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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是一座丰碑，碑上镌刻的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20世纪有三位伟人：领导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的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父”的邓小平曾三次被错误地打倒，又三次顽强地站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耀眼，成为“打不倒的东方矮个子”。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曾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
“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与外国友人谈及个人的经历时，他曾如此说。
1931年8月，27岁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初到瑞金，他就止住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宣布立即停止杀人，已被关押的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使300多名被无辜关押的人免成刀下之鬼，瑞金全县大快人心。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拨乱反正”。
1932年7月，邓小平被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支持毛泽东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土地政策，反对“左”倾路线。1933年3月底，在开展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撤销了邓小平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此际，邓小平还遭遇了人生的一个大变故，就是与妻子金维映离了婚。
不久，邓小平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主编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并没有使他屈服和消沉，他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而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邓小平经毛提议，当上了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邓小平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转机，也成为了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转机。从那以后，他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对邓小平的首次磨难，毛泽东后来给予称赞。他在1943年1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对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是倍加信任。对他从前线发来的报告、建议，毛泽东都很重视，多次给予肯定和赞扬，并加上批注，转发各地参考。比如1948年2月17日，毛泽东这样批转邓小平的报告：“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阶段，鉴于中原地域大、工作重，情况复杂，邓小平等联名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请一位政治局委员来担任第一书记，主掌全局。毛泽东回电，仍以邓小平为中原第一书记。战略决战阶段的三大战役连同渡江战役，有两个是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曾亲口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之后任一二九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同随八路军总部战斗在晋冀鲁豫边区。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描述的就是那时的情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组建野战军，1947年又奉命挺进中原，在1948年的全军整编中又称第二野战军，并与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一同进行了淮海战役。战役期间及此后渡长江时，邓小平任统辖两个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以能完成重大战略任务而闻名天下。
建国初，邓小平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调京任副总理和党中央秘书长等职务。1956年“八大”会议上，邓小平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会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八大”到“文革”的10年中，邓小平负责处理党内日常工作。他说过：“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10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跟不上形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对“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很快就被“革命”的狂流击倒。邓小平作了违心的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很快，邓小平成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起初是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同第一“落”相比，第二“落”更是一落千丈。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邓小平把劳动当作可以锻炼身体的途径。车间主任曾问他能不能干钳工活，65岁的邓小平高兴地说：“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我还可能多活10年。”当年，住在新建县的只有邓小平夫妇及邓小平的继母3个老人，邓小平在家里也是壮劳力，那双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在家里尽干劈柴、砸煤、洗工装等重体力活……他的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儿女都分散在各地乡下插队，骨肉分离。
工厂后院外面那条现已广为人知的“小平小道”，是当年40多个工人花了一天时间修整出来的。这条田埂小路让邓小平步行上下班的时间由原来的40多分钟减少到20多分钟。在当年的一步又一步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更加明确。如今，这条小道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发源地。
在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个“低潮”时期，邓小平在江西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锻炼身体。为了抗拒江西的冬天，他每天进行“冷水浴”。在“低潮”中，他积蓄力量，等待着新的历史机遇的到来。在江西的这几年间，他始终和普通群众在一起，切身地感受到“左”的错误在社会上造成的恶果，为日后的整顿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才破天荒有资格听中央文件的传达。1972年1月，陈毅病逝，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时提及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于是，周恩来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意见。在此前后，邓小平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再为党和国家多做几年工作。毛泽东批示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并决心起用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197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一个月后， 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于是，西方一家媒体就此称他为“中国打不倒的小个子”。
当年8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次年4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9月，病危的周恩来接受手术前，握着邓小平的手说：“这一年你比我干得好！”
邓小平复出后，极力主张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大胆反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无政府主义和派性活动，并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军事等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但是，“四人帮”容不得邓小平这一套做法。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不过不能容忍谁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明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之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最终听信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诬告。于是，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场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开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5日，已经处于受批判地位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10多天后，毛主席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很快，“批邓”公开化。
这年4月，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毛泽东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于是，邓小平夫妇被禁锢在北京东交民巷17号。不久，卓琳因病住院了，剩下了邓小平一个人。孤独度日，惟有扑克牌相伴。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
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12月14日，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叶剑英要平反“天安门事件”，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会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王震也作了发言来响应。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当月底，邓小平公开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
又一次复出后的邓小平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时，国外报刊称：“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在历年的政治漩涡中，邓小平3次被打倒，又3次神奇地站立起来，屡屡转危为安，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书写了政治人物中的一个传奇。
有人曾说，邓小平之所以被“落”，在于他坚持原则、得理不让人的“耿直”态度，使他最终“得罪了人”，自他在“文革”末期的那第三“落”似乎可以找到佐证。也有专家说“小平骨头很硬，不会见风使舵，从瑞金‘第一落’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样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的这些性格后来救了他自己。
也有人说，真正导致邓小平“三落”的，正是因为缺乏党内民主。因此，他后来复出后不久便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他自己最后也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尽管这位“老党员”、“老公民”退下来了，但是他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卡特总统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当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邓小平曾如此谈到他如何面对人生的打击，“我之所以能经受如此多的打击，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不失望。因为我知道，政治犹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时而上，时而下……”这是他76岁那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所说。
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会见邓小平时问：“在你个人的经历中，你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 正是这种乐观主义和洞察世事的睿智、豁达，使他可以经受住任何风雨，矢志不移。他是从不失望的，因为他心里有太多太多的牵挂，他挂念他的国家的命运，挂念他的民族的命运。
1965年，吴晗听到有人正准备批判他为北京京剧团写的《海瑞罢官》时，思想压力很大。在一次打牌中，吴晗有好几次出错了牌，后来竟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桌子上，说：“小平同志，今天实在对不起了，我没有一点打牌的心思，我……”邓小平宽慰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么？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问题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总可以放心了吧？”吴晗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又继续玩起来。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邓小平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具备了丰富经验，具有判断问题的非凡能力、卓越的政治智慧，有着坚定的信念。事实上，邓小平的“三落三起”都与毛泽东有关。毛泽东曾同赫鲁晓夫谈到过邓小平：“那个小个子很有智慧，将来会是个了不起的人啊！……邓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三落三起”，凑巧的是他的故里四川广安的牌坊村也曾经“三易村名”：1958年大跃进期间，牌坊村改为“伟大大队”，但“伟大”的结果是闹饥荒，牌坊村也未能幸免，饿死了50多人。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实行农业改革的紧急措施——“三自一包”，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活得到改善，次年恢复了牌坊村。1966年“文革”开始，邓小平被当做“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红卫兵造反，砸了“牌坊村”牌坊，又改名“反修大队”，叫了十几年。1978年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村民要求，才恢复“牌坊村”至今。所幸的是，由于邓小平故居解放后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连同所有家具都交给当地政府分给乡民，躲过了浩劫，故居基本保持原样，一些珍贵文物得以完好保留下来。
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等待”。忍耐和等待，并不一定是消极无为地面对困难，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他第三次复出后推动一系列改革，与他在逆境中冷静地总结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
当然，妻子的温情与孩子的支撑，也使邓小平自始至终能够坦然面对厄运。邓林说：“从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几乎没有红过脸。他们两个互相特别信任，我爸爸做的事情，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绝对没有二心。从来没有说要跟他离婚，或者要跟他划清界限，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
邓小平在历次政治磨难中都保住了党籍，为日后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毛毛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态度，的确十分复杂。毛泽东一直就赏识并对邓小平寄予了很高期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了邓小平。1968年，邓小平曾写过一篇长达26500字的《我的自述》，最后这样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的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从不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
邓小平多次将自己“对半开”、“四六开”。他说：“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就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还说：“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名誉多了是个负担。”他还说：“我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是实事求是派。”
他甚至对外国记者说：“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在同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交谈时坦诚地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
邓小平每一次“落”都是因为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和独到的思想，而且在行动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思想，从不随大流，而被人误解或被别有用心的人迫害。每一次他表面是被打“倒”，始终三落没有真正三“倒”，之后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拿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邓小平之所以“三落”而没有真正地“三倒”，是因为他的“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思想和工作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没有理由让他倒，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在复出之时讲了这么一段充满感情、意味深长的话。这句话彰显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他说过，只有那么一点愿望：“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光芒都包含在他质朴而实在的语言和行动中了。
人的一生，谁都会遇到挫折，适度的挫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驱走惰性，促使人奋进。正如江泽民所说：“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
邓小平是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是一座丰碑，碑上镌刻的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是一座丰碑，碑上镌刻的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20世纪有三位伟人：领导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的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父”的邓小平曾三次被错误地打倒，又三次顽强地站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耀眼，成为“打不倒的东方矮个子”。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曾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
“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与外国友人谈及个人的经历时，他曾如此说。
1931年8月，27岁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初到瑞金，他就止住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宣布立即停止杀人，已被关押的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使300多名被无辜关押的人免成刀下之鬼，瑞金全县大快人心。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拨乱反正”。
1932年7月，邓小平被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支持毛泽东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土地政策，反对“左”倾路线。1933年3月底，在开展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撤销了邓小平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此际，邓小平还遭遇了人生的一个大变故，就是与妻子金维映离了婚。
不久，邓小平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主编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并没有使他屈服和消沉，他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而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邓小平经毛提议，当上了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邓小平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转机，也成为了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转机。从那以后，他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对邓小平的首次磨难，毛泽东后来给予称赞。他在1943年1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对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是倍加信任。对他从前线发来的报告、建议，毛泽东都很重视，多次给予肯定和赞扬，并加上批注，转发各地参考。比如1948年2月17日，毛泽东这样批转邓小平的报告：“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阶段，鉴于中原地域大、工作重，情况复杂，邓小平等联名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请一位政治局委员来担任第一书记，主掌全局。毛泽东回电，仍以邓小平为中原第一书记。战略决战阶段的三大战役连同渡江战役，有两个是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曾亲口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之后任一二九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同随八路军总部战斗在晋冀鲁豫边区。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描述的就是那时的情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组建野战军，1947年又奉命挺进中原，在1948年的全军整编中又称第二野战军，并与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一同进行了淮海战役。战役期间及此后渡长江时，邓小平任统辖两个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以能完成重大战略任务而闻名天下。
建国初，邓小平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调京任副总理和党中央秘书长等职务。1956年“八大”会议上，邓小平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会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八大”到“文革”的10年中，邓小平负责处理党内日常工作。他说过：“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10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跟不上形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对“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很快就被“革命”的狂流击倒。邓小平作了违心的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很快，邓小平成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起初是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同第一“落”相比，第二“落”更是一落千丈。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邓小平把劳动当作可以锻炼身体的途径。车间主任曾问他能不能干钳工活，65岁的邓小平高兴地说：“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我还可能多活10年。”当年，住在新建县的只有邓小平夫妇及邓小平的继母3个老人，邓小平在家里也是壮劳力，那双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在家里尽干劈柴、砸煤、洗工装等重体力活……他的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儿女都分散在各地乡下插队，骨肉分离。
工厂后院外面那条现已广为人知的“小平小道”，是当年40多个工人花了一天时间修整出来的。这条田埂小路让邓小平步行上下班的时间由原来的40多分钟减少到20多分钟。在当年的一步又一步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更加明确。如今，这条小道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发源地。
在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个“低潮”时期，邓小平在江西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锻炼身体。为了抗拒江西的冬天，他每天进行“冷水浴”。在“低潮”中，他积蓄力量，等待着新的历史机遇的到来。在江西的这几年间，他始终和普通群众在一起，切身地感受到“左”的错误在社会上造成的恶果，为日后的整顿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才破天荒有资格听中央文件的传达。1972年1月，陈毅病逝，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时提及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于是，周恩来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意见。在此前后，邓小平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再为党和国家多做几年工作。毛泽东批示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并决心起用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197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一个月后， 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于是，西方一家媒体就此称他为“中国打不倒的小个子”。
当年8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次年4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9月，病危的周恩来接受手术前，握着邓小平的手说：“这一年你比我干得好！”
邓小平复出后，极力主张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大胆反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无政府主义和派性活动，并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军事等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但是，“四人帮”容不得邓小平这一套做法。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不过不能容忍谁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明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之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最终听信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诬告。于是，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场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开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5日，已经处于受批判地位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10多天后，毛主席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很快，“批邓”公开化。
这年4月，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毛泽东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于是，邓小平夫妇被禁锢在北京东交民巷17号。不久，卓琳因病住院了，剩下了邓小平一个人。孤独度日，惟有扑克牌相伴。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
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12月14日，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叶剑英要平反“天安门事件”，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会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王震也作了发言来响应。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当月底，邓小平公开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
又一次复出后的邓小平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时，国外报刊称：“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在历年的政治漩涡中，邓小平3次被打倒，又3次神奇地站立起来，屡屡转危为安，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书写了政治人物中的一个传奇。
有人曾说，邓小平之所以被“落”，在于他坚持原则、得理不让人的“耿直”态度，使他最终“得罪了人”，自他在“文革”末期的那第三“落”似乎可以找到佐证。也有专家说“小平骨头很硬，不会见风使舵，从瑞金‘第一落’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样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的这些性格后来救了他自己。
也有人说，真正导致邓小平“三落”的，正是因为缺乏党内民主。因此，他后来复出后不久便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他自己最后也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尽管这位“老党员”、“老公民”退下来了，但是他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卡特总统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当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邓小平曾如此谈到他如何面对人生的打击，“我之所以能经受如此多的打击，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不失望。因为我知道，政治犹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时而上，时而下……”这是他76岁那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所说。
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会见邓小平时问：“在你个人的经历中，你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 正是这种乐观主义和洞察世事的睿智、豁达，使他可以经受住任何风雨，矢志不移。他是从不失望的，因为他心里有太多太多的牵挂，他挂念他的国家的命运，挂念他的民族的命运。
1965年，吴晗听到有人正准备批判他为北京京剧团写的《海瑞罢官》时，思想压力很大。在一次打牌中，吴晗有好几次出错了牌，后来竟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桌子上，说：“小平同志，今天实在对不起了，我没有一点打牌的心思，我……”邓小平宽慰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么？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问题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总可以放心了吧？”吴晗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又继续玩起来。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邓小平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具备了丰富经验，具有判断问题的非凡能力、卓越的政治智慧，有着坚定的信念。事实上，邓小平的“三落三起”都与毛泽东有关。毛泽东曾同赫鲁晓夫谈到过邓小平：“那个小个子很有智慧，将来会是个了不起的人啊！……邓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三落三起”，凑巧的是他的故里四川广安的牌坊村也曾经“三易村名”：1958年大跃进期间，牌坊村改为“伟大大队”，但“伟大”的结果是闹饥荒，牌坊村也未能幸免，饿死了50多人。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实行农业改革的紧急措施——“三自一包”，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活得到改善，次年恢复了牌坊村。1966年“文革”开始，邓小平被当做“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红卫兵造反，砸了“牌坊村”牌坊，又改名“反修大队”，叫了十几年。1978年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村民要求，才恢复“牌坊村”至今。所幸的是，由于邓小平故居解放后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连同所有家具都交给当地政府分给乡民，躲过了浩劫，故居基本保持原样，一些珍贵文物得以完好保留下来。
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等待”。忍耐和等待，并不一定是消极无为地面对困难，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他第三次复出后推动一系列改革，与他在逆境中冷静地总结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
当然，妻子的温情与孩子的支撑，也使邓小平自始至终能够坦然面对厄运。邓林说：“从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几乎没有红过脸。他们两个互相特别信任，我爸爸做的事情，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绝对没有二心。从来没有说要跟他离婚，或者要跟他划清界限，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
邓小平在历次政治磨难中都保住了党籍，为日后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毛毛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态度，的确十分复杂。毛泽东一直就赏识并对邓小平寄予了很高期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了邓小平。1968年，邓小平曾写过一篇长达26500字的《我的自述》，最后这样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的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从不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
邓小平多次将自己“对半开”、“四六开”。他说：“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就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还说：“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名誉多了是个负担。”他还说：“我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是实事求是派。”
他甚至对外国记者说：“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在同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交谈时坦诚地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
邓小平每一次“落”都是因为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和独到的思想，而且在行动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思想，从不随大流，而被人误解或被别有用心的人迫害。每一次他表面是被打“倒”，始终三落没有真正三“倒”，之后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成功。拿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邓小平之所以“三落”而没有真正地“三倒”，是因为他的“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思想和工作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没有理由让他倒，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在复出之时讲了这么一段充满感情、意味深长的话。这句话彰显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他说过，只有那么一点愿望：“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光芒都包含在他质朴而实在的语言和行动中了。
人的一生，谁都会遇到挫折，适度的挫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驱走惰性，促使人奋进。正如江泽民所说：“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
邓小平是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是一座丰碑，碑上镌刻的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