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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贤青 伯倩等
1989—1993：沈太福的长城机电大馅饼
如今距离沈太福出事已整整15年。这个改革开放后“第一非法集资案”，以13.7亿元集资额而葬送了沈太福性命。尽管其身后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融资额32亿元远高于沈太福，但影响力大大弱于沈太福。如果今天看来，沈太福为“节能电机”而集资，无非是一桩很平常的“项目融资”。但在15年前，沈太福要搞技术开发，没人给他投钱，他必须用暴利诱惑和高明骗术，而行骗就要找靠山造背景，自然要花钱买通官员打通关节
1994年4月11日，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被处决，罪名是贪污和行贿，而沈太福的背后，却是上至中央干部下至普通百姓牵涉近20万人高达10亿元的高息集资案。沈太福被处决之后一年，中国开始金融立法对集资行为进行管制。
沈太福一案，因其折射的时代风波诡谲，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15年前的一个缩影。在他身后十余年间，仍不断被人提起。
福起：沈太福前传
沈太福1954年生，吉林市四平市人，据说从小聪慧过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上前几名，各种奖状把家里一面墙贴满了。但可惜没考上大学，只得去上长春水利电力学校。
1980年，沈太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在长春市水利局，后又转到科协工作。1984年，沈太福辞掉公职，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辞职下海“吃螃蟹”的人。辞职后，沈太福与兄弟沈太安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宽城科技开发咨询处），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长春市的街头巷尾刷广告，但生意清淡。无奈之下，沈太福通过关系，承包了一家亏损的街道企业——长春锅炉仪表厂。
1985年，沈太福在这家厂研制成功了双色液位计，并以其稳定和优异的性能获得原国家机电部、原交通部、原劳动部等8个部委发文推广应用。当年就使这家小厂扭亏为盈，获利47万元。
但在1988年，沈太福携“双色液位计”技术到北京跟四通合作，成立四通双色液位计技术公司时，却被四通发现技术有假，双方打起官司。官司打到第二年，沈太福发现自身是泥菩萨过河，决定撤退。
撤出四通后，沈太福凑集30万元，于1989年3月16日经北京新技术实验开发区批准，以私人资本注册成立了集体性质的北京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戴红帽子做民营企业，这在当时无可厚非，很多公司都这么干，但长城公司的集体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太福案致命的一环。
沈太福带着新成立的北京长城公司，像大多数公司一样，一边寻找各种贸易机会，一边寻找好的产品和项目。
福至：调速电机专利
此时已是1990年的3月，辽宁省阜新矿务局的工程师屈维谦、吴江很郁闷，他们刚得到通知，他们于1985年6月向中国专利局申报的“逆变型无整流予三相换向器电动机”发明专利，由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交纳专利审查期间的“申请维持费”，根据我国专利法对此有相关规定，该申请已被视为撤回，不具备再申请专利的条件。
屈维谦、吴江发明的“逆变型无整流予三相换向器电动机”，通俗地说，就是“调速电机”，这种电机可以用在从发电厂、水泥厂、自来水厂、矿井等许多行业。和现在正在使用的普通电机相比，能自动调节电机速度，使原来大马拉小车变成什么马拉什么车，从而达到节电的效果，节电的效率从20%到70%不等。
不甘心发明成果打水漂的屈维谦随即来到北京求发展，遇到了寻找项目发展的沈太福，两人一拍即合。
1990年6月，沈太福聘屈维谦为长城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公寓，豪华轿车，月薪2000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待遇了，而屈维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将专利卖给沈太福。被段永基认为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的沈太福摇身一变成了“电机专家”。
在专利权正式通过之前，善打政治牌的沈太福就已经通过运作，获得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纷纷下文推广支持长城系列调速电机。与此同时，沈太福不惜血本，通过召开大规模订货会，拿到了“一大把”总价值达1000多万元的正式订单和意向订单。他用这些订单分别和北京的几家银行商谈，加上各种关系的效力，获得了一笔又一笔的贷款。
一时间，长城调速电机之名，响彻业内。技术与资本都具备，沈太福的“福”到了，如果好好干下去，沈太福很有可能成为机电产业枭雄！
祸伏：银行贷款隐忧
福兮祸所伏。长城机电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沈太福的隐忧。
虽然长城调速电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比较成熟，电机的生产也不成问题，但是电机的配套设备——交流调速装置一直没有过关，使得调速电机迟迟不能形成产业化生产。
虽然此前没有拿到专利，这成为沈太福一个不小的负担。银行贷款，贷款利息不断积累。
不仅如此，由于迟迟不能产业化，技术发明者屈维谦也渐渐按捺不住，与沈太福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并日趋尖锐。
1991年9月，沈太福降了屈维谴的职，屈维谦与沈太福大吵一架后离开长城，转而加盟对手永航公司继续研制工作。
但双重的压力并没有压倒沈太福。沈太福，虽不是机电专家，但人脉甚广，更善于变通，灵机一动之后，他将专利名称改为“内反馈可控硅串级调速器”，重新申请。
1992年3月25日，沈太福的专利终于获得中国专利局批准，但此时的沈太福已是债台高筑，风声鹤唳，他急需制造新的利好信息以敲开银行的贷款大门。
沈太福马上做出一个决定：向机械电子部提出申请，要求尽快召开调速电机的部级鉴定会。
长城机电的员工夜以继日地准备各种文件，沈太福则把存在银行里的余款全取了出来，又东借西讨，筹集了16万元，于1992年5月2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部级鉴定会，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部级鉴定证书。
沈太福拿着这个部级鉴定证书找到了银行，他天真地以为凭着这个，银行肯定会继续给他贷款，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银行表示，在前款未清的情况下，决不会再借一分钱。
祸起：体外集资
银行贷款行不通，沈太福疯了，他不得已设计了一场新游戏。
“游戏”的名称是：技术转让。“游戏”规则：无论男女老少，均可与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合同中承诺，投资人可以随时提取自己的资金，而且投资回报很可观，长城公司承诺“按季支付补偿费”每年“补偿率”达24%，比银行当时的储蓄利率高出一倍（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
这个疯狂游戏其实就是以发展节能电机为名，以高利息为诱饵，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形式，向社会广泛集资。
1992年的中国，年息高达24%的“技术转让合同”正迎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于是，从1992年6月2日启动，沈太福的集资游戏渐入佳境，臻于疯狂。
在海南的第一站，人们在看到集资广告的第二天就排起了长队，短短20天，沈太福成功集资2000万元。
海南集资成功，沈太福紧接着在全国的17个城市展开更大范围的集资活动，到这场集资狂潮被终止前的1993年初，全国各地已经有长城公司的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雇佣职员3000多名，主要业务就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
至1993年2月份，全国已有10万人卷入其中，长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集资额高达10亿多元人民币，其中，北京的集资额最多，超过2亿元人民币，而此时，投资者不知道调速电机的真正发明者屈维谦已经离开长城公司，也没有人知道长城公司的内幕。
长城公司的集资肥皂泡能吹这么大，媒体的鼓吹功不可没。早从1988年开始，沈太福就用钱财笼络了一批新闻记者，其中《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记者蔡原江在长城集资案中出力最大，他们先后发表了《20天集资2000万》、《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以及《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长篇报道，为沈太福不遗余力地鼓吹。
在广泛发动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沈太福并没有忽视官员的影响力，通过孙树兴引荐，沈太福认识了《科技日报》原总编辑、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时。李效时在长城公司考察时留下“愿长城目标早日实现！”的题词被沈太福大加利用。李效时对长城公司的项目深信不疑，他在一些场合对长城公司的积极评价发挥了富有说服力的宣传效果。为表示感谢，沈太福将一份写上李效时儿子名字的4万元《技术开发合同书》送给了李效时。
此外，沈太福在人际公关上也大下工夫。他先后聘请了160多名曾经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同志担任公司高级顾问，企图以此构筑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
火借风势，长城的集资越来越大。沈太福也越来越忘形，他宣称自己拥有“300多项专利技术，长城公司的主导产品高效节能电机已在各生产领域应用，已握有15亿元的订货量，在全国数万家民办科技企业中，长城还是惟一一家纳入国家行业管理的”。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长城公司只售出电机50多台，价值仅600多万元。为了制造经营业绩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亿元集资款变成公司的营业销售收入，然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100多万元的税款。
祸至：触怒中南海
疯狂的下一幕就是毁灭。
事实上，长城公司集资案仅仅是1993年中国金融失序的冰山一角。长城公司铺天盖地的集资活动给国家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一个缺乏制度控制的体外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
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在长城公司开始集资9个月以后，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集资活动。
1993年3月6日晚，正当沈太福为集资超过10亿元举办大型庆祝酒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
《通报》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长城公司“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通报》无异于当头棒喝，沈太福如果清醒的话，积极配合中央清退所募集资金，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可是沈太福沉醉在梦里不愿醒来，他选择了起诉中国人民银行。起诉书里，沈太福要求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决定。并索赔一亿元。
1993年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国家科委、人民银行总行步调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却让他这个民办企业“小媳妇”吃亏，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他还宣布，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1993年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截获，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的钱准备逃到国外。
沈太福被逮捕后，在国务院的直接参与下，各地组成二十多个清查组。历经半年时间的清查清退，长城集资案的投资者领回了70％的本金，全国清退款总比例达90％以上。
1994年4月，法院宣判，沈太福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死刑；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科技日报》社记者孙树兴犯有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蔡原江犯有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另外，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有120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
沈太福之后，199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念，并确立了行政取缔与刑事惩罚双重规制的基本模式。是年，被称为中国金融立法年。
至1997年，中国关于民间集资的刑法规制框架基本建构起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三个罪名成为悬在民间集资者头上的三把利剑。
1989—1993：沈太福的长城机电大馅饼
如今距离沈太福出事已整整15年。这个改革开放后“第一非法集资案”，以13.7亿元集资额而葬送了沈太福性命。尽管其身后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融资额32亿元远高于沈太福，但影响力大大弱于沈太福。如果今天看来，沈太福为“节能电机”而集资，无非是一桩很平常的“项目融资”。但在15年前，沈太福要搞技术开发，没人给他投钱，他必须用暴利诱惑和高明骗术，而行骗就要找靠山造背景，自然要花钱买通官员打通关节
1994年4月11日，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被处决，罪名是贪污和行贿，而沈太福的背后，却是上至中央干部下至普通百姓牵涉近20万人高达10亿元的高息集资案。沈太福被处决之后一年，中国开始金融立法对集资行为进行管制。
沈太福一案，因其折射的时代风波诡谲，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15年前的一个缩影。在他身后十余年间，仍不断被人提起。
福起：沈太福前传
沈太福1954年生，吉林市四平市人，据说从小聪慧过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上前几名，各种奖状把家里一面墙贴满了。但可惜没考上大学，只得去上长春水利电力学校。
1980年，沈太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在长春市水利局，后又转到科协工作。1984年，沈太福辞掉公职，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辞职下海“吃螃蟹”的人。辞职后，沈太福与兄弟沈太安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宽城科技开发咨询处），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长春市的街头巷尾刷广告，但生意清淡。无奈之下，沈太福通过关系，承包了一家亏损的街道企业——长春锅炉仪表厂。
1985年，沈太福在这家厂研制成功了双色液位计，并以其稳定和优异的性能获得原国家机电部、原交通部、原劳动部等8个部委发文推广应用。当年就使这家小厂扭亏为盈，获利47万元。
但在1988年，沈太福携“双色液位计”技术到北京跟四通合作，成立四通双色液位计技术公司时，却被四通发现技术有假，双方打起官司。官司打到第二年，沈太福发现自身是泥菩萨过河，决定撤退。
撤出四通后，沈太福凑集30万元，于1989年3月16日经北京新技术实验开发区批准，以私人资本注册成立了集体性质的北京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戴红帽子做民营企业，这在当时无可厚非，很多公司都这么干，但长城公司的集体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太福案致命的一环。
沈太福带着新成立的北京长城公司，像大多数公司一样，一边寻找各种贸易机会，一边寻找好的产品和项目。
福至：调速电机专利
此时已是1990年的3月，辽宁省阜新矿务局的工程师屈维谦、吴江很郁闷，他们刚得到通知，他们于1985年6月向中国专利局申报的“逆变型无整流予三相换向器电动机”发明专利，由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交纳专利审查期间的“申请维持费”，根据我国专利法对此有相关规定，该申请已被视为撤回，不具备再申请专利的条件。
屈维谦、吴江发明的“逆变型无整流予三相换向器电动机”，通俗地说，就是“调速电机”，这种电机可以用在从发电厂、水泥厂、自来水厂、矿井等许多行业。和现在正在使用的普通电机相比，能自动调节电机速度，使原来大马拉小车变成什么马拉什么车，从而达到节电的效果，节电的效率从20%到70%不等。
不甘心发明成果打水漂的屈维谦随即来到北京求发展，遇到了寻找项目发展的沈太福，两人一拍即合。
1990年6月，沈太福聘屈维谦为长城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公寓，豪华轿车，月薪2000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待遇了，而屈维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将专利卖给沈太福。被段永基认为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的沈太福摇身一变成了“电机专家”。
在专利权正式通过之前，善打政治牌的沈太福就已经通过运作，获得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纷纷下文推广支持长城系列调速电机。与此同时，沈太福不惜血本，通过召开大规模订货会，拿到了“一大把”总价值达1000多万元的正式订单和意向订单。他用这些订单分别和北京的几家银行商谈，加上各种关系的效力，获得了一笔又一笔的贷款。
一时间，长城调速电机之名，响彻业内。技术与资本都具备，沈太福的“福”到了，如果好好干下去，沈太福很有可能成为机电产业枭雄！
祸伏：银行贷款隐忧
福兮祸所伏。长城机电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沈太福的隐忧。
虽然长城调速电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比较成熟，电机的生产也不成问题，但是电机的配套设备——交流调速装置一直没有过关，使得调速电机迟迟不能形成产业化生产。
虽然此前没有拿到专利，这成为沈太福一个不小的负担。银行贷款，贷款利息不断积累。
不仅如此，由于迟迟不能产业化，技术发明者屈维谦也渐渐按捺不住，与沈太福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并日趋尖锐。
1991年9月，沈太福降了屈维谴的职，屈维谦与沈太福大吵一架后离开长城，转而加盟对手永航公司继续研制工作。
但双重的压力并没有压倒沈太福。沈太福，虽不是机电专家，但人脉甚广，更善于变通，灵机一动之后，他将专利名称改为“内反馈可控硅串级调速器”，重新申请。
1992年3月25日，沈太福的专利终于获得中国专利局批准，但此时的沈太福已是债台高筑，风声鹤唳，他急需制造新的利好信息以敲开银行的贷款大门。
沈太福马上做出一个决定：向机械电子部提出申请，要求尽快召开调速电机的部级鉴定会。
长城机电的员工夜以继日地准备各种文件，沈太福则把存在银行里的余款全取了出来，又东借西讨，筹集了16万元，于1992年5月2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部级鉴定会，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部级鉴定证书。
沈太福拿着这个部级鉴定证书找到了银行，他天真地以为凭着这个，银行肯定会继续给他贷款，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银行表示，在前款未清的情况下，决不会再借一分钱。
祸起：体外集资
银行贷款行不通，沈太福疯了，他不得已设计了一场新游戏。
“游戏”的名称是：技术转让。“游戏”规则：无论男女老少，均可与长城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投资额3000元起，上不封顶。合同中承诺，投资人可以随时提取自己的资金，而且投资回报很可观，长城公司承诺“按季支付补偿费”每年“补偿率”达24%，比银行当时的储蓄利率高出一倍（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
这个疯狂游戏其实就是以发展节能电机为名，以高利息为诱饵，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形式，向社会广泛集资。
1992年的中国，年息高达24%的“技术转让合同”正迎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于是，从1992年6月2日启动，沈太福的集资游戏渐入佳境，臻于疯狂。
在海南的第一站，人们在看到集资广告的第二天就排起了长队，短短20天，沈太福成功集资2000万元。
海南集资成功，沈太福紧接着在全国的17个城市展开更大范围的集资活动，到这场集资狂潮被终止前的1993年初，全国各地已经有长城公司的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雇佣职员3000多名，主要业务就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
至1993年2月份，全国已有10万人卷入其中，长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集资额高达10亿多元人民币，其中，北京的集资额最多，超过2亿元人民币，而此时，投资者不知道调速电机的真正发明者屈维谦已经离开长城公司，也没有人知道长城公司的内幕。
长城公司的集资肥皂泡能吹这么大，媒体的鼓吹功不可没。早从1988年开始，沈太福就用钱财笼络了一批新闻记者，其中《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记者蔡原江在长城集资案中出力最大，他们先后发表了《20天集资2000万》、《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以及《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长篇报道，为沈太福不遗余力地鼓吹。
在广泛发动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沈太福并没有忽视官员的影响力，通过孙树兴引荐，沈太福认识了《科技日报》原总编辑、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时。李效时在长城公司考察时留下“愿长城目标早日实现！”的题词被沈太福大加利用。李效时对长城公司的项目深信不疑，他在一些场合对长城公司的积极评价发挥了富有说服力的宣传效果。为表示感谢，沈太福将一份写上李效时儿子名字的4万元《技术开发合同书》送给了李效时。
此外，沈太福在人际公关上也大下工夫。他先后聘请了160多名曾经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同志担任公司高级顾问，企图以此构筑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
火借风势，长城的集资越来越大。沈太福也越来越忘形，他宣称自己拥有“300多项专利技术，长城公司的主导产品高效节能电机已在各生产领域应用，已握有15亿元的订货量，在全国数万家民办科技企业中，长城还是惟一一家纳入国家行业管理的”。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长城公司只售出电机50多台，价值仅600多万元。为了制造经营业绩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亿元集资款变成公司的营业销售收入，然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100多万元的税款。
祸至：触怒中南海
疯狂的下一幕就是毁灭。
事实上，长城公司集资案仅仅是1993年中国金融失序的冰山一角。长城公司铺天盖地的集资活动给国家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一个缺乏制度控制的体外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
中央政府决定整顿金融秩序，在长城公司开始集资9个月以后，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集资活动。
1993年3月6日晚，正当沈太福为集资超过10亿元举办大型庆祝酒会的时候，他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
《通报》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长城公司“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通报》无异于当头棒喝，沈太福如果清醒的话，积极配合中央清退所募集资金，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可是沈太福沉醉在梦里不愿醒来，他选择了起诉中国人民银行。起诉书里，沈太福要求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决定。并索赔一亿元。
1993年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国家科委、人民银行总行步调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却让他这个民办企业“小媳妇”吃亏，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他还宣布，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1993年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截获，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的钱准备逃到国外。
沈太福被逮捕后，在国务院的直接参与下，各地组成二十多个清查组。历经半年时间的清查清退，长城集资案的投资者领回了70％的本金，全国清退款总比例达90％以上。
1994年4月，法院宣判，沈太福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死刑；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科技日报》社记者孙树兴犯有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蔡原江犯有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另外，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有120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
沈太福之后，199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念，并确立了行政取缔与刑事惩罚双重规制的基本模式。是年，被称为中国金融立法年。
至1997年，中国关于民间集资的刑法规制框架基本建构起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三个罪名成为悬在民间集资者头上的三把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