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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魏坤琳,生于1978年,湖南湘潭人,现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13年作为“科学判官”加盟江苏卫视《最强大脑》。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魏坤琳在北京大学校内的泊星地咖啡馆一落座,邻桌男生马上就认出了他。采访结束,又有几名学生排队和他合影。尽管魏坤琳反复说:“我不是公众人物,我是个老师。”但他还是同意了合影,并露出了被网友称为“呆萌”的微笑。
“呆萌”这个说法让他一直很纠结:“为什么说我呆萌?上我课的学生也这么说,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今天给我解释解释。”他这种纠结,倒真的不是在意,而是因为没有人给“呆萌”下过一个科学的定义——任何事情,对他来说,“科学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这句话也是他在《最强大脑》中最爱说的一句话。自从在这个节目担任“科学判官”以来, 魏坤琳迅速火了起来,成了“科学男神”。“我得注意言行了,以前我还说说脏话,头发也不怎么拾掇,大大咧咧就出去了,但现在不行了。我本来挺自由的,但现在我出卖了一点自由。”而甜头就是,“现在你说的话,想传播的一些科学理念,开始有人听了。”
父亲是第一个试验对象
魏坤琳从小成绩优异。很多人都说魏坤琳聪明,他笑着回答:“还行吧。”但对网上流传的学霸、智商140的说法,则急着澄清:“什么学霸呀。我没测过智商,我上北京体育大学就是高考没考好,调剂过去的。”
魏坤琳喜爱运动,在北体大,他有了更多的锻炼机会,也让他在实验室之外发展了很多业余爱好,比如滑雪,单板双板都会,还有潜水、冲浪。在他的微博上,除了那张戴着墨镜躺在草地上的头像,几乎全是他徒步、潜水的背影。此前,方舟子曾炮轰魏坤琳并非专家,而是体育老师。对此,魏坤琳回应:“我只是喜欢体育。”
2000年,拿到生物力学学士学位后,魏坤琳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拿到了神经运动控制和电子工程两个硕士学位以及神经运动控制的博士学位,然后在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康复医院做博士后研究。提到在国外度过的10年,他认为最大收获就是读了个学位。还有个收获他没提,那就是认识了他的妻子。
2009年博士后研究结束后,魏坤琳想回国,决定先在国内大学做个讲座探探路,就给一些高校发电邮。结果发给北大心理系的邮件落到了当时的系主任周晓林手上,当时国外认知心理学领域包含了运动控制方向,但该方向在国内还是空白。周晓林告诉他:我们正在招人,要不咱们电话聊聊吧。聊了20分钟后,周晓林说:你过来吧。魏坤琳回国做了讲座,和心理系的师生见面后,决定留下来,“这里氛围还挺好的”。
就在他决定回国的同时,魏坤琳得知父亲中风了,但已过了最危险的阶段,此前家人一直向他隐瞒父亲的病情。“他们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怕耽误我学习,其实怎么会呢?”说到这里时,一直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他突然静默了,低头,用拳头抵着额头。
为了弥补未能侍孝床前的遗憾,魏坤琳将自己的专业运用到父亲的治疗中。当时,国外已经研发了为中风病人康复设计的体感游戏,魏坤琳又有电子工程的专业背景,就对这种游戏做了创新:在游戏机和电视屏幕之间加入电脑,以此改变病人的运动信号,让中风的一侧肢体得到更有效的锻炼。魏坤琳的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个试验对象。半年后,魏坤琳联系医院,做了一个临床初步试验。“我觉得这个事很酷,能让病人边玩游戏边康复”。
喜欢跟有意思的人打交道
当记者提到他做的体感游戏、为截肢患者研发智能假肢时,魏坤琳直率地说:“我更多是做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只占了我时间的百分之十。人类思维依赖于大脑,但是具体的神经和认知机制我们了解的很少,所以要做很多的实验。基础科学的理论,大家往往搞不懂,因为科研如今已经太细太专业,几句话很难给非专业人士讲明白。其实科学探索没有为什么,我们只是好奇。”
他直率理性,甚至有点轴。魏坤琳从来不去想怎么讲话更讨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错了道歉也不丢脸,因为“科学是我唯一的评判标准”。他会在微博公开写道:“我说错了一个地方,饶舜涵(在节目中挑战‘快速结账’的选手)心算还需要顶叶的参与,不光是前额叶。居然当时说漏了,刚才一看电视就发现了!不好意思!”
在美国读书时,导师让他做什么事,他总要问一句:“为什么?”后来导师干脆不叫他的姓氏Wei,而是直接称呼他“Why”。
“别人会感觉和你打交道压力很大吧?”记者问道。“很多人这么说,无所谓,中国就是缺少较真的人,都是和稀泥、飙泪、煽情。”魏坤琳自认这也是《最强大脑》找他做“科学判官”的原因,“他们需要一个比较轴的人,敢说真话的人,敢得罪人的人。”
魏坤琳说,他喜欢跟有意思的人打交道。“有自己想法、有自己爱好的人才有意思,他会教给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你很没意思,天天看些地摊文学,我为什么要和你打交道,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
在清华大学毕业的妻子那里,他学到了其他专业的知识;而3岁的女儿,每天都像在他面前演练教科书上关于脑科学的教程。“你可以观察她形成颜色、物体的概念的过程,这都是后天形成的。现在,她开始对音乐节奏感兴趣,喜欢唱小兔子乖乖,有时还让我扮大灰狼。”在谈到女儿的时候,这个很轴的“科学判官”流露出了感性一面。
刻苦是中国人的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最强大脑》中很多选手都被称为天才,你觉得他们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魏坤琳:和常人没有太多的不同。脑力跟体力竞赛一样,需要天赋,但还要刻苦地训练,记忆训练是很枯燥的。加拿大作家葛拉威尔提出1万小时定律,一个事情如果你用心训练1万小时的话,就会成为专家。但很少人能坚持1万小时,这种毅力是常人很难做到的。所谓的天才也都是这样,这也是我想传达的观点:天赋和努力要结合在一起。
环球人物杂志:那我们常人应该从他们身上学些什么?
魏坤琳:吴天胜(在节目中挑战 “凭指纹识人”的选手)还留过一级呢,胡小玲(在节目中挑战“盲填汉字表”的选手)还挺自卑。他们是怎么发现了自己的长处,怎么把长处放到最大的,这是普通人要学习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智力的长处是什么,其实这和你的工作也是相关的,最契合时你最得心应手。
环球人物杂志: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家长,就像“虎妈”“鹰爸”,对孩子的训练到了极致,也把孩子的长处发展到了一个极致。但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备受质疑。
魏坤琳:节目只是个放大效应,有些人看了几十分钟节目,妄下结论。你不会全力培养你的孩子吗?你的初高中教育不是填鸭式教育吗?好像我们逼着小孩练似的。德国选手把持世界脑力大赛冠军六七年了,他们的选手不练吗?刻苦本来就是中国人的特点。我不赞成的是家长把自己的梦想加在小孩身上。
环球人物杂志:选手们在节目中显露的才能,对我们的教育有什么启示?
魏坤琳:这些选手有的擅长逻辑,有的擅长记忆,有的擅长运算,他们的超强智力表现在各个维度上,很少见到全才。我觉得作为家长或老师,要了解一个人最强的地方在哪,把这个长处发挥到最大,而不是试图去补短板。
再者,考试、竞赛、舞台,都是一种标准化的测验。但一个人的创造力、意志力等个性的东西,发散性思维,是标准化测验不能衡量的,也是教育更应该注重的。你要注意到孩子的内在驱动力在哪;再去想如何驱动它,让孩子找到兴趣点、找到问题所在;然后才是怎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更重要,但这偏偏是中国教育不爱干的事。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魏坤琳在北京大学校内的泊星地咖啡馆一落座,邻桌男生马上就认出了他。采访结束,又有几名学生排队和他合影。尽管魏坤琳反复说:“我不是公众人物,我是个老师。”但他还是同意了合影,并露出了被网友称为“呆萌”的微笑。
“呆萌”这个说法让他一直很纠结:“为什么说我呆萌?上我课的学生也这么说,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今天给我解释解释。”他这种纠结,倒真的不是在意,而是因为没有人给“呆萌”下过一个科学的定义——任何事情,对他来说,“科学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这句话也是他在《最强大脑》中最爱说的一句话。自从在这个节目担任“科学判官”以来, 魏坤琳迅速火了起来,成了“科学男神”。“我得注意言行了,以前我还说说脏话,头发也不怎么拾掇,大大咧咧就出去了,但现在不行了。我本来挺自由的,但现在我出卖了一点自由。”而甜头就是,“现在你说的话,想传播的一些科学理念,开始有人听了。”
父亲是第一个试验对象
魏坤琳从小成绩优异。很多人都说魏坤琳聪明,他笑着回答:“还行吧。”但对网上流传的学霸、智商140的说法,则急着澄清:“什么学霸呀。我没测过智商,我上北京体育大学就是高考没考好,调剂过去的。”
魏坤琳喜爱运动,在北体大,他有了更多的锻炼机会,也让他在实验室之外发展了很多业余爱好,比如滑雪,单板双板都会,还有潜水、冲浪。在他的微博上,除了那张戴着墨镜躺在草地上的头像,几乎全是他徒步、潜水的背影。此前,方舟子曾炮轰魏坤琳并非专家,而是体育老师。对此,魏坤琳回应:“我只是喜欢体育。”
2000年,拿到生物力学学士学位后,魏坤琳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拿到了神经运动控制和电子工程两个硕士学位以及神经运动控制的博士学位,然后在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康复医院做博士后研究。提到在国外度过的10年,他认为最大收获就是读了个学位。还有个收获他没提,那就是认识了他的妻子。
2009年博士后研究结束后,魏坤琳想回国,决定先在国内大学做个讲座探探路,就给一些高校发电邮。结果发给北大心理系的邮件落到了当时的系主任周晓林手上,当时国外认知心理学领域包含了运动控制方向,但该方向在国内还是空白。周晓林告诉他:我们正在招人,要不咱们电话聊聊吧。聊了20分钟后,周晓林说:你过来吧。魏坤琳回国做了讲座,和心理系的师生见面后,决定留下来,“这里氛围还挺好的”。
就在他决定回国的同时,魏坤琳得知父亲中风了,但已过了最危险的阶段,此前家人一直向他隐瞒父亲的病情。“他们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怕耽误我学习,其实怎么会呢?”说到这里时,一直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他突然静默了,低头,用拳头抵着额头。
为了弥补未能侍孝床前的遗憾,魏坤琳将自己的专业运用到父亲的治疗中。当时,国外已经研发了为中风病人康复设计的体感游戏,魏坤琳又有电子工程的专业背景,就对这种游戏做了创新:在游戏机和电视屏幕之间加入电脑,以此改变病人的运动信号,让中风的一侧肢体得到更有效的锻炼。魏坤琳的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个试验对象。半年后,魏坤琳联系医院,做了一个临床初步试验。“我觉得这个事很酷,能让病人边玩游戏边康复”。
喜欢跟有意思的人打交道
当记者提到他做的体感游戏、为截肢患者研发智能假肢时,魏坤琳直率地说:“我更多是做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只占了我时间的百分之十。人类思维依赖于大脑,但是具体的神经和认知机制我们了解的很少,所以要做很多的实验。基础科学的理论,大家往往搞不懂,因为科研如今已经太细太专业,几句话很难给非专业人士讲明白。其实科学探索没有为什么,我们只是好奇。”
他直率理性,甚至有点轴。魏坤琳从来不去想怎么讲话更讨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错了道歉也不丢脸,因为“科学是我唯一的评判标准”。他会在微博公开写道:“我说错了一个地方,饶舜涵(在节目中挑战‘快速结账’的选手)心算还需要顶叶的参与,不光是前额叶。居然当时说漏了,刚才一看电视就发现了!不好意思!”
在美国读书时,导师让他做什么事,他总要问一句:“为什么?”后来导师干脆不叫他的姓氏Wei,而是直接称呼他“Why”。
“别人会感觉和你打交道压力很大吧?”记者问道。“很多人这么说,无所谓,中国就是缺少较真的人,都是和稀泥、飙泪、煽情。”魏坤琳自认这也是《最强大脑》找他做“科学判官”的原因,“他们需要一个比较轴的人,敢说真话的人,敢得罪人的人。”
魏坤琳说,他喜欢跟有意思的人打交道。“有自己想法、有自己爱好的人才有意思,他会教给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你很没意思,天天看些地摊文学,我为什么要和你打交道,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
在清华大学毕业的妻子那里,他学到了其他专业的知识;而3岁的女儿,每天都像在他面前演练教科书上关于脑科学的教程。“你可以观察她形成颜色、物体的概念的过程,这都是后天形成的。现在,她开始对音乐节奏感兴趣,喜欢唱小兔子乖乖,有时还让我扮大灰狼。”在谈到女儿的时候,这个很轴的“科学判官”流露出了感性一面。
刻苦是中国人的特点
环球人物杂志:《最强大脑》中很多选手都被称为天才,你觉得他们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魏坤琳:和常人没有太多的不同。脑力跟体力竞赛一样,需要天赋,但还要刻苦地训练,记忆训练是很枯燥的。加拿大作家葛拉威尔提出1万小时定律,一个事情如果你用心训练1万小时的话,就会成为专家。但很少人能坚持1万小时,这种毅力是常人很难做到的。所谓的天才也都是这样,这也是我想传达的观点:天赋和努力要结合在一起。
环球人物杂志:那我们常人应该从他们身上学些什么?
魏坤琳:吴天胜(在节目中挑战 “凭指纹识人”的选手)还留过一级呢,胡小玲(在节目中挑战“盲填汉字表”的选手)还挺自卑。他们是怎么发现了自己的长处,怎么把长处放到最大的,这是普通人要学习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智力的长处是什么,其实这和你的工作也是相关的,最契合时你最得心应手。
环球人物杂志: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家长,就像“虎妈”“鹰爸”,对孩子的训练到了极致,也把孩子的长处发展到了一个极致。但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备受质疑。
魏坤琳:节目只是个放大效应,有些人看了几十分钟节目,妄下结论。你不会全力培养你的孩子吗?你的初高中教育不是填鸭式教育吗?好像我们逼着小孩练似的。德国选手把持世界脑力大赛冠军六七年了,他们的选手不练吗?刻苦本来就是中国人的特点。我不赞成的是家长把自己的梦想加在小孩身上。
环球人物杂志:选手们在节目中显露的才能,对我们的教育有什么启示?
魏坤琳:这些选手有的擅长逻辑,有的擅长记忆,有的擅长运算,他们的超强智力表现在各个维度上,很少见到全才。我觉得作为家长或老师,要了解一个人最强的地方在哪,把这个长处发挥到最大,而不是试图去补短板。
再者,考试、竞赛、舞台,都是一种标准化的测验。但一个人的创造力、意志力等个性的东西,发散性思维,是标准化测验不能衡量的,也是教育更应该注重的。你要注意到孩子的内在驱动力在哪;再去想如何驱动它,让孩子找到兴趣点、找到问题所在;然后才是怎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更重要,但这偏偏是中国教育不爱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