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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笔者偶然看到《编辑之友》上的一篇文章《编辑的人文精神与理性品格》(高伟、哈若蕙,2005年第6期),颇有同感,也想就当代中国编辑的人文精神发表一下拙见。回思历史,直面现实,如何改变当下编辑主体人文精神“沙化”的现实,这将是当下编辑界不得不而为之的应对所在。因此,重建当代中国编辑界之人文精神机制,不仅是编辑个体所要求的,更是中国社会现实整体所应然着力的根本所在。笔者以为,要实现这一构建必须从主体性、公共性和批判性这三个必需的层面进行艰苦的努力。
一 主体性的灵魂
“主体性”的特质就是独立意志的确定,这种独立所包孕的内容正是外在身份与内在价值问题。因此,主体性作为人文精神机制的核心元素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福柯(Michel·Foucault)在《主体解释学》中认为,人的语言、身体、器官及其行为都只能作为主体的工具,因为它们无法使用自己,所以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性亦即人的精神性便可称其为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却了灵魂或内在精神,也就是当不以内心所使为依据来从事编辑行为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退蔽了主体及主体性。
因此对于编辑来说,一方面必须在外部赋予编辑者对于论文、书籍等的主导身份,也就是说编辑者必须有更高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必须重建编辑者主体的内在价值。这一价值源自主体自身的人文修养,它概括着必需的人文知识积淀与关乎生命的关怀品格两个层面;而主体性的肯定,必须基于这两个层面的共在及其共同的作用。当然,重建本身不仅依赖于个体的自觉意识,还依赖于其所在的真实处境,处境不同,意识本身的导向、层次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所以,个体的现实与客观的现实,必须具有相应的针对性和互动的逻辑性。正如李泽厚说,“人从动物界走出来,是依靠社会群体。但群体由各个个体组成,个体并不完全屈从于、决定于群体,特别是群体社会愈发展,个体的作用、地位和独创性便愈突出和重要。”
编辑主体的人文精神与生命关怀,是作为编辑者的根本支撑所在。对于编辑主体而言,他必须时刻意识到编辑活动中“我”始终在参与,“我”始终在决定。
二 公共性的关怀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既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同时也是与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的;而“公共性”既是“公共领域”的价值范畴的体现,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自由、民主的原则和批判性。因此,可以说“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就在于言论的公共性和自由交流。事实上,哈贝马斯界定的核心观点就是“公共交往”及其中的“主体问性”的身份肯定问题,一方面通过交往消解主体,另一方面则通过交往实现主体肯定。
对此,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向度看,一是编辑本身,它的“公共性”简单地可以归结为它的社会性(或“知识化”);另一个是编辑者,其“公共性”则体现在编辑者的知识分子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角色参与学术创作,参与社会观照。对于编辑本身而言,“公共性”正是体现在作品所具有的或潜在的社会性,这一社会性则包括事件、制度等各种社会实存。同编辑者知识分子化一样,编辑界一旦经过公共性的理性化后,意味着已经具有了编辑“技术化”的倾向。但作为技术的编辑,越具有科学性,则意味着其越远离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私人性的。所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当下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也就是说,知识化建构了它的公共性,但却消解了它的主体性。
对于编辑者而言,其“公共性”则体现在实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向,亦即编辑者知识分子化的问题。科塞(Lewis·coser)则将知识分子称为“理念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要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对公共的关怀体现得更为隐深、更为长久,自然也表现得更为间接一点。那么,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就须把个人(“我”)的思想和集体(“我们”)的行为及行动联系在一起,把知识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为了表明个人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是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借助真实思考和实行独立判断。一旦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有知识者的精英特征也就会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通成员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所以,编辑者必须基于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自由地去审视现实和反思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重建编辑者自身的现实身份和公共角色。
三 批判性的反思
批判性既有肯定的部分,也有否定的部分。基于批判层面的肯定,实质上就是探寻编辑历史与编辑现实之间的价值互应和意义勾连。那么,在承袭与积淀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还需摒弃与拒斥一些质素,而这些质素之所以被否定,或是因为其客观地有违于社会正当性和合法性,或是因为在编辑主体的眼里,它不尽完善或是其应更趋完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事实上否定本身也同样体现了编辑主体的一种人文态度。因为,它至少是从基于人文积淀之上的主体的角度切入这个批判的。然而我们也发现,一旦失却了批判性就意味着失去了立场,根本上讲,也就是失却了自身,失却了主体意识。
笔者认为,语言批判、思想批判与现实批判,可作为编辑主体批判性的“三个基本维度”。语言批判即对语言进行划界,这意味着编辑者不仅要在技术的要求上去分辨错误的字、词、句等,还要在艺术的高度上达到修改的信、达、雅之标尺;而思想批判即对思想进行划界,这要求编辑者具有一定的中西思想史的功力去透视论文、书刊中的思想倾向,从而更敏锐地发现新意与主导潮流;现实批判即对现实进行划界,这要求编辑者时刻关注当下现实的世界,不断去捕捉与反思新问题。在此,谁在批判与批判本身及其批判的结果同样重要。因而批判性决定着编辑主体的导向、角度和契机,失却了批判性也就意味着失却了“他者”对它的观照,失却了它可能的“席位”。孤立于、无意义于现实发生和主体心智的创作是苍白的,“他者”的观照也是麻木的,也同样是无意义的。因此,编辑主体的批判性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知识积淀,取决于他对现实的敏感性及其切入现实的真实深度,也取决于他本然的一种对于现实的关怀及其良知和道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主体的批判性是自觉的、主动的,是需要一番胆识和勇气的。
结语
在一个“发达主义”充斥的时代里,在一个将利益作为衡量一切价值准绳的时代里,我们已到重建编辑人文精神机制的时刻了。正如贺照田所说:“不建立人文视角,就无法有力要求人们正视,主要以社会价值(特别以经济价值)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实践带给人身心的诸般后果,就无法具体指明此种缺乏明确有效人文价值视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们精神、身心哪些伤害。”当然,重建当代中国编辑人文精神机制的问题,就在于主体性、公共性与批判性这三者在实践中如何定位、如何参与。笔者以为,这包括三个向度:一是互为条件,二是互为中心,三是互相消解。只有基于三者共在的互动格局,重建当代编辑界人文精神机制,亦即重建当代编辑界中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社会性”才是可能的。
一 主体性的灵魂
“主体性”的特质就是独立意志的确定,这种独立所包孕的内容正是外在身份与内在价值问题。因此,主体性作为人文精神机制的核心元素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福柯(Michel·Foucault)在《主体解释学》中认为,人的语言、身体、器官及其行为都只能作为主体的工具,因为它们无法使用自己,所以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性亦即人的精神性便可称其为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却了灵魂或内在精神,也就是当不以内心所使为依据来从事编辑行为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退蔽了主体及主体性。
因此对于编辑来说,一方面必须在外部赋予编辑者对于论文、书籍等的主导身份,也就是说编辑者必须有更高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必须重建编辑者主体的内在价值。这一价值源自主体自身的人文修养,它概括着必需的人文知识积淀与关乎生命的关怀品格两个层面;而主体性的肯定,必须基于这两个层面的共在及其共同的作用。当然,重建本身不仅依赖于个体的自觉意识,还依赖于其所在的真实处境,处境不同,意识本身的导向、层次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所以,个体的现实与客观的现实,必须具有相应的针对性和互动的逻辑性。正如李泽厚说,“人从动物界走出来,是依靠社会群体。但群体由各个个体组成,个体并不完全屈从于、决定于群体,特别是群体社会愈发展,个体的作用、地位和独创性便愈突出和重要。”
编辑主体的人文精神与生命关怀,是作为编辑者的根本支撑所在。对于编辑主体而言,他必须时刻意识到编辑活动中“我”始终在参与,“我”始终在决定。
二 公共性的关怀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既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同时也是与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的;而“公共性”既是“公共领域”的价值范畴的体现,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自由、民主的原则和批判性。因此,可以说“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就在于言论的公共性和自由交流。事实上,哈贝马斯界定的核心观点就是“公共交往”及其中的“主体问性”的身份肯定问题,一方面通过交往消解主体,另一方面则通过交往实现主体肯定。
对此,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向度看,一是编辑本身,它的“公共性”简单地可以归结为它的社会性(或“知识化”);另一个是编辑者,其“公共性”则体现在编辑者的知识分子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角色参与学术创作,参与社会观照。对于编辑本身而言,“公共性”正是体现在作品所具有的或潜在的社会性,这一社会性则包括事件、制度等各种社会实存。同编辑者知识分子化一样,编辑界一旦经过公共性的理性化后,意味着已经具有了编辑“技术化”的倾向。但作为技术的编辑,越具有科学性,则意味着其越远离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私人性的。所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当下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也就是说,知识化建构了它的公共性,但却消解了它的主体性。
对于编辑者而言,其“公共性”则体现在实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向,亦即编辑者知识分子化的问题。科塞(Lewis·coser)则将知识分子称为“理念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要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对公共的关怀体现得更为隐深、更为长久,自然也表现得更为间接一点。那么,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就须把个人(“我”)的思想和集体(“我们”)的行为及行动联系在一起,把知识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为了表明个人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是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借助真实思考和实行独立判断。一旦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有知识者的精英特征也就会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通成员都可以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所以,编辑者必须基于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自由地去审视现实和反思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重建编辑者自身的现实身份和公共角色。
三 批判性的反思
批判性既有肯定的部分,也有否定的部分。基于批判层面的肯定,实质上就是探寻编辑历史与编辑现实之间的价值互应和意义勾连。那么,在承袭与积淀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还需摒弃与拒斥一些质素,而这些质素之所以被否定,或是因为其客观地有违于社会正当性和合法性,或是因为在编辑主体的眼里,它不尽完善或是其应更趋完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事实上否定本身也同样体现了编辑主体的一种人文态度。因为,它至少是从基于人文积淀之上的主体的角度切入这个批判的。然而我们也发现,一旦失却了批判性就意味着失去了立场,根本上讲,也就是失却了自身,失却了主体意识。
笔者认为,语言批判、思想批判与现实批判,可作为编辑主体批判性的“三个基本维度”。语言批判即对语言进行划界,这意味着编辑者不仅要在技术的要求上去分辨错误的字、词、句等,还要在艺术的高度上达到修改的信、达、雅之标尺;而思想批判即对思想进行划界,这要求编辑者具有一定的中西思想史的功力去透视论文、书刊中的思想倾向,从而更敏锐地发现新意与主导潮流;现实批判即对现实进行划界,这要求编辑者时刻关注当下现实的世界,不断去捕捉与反思新问题。在此,谁在批判与批判本身及其批判的结果同样重要。因而批判性决定着编辑主体的导向、角度和契机,失却了批判性也就意味着失却了“他者”对它的观照,失却了它可能的“席位”。孤立于、无意义于现实发生和主体心智的创作是苍白的,“他者”的观照也是麻木的,也同样是无意义的。因此,编辑主体的批判性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知识积淀,取决于他对现实的敏感性及其切入现实的真实深度,也取决于他本然的一种对于现实的关怀及其良知和道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主体的批判性是自觉的、主动的,是需要一番胆识和勇气的。
结语
在一个“发达主义”充斥的时代里,在一个将利益作为衡量一切价值准绳的时代里,我们已到重建编辑人文精神机制的时刻了。正如贺照田所说:“不建立人文视角,就无法有力要求人们正视,主要以社会价值(特别以经济价值)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实践带给人身心的诸般后果,就无法具体指明此种缺乏明确有效人文价值视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们精神、身心哪些伤害。”当然,重建当代中国编辑人文精神机制的问题,就在于主体性、公共性与批判性这三者在实践中如何定位、如何参与。笔者以为,这包括三个向度:一是互为条件,二是互为中心,三是互相消解。只有基于三者共在的互动格局,重建当代编辑界人文精神机制,亦即重建当代编辑界中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社会性”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