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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国民党旧警察局的意外发现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冲进国民党的旧警察局时，局长毛森早在3天前就已潜逃去了台湾，警察局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散乱的纸片和烧毁文件遗留的灰迹。解放军冲上旧警察局的楼顶，却意外地发现楼顶上有几十个鸽子笼，里面养了上百只信鸽，主要有日本鸽、德国鸽和美国鸽。日本鸽体形小巧，飞行时反应敏捷；德国鸽体形适中，比日本鸽更加强健耐飞；体形较大的美国鸽一看就是军鸽出身。
战士们义愤填膺地向上级李士英请示：一定要全部杀死这些国民党的罪恶帮凶。李士英是上海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老侦察兵出身，有着丰富的侦破经验。他略一沉思，说：“这些信鸽既然能为国民党旧警察所用，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它们为新中国效劳呢？”
但训练信鸽需要专业人士，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在上海解放之际，毛森曾散布谣言：解放军一定会找所有的国民党旧警察算账。有门路的旧警察都想办法潜逃去台湾了，没有门路逃跑的只好待在家里静观其变。李士英在大街上张贴告示：解放军善待国民党的旧警察，欢迎他们继续留在警察局帮助维持上海的秩序。李士英还派人上门邀请那些饲养信鸽的旧警察，用他们的技术为人民服务。
袁建东就这样成了新中国上海市公安局的第一个养鸽警察。
对信鸽进行特殊的训练
袁建东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鸽子迷，袁建东从父亲手里学会了饲养和训练信鸽的技巧。在袁建东的精心培育下，上海市公安局的信鸽从上百只发展到了上千只。袁建东还把自己训练和饲养信鸽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的公安干警，他带了多名徒弟，信鸽饲养员也从1名发展到8名。经过训练的信鸽被派送到各个偏远公安分局和派出所。
信鸽按工作性质分为三种：最为普通的是单程通信信鸽。每天早上，上海市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把关在笼子内的信鸽带到公安局信鸽总站，安置在一个统一的鸽棚里，然后将市公安局信鸽总站的信鸽带回各分局和派出所，平时每2-3小时对放一次，以此来了解各分局的情报。如果遇上特殊情况就随时放飞报告情况。
第二种是往返通信信鸽。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远郊南汇县和崇明县都与市区相距上百公里，特别是崇明岛，与上海市区江水相隔，交通极不方便，但鸽子往返一个来回也不到一个小时。为了提高鸽子的工作效益，公安干警进行了一种特殊的训练：先是把这些鸽子放在总站留宿和喂食，但喂食时只是象征性地喂一点食物，不给水喝，然后把喂食过的鸽子带到各个分局喝水。鸽子解决了口渴，又急于返回到总站进食。经过这样反复地训练，鸽子就养成了习惯，在总站与分局间迅速往返。
第三种是夜间通信信鸽，夜里是敌特分子活动的频繁时刻，而夜间通信信鸽就是公安干警的眼睛。为了训练鸽子的夜间飞翔能力，首先是把它们长时间关在一个漆黑的鸽棚里，让它们慢慢适应夜色。接下来，在屋顶上点一只电灯，让信鸽围绕灯光不停地飞，然后慢慢地拉长距离。因为鸽子有地磁感应，通过这样的训练，它们很快就能在漆黑的夜里自由地飞翔了。当时的巡逻警察上夜班都要带上这种鸽子，一旦遇上情况就马上放飞，让它们返巢报警。
1951年12月底的一天深夜，上海南汇发生了一起命案，公安干警随同法医赶到现场勘查时，侦察技术人员因为匆忙而忘带了取指纹的工具。如果再派人回去取或打电话送来，都要耽误很长时间。怎么办呢？随同的一名警察马上放飞一只信鸽，这只信鸽只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把工具带来，为侦破案情立下了汗马功劳。
“鸽子警察”的新用途
经过精心培育，鸽子从开始的100多只发展壮大到了2000多只。上海解放后的50年代初，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一有机会就搞破坏，特务们一旦在上海制造较大的破坏活动，台湾国民党就散布谣言要反攻大陆，搞得上海人民人心惶惶。当时新中国上海市公安局的通信工具极为落后，除了主要市区公安分局有摇把子电话机外，大部分偏远分局和派出所都没有电话，在当时治安异常复杂的情况下，这些信鸽，成了新中国上海市公安局最理想的通信工具。
为了对付“鸽子警察”，敌特分子也针锋相对地饲养老鹰来猎食信鸽，每天都有信鸽死于老鹰嘴下，让公安干警颇感无奈和头疼。
随着通信工具的迅速发展，公安分局和偏远派出所也都有了电话，信鸽的数量也就逐渐减少。慢慢地，电话逐渐取代了信鸽。由于工业迅速发展造成的电力不足，50年代初期的上海，停电成了家常便饭，每当停电的时候，这些“鸽子警察”又会大显身手。
抗美援朝胜利后，人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上海公安局都特地组织信鸽进行一次集体性的放飞。这些曾经在上海天空担任过巡逻任务的“鸽子警察”，此时已经被上海市民看作是和平的象征。
然而，随着“文革”的开始，这些“鸽子警察”也遭遇了不公的命运。袁建东因为以前是国民党旧警察局里的信鸽饲养员，常常被红卫兵揪去批斗，而那些曾经为人民警察传递过重要情报的信鸽们，也遭遇了捕杀的厄运。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冲进国民党的旧警察局时，局长毛森早在3天前就已潜逃去了台湾，警察局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散乱的纸片和烧毁文件遗留的灰迹。解放军冲上旧警察局的楼顶，却意外地发现楼顶上有几十个鸽子笼，里面养了上百只信鸽，主要有日本鸽、德国鸽和美国鸽。日本鸽体形小巧，飞行时反应敏捷；德国鸽体形适中，比日本鸽更加强健耐飞；体形较大的美国鸽一看就是军鸽出身。
战士们义愤填膺地向上级李士英请示：一定要全部杀死这些国民党的罪恶帮凶。李士英是上海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老侦察兵出身，有着丰富的侦破经验。他略一沉思，说：“这些信鸽既然能为国民党旧警察所用，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它们为新中国效劳呢？”
但训练信鸽需要专业人士，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在上海解放之际，毛森曾散布谣言：解放军一定会找所有的国民党旧警察算账。有门路的旧警察都想办法潜逃去台湾了，没有门路逃跑的只好待在家里静观其变。李士英在大街上张贴告示：解放军善待国民党的旧警察，欢迎他们继续留在警察局帮助维持上海的秩序。李士英还派人上门邀请那些饲养信鸽的旧警察，用他们的技术为人民服务。
袁建东就这样成了新中国上海市公安局的第一个养鸽警察。
对信鸽进行特殊的训练
袁建东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鸽子迷，袁建东从父亲手里学会了饲养和训练信鸽的技巧。在袁建东的精心培育下，上海市公安局的信鸽从上百只发展到了上千只。袁建东还把自己训练和饲养信鸽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的公安干警，他带了多名徒弟，信鸽饲养员也从1名发展到8名。经过训练的信鸽被派送到各个偏远公安分局和派出所。
信鸽按工作性质分为三种：最为普通的是单程通信信鸽。每天早上，上海市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把关在笼子内的信鸽带到公安局信鸽总站，安置在一个统一的鸽棚里，然后将市公安局信鸽总站的信鸽带回各分局和派出所，平时每2-3小时对放一次，以此来了解各分局的情报。如果遇上特殊情况就随时放飞报告情况。
第二种是往返通信信鸽。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远郊南汇县和崇明县都与市区相距上百公里，特别是崇明岛，与上海市区江水相隔，交通极不方便，但鸽子往返一个来回也不到一个小时。为了提高鸽子的工作效益，公安干警进行了一种特殊的训练：先是把这些鸽子放在总站留宿和喂食，但喂食时只是象征性地喂一点食物，不给水喝，然后把喂食过的鸽子带到各个分局喝水。鸽子解决了口渴，又急于返回到总站进食。经过这样反复地训练，鸽子就养成了习惯，在总站与分局间迅速往返。
第三种是夜间通信信鸽，夜里是敌特分子活动的频繁时刻，而夜间通信信鸽就是公安干警的眼睛。为了训练鸽子的夜间飞翔能力，首先是把它们长时间关在一个漆黑的鸽棚里，让它们慢慢适应夜色。接下来，在屋顶上点一只电灯，让信鸽围绕灯光不停地飞，然后慢慢地拉长距离。因为鸽子有地磁感应，通过这样的训练，它们很快就能在漆黑的夜里自由地飞翔了。当时的巡逻警察上夜班都要带上这种鸽子，一旦遇上情况就马上放飞，让它们返巢报警。
1951年12月底的一天深夜，上海南汇发生了一起命案，公安干警随同法医赶到现场勘查时，侦察技术人员因为匆忙而忘带了取指纹的工具。如果再派人回去取或打电话送来，都要耽误很长时间。怎么办呢？随同的一名警察马上放飞一只信鸽，这只信鸽只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把工具带来，为侦破案情立下了汗马功劳。
“鸽子警察”的新用途
经过精心培育，鸽子从开始的100多只发展壮大到了2000多只。上海解放后的50年代初，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一有机会就搞破坏，特务们一旦在上海制造较大的破坏活动，台湾国民党就散布谣言要反攻大陆，搞得上海人民人心惶惶。当时新中国上海市公安局的通信工具极为落后，除了主要市区公安分局有摇把子电话机外，大部分偏远分局和派出所都没有电话，在当时治安异常复杂的情况下，这些信鸽，成了新中国上海市公安局最理想的通信工具。
为了对付“鸽子警察”，敌特分子也针锋相对地饲养老鹰来猎食信鸽，每天都有信鸽死于老鹰嘴下，让公安干警颇感无奈和头疼。
随着通信工具的迅速发展，公安分局和偏远派出所也都有了电话，信鸽的数量也就逐渐减少。慢慢地，电话逐渐取代了信鸽。由于工业迅速发展造成的电力不足，50年代初期的上海，停电成了家常便饭，每当停电的时候，这些“鸽子警察”又会大显身手。
抗美援朝胜利后，人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上海公安局都特地组织信鸽进行一次集体性的放飞。这些曾经在上海天空担任过巡逻任务的“鸽子警察”，此时已经被上海市民看作是和平的象征。
然而，随着“文革”的开始，这些“鸽子警察”也遭遇了不公的命运。袁建东因为以前是国民党旧警察局里的信鸽饲养员，常常被红卫兵揪去批斗，而那些曾经为人民警察传递过重要情报的信鸽们，也遭遇了捕杀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