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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由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近200名专家学者参加出席了本次会议，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总体上讲，这是一次特点鲜明的大会，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会议规模大
出席此次大会的国内代表人数达到空前的170余人，除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世界古代史传统优势学校外，华北、中南、西南、西北等众多高校都有代表出席，不少学校还派出了多名代表。如此规模体现出一批高等院校加紧了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步伐，世界史学科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会上多位著名专家探讨了世界古代史的性质、地位问题。并通过总结经验，横向对比，提出了对未来发展的建议和期望。齐世荣教授提出在研究中应保持清醒，切忌盲目跟风，应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结合自身优秀史学传统来寻求突破。若假以时日，中国学者的论著必将在世界古代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王敦书教授追忆了作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发展的奠基人和指导者林志纯先生的事迹与成就，勉励当代学者继承林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为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增添光彩。刘家和教授阐述了古代史并非只是单一国别史的简单堆砌，而应看做世界史的准备阶段的概念，并提出学者要思索世界古代史如何在自身横向发展中推动整个历史纵向的发展问题。郭小凌教授评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尽管成绩突出，但依旧面临诸多挑战，弥合学科间不平衡差距，增强学科基础建设，提高研究的时代性，加强学科间合作，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杨巨平教授比较了日中韩三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他认为日韩两国已形成各自的学科体系，在研究对象上重视微观，强调个案研究，研究的国际化水准较高，研究成果也逐渐为国际学术界认可。他建议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增强与国内外研究机构的联系，以本国为依托，形成揉合本国国情的独立研究特色。
中生代学者发表论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成为本次大会的中坚力量。黄洋结合新的考古证据，重新审视了迈锡尼文明和荷马社会之间存在黑暗时代的学说。他认为不能把早期希腊历史看成青铜文明衰落后，接近黑暗，然后又在黑暗、断裂中新生的过程，而应看作是迈锡尼国家体系解体后，社会结构历经混乱，最终形成城邦体系的逐渐变化的过程。李慎令将古代希腊城邦同盟进行分类研究，认为各同盟的频繁切换折射出当时希腊社会变化的迅捷性和复杂性。王海利全面审视了古埃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虽然埃及女性在法律上较世界其他地区女性享有更多的权利与地位，但是来自社会、传统的束缚仍然压制着妇女，男权至上的社会事实并未改变。裔昭印概述了托加的演变历程及其在罗马公民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深入探寻隐藏于托加之中的文化符号及社会文化心理。这些论文观点鲜明、结构合理、论证严密，体现出了学者们严谨的文风与学风，普遍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研究生人数占与会人员的半数左右。从提交的论文看，大部分作者基本功扎实，思路清晰，学术潜力不容小觑，且研究对象较为具体，在研究方法上大胆求新，紧跟世界潮流，为世界史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后备力量。邵欣欣对“Ostracism”的释义进行辨析，通过从语义和考古证据两方面考察这一制度，确定该词翻译为“陶片放逐”较“贝壳放逐”更为合适。冯定雄则通过旅馆来审视罗马社会，认为贵族史家抨击其与罗马美德相悖，但是却暗自利用旅馆来掩护自身的放荡生活，这样一种低级品味与高尚追求之间的矛盾反差，反映了独特的罗马文化内涵。
二、研究范围广，重点突出
关于古代运动会的研究是诸多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次年会的主要议题之一。首先在涉及古代运动会的起源讨论中，大部分代表都认同其与宗教仪式间的紧密关系。甄修钰回顾了古代奥运会的发展历程，认为宗教因素和葬礼仪式之类的人类本能意识是催生古代奥运会产生的首要基础。此后希腊经济的发展，整体民主与法制环境的完善，人文内涵的延伸，最终使得古代奥运会成为地区性的著名赛会。路光辉明确提出葬礼竞技会是古代奥运会的起源。举办体育竞技会的作用不仅可以慰藉亡者、取悦神灵，还能得到祖先、英雄和神灵的庇佑。由于存在这样的宗教意义，古代奥运会才得以创建和发展。徐媛媛通过对皮提亚赛会演变过程的研究，详述皮提亚赛会从单一祭祀阿波罗神的音乐节日脱胎而来的历史过程。
古代运动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革，也是学者们热议的一个方面。陈思伟提到古代希腊竞技带来的职业化问题。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丰厚奖励和荣誉，刺激贵族投资培养运动员。同时通过由低到高的各级别比赛进行人才选拔的机制也逐渐形成，使得职业运动员的大批出现成为可能。王以欣赞同古希腊竞技存在职业化倾向，向学界通行的有关古希腊赛会运动员的业余原则进行挑战，认为此观点是一种19--20世纪欧洲贵族将体育的理想强加在古希腊人身上的体现。邢颖关注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对古希腊民族认同意识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认为古代希腊赛会的泛希腊性质通过在较长时间内以同一标准严格限定与会者的身份，培养了一种异于野蛮人的优越意识。此外，奥林匹亚运动会又为参会者的民族认同意识提供了宣泄的场所。王大庆从“agon”的词义着手展开探讨，认为“agon”囊括赛会活动形式在内的所有竞技形式。它所展现出了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意识，即使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古代宗教的讨论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主题，各位代表就古代世界的众多宗教进行了深入探讨。史海青对希腊古代宗教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希腊古代宗教吸收了大量其他文明区域的宗教成果，阶段发展的痕迹十分清晰。此外，古希腊人的宗教活动频繁，但形式简单。尤为重要的是宗教和世俗紧密融合，影响极为深远。李模在第18王朝激烈的王室和阿蒙神庙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对古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原因、性质和地位进行剖析，认为阿玛纳宗教是为政治斗争服务而仓促上阵的早产儿，因此根基不牢，接受程度不高，缺乏成为一神教的基础。此后虽在失败中损失惨重，但仍然保留了下来，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魏风莲着眼于古希腊社会中的酒神崇拜，分析古希腊独有的酒神崇拜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用，尤其是对古希腊人民族心理结构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
代表们不仅集中研究讨论了上述问题，还将目光延伸到了政治、外交、军事、法律等诸多方面，关注历史发展的不同层面，体现了当代学者在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的开阔眼界和研究广度。解光云探讨了德莫与雅典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德莫的政治功能逐渐凸显，其对公民权的裁定成为城邦的政治生活的先决条件，但是通过德莫赋予公民的只是一种参政机会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权利平等。程晋普提到雅典公民权的排他性问题，认为除宗教属性与血缘因素外，民主 政治的现实需求对公民权的排他性生成有着更理性的影响。祝宏俊概括了古典早期斯巴达的外交政策。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斯巴达走上了对外结盟的道路，总的来说与盟友保持友好，没有规定严格的盟约，不征贡赋，仅在战时要求提供盟军，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才逐渐加强对盟友的控制。总体上，斯巴达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是温和的。陈涛深入探讨了伯罗奔尼撤战争期间雅典对阿提卡的防御。他认为雅典试图在阿提卡建立三线防御体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从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中由于忽视了整体防御，战略重点不明，加之外交上的失误，从而导致预想无法实现。战略上的被动更凸显了雅典陆军人数过少和物资补充不足的硬伤，最终葬送了雅典夺取胜利的可能性。李海峰对古巴比伦时期的财产继承制度进行了重构，确定继承原则是父系单线继承，诸子平分，世俗女性可以通过嫁妆形式获得部分财产，女祭司则拥有全权继承权。此外还存在受到法律保护的遗嘱继承形式，被继承人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对于犯有重罪和不尽赡养义务的养子，法律剥夺其继承权。
本次会议还注意到以往极少涉及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张箭通过对《三国遗事》中的许黄玉的由来的考证，详细回顾了古印度阿瑜陀国的兴衰过程，最终对许黄玉自称是阿瑜陀国公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于向东详细介绍了天依阿那演婆海神传说在古代越南北方和中部占婆之间文化交流中起到的作用及其发展状况。
三、研究方法多样，角度新颖
从提交的论文来看，大部分专家学者重点关注对第一手资料和考古发现的研究分析。由于对古代语言，即对古希腊拉丁语、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把握能力较以往有显著提升，所以此次论文中对一手资料研究的深入度和细致度都是突破性的，对文本进行解读的视角也多有创新。拱玉书通过考古资料对西亚楔形文字的来源和发展进行探讨，探讨陶筹、陶符和文字在演化上的相互关系。他认为陶筹较陶符更为原始，并成为其后出现的文字的直接来源。陶符虽未直接演变为文字，但仍然对文字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接提供了一大批含义丰富的符号。郭丹彤从图特摩斯三世年鉴入手，将记载的贡赋分别按古埃及语译为产品、供应品和物品。通过探讨交纳上述3种物品的提供国名单的变化，揭示了当时埃及与近东诸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袁指挥也以阿玛纳书信为切入点，分析了埃及使节的构成及分类，职业素养与职责及其所拥有的外交权限，以此探讨埃及使节在阿玛纳时代近东外交圈中的地位与作用。
部分学者重新审视了古代典籍，由此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观点。刘爱兰和陈仲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奥勒留的《沉思录》，刘爱兰认为《沉思录》表达了作者以德治国的价值取向，展示了入世的生活态度。而陈仲丹则关注作者在《沉思录》中所宣扬的保持心灵平静的价值观，体现了一种出世的感悟。由此从不同角度对文本的解读，展现《沉思录》的丰富精神内涵。冯亚探讨了普鲁塔克人物传记的成书原因，认为在当时政治开明的背景之下，普鲁塔克怀着哲学家应该辅佐政治家的理想，希望后世无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能从他的描述中找到自己学习的榜样，通过比较的创作手法写成了这部平行人物传记。胡玉娟通过神话传说、宗教崇拜所展现出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对埃尼亚斯和罗慕路斯人物形象认同上的转变，认为这样一种形象上的持续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条件下罗马人民始祖崇拜观的发展，这一过程绝不是从无到有的凭空捏造，是改造而非伪造，由此对伪造血缘因素同南意大利希腊城邦寻求针对迦太基的同盟关系的国外范式发起了挑战。杨扬和吴晓群都探讨了古代典籍所承载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杨扬从修昔底德在文中大量使用演说词这一现象着手，把演说词视为受到公众检验而被接受的集体记忆成果来论证修昔底德著作的历史真实性，对当前普遍认同修昔底德著作仅具有文学性的观点提出挑战。吴晓群同样认为《历史》所反映的记忆是群体性记忆而非纯粹作者个人的记忆，这里的“记忆”一词是具有真实性的，而非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此外，部分学者还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问题进行阐述，展示了深厚的多文化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储备。吴宇虹详细分析了巴比伦和中国天文学各自的发展起源，认为十二辰与十二宫对应的旋转方向不同，且黄道十二星和白道十七星也和中国黄道二十八星不同，尤其木星运行占据重要地位和运用了北斗星的转动来校正太阳年，这些中国天文学的特点都并未见于古巴比伦记载之中。据此批评了郭沫若认为十二辰是完全脱胎于十二宫的说法。
从总体来说，本次会议涉及议题众多，方法各异，水平之高有目共睹。但即便如此，仍显露出了些许不足之处：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对经济制度、古代战争等的探讨尚显不足：多集中于热点地区，如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对远东地区关注度不够，尤其是对作为中国近邻地区的印度，鲜有涉及。
[作者王宁(1980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100089]
(责任编辑：张强)
一、会议规模大
出席此次大会的国内代表人数达到空前的170余人，除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世界古代史传统优势学校外，华北、中南、西南、西北等众多高校都有代表出席，不少学校还派出了多名代表。如此规模体现出一批高等院校加紧了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步伐，世界史学科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会上多位著名专家探讨了世界古代史的性质、地位问题。并通过总结经验，横向对比，提出了对未来发展的建议和期望。齐世荣教授提出在研究中应保持清醒，切忌盲目跟风，应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结合自身优秀史学传统来寻求突破。若假以时日，中国学者的论著必将在世界古代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王敦书教授追忆了作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发展的奠基人和指导者林志纯先生的事迹与成就，勉励当代学者继承林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为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增添光彩。刘家和教授阐述了古代史并非只是单一国别史的简单堆砌，而应看做世界史的准备阶段的概念，并提出学者要思索世界古代史如何在自身横向发展中推动整个历史纵向的发展问题。郭小凌教授评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尽管成绩突出，但依旧面临诸多挑战，弥合学科间不平衡差距，增强学科基础建设，提高研究的时代性，加强学科间合作，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杨巨平教授比较了日中韩三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他认为日韩两国已形成各自的学科体系，在研究对象上重视微观，强调个案研究，研究的国际化水准较高，研究成果也逐渐为国际学术界认可。他建议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增强与国内外研究机构的联系，以本国为依托，形成揉合本国国情的独立研究特色。
中生代学者发表论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成为本次大会的中坚力量。黄洋结合新的考古证据，重新审视了迈锡尼文明和荷马社会之间存在黑暗时代的学说。他认为不能把早期希腊历史看成青铜文明衰落后，接近黑暗，然后又在黑暗、断裂中新生的过程，而应看作是迈锡尼国家体系解体后，社会结构历经混乱，最终形成城邦体系的逐渐变化的过程。李慎令将古代希腊城邦同盟进行分类研究，认为各同盟的频繁切换折射出当时希腊社会变化的迅捷性和复杂性。王海利全面审视了古埃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虽然埃及女性在法律上较世界其他地区女性享有更多的权利与地位，但是来自社会、传统的束缚仍然压制着妇女，男权至上的社会事实并未改变。裔昭印概述了托加的演变历程及其在罗马公民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深入探寻隐藏于托加之中的文化符号及社会文化心理。这些论文观点鲜明、结构合理、论证严密，体现出了学者们严谨的文风与学风，普遍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研究生人数占与会人员的半数左右。从提交的论文看，大部分作者基本功扎实，思路清晰，学术潜力不容小觑，且研究对象较为具体，在研究方法上大胆求新，紧跟世界潮流，为世界史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后备力量。邵欣欣对“Ostracism”的释义进行辨析，通过从语义和考古证据两方面考察这一制度，确定该词翻译为“陶片放逐”较“贝壳放逐”更为合适。冯定雄则通过旅馆来审视罗马社会，认为贵族史家抨击其与罗马美德相悖，但是却暗自利用旅馆来掩护自身的放荡生活，这样一种低级品味与高尚追求之间的矛盾反差，反映了独特的罗马文化内涵。
二、研究范围广，重点突出
关于古代运动会的研究是诸多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次年会的主要议题之一。首先在涉及古代运动会的起源讨论中，大部分代表都认同其与宗教仪式间的紧密关系。甄修钰回顾了古代奥运会的发展历程，认为宗教因素和葬礼仪式之类的人类本能意识是催生古代奥运会产生的首要基础。此后希腊经济的发展，整体民主与法制环境的完善，人文内涵的延伸，最终使得古代奥运会成为地区性的著名赛会。路光辉明确提出葬礼竞技会是古代奥运会的起源。举办体育竞技会的作用不仅可以慰藉亡者、取悦神灵，还能得到祖先、英雄和神灵的庇佑。由于存在这样的宗教意义，古代奥运会才得以创建和发展。徐媛媛通过对皮提亚赛会演变过程的研究，详述皮提亚赛会从单一祭祀阿波罗神的音乐节日脱胎而来的历史过程。
古代运动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革，也是学者们热议的一个方面。陈思伟提到古代希腊竞技带来的职业化问题。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丰厚奖励和荣誉，刺激贵族投资培养运动员。同时通过由低到高的各级别比赛进行人才选拔的机制也逐渐形成，使得职业运动员的大批出现成为可能。王以欣赞同古希腊竞技存在职业化倾向，向学界通行的有关古希腊赛会运动员的业余原则进行挑战，认为此观点是一种19--20世纪欧洲贵族将体育的理想强加在古希腊人身上的体现。邢颖关注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对古希腊民族认同意识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认为古代希腊赛会的泛希腊性质通过在较长时间内以同一标准严格限定与会者的身份，培养了一种异于野蛮人的优越意识。此外，奥林匹亚运动会又为参会者的民族认同意识提供了宣泄的场所。王大庆从“agon”的词义着手展开探讨，认为“agon”囊括赛会活动形式在内的所有竞技形式。它所展现出了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意识，即使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古代宗教的讨论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主题，各位代表就古代世界的众多宗教进行了深入探讨。史海青对希腊古代宗教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希腊古代宗教吸收了大量其他文明区域的宗教成果，阶段发展的痕迹十分清晰。此外，古希腊人的宗教活动频繁，但形式简单。尤为重要的是宗教和世俗紧密融合，影响极为深远。李模在第18王朝激烈的王室和阿蒙神庙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对古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原因、性质和地位进行剖析，认为阿玛纳宗教是为政治斗争服务而仓促上阵的早产儿，因此根基不牢，接受程度不高，缺乏成为一神教的基础。此后虽在失败中损失惨重，但仍然保留了下来，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魏风莲着眼于古希腊社会中的酒神崇拜，分析古希腊独有的酒神崇拜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用，尤其是对古希腊人民族心理结构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
代表们不仅集中研究讨论了上述问题，还将目光延伸到了政治、外交、军事、法律等诸多方面，关注历史发展的不同层面，体现了当代学者在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的开阔眼界和研究广度。解光云探讨了德莫与雅典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德莫的政治功能逐渐凸显，其对公民权的裁定成为城邦的政治生活的先决条件，但是通过德莫赋予公民的只是一种参政机会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权利平等。程晋普提到雅典公民权的排他性问题，认为除宗教属性与血缘因素外，民主 政治的现实需求对公民权的排他性生成有着更理性的影响。祝宏俊概括了古典早期斯巴达的外交政策。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斯巴达走上了对外结盟的道路，总的来说与盟友保持友好，没有规定严格的盟约，不征贡赋，仅在战时要求提供盟军，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才逐渐加强对盟友的控制。总体上，斯巴达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是温和的。陈涛深入探讨了伯罗奔尼撤战争期间雅典对阿提卡的防御。他认为雅典试图在阿提卡建立三线防御体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从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中由于忽视了整体防御，战略重点不明，加之外交上的失误，从而导致预想无法实现。战略上的被动更凸显了雅典陆军人数过少和物资补充不足的硬伤，最终葬送了雅典夺取胜利的可能性。李海峰对古巴比伦时期的财产继承制度进行了重构，确定继承原则是父系单线继承，诸子平分，世俗女性可以通过嫁妆形式获得部分财产，女祭司则拥有全权继承权。此外还存在受到法律保护的遗嘱继承形式，被继承人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对于犯有重罪和不尽赡养义务的养子，法律剥夺其继承权。
本次会议还注意到以往极少涉及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张箭通过对《三国遗事》中的许黄玉的由来的考证，详细回顾了古印度阿瑜陀国的兴衰过程，最终对许黄玉自称是阿瑜陀国公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于向东详细介绍了天依阿那演婆海神传说在古代越南北方和中部占婆之间文化交流中起到的作用及其发展状况。
三、研究方法多样，角度新颖
从提交的论文来看，大部分专家学者重点关注对第一手资料和考古发现的研究分析。由于对古代语言，即对古希腊拉丁语、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把握能力较以往有显著提升，所以此次论文中对一手资料研究的深入度和细致度都是突破性的，对文本进行解读的视角也多有创新。拱玉书通过考古资料对西亚楔形文字的来源和发展进行探讨，探讨陶筹、陶符和文字在演化上的相互关系。他认为陶筹较陶符更为原始，并成为其后出现的文字的直接来源。陶符虽未直接演变为文字，但仍然对文字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接提供了一大批含义丰富的符号。郭丹彤从图特摩斯三世年鉴入手，将记载的贡赋分别按古埃及语译为产品、供应品和物品。通过探讨交纳上述3种物品的提供国名单的变化，揭示了当时埃及与近东诸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袁指挥也以阿玛纳书信为切入点，分析了埃及使节的构成及分类，职业素养与职责及其所拥有的外交权限，以此探讨埃及使节在阿玛纳时代近东外交圈中的地位与作用。
部分学者重新审视了古代典籍，由此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观点。刘爱兰和陈仲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奥勒留的《沉思录》，刘爱兰认为《沉思录》表达了作者以德治国的价值取向，展示了入世的生活态度。而陈仲丹则关注作者在《沉思录》中所宣扬的保持心灵平静的价值观，体现了一种出世的感悟。由此从不同角度对文本的解读，展现《沉思录》的丰富精神内涵。冯亚探讨了普鲁塔克人物传记的成书原因，认为在当时政治开明的背景之下，普鲁塔克怀着哲学家应该辅佐政治家的理想，希望后世无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能从他的描述中找到自己学习的榜样，通过比较的创作手法写成了这部平行人物传记。胡玉娟通过神话传说、宗教崇拜所展现出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对埃尼亚斯和罗慕路斯人物形象认同上的转变，认为这样一种形象上的持续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条件下罗马人民始祖崇拜观的发展，这一过程绝不是从无到有的凭空捏造，是改造而非伪造，由此对伪造血缘因素同南意大利希腊城邦寻求针对迦太基的同盟关系的国外范式发起了挑战。杨扬和吴晓群都探讨了古代典籍所承载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杨扬从修昔底德在文中大量使用演说词这一现象着手，把演说词视为受到公众检验而被接受的集体记忆成果来论证修昔底德著作的历史真实性，对当前普遍认同修昔底德著作仅具有文学性的观点提出挑战。吴晓群同样认为《历史》所反映的记忆是群体性记忆而非纯粹作者个人的记忆，这里的“记忆”一词是具有真实性的，而非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此外，部分学者还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问题进行阐述，展示了深厚的多文化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储备。吴宇虹详细分析了巴比伦和中国天文学各自的发展起源，认为十二辰与十二宫对应的旋转方向不同，且黄道十二星和白道十七星也和中国黄道二十八星不同，尤其木星运行占据重要地位和运用了北斗星的转动来校正太阳年，这些中国天文学的特点都并未见于古巴比伦记载之中。据此批评了郭沫若认为十二辰是完全脱胎于十二宫的说法。
从总体来说，本次会议涉及议题众多，方法各异，水平之高有目共睹。但即便如此，仍显露出了些许不足之处：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对经济制度、古代战争等的探讨尚显不足：多集中于热点地区，如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对远东地区关注度不够，尤其是对作为中国近邻地区的印度，鲜有涉及。
[作者王宁(1980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100089]
(责任编辑：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