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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沈从文在城市化过程中，体验了诸种城市现代病，因此他留恋代表“更自然、更完整和更和谐的生活方式”的乡村。《边城》描绘的美丽的自然生态和优美的精神生态，是沈从文认定的民族复兴的力量，《边城》是一部生态文学作品。
关键词：边城 城市化 乡村牧歌
一.沈从文的城市化进程
沈从文1902年生于湘西凤凰古镇，14岁投身行伍，20岁怀揣文学梦只身来到北京，一心想上大学无奈未能通过入学考试，只能成为北大不注册的旁听生，21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再次落榜，沈从文放弃高考决意做一名“文学青年”，他向报社投稿，却篇篇石沉大海，终于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帮助下有文章见报。1925年，23岁的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遥夜》引起北大教授林宰平注意，林教授给他介绍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办事员，月薪20元。沈从文工作之余勤奋写作，仅1925年至1927年，作品就发表大致170余种。
1928年，中国政治中心南移，报刊杂志图书出版随之南移，沈从文也随之南移。在上海，沈从文居住的亭子间仍是一个“窄而霉小斋”，他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并以每本书100元的价格尽快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仅在1928年至1929年一年多时间里，他的作品就遍布几乎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
沈从文的高产帮助他谋到了一个教职。1931年暑假过后，沈从文被青岛大学文学院聘为讲师，住宿条件大为改观，住在一座临海而立、颇有异国情调的三层小洋楼里。青岛成为了沈从文一生最喜欢的地方。在青岛，他开始热烈追求爱情，酝酿小说《边城》。沈从文和爱人张兆和游览崂山北九水时看到的一位美丽而朴素的女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给他带来《边城》创作的灵感。他在小说中虚构的翠翠这个人物身上，有崂山妇女形象，有湘西女性风情，还有爱人张兆和的影子。
《边城》开篇题记，沈从文交代小说目标读者是那些关心中国社会变动，在寂寞地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们都在热烈地讨论“民族复兴”问题，他们从思想、实务等方面探寻复兴中国的道路。一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开始出现，如《复兴月刊》、《行健月刊》以及《再生》杂志等。
1933年暑假，沈从文离开青岛到北京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传媒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坚持文人论政、公正自由和立足民众的办报立场。站在《大公报》这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媒体副刊主编位置，沈从文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形成了著名的“京派”。
“京派”作家普遍关心民族复兴问题，对人性美的追求，是京派作家共同的创作旨归。然而现实的道德沦丧普遍让人失望。美学家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认为：“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
与朱光潜观点一致，沈从文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在于重建优美人性。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牧歌”
“乡村牧歌”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词之一，它概括的是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生活所具有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代表的是更自然、更完整和更和谐的生活方式。
“乡村牧歌”是工业社会中流传最悠久的神话。19世纪后半期，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运动在带给一些人丰富的物质生活、造就勃勃进取的人格精神的同时，也引来了另一部分人的贫困、疾病和绝望。伴随着全球的工业化浪潮出现的世界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城市人口巨增带来的住房、人口、卫生设施、食物、医疗、职业等方面的压力，造成了疾病、住房拥挤、社會治安混乱等系列问题。
对于城市中的产业工人来说，每天生活在机械化的环境之中，缺乏愉悦、诗意，强调速度效率和工具理性的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让他们感到烦闷、焦躁;对于都市中的普通市民来说，每日跟着都市大机器的各个传动装置运转，时时接触到的都是否定个性、否定情感的集约化、规范化的机械事实，都市中人在爱情和道德中体现出强烈的商品化、模式化和功利化倾向，造成都市人的种种现代病。自从沈从文从湘西到大都市闯荡，碰了很多壁，遭遇了很多白眼，这些现代都市病，沈从文都有深刻体验。
城乡二元对立是沈从文创作思路。虽然大都市最终接纳了沈从文这个“乡下人”，但并未改变早年湘西生活形成的自然生态价值观。沈从文认为，乡下民俗或许未经打磨，其感性生命活力也许野性不羁，却更符合自然人性，他坚持乡下人真实、自然、认真的性格，他欣赏在真实、自然和认真性格主宰下的道德。作为一名都市“乡民”，与城里人在工商社会里训练出来的矫揉造作、精于算计的性格相比，沈从文留恋正在都市中消失的传统农业社会孕育出来的乡下人浑朴天真，憨厚无欺的个性和民俗。
《边城》中湘西的人情、自然和风俗，都在展示沈从文向往的淳朴人性和理想的人生情态。小说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营造出一支清新悠远的乡村牧歌，倾诉着沈从文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理想境界的想象。
30年代许多留学回国的作家，如郁达夫、邵洵美和徐志摩等，都喜欢沈从文作品中别样的，朴拙而又充满活泼生命力的美。沈从文抓住了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的自然、健康和优美人性的丧失及种种都市现代病，给都市人提供了寻找自然、健康和优美人性的神庙。
三.《边城》作为生态文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非常自信《边城》比其他时下作家作品高一筹，相信自己的作品比其他所谓作家传得久，播得远。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往日的预言变成了现实。重读《边城》，体味沈从文自信的根源，在于《边城》作品蕴含的生态审美价值，契合了当今中国美丽中国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追求目标。 美感是人类爱护自然的审美心理基础，崇高感让人类敬畏自然，优美感让人们亲近自然。生态美学家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中讲，生态伦理最后归结为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息。
《边城》生态审美的内涵：人性优美、自然和谐、社会安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是自然之子，人的生活是顺应自然。如翠翠的外形：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好的作家，都是文化分析的高手，也是富有文化理想的人。他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生活体验中领悟到，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养料，他清楚地知道现存文化中的哪些部分是健康的，应当继续发扬，哪些部分还有欠缺，应当通过加大出版力度的方式加以弥补，哪些方面可能走偏了，必须通過正确价值观加以纠偏，为此他们写作，他们传播。
关心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优秀品德的消失与重建，沈从文的《边城》的价值。只要有助于恢复或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且具有基本的生态意识的作品，都属于生态文学，甚至可以是完全不描写现实自然的作品，只要是反生态的消费社会、破坏自然的人为灾难、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城市病和生态病的作品，描绘生态理想的生态乌托邦作品和预警生态浩劫的反乌托邦作品，都可以是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边城》彷佛一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牧歌”，堪称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
不过真实的乡村也有它的缺陷。放眼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乡村生活远离城市的骚乱与虚伪，是蕴含道德理想的净土，是人们安居乐业的乐土。但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大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犀利的笔锋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美国小镇的生活，第一次将批判的笔触伸向乡村，以逐层深入的情节表现了乡土观念的伪善、狭隘，最后是小镇的冷酷，从而打破了美国人心目中美好的乡村神话，强迫美国人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
因此，阅读《边城》，在美丽想象之外，还应加入生态批判视角，明白乡村并不是无暇的。沈从文的乡村牧歌，正是在试图修复都市现代病的背景下，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朱光潜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6.
（作者介绍：冉彬，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文学博士）
关键词：边城 城市化 乡村牧歌
一.沈从文的城市化进程
沈从文1902年生于湘西凤凰古镇，14岁投身行伍，20岁怀揣文学梦只身来到北京，一心想上大学无奈未能通过入学考试，只能成为北大不注册的旁听生，21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再次落榜，沈从文放弃高考决意做一名“文学青年”，他向报社投稿，却篇篇石沉大海，终于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帮助下有文章见报。1925年，23岁的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遥夜》引起北大教授林宰平注意，林教授给他介绍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办事员，月薪20元。沈从文工作之余勤奋写作，仅1925年至1927年，作品就发表大致170余种。
1928年，中国政治中心南移，报刊杂志图书出版随之南移，沈从文也随之南移。在上海，沈从文居住的亭子间仍是一个“窄而霉小斋”，他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各种类型的文学产品，并以每本书100元的价格尽快卖给上海街头新兴的小书店。仅在1928年至1929年一年多时间里，他的作品就遍布几乎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
沈从文的高产帮助他谋到了一个教职。1931年暑假过后，沈从文被青岛大学文学院聘为讲师，住宿条件大为改观，住在一座临海而立、颇有异国情调的三层小洋楼里。青岛成为了沈从文一生最喜欢的地方。在青岛，他开始热烈追求爱情，酝酿小说《边城》。沈从文和爱人张兆和游览崂山北九水时看到的一位美丽而朴素的女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给他带来《边城》创作的灵感。他在小说中虚构的翠翠这个人物身上，有崂山妇女形象，有湘西女性风情，还有爱人张兆和的影子。
《边城》开篇题记，沈从文交代小说目标读者是那些关心中国社会变动，在寂寞地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们都在热烈地讨论“民族复兴”问题，他们从思想、实务等方面探寻复兴中国的道路。一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开始出现，如《复兴月刊》、《行健月刊》以及《再生》杂志等。
1933年暑假，沈从文离开青岛到北京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传媒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坚持文人论政、公正自由和立足民众的办报立场。站在《大公报》这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媒体副刊主编位置，沈从文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形成了著名的“京派”。
“京派”作家普遍关心民族复兴问题，对人性美的追求，是京派作家共同的创作旨归。然而现实的道德沦丧普遍让人失望。美学家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认为：“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
与朱光潜观点一致，沈从文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在于重建优美人性。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牧歌”
“乡村牧歌”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词之一，它概括的是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生活所具有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代表的是更自然、更完整和更和谐的生活方式。
“乡村牧歌”是工业社会中流传最悠久的神话。19世纪后半期，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运动在带给一些人丰富的物质生活、造就勃勃进取的人格精神的同时，也引来了另一部分人的贫困、疾病和绝望。伴随着全球的工业化浪潮出现的世界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城市人口巨增带来的住房、人口、卫生设施、食物、医疗、职业等方面的压力，造成了疾病、住房拥挤、社會治安混乱等系列问题。
对于城市中的产业工人来说，每天生活在机械化的环境之中，缺乏愉悦、诗意，强调速度效率和工具理性的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让他们感到烦闷、焦躁;对于都市中的普通市民来说，每日跟着都市大机器的各个传动装置运转，时时接触到的都是否定个性、否定情感的集约化、规范化的机械事实，都市中人在爱情和道德中体现出强烈的商品化、模式化和功利化倾向，造成都市人的种种现代病。自从沈从文从湘西到大都市闯荡，碰了很多壁，遭遇了很多白眼，这些现代都市病，沈从文都有深刻体验。
城乡二元对立是沈从文创作思路。虽然大都市最终接纳了沈从文这个“乡下人”，但并未改变早年湘西生活形成的自然生态价值观。沈从文认为，乡下民俗或许未经打磨，其感性生命活力也许野性不羁，却更符合自然人性，他坚持乡下人真实、自然、认真的性格，他欣赏在真实、自然和认真性格主宰下的道德。作为一名都市“乡民”，与城里人在工商社会里训练出来的矫揉造作、精于算计的性格相比，沈从文留恋正在都市中消失的传统农业社会孕育出来的乡下人浑朴天真，憨厚无欺的个性和民俗。
《边城》中湘西的人情、自然和风俗，都在展示沈从文向往的淳朴人性和理想的人生情态。小说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营造出一支清新悠远的乡村牧歌，倾诉着沈从文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理想境界的想象。
30年代许多留学回国的作家，如郁达夫、邵洵美和徐志摩等，都喜欢沈从文作品中别样的，朴拙而又充满活泼生命力的美。沈从文抓住了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的自然、健康和优美人性的丧失及种种都市现代病，给都市人提供了寻找自然、健康和优美人性的神庙。
三.《边城》作为生态文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非常自信《边城》比其他时下作家作品高一筹，相信自己的作品比其他所谓作家传得久，播得远。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往日的预言变成了现实。重读《边城》，体味沈从文自信的根源，在于《边城》作品蕴含的生态审美价值，契合了当今中国美丽中国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追求目标。 美感是人类爱护自然的审美心理基础，崇高感让人类敬畏自然，优美感让人们亲近自然。生态美学家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中讲，生态伦理最后归结为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息。
《边城》生态审美的内涵：人性优美、自然和谐、社会安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是自然之子，人的生活是顺应自然。如翠翠的外形：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好的作家，都是文化分析的高手，也是富有文化理想的人。他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生活体验中领悟到，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养料，他清楚地知道现存文化中的哪些部分是健康的，应当继续发扬，哪些部分还有欠缺，应当通过加大出版力度的方式加以弥补，哪些方面可能走偏了，必须通過正确价值观加以纠偏，为此他们写作，他们传播。
关心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优秀品德的消失与重建，沈从文的《边城》的价值。只要有助于恢复或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且具有基本的生态意识的作品，都属于生态文学，甚至可以是完全不描写现实自然的作品，只要是反生态的消费社会、破坏自然的人为灾难、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城市病和生态病的作品，描绘生态理想的生态乌托邦作品和预警生态浩劫的反乌托邦作品，都可以是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边城》彷佛一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牧歌”，堪称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
不过真实的乡村也有它的缺陷。放眼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乡村生活远离城市的骚乱与虚伪，是蕴含道德理想的净土，是人们安居乐业的乐土。但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大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犀利的笔锋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美国小镇的生活，第一次将批判的笔触伸向乡村，以逐层深入的情节表现了乡土观念的伪善、狭隘，最后是小镇的冷酷，从而打破了美国人心目中美好的乡村神话，强迫美国人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
因此，阅读《边城》，在美丽想象之外，还应加入生态批判视角，明白乡村并不是无暇的。沈从文的乡村牧歌，正是在试图修复都市现代病的背景下，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朱光潜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6.
（作者介绍：冉彬，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