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泛森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人文学者之一，也是第一流的学术领导人。1958年生的泛森46岁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2010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还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为数极少的华裔会员之一。认识泛森的人都说，他既有温和谦逊的学者风度，也有精明干练的文官气质。
　　我们相识在1996年，他来香港作短期访问，在彼此共同的友人高信疆那里相遇。因为都是治史的，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可聊。后来知道他是余英时教授的高足、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而我则是金耀基教授的学生。余先生和耀基师先后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交情甚笃。因此，我们的关系也就深了一层。1999年，泛森兄来香港出任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彼此的往还就更多了。当时他在学术上已经出类拔萃。泛森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从明代中期一直到近现代，结合思想史、学术史、生活史、文化史，他在这方面至今已写了八九本学术专著及六七十篇学术论文。
　　泛森从大学时代起就始终不渝地耕耘在史学领域。他在台大历史系从本科到硕士班，已经崭露头角，出版了第一本书《章太炎的思想》。毕业后不久就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28年成立于广州的史语所是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研究机构，在全世界的汉学机构中也很有地位。对泛森来说，治学不只是一般的读书写作，也不是随意的思绪发散，而是有深入的研究，完成具有启发和厘正功能的著述。他说过，读书太快乐、太轻松又不必负责任，这样是不够的。读书要有生产性、系统性和目标性。这大概就是他成为杰出学者的秘诀吧！
　　在史语所工作期间，泛森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奖学金赴美留学，成为余英时教授的入室弟子。有一次，我们一起聊天时说起以前中国有文人办报的传统，报老板大多有养士的作风。他说自己留学时曾得到《中国时报》老社长余纪忠先生的资助，结果学成回去后也没有为《中时》做事。言谈间似乎有点内疚。我这才知道泛森兄年轻时经常以笔名发表各种时论，在台湾风起云涌的民主化运动中颇有影响。但和他的老师余英时一样“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决不参与任何实际活动。
　　2000年初，泛森回到台湾，被借调到“国家科学委员会”，出任人文及社会科学处处长，后来又受命筹建中研院跨学科的“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不到一年又被任命为史语所所长。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以为学界将因此失去一个杰出的学者。那年3月我去台北出差，他在一家法国餐厅请我吃饭。在座的还有他中研院的同事朱敬一和管中闵。因为是老友，那次我说话很坦率，对泛森担任公职表示惋惜，劝他不要走我的老路，放弃学者生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行政工作要花费泛森不少时间，但他一有时间便赶快拾起书本，晚上也睡得很晚，时间虽然不完整，但仍在学术上不断出成果。他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织毛线的妇人，随时要放下毛线煮饭，但煮完饭又马上拾起毛线再织下去，所以总还能织成几件衣服。
　　即使出任公职，泛森也是当事业在做，而不是做官当老爷。他主持了“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把台湾中研院、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和高等院校的400万件资料、图片和各种文物数字化，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研究者，使学术资源极大地公共化。例如，旅游部门要重建一个原住民村落，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考察，包括耳坠、发式、手镯、衣服、房屋等。如果用旧的方法，就要去台湾3个收藏原住民资料最多的机构——历史博物馆、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和台大人类学系，一个一个填单调出来，那是很花时间的。现在只要输入“原住民”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信息。这对人文学科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贡献。
　　前年我开始主持一项学术研究计划，想在台湾史学界找一位合作者，就打电话给泛森兄让他推荐。他向我推荐了五六位学者，并一一仔细介绍。尽管还没到退休年龄，但他已对未来的人生作了规划：“我是个做研究的人，所以所有的规划都与研究有关。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我手上有几个著述计划累积的笔记非常多，花的心力非常大，却始终没有完成。我最希望能有几年空闲的时间把它们一一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