人称霸欺压的对象几乎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并不是劫富济贫。
二、首领多为地主出身，使得他们反对的只是赃官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施耐庵所处的年代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场景并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水浒传》的一大原则。当时的农民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的贫困的根源在于地主的剥削。比如在李逵的母亲就认为李逵的大哥李迪长期受到他所打工的财主的关照，对其感恩戴德，却没有思考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连母亲都养活不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这本小说中所塑造的地主大都是善良、慈祥、乐善好施、随和谦逊的形象。他们待人有礼、愿意支持子弟上梁山造反，也正是这个原因，梁山的主要头领都是地主出身。在梁山兄弟的排序中仍然可以看得出他们对出身的认同。在三十六天罡中，论战功扑天雕李应远不及鲁智深、武松、李逵但能排到他们之前，这与他出身豪族有关；燕青、石秀功劳不小，却排在倒数第一、第三，这都与他们的出身卑微有关。另外，从对各个阶级中的人物长相的描写也能看得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在这种背景之下，梁山好汉就只能反对见钱眼开、欺压百姓的赃官，而不会反对所有的地主阶级了。
三、强调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缺乏应有的道德原则
高尚的道德具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利他性，然而，《水浒传》中的主人公的表现却并不总是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上去处理事件的。他们更强调的是为何自身的利益。作者对梁山好汉的所有行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在梁山建立之初，有三路与之对立的势力：祝氏三杰、曾氏五虎和后来投奔梁山的卢俊义。祝氏三杰、曾氏五虎和梁山之间并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但是由于他们提出了要和梁山作对的口号，并进行招兵买马，因此就成为了梁山的对立面，宋江就决定要扫平二座山寨。而卢俊义虽然在上山之前也说过类似的大话，但是因为后来投奔了梁山而不构成任何罪名。同样是索贿的行为，文中对沧州牢城的差吏的描写令人鄙夷，而对江州两院节级戴宗对宋江的勒索的“常例钱”则赋予一种人之常情的喜剧色彩。忠义是《水浒传》所宣扬的主题精神，但是小说对忠义的解释则是站在了梁山的角度。比如收受贿赂、为梁山好汉办事的官员则认为是梁山的大恩人，比如说服皇帝招安梁山好汉的宿太尉。
四、宣扬豪爽的江湖义气，赞赏仗义疏财的行为
仗义疏财是梁山好汉的一大特点，在小说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描述。比如晁盖就是一个仗义疏财，愿意结交天下好汉的英雄。只有到他门下的人，不分好坏，都会留以食宿，并赠以银两。投奔梁山之前，许多英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到他的门下，比如林冲、宋江、武松等人。小说对宋江的仗义疏财描绘得淋漓尽致，因为其经常救人于为难，被称为“及时雨”。许多人在身处险恶之时只要说出宋江的名字就能化险为夷。这种仗义疏财的美德在小农时代具有积极意义，当农民处于饥饿线上的时候都盼望能够得到施舍，所以这种行为可以引起农民的赞赏。
參考文献：
[1]吴建华.《水浒传》中“义”之功过论衡[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8（03）.
[2]王其保.水浒传中对女性形象与女性价值的曲解[J].商业文化（学术版）， 2009（04）.
关键词 水浒传 是非 立场 利益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是一部以描写北宋时期的一场农民起义为主线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其中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做了详细的描写，从皇廷大事到市井民情，从地主豪绅到猎户渔民，小说中的数百人物和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恢弘的场景。我们通过对书中作者对各种事件的态度可以了解到作者的世界观。本文主要分析作者是如何判定小说中的是非曲直，从而考察其是非立场。
一、认可强者为王的思想，而忽略其行为的正当性
除恶扬善，扶弱济贫是许多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然而在《水浒传》中我们却能够看到不同的一面。在乱世之中，人们的生存更适合于丛林法则，强者为王，适者生存。作者同样表现出了对强者的推崇。在李逵坐衙审案的环节就说明了这种强者逻辑：李逵赶走了寿张县知县，自己做一个县官进行审案。当两个人打架时，他审案子不问缘由，直接判决把打人的好汉给放了，把被打的在衙门前枷号示众，理由是被挨打的人不长进。这是明显的毫不讲理的强盗逻辑，他们更希望人们成为强者，而不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水浒传》中有许多关于地方一霸的描写，但是对于不同的派别，作者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比如说，对于快活林的争夺中，施恩和蒋门神两个人对人民的盘剥同样毫无道理可讲，但是由于施恩结交了梁山好汉，所以作者就认为施恩的做法是正义的。同样，浔阳江三霸，因为后来都投奔了梁山，所以他们以前所做的欺男霸女、欺行霸市等是就成为了英雄行为，作者甚至对他们的霸气表现出称赞，对他们的行为的正当性却没有做出思考。想一想他们拦路劫货、图财害命等行径，欺行霸市、欺压百姓的行为，以我们当今的道德观来看，都不能苟同。如果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施恩和蒋门神之间的争斗仅仅属于产权的分歧，他们对妓女、商贩的盘剥都毫无二致，张横、穆弘等人称霸欺压的对象几乎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并不是劫富济贫。
二、首领多为地主出身，使得他们反对的只是赃官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施耐庵所处的年代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场景并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水浒传》的一大原则。当时的农民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的贫困的根源在于地主的剥削。比如在李逵的母亲就认为李逵的大哥李迪长期受到他所打工的财主的关照，对其感恩戴德，却没有思考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连母亲都养活不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这本小说中所塑造的地主大都是善良、慈祥、乐善好施、随和谦逊的形象。他们待人有礼、愿意支持子弟上梁山造反，也正是这个原因，梁山的主要头领都是地主出身。在梁山兄弟的排序中仍然可以看得出他们对出身的认同。在三十六天罡中，论战功扑天雕李应远不及鲁智深、武松、李逵但能排到他们之前，这与他出身豪族有关；燕青、石秀功劳不小，却排在倒数第一、第三，这都与他们的出身卑微有关。另外，从对各个阶级中的人物长相的描写也能看得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在这种背景之下，梁山好汉就只能反对见钱眼开、欺压百姓的赃官，而不会反对所有的地主阶级了。
三、强调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缺乏应有的道德原则
高尚的道德具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利他性，然而，《水浒传》中的主人公的表现却并不总是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上去处理事件的。他们更强调的是为何自身的利益。作者对梁山好汉的所有行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在梁山建立之初，有三路与之对立的势力：祝氏三杰、曾氏五虎和后来投奔梁山的卢俊义。祝氏三杰、曾氏五虎和梁山之间并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但是由于他们提出了要和梁山作对的口号，并进行招兵买马，因此就成为了梁山的对立面，宋江就决定要扫平二座山寨。而卢俊义虽然在上山之前也说过类似的大话，但是因为后来投奔了梁山而不构成任何罪名。同样是索贿的行为，文中对沧州牢城的差吏的描写令人鄙夷，而对江州两院节级戴宗对宋江的勒索的“常例钱”则赋予一种人之常情的喜剧色彩。忠义是《水浒传》所宣扬的主题精神，但是小说对忠义的解释则是站在了梁山的角度。比如收受贿赂、为梁山好汉办事的官员则认为是梁山的大恩人，比如说服皇帝招安梁山好汉的宿太尉。
四、宣扬豪爽的江湖义气，赞赏仗义疏财的行为
仗义疏财是梁山好汉的一大特点，在小说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描述。比如晁盖就是一个仗义疏财，愿意结交天下好汉的英雄。只有到他门下的人，不分好坏，都会留以食宿，并赠以银两。投奔梁山之前，许多英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到他的门下，比如林冲、宋江、武松等人。小说对宋江的仗义疏财描绘得淋漓尽致，因为其经常救人于为难，被称为“及时雨”。许多人在身处险恶之时只要说出宋江的名字就能化险为夷。这种仗义疏财的美德在小农时代具有积极意义，当农民处于饥饿线上的时候都盼望能够得到施舍，所以这种行为可以引起农民的赞赏。
參考文献：
[1]吴建华.《水浒传》中“义”之功过论衡[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8（03）.
[2]王其保.水浒传中对女性形象与女性价值的曲解[J].商业文化（学术版）， 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