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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总需求与总供给因素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本轮通货膨胀主要起源于总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其实质在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下，以及政府对农业价格的长期管制。由于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其价值，因此必然存在调高农产品价格的客观要求，从而导致结构型通货膨胀。此轮结构性通货膨胀既是中国长期以来二元经济局面未得以改观的后果，也是产生全面性通货膨胀的隐忧所在。因此，利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同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扩大有效供给，成为应对此轮通货膨胀的必要和有效的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