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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花了10年时间试图帮助中国建立一支德式军队。这支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加上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的国防工业，使中国达成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最低标准”。
1937年6月12号晚，萨尔茨堡，在贝西特斯加湖畔可以遥望湖光山色的豪华别墅里，希特勒言笑晏晏，接见了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会见结束后还亲自将中国客人送出大门。
当汽车发动时，孔祥熙回首间意外地发现，希特勒出现在别墅二层阳台之上，正高举右臂向他们致以纳粹军礼。
然而，希特勒的礼遇并不能让忧心忡忡的孔祥熙感到丝毫轻松。随着德国远东政策的改变，1936年11月25日，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标志着德日政治上已正式结盟，中德的十年合作危机凸显。孔祥熙行前，中国政府还接到驻德大使程天放密电，称德日勾结甚已，弃中国取悦日本之心已显端倪，“请中央预筹良好对策”。
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特使，孔祥熙此行表面目的是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然而“应邀”访德，衔命说服德国政府继续与中国合作，才是孔祥熙此行任务的重中之重。
果然，一年以后，1938年5月21日，德国外交部正式告知中方，要求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并电令法肯豪森等全体顾问回国，否则，“以叛国论处”。中德十年合作的黄金期宣告结束。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法肯豪森泪别中国
1938年7月8日，德国军事总顾问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在广州挥泪登船返国，告别了工作四年零三个月的中国。他的离去标志着德国顾问团在中国活动的彻底结束。行前，法肯豪森等向中方官员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而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英国驻东京大使说：“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番表述从侧面反映了在中国抗战初期德国顾问发挥的作用。而其中，作用最为显著的就是这位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于1878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皇家贵族家庭，1900年曾随八国联军来华镇压义和团，这次经历使他对东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曾在柏林大学东方学院进行专门研究。1912年他被派遣到日本东京担任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从军中退休之后，纳粹党曾许以高官邀其入党，但遭到他的拒绝。
作为蒋介石的最后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在帮助蒋介石整训军队、推动中德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抗日战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帮助蒋介石拟订了抗日战略蓝图，并参与指挥了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
法肯豪森对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战略做过深入研究，深知日本全面侵华势在必行。因此，法肯豪森上任不久，就多次考察中国的江防、海防。
1935年8月20日，他向蒋介石呈送了《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分析道：“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期其实现。”
法肯豪森并明确指出，国际上对于日本侵略行径“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九国之公约实际早已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面拔刀相助”，认为“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丢掉幻想，“竭尽全力，为保全国土而奋斗”。
《建议》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提出了中国方面的作战方案，不仅为国民政府应付华北危机提出了对策，也为尔后的长期抗战拟订了总蓝图。建议书中提到的“持久抗战”、以四川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的两大设想，为后人称许。
法肯豪森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60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
根据法肯豪森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国政府于1935年春在武汉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由陈诚任处长，总理整军事宜。
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接受德国顾问训练并有部分德式装备的军队已达30万人之众。整理处共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此外还调整了东北军15个师、广东部队10个师、川康部队26个师及9个独立旅。通过这次整军，中国军队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个师，基本实现了装备德式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而在此期间，从1934年开始，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2300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8200万马克军火。
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
法肯豪森还积极参与指挥了中国的初期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法肯豪森到保定前敌总指挥部视察战事。全部使用德式装备和经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87师、88师、36师等军队参与了淞沪会战，各师都有德国顾问随军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和指挥。法肯豪森也亲自在上海前线指挥作战，直到会战结束才离开上海。淞沪一战，彻底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妄念，伦敦海外通讯社当时报道说：“……（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而由于德式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日本和一些西方人对淞沪会战甚至直呼为“德国战争”。
台儿庄战役时，法肯豪森也参与了战场指挥。他将台儿庄战役与德军统帅兴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围俄国军队的塔恩堡战役相提并论，并为战役后中国军队未能按他的计划乘胜追击而懊恼。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之后，为防止日本从淞沪地区进攻南京，法肯豪森又到镇海、乍浦、江阴、镇江、连云港等地视察，制定了一套江阴、镇江和南京江防的计划，并协助张治中在苏州和嘉兴之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中国的“兴登堡防线”。
可惜在中德关系急转直下之后，法肯豪森不得不挥泪回国。回国之初，他拒绝接受任何工作，免费当起了中国的抗战宣传员。二战结束后，他不断给蒋介石去信，无偿给蒋提供军事情报和政策咨询。他还一度出任过德中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法肯豪森在德国塞纳河畔的厄姆斯村逝世。
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们
其实在法肯豪森之前，历任德国顾问都在中德贸易，帮助当时的中国政府整军建军、采购军火、推动军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底开始，直至1938年中德关系恶化的十年中，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以马格斯·鲍尔、乔治·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和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为总顾问的四任德国军事顾问团。
职业军人马格斯·鲍尔是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他是一战期间德军总参谋部核心成员，曾起草了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名噪一时。1928年11月中旬，鲍尔率领一个包括10位军事训练专家、6位军械后勤专家、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铁路管理、医疗、化工专家共25人的顾问团来到了南京，首创顾问团的模式。
鲍尔来华后，把主要精力理所当然地放在了全力帮助蒋介石整军、建军，极力加强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威上。按照鲍尔的建议，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下辖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工兵队和一个通信队。教导队全部配发德式装备，并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后来，该队被扩建为教导师，几年后又被扩编为三个师，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五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精锐。
鲍尔还积极参与了蒋介石为剥夺各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而实施的军队编遣计划，建议将当时全国分属各派系的260多万军队缩编到80万，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不过，这一编遣计划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鲍尔亲随蒋赴武汉协助指挥作战。
6个月后鲍尔因在前线染上天花病逝，蒋介石十分难过，在为鲍尔举行的空前隆重的葬礼上，蒋介石悲痛得像个“被遗弃的孤儿”。后来，蒋介石还把这位前军事总顾问的儿子召到中国，安排在身边做随身顾问，并视其如手足。
第二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乔治·佛采尔从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在华四年间，参与指挥了中原大战和淞沪、长城抗战。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按照佛采尔的建议，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威力。中原大战最终以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告终，蒋介石为此给予佛采尔“功不可没”的四字评价。
但是，佛采尔远不如鲍尔那样人情练达，常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摆摆总顾问的架子，甚至越权干涉人事，渐为蒋所不容，最后灰溜溜离开中国，后来被戏称为“德国的史迪威”。
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是蒋介石聘任的德国顾问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隆、见识最广的一位。1933年5月8日，被削去德国陆军总司令一职后沉寂数年的塞克特以私人名义应邀来到中国。蒋介石派交通部长朱家骅前往上海迎接并全程陪同，还专门从同济大学医学院调来一名教授作为他的保健医生。5月22日， 蒋又特派一艘炮艇把他接上庐山见面。
随后，塞克特对华北进行了数周的考察。在7月底回国前，向蒋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在军队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军事机关的整顿、特种兵建设等方面对前面几任顾问的做法进行综合、补充和发挥，对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办法。蒋介石看了建议书后赞不绝口。
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格外推崇，塞克特也有点飘飘然，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在中国，“我被当作军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1934年4月蒋介石授予塞克特总顾问的职位，还准许他以“委员长的委托人”的名义，在“委员长官邸”内代表委员长进行“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蒋介石指示，凡塞克特在委员长官邸召开会议，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部长或次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均应到会。顾问团还在南京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由法肯豪森任“总顾问参谋长”，以“委员长代理人，冯·塞克特”的名义发号施令。
在塞克特的提议下，国民党方面根据军队每月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个“精确的后勤供应计划表”，据此向德国公司定购必需的军火器械和有关设备。同时通过德国商人克兰加强了中德两国贸易，促成了中德双方《中国原料及产品对德国工业产品交易合约之实施》的签署。通过这一合约，一方面满足了中方对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德军整军备战对战略原料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
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塞克特于1934年底向蒋提交了辞呈。临行时，塞克特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
五年计划和三年计划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
基于冯·塞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80%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此后，法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长俞大维一起拟定了一套“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期望中国能独立自造各种武器，而不必仰赖国外输入。
按照这一计划，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Ｋ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另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
一些研究所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1935年至1936年，中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88、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装备进口包括少量的斯图卡、容克、亨克尔和梅塞施密特飞机，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
抗战必须之“最低标准”
专事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上海学者萧功秦认为，有必要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在1928年全国统一到1937年这十年中的一些正面成绩。他认为，国民党从1928年到1949年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权威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继慈禧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孙中山的议会竞争模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模式之后的第四次政治选择。而蒋介石在1928年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在现代化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国防方面，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引进来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颁布陆军典范令与兵役法，使陆军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工厂，使最基本的弹药能自给自足。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扩充至600架，此外，国民党政府又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浙赣这两条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也在这一期间完成，1935年之后，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云贵川三省，使之成为日后的大后方。这些成绩使中国达到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须的“最低度的标准”。
然而，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仍难以避免最终在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的命运。黄仁宇教授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没有民间产业、相配合的国家经济、社会习俗、民间管理，以及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现代化的军事设施就无法发挥功效。
1937年6月12号晚，萨尔茨堡，在贝西特斯加湖畔可以遥望湖光山色的豪华别墅里，希特勒言笑晏晏，接见了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会见结束后还亲自将中国客人送出大门。
当汽车发动时，孔祥熙回首间意外地发现，希特勒出现在别墅二层阳台之上，正高举右臂向他们致以纳粹军礼。
然而，希特勒的礼遇并不能让忧心忡忡的孔祥熙感到丝毫轻松。随着德国远东政策的改变，1936年11月25日，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标志着德日政治上已正式结盟，中德的十年合作危机凸显。孔祥熙行前，中国政府还接到驻德大使程天放密电，称德日勾结甚已，弃中国取悦日本之心已显端倪，“请中央预筹良好对策”。
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特使，孔祥熙此行表面目的是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然而“应邀”访德，衔命说服德国政府继续与中国合作，才是孔祥熙此行任务的重中之重。
果然，一年以后，1938年5月21日，德国外交部正式告知中方，要求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并电令法肯豪森等全体顾问回国，否则，“以叛国论处”。中德十年合作的黄金期宣告结束。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法肯豪森泪别中国
1938年7月8日，德国军事总顾问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在广州挥泪登船返国，告别了工作四年零三个月的中国。他的离去标志着德国顾问团在中国活动的彻底结束。行前，法肯豪森等向中方官员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而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英国驻东京大使说：“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番表述从侧面反映了在中国抗战初期德国顾问发挥的作用。而其中，作用最为显著的就是这位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于1878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皇家贵族家庭，1900年曾随八国联军来华镇压义和团，这次经历使他对东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曾在柏林大学东方学院进行专门研究。1912年他被派遣到日本东京担任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从军中退休之后，纳粹党曾许以高官邀其入党，但遭到他的拒绝。
作为蒋介石的最后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在帮助蒋介石整训军队、推动中德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抗日战略部署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帮助蒋介石拟订了抗日战略蓝图，并参与指挥了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
法肯豪森对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战略做过深入研究，深知日本全面侵华势在必行。因此，法肯豪森上任不久，就多次考察中国的江防、海防。
1935年8月20日，他向蒋介石呈送了《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分析道：“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期其实现。”
法肯豪森并明确指出，国际上对于日本侵略行径“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九国之公约实际早已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面拔刀相助”，认为“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丢掉幻想，“竭尽全力，为保全国土而奋斗”。
《建议》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提出了中国方面的作战方案，不仅为国民政府应付华北危机提出了对策，也为尔后的长期抗战拟订了总蓝图。建议书中提到的“持久抗战”、以四川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的两大设想，为后人称许。
法肯豪森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60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
根据法肯豪森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国政府于1935年春在武汉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由陈诚任处长，总理整军事宜。
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接受德国顾问训练并有部分德式装备的军队已达30万人之众。整理处共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此外还调整了东北军15个师、广东部队10个师、川康部队26个师及9个独立旅。通过这次整军，中国军队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中央系的30个师，基本实现了装备德式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而在此期间，从1934年开始，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2300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8200万马克军火。
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
法肯豪森还积极参与指挥了中国的初期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法肯豪森到保定前敌总指挥部视察战事。全部使用德式装备和经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87师、88师、36师等军队参与了淞沪会战，各师都有德国顾问随军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和指挥。法肯豪森也亲自在上海前线指挥作战，直到会战结束才离开上海。淞沪一战，彻底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妄念，伦敦海外通讯社当时报道说：“……（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而由于德式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日本和一些西方人对淞沪会战甚至直呼为“德国战争”。
台儿庄战役时，法肯豪森也参与了战场指挥。他将台儿庄战役与德军统帅兴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围俄国军队的塔恩堡战役相提并论，并为战役后中国军队未能按他的计划乘胜追击而懊恼。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之后，为防止日本从淞沪地区进攻南京，法肯豪森又到镇海、乍浦、江阴、镇江、连云港等地视察，制定了一套江阴、镇江和南京江防的计划，并协助张治中在苏州和嘉兴之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中国的“兴登堡防线”。
可惜在中德关系急转直下之后，法肯豪森不得不挥泪回国。回国之初，他拒绝接受任何工作，免费当起了中国的抗战宣传员。二战结束后，他不断给蒋介石去信，无偿给蒋提供军事情报和政策咨询。他还一度出任过德中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法肯豪森在德国塞纳河畔的厄姆斯村逝世。
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们
其实在法肯豪森之前，历任德国顾问都在中德贸易，帮助当时的中国政府整军建军、采购军火、推动军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底开始，直至1938年中德关系恶化的十年中，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以马格斯·鲍尔、乔治·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和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为总顾问的四任德国军事顾问团。
职业军人马格斯·鲍尔是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他是一战期间德军总参谋部核心成员，曾起草了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名噪一时。1928年11月中旬，鲍尔率领一个包括10位军事训练专家、6位军械后勤专家、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铁路管理、医疗、化工专家共25人的顾问团来到了南京，首创顾问团的模式。
鲍尔来华后，把主要精力理所当然地放在了全力帮助蒋介石整军、建军，极力加强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威上。按照鲍尔的建议，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下辖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工兵队和一个通信队。教导队全部配发德式装备，并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后来，该队被扩建为教导师，几年后又被扩编为三个师，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五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精锐。
鲍尔还积极参与了蒋介石为剥夺各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而实施的军队编遣计划，建议将当时全国分属各派系的260多万军队缩编到80万，统归南京中央政府指挥。不过，这一编遣计划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鲍尔亲随蒋赴武汉协助指挥作战。
6个月后鲍尔因在前线染上天花病逝，蒋介石十分难过，在为鲍尔举行的空前隆重的葬礼上，蒋介石悲痛得像个“被遗弃的孤儿”。后来，蒋介石还把这位前军事总顾问的儿子召到中国，安排在身边做随身顾问，并视其如手足。
第二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乔治·佛采尔从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在华四年间，参与指挥了中原大战和淞沪、长城抗战。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按照佛采尔的建议，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威力。中原大战最终以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告终，蒋介石为此给予佛采尔“功不可没”的四字评价。
但是，佛采尔远不如鲍尔那样人情练达，常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摆摆总顾问的架子，甚至越权干涉人事，渐为蒋所不容，最后灰溜溜离开中国，后来被戏称为“德国的史迪威”。
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是蒋介石聘任的德国顾问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隆、见识最广的一位。1933年5月8日，被削去德国陆军总司令一职后沉寂数年的塞克特以私人名义应邀来到中国。蒋介石派交通部长朱家骅前往上海迎接并全程陪同，还专门从同济大学医学院调来一名教授作为他的保健医生。5月22日， 蒋又特派一艘炮艇把他接上庐山见面。
随后，塞克特对华北进行了数周的考察。在7月底回国前，向蒋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在军队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军事机关的整顿、特种兵建设等方面对前面几任顾问的做法进行综合、补充和发挥，对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办法。蒋介石看了建议书后赞不绝口。
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格外推崇，塞克特也有点飘飘然，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在中国，“我被当作军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1934年4月蒋介石授予塞克特总顾问的职位，还准许他以“委员长的委托人”的名义，在“委员长官邸”内代表委员长进行“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蒋介石指示，凡塞克特在委员长官邸召开会议，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部长或次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均应到会。顾问团还在南京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由法肯豪森任“总顾问参谋长”，以“委员长代理人，冯·塞克特”的名义发号施令。
在塞克特的提议下，国民党方面根据军队每月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个“精确的后勤供应计划表”，据此向德国公司定购必需的军火器械和有关设备。同时通过德国商人克兰加强了中德两国贸易，促成了中德双方《中国原料及产品对德国工业产品交易合约之实施》的签署。通过这一合约，一方面满足了中方对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德军整军备战对战略原料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
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塞克特于1934年底向蒋提交了辞呈。临行时，塞克特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
五年计划和三年计划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
基于冯·塞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80%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此后，法肯豪森又和兵工署长俞大维一起拟定了一套“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期望中国能独立自造各种武器，而不必仰赖国外输入。
按照这一计划，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Ｋ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另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
一些研究所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1935年至1936年，中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88、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装备进口包括少量的斯图卡、容克、亨克尔和梅塞施密特飞机，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
抗战必须之“最低标准”
专事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上海学者萧功秦认为，有必要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在1928年全国统一到1937年这十年中的一些正面成绩。他认为，国民党从1928年到1949年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权威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继慈禧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孙中山的议会竞争模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模式之后的第四次政治选择。而蒋介石在1928年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在现代化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国防方面，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引进来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颁布陆军典范令与兵役法，使陆军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工厂，使最基本的弹药能自给自足。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扩充至600架，此外，国民党政府又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浙赣这两条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也在这一期间完成，1935年之后，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云贵川三省，使之成为日后的大后方。这些成绩使中国达到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须的“最低度的标准”。
然而，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仍难以避免最终在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的命运。黄仁宇教授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没有民间产业、相配合的国家经济、社会习俗、民间管理，以及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现代化的军事设施就无法发挥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