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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才是这个世界重要的灵媒，他们不仅仅在创造新世界，而且，他们也是我们和世界交流的媒介，倒不是说，在3画廊打开了大门，而是全球的艺术家使用那样的密码：芝麻开门，门，就开了。
芬兰艺术家Canal驻留以及驻留后汇报个展
“我游历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及其欧洲的所有重要的美术馆，梳理从印象派到现代主义各种流派，一直到当代。而每一次游历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所到之处，都是我们所要了解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而已，这些窗口打开了我的眼界，在哲学的意义上，感觉到这样的游历会让人减少偏见。总的来说，我觉得欧洲是人的大课堂。”
Q = 《北京青年》周刊A =棉布
Q：听你讲述驻地艺术家项目，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怎么看艺术家驻留计划呢？
A：艺术家游历是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的传统，那时，欧洲北方的艺术家来到佛罗伦萨学习技术和看世界的不同的方法，为北方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现在当代艺术早已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资源和共同发展的平台，已经不分国界、性别和种族。但对于中国大部分艺术爱好者和藏家而言，国外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表达的方式，并不能马上得到理解，不仅有一个文化和审美差异，同时，中国巨变的时代和对艺术的激情也吸引着国外艺术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2016年开始正式启动了在3画廊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这不仅是在3画廊在梳理定位中的国外艺术家在中国发展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发展和文化都离不开交流，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得到远见。
Q：你怎样甄选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的？谈谈画廊现在的展览《咏舞》 ，什么样的人、事、物可以刺激到你？
A：在3画廊已经运营了11年，积累了重要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代表着画廊的水準和定位，这些艺术家大都是50岁上下，有成熟的结构和稳定的市场表现，只需要发展新的语言和新作；另一个方面，艺术机构的活力在于实验，画廊的教堂空间就提供了这样的实验场，会吸引独立精神和爆发力都很明确的年轻艺术家，如，雎安奇，他作为目前备受国际瞩目的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和当代艺术家之一，去年的文献电影《大字》，已经在教堂空间展出，《咏舞》则推出的是他最新的影像装置。雎安奇观察社会的视角和精准，并转化成语言的能力 ，正好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的语境之一，也吸引着我和这样的艺术家共同创造好展览的激情。对我而言，从来不会把一个艺术家的整体创造，轻易的搬到空间，而是从空间的可感受性，人的可感受性上，以及空间和作品精准的表达上，来创造杰出的展览。
Q：为什么打开在3画廊的大门，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
A：一开始是基于艺术家之间的介绍和友情，到后来就进入到一个交流系统而这一系统被称为“艺术家驻留计划”，据我所知全世界有2000多个正式的机构在安排艺术家驻留和国际间的艺术交流，这些交流都非常活跃和多元，是发展年轻艺术家的活跃的方法。比如，2015年柏林的：“候鸟计划”，就邀请了在3画廊的艺术家苏锐去柏林驻留；我们在3画廊也邀请了伦敦的艺术家SARA，以及芬兰的艺术家CANANL，每次驻留为期一个月，在画廊里创作，最后做一个小型汇报展，为艺术家带来了机会和心得，创作资源和激情。
Q ：走遍全世界，你最怀念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
A：我从诗意的探索开始，到哲学的反思，一直深入到当代艺术的核心操作的层面，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写诗，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和长时段的自我身份确认；之后对于哲学的迷恋，有了一个结构；到开画廊，游历和美术史的深入，画廊主的身份，使得我在毫不费力的语境下，推开了世界的大门，并创造了中国意大利当代艺术双年展，这其中，在ART BASEL中与德国包豪斯大师之一奥斯卡·史莱默的孙子阿曼·史莱默的深刻友情，使我认知了西方的艺术世界的游戏逻辑，思想基础和传承的重要性；同时，在与我的双年展合作者意大利著名的策展人桑德罗·奥兰迪一起工作时，其不仅在技术上是我的导师，同时，对艺术的理想也影响着我的精神走向。
在杜塞尔多夫收藏家家中的艺术品，极简主义风格
Q：最近这段时间你遇到哪些有深远影响的人？
A：在艺术界，往往是10年可以分为一个时间段，来反思自己的道路，总之，这10年来我遇到的意大利人文学者，策展人桑德罗·奥兰迪，和瑞士的人文学者，包豪斯运动的文化遗产继承人阿曼·史莱默，都对我深入当代艺术这个领域有无比深刻的影响，开阔了视野和远见。
合作展览的艺术家给我的精神启迪，比如，记忆大师德国电影人布克哈德.冯.哈德，青年艺术家雎安奇等等，都对我的心灵有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创造性，独立精神，爆发力，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可以称之为卓越。
Q：哪个城市是你艺术之旅的开端，所谓的交流，融汇中外的交流，对你来说是怎样的过程？
A：巴塞尔艺博会是我在业内特别重要和深入的开端，因为这是又一个欧洲文化介入的重要引路项目。
所谓的交流，都是在美术史的框架内进行的，带给我一种视野和多元文化的东西，这对我经营自己的画廊，推自己的艺术家和甄选作品无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2017年到来之际，似乎所有的信息都在提示我，这将是不一样的一年，因为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的二十周年。我自然的联想到了自己，我的那首曾经唱遍亚洲的《我的1997》里期盼的1997年香港回归竟然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了，我忽然发现，我是2007年正式开始接受邀约以艺术家身份参展至今也是整整十个年头了。我和数字“7”有不解之缘……我决定编辑整理出一本书《AIJING LOVE ART 2007-2017》，十年对于一个人的职业历程来说并不算漫长，而我这十年里所作出的努力和实践需要一个自我梳理， “要告别才能前行”……这本书既是一个汇报和总结，也是把自己归零的时间节点，这本书之后，我立即回到了“零”的状态，我常说，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我既是国王也是乞丐”……现在我又是一无所有了。”
“我游历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及其欧洲的所有重要的美术馆，梳理从印象派到现代主义各种流派，一直到当代。而每一次游历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所到之处，都是我们所要了解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而已，这些窗口打开了我的眼界，在哲学的意义上，感觉到这样的游历会让人减少偏见。总的来说，我觉得欧洲是人的大课堂。”
Q = 《北京青年》周刊A =棉布
Q：听你讲述驻地艺术家项目，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怎么看艺术家驻留计划呢？
A：艺术家游历是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的传统，那时，欧洲北方的艺术家来到佛罗伦萨学习技术和看世界的不同的方法，为北方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现在当代艺术早已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资源和共同发展的平台，已经不分国界、性别和种族。但对于中国大部分艺术爱好者和藏家而言，国外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表达的方式，并不能马上得到理解，不仅有一个文化和审美差异，同时，中国巨变的时代和对艺术的激情也吸引着国外艺术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2016年开始正式启动了在3画廊国际艺术家驻留计划。这不仅是在3画廊在梳理定位中的国外艺术家在中国发展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发展和文化都离不开交流，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得到远见。
Q：你怎样甄选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的？谈谈画廊现在的展览《咏舞》 ，什么样的人、事、物可以刺激到你？
A：在3画廊已经运营了11年，积累了重要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代表着画廊的水準和定位，这些艺术家大都是50岁上下，有成熟的结构和稳定的市场表现，只需要发展新的语言和新作；另一个方面，艺术机构的活力在于实验，画廊的教堂空间就提供了这样的实验场，会吸引独立精神和爆发力都很明确的年轻艺术家，如，雎安奇，他作为目前备受国际瞩目的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和当代艺术家之一，去年的文献电影《大字》，已经在教堂空间展出，《咏舞》则推出的是他最新的影像装置。雎安奇观察社会的视角和精准，并转化成语言的能力 ，正好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的语境之一，也吸引着我和这样的艺术家共同创造好展览的激情。对我而言，从来不会把一个艺术家的整体创造，轻易的搬到空间，而是从空间的可感受性，人的可感受性上，以及空间和作品精准的表达上，来创造杰出的展览。
Q：为什么打开在3画廊的大门，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
A：一开始是基于艺术家之间的介绍和友情，到后来就进入到一个交流系统而这一系统被称为“艺术家驻留计划”，据我所知全世界有2000多个正式的机构在安排艺术家驻留和国际间的艺术交流，这些交流都非常活跃和多元，是发展年轻艺术家的活跃的方法。比如，2015年柏林的：“候鸟计划”，就邀请了在3画廊的艺术家苏锐去柏林驻留；我们在3画廊也邀请了伦敦的艺术家SARA，以及芬兰的艺术家CANANL，每次驻留为期一个月，在画廊里创作，最后做一个小型汇报展，为艺术家带来了机会和心得，创作资源和激情。
Q ：走遍全世界，你最怀念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
A：我从诗意的探索开始，到哲学的反思，一直深入到当代艺术的核心操作的层面，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写诗，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和长时段的自我身份确认；之后对于哲学的迷恋，有了一个结构；到开画廊，游历和美术史的深入，画廊主的身份，使得我在毫不费力的语境下，推开了世界的大门，并创造了中国意大利当代艺术双年展，这其中，在ART BASEL中与德国包豪斯大师之一奥斯卡·史莱默的孙子阿曼·史莱默的深刻友情，使我认知了西方的艺术世界的游戏逻辑，思想基础和传承的重要性；同时，在与我的双年展合作者意大利著名的策展人桑德罗·奥兰迪一起工作时，其不仅在技术上是我的导师，同时，对艺术的理想也影响着我的精神走向。
Q：最近这段时间你遇到哪些有深远影响的人？
A：在艺术界，往往是10年可以分为一个时间段，来反思自己的道路，总之，这10年来我遇到的意大利人文学者，策展人桑德罗·奥兰迪，和瑞士的人文学者，包豪斯运动的文化遗产继承人阿曼·史莱默，都对我深入当代艺术这个领域有无比深刻的影响，开阔了视野和远见。
合作展览的艺术家给我的精神启迪，比如，记忆大师德国电影人布克哈德.冯.哈德，青年艺术家雎安奇等等，都对我的心灵有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创造性，独立精神，爆发力，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可以称之为卓越。
Q：哪个城市是你艺术之旅的开端，所谓的交流，融汇中外的交流，对你来说是怎样的过程？
A：巴塞尔艺博会是我在业内特别重要和深入的开端，因为这是又一个欧洲文化介入的重要引路项目。
所谓的交流，都是在美术史的框架内进行的，带给我一种视野和多元文化的东西，这对我经营自己的画廊，推自己的艺术家和甄选作品无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2017年到来之际，似乎所有的信息都在提示我，这将是不一样的一年，因为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的二十周年。我自然的联想到了自己，我的那首曾经唱遍亚洲的《我的1997》里期盼的1997年香港回归竟然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了，我忽然发现，我是2007年正式开始接受邀约以艺术家身份参展至今也是整整十个年头了。我和数字“7”有不解之缘……我决定编辑整理出一本书《AIJING LOVE ART 2007-2017》，十年对于一个人的职业历程来说并不算漫长，而我这十年里所作出的努力和实践需要一个自我梳理， “要告别才能前行”……这本书既是一个汇报和总结，也是把自己归零的时间节点，这本书之后，我立即回到了“零”的状态，我常说，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我既是国王也是乞丐”……现在我又是一无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