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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太原，春寒料峭。太原五中，这所在山西省知名的中将当地教育界卷入一场漩涡中，按当地一位教育官员的说法，搅得“人仰马翻”。
异议
“在山西省的高中里面，五中历来都是数一数二的。”太原市教育局副局长荆俊杰向记者介绍说。但太原五中的第30任校长王一瑛没有想到的是，这所名校在百年校庆的前夕，却成了教育乱收费的典型。
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8所乱收费的学校，太原五中赫然在列。理由是：在2004年、2005年招生过程中，太原五中多招收了113名“三限生”，多收费共339万元。
所谓“三限生”，是教育部对公办高中扩招生的明确要求，即“限钱数、限人数、限分数”。
另外7个被曝光的学校是：西安美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昌市第一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浙扛奉化中学。
发改委称，这些学校乱收费金额总计2270万元。这次曝光，是第三次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中的结果。
“当时就把我们搞懵了。一个市属学校，突然之间被国家发改委拿来开刀，那还不被吓得屁滚尿流?”太原市教育部门一名官员对记者说。
但五中开始并没有认错，它的第一反应是申诉。
在2月19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发消息后，太原市教育局立即召开了紧急党委会，据说“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
次日，市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据新华社报道说，会上称太原五中不存在超计划招生问题，国家发改委之所以“误判”，是因其所依据文件与实际执行文件不一致。
王一瑛向与会记者介绍了所谓乱收费的来龙去脉：1999年，由山西省教育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物价局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晋教计财(1999)7号文件是太原五中收费的依据。
这份文件称：“有条件的少量高中，经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适量扩大招生数量，扩招部分的学生学费每生每学期5000元，但不再收取按标准收取的学费。”
而据王一瑛和荆俊杰介绍，1997年国家的相关规定对招生扩招是有标准的，扩招生的比例应该限制在10％。但是，“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浮动”，具体到山西，王一瑛说，“省里允许的范围是20％，我们学校按规制是8个班，现在是10个班，每个班56个人，扩招两个班，正好是112人。发改委所曝光的113个，多出一个是因为学校中间临时调进一位教师，其子女受到照顾。”
显然，来自北京的曝光太突然了，也并未让王一瑛服气。荆俊杰说，“在新华社播发前两个小时，曾通知省教育厅。”
但是24小时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2月21日，山西省教育厅、太原市教育局宣布，责成太原五中就乱收费问题做出深刻检查，太原市教育局的工作组随即进驻学校。
2月22日，发改委公布消息说，所曝光学校“认识问题的态度端正，采取的整改措施比较可行，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并通报了各校整改情况。
两天内各方态度转变之快，令外界不明所以：太原五中到底违不违规?
该校的一个工作人员私下对记者说，“无论怎样，整治乱收费是大家一致的要求，就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与安排，五中也不能不认错。最起码，不能在面上对中央政府部门的曝光有意见。”
并不仅此一家
2003年，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接连两次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教育乱收费，校长要免职”。校长王一瑛的职位由此成为太原当地议论的焦点。不过，来自市委市政府的不同官员却向本刊记者分析，王一瑛不会有事。
2月23日，山西省教育厅发文表示，全省将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重要内容，作为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硬指标”，一旦出现乱收费行为，不但要对校长和有关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还将对其主管部门和负责人进行“一票否决”，取消其受奖励资格。
同日，太原市教育局也连发三个紧急通知，要求对教育乱收费进行整顿，“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或撤职处分：对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或降级处分”。
不过，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王一瑛。一个官员对记者解释说，“这些通知的施行期是自发布之日起。”
而王一瑛与荆俊杰均向记者表示，“我们将等到工作组检查结果出来。我们只是如实地向上级汇报情况，具体最后怎样处理，这需要上面来定。”
王一瑛还称，作为一个校长，她没有必要乱收费，且不说学校执行依据的是山西省的规定，而且就是收费，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钱都是统一缴到市财政，再由市财政打入学校的专门账号。
至于山西省为什么会有此规定，记者未能采访到山西省教育厅，但太原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说，中国如此之大，地方情况如此复杂，总得给地方一点做主的权力吧。
山西省的文件与中央部委文件之间存在差别，如果按照后者的规定，则违反“三限”的山西学校将远非五中一家。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去年8月的报道，太原市2005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除民办学校外，总规模轨制班数为354个，其中扩招班为60个，后来又增加了13个计划班和34个扩招班，扩招班数超过非民办类学校招生班数的23％。在一些重点学校，扩招班数占总班数1／3。
太原多名家长向本刊表示，各学校学生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成绩优异上线而被录取的学生，他们每学期的学费只需要交800元，二为未上线需要按分数或关系缴钱的扩招生，三为借读生。后两部分的收费，都是明码标价的，多数学校根据学生分数，分梯度收取扩招费，收费金额为每学年3000元至1万元不等。这一说法得到当地教育记者的认同。
据新华社的前述报道，知名高中，不论考生分数是否超过了录取线，只要其第一志愿未填报本校，就只能成为“扩招生”，均须一次性交纳3万元扩招费。这一做法，连贫困县居多的吕梁、忻州等地的不少县办高中也是如此。2005年，吕梁全市公办高中除招收20％择校收费生外，又额外增加了近40个扩招班。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组数据，太原市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57元；吕梁市城镇居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18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732元。
并且，按照省市教育局审批同意的规制，太原五中为10个班，每个班级56个学生。但记者连询数个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反映均是11个班，有的班级近70人。多出来的，一名熟悉情况的教育记者证实，“都是以借读生的名义。”所谓借读生，就是学籍档案都不在五中，但是有关系或交费后一样在五中接受教育。
这些情况，是不在国家发改委的调查范围内的，因为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学校的财务，并不涉及不在注册范围内的 借读生。
据新华社报道，在2005年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中，山西省各级物价部门共检查学校2897所，检查教育行政部门43个，查出价格违法案件1649起，这些案件涉及变相提高国家规定的学费、住宿费，违规向学生收取“专升本费”“补考费”和“赞助费”等，涉案违法金额共2．5亿元。
谁之过
2003年以来，全国一共派出了5．6万个检查组清理教育收费，清退乱收费资金13．2亿多，查处乱收费案件1．9万件，其中有794名校长被撤职。
这是教育部于2月2 7日公布的数字。但此番被国家发改委曝光的一些公开表示不服，显示一些地方政府与中央主管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仍存在分歧。
而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2月27日举行的教育部“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称，“不存在矛盾的地方。”
他表示，“我们原则说教育收费宏观的政策，应该是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这三家商量，提出意见以后报国务院批准，然后执行，这是宏观的政策。具体调整，包括杂费、学费标准是降一点，升一点的标准，这个审批权限明确是在省级人民政府，由省级教育部门提出意见，同时省级物价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审核之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来执行。”
1996年12月，原国家教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制定了《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普通高级中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这四个收费管理办法对学校的收费标准、审批权限及收费管理与监督工作做出了规定。王旭明的说法大体上依据上述四个文件对于收费问题的规定。
上述文件中明确规定“审批权限在省级人民政府”。并同时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办学条件和居民经济承受能力”是各地政府在制定收费标准时必须考量的因素。
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中国一直实行不交学费的制度，学生学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1985年，中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改变了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成为筹措基础教育经费的直接责任者。但教育经费，尤其基础教育经费的巨大缺口，已是共识。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没有钱或有钱不愿掏，最后只有一个办法解决教育经费：那就是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取。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据他有限的了解，许多学校的择校费是要上缴相当一部分给地方政府的。
异议
“在山西省的高中里面，五中历来都是数一数二的。”太原市教育局副局长荆俊杰向记者介绍说。但太原五中的第30任校长王一瑛没有想到的是，这所名校在百年校庆的前夕，却成了教育乱收费的典型。
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8所乱收费的学校，太原五中赫然在列。理由是：在2004年、2005年招生过程中，太原五中多招收了113名“三限生”，多收费共339万元。
所谓“三限生”，是教育部对公办高中扩招生的明确要求，即“限钱数、限人数、限分数”。
另外7个被曝光的学校是：西安美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昌市第一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浙扛奉化中学。
发改委称，这些学校乱收费金额总计2270万元。这次曝光，是第三次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中的结果。
“当时就把我们搞懵了。一个市属学校，突然之间被国家发改委拿来开刀，那还不被吓得屁滚尿流?”太原市教育部门一名官员对记者说。
但五中开始并没有认错，它的第一反应是申诉。
在2月19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发消息后，太原市教育局立即召开了紧急党委会，据说“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
次日，市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据新华社报道说，会上称太原五中不存在超计划招生问题，国家发改委之所以“误判”，是因其所依据文件与实际执行文件不一致。
王一瑛向与会记者介绍了所谓乱收费的来龙去脉：1999年，由山西省教育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物价局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晋教计财(1999)7号文件是太原五中收费的依据。
这份文件称：“有条件的少量高中，经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适量扩大招生数量，扩招部分的学生学费每生每学期5000元，但不再收取按标准收取的学费。”
而据王一瑛和荆俊杰介绍，1997年国家的相关规定对招生扩招是有标准的，扩招生的比例应该限制在10％。但是，“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浮动”，具体到山西，王一瑛说，“省里允许的范围是20％，我们学校按规制是8个班，现在是10个班，每个班56个人，扩招两个班，正好是112人。发改委所曝光的113个，多出一个是因为学校中间临时调进一位教师，其子女受到照顾。”
显然，来自北京的曝光太突然了，也并未让王一瑛服气。荆俊杰说，“在新华社播发前两个小时，曾通知省教育厅。”
但是24小时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2月21日，山西省教育厅、太原市教育局宣布，责成太原五中就乱收费问题做出深刻检查，太原市教育局的工作组随即进驻学校。
2月22日，发改委公布消息说，所曝光学校“认识问题的态度端正，采取的整改措施比较可行，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并通报了各校整改情况。
两天内各方态度转变之快，令外界不明所以：太原五中到底违不违规?
该校的一个工作人员私下对记者说，“无论怎样，整治乱收费是大家一致的要求，就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与安排，五中也不能不认错。最起码，不能在面上对中央政府部门的曝光有意见。”
并不仅此一家
2003年，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接连两次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教育乱收费，校长要免职”。校长王一瑛的职位由此成为太原当地议论的焦点。不过，来自市委市政府的不同官员却向本刊记者分析，王一瑛不会有事。
2月23日，山西省教育厅发文表示，全省将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重要内容，作为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硬指标”，一旦出现乱收费行为，不但要对校长和有关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还将对其主管部门和负责人进行“一票否决”，取消其受奖励资格。
同日，太原市教育局也连发三个紧急通知，要求对教育乱收费进行整顿，“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或撤职处分：对直接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或降级处分”。
不过，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王一瑛。一个官员对记者解释说，“这些通知的施行期是自发布之日起。”
而王一瑛与荆俊杰均向记者表示，“我们将等到工作组检查结果出来。我们只是如实地向上级汇报情况，具体最后怎样处理，这需要上面来定。”
王一瑛还称，作为一个校长，她没有必要乱收费，且不说学校执行依据的是山西省的规定，而且就是收费，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钱都是统一缴到市财政，再由市财政打入学校的专门账号。
至于山西省为什么会有此规定，记者未能采访到山西省教育厅，但太原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说，中国如此之大，地方情况如此复杂，总得给地方一点做主的权力吧。
山西省的文件与中央部委文件之间存在差别，如果按照后者的规定，则违反“三限”的山西学校将远非五中一家。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去年8月的报道，太原市2005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除民办学校外，总规模轨制班数为354个，其中扩招班为60个，后来又增加了13个计划班和34个扩招班，扩招班数超过非民办类学校招生班数的23％。在一些重点学校，扩招班数占总班数1／3。
太原多名家长向本刊表示，各学校学生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成绩优异上线而被录取的学生，他们每学期的学费只需要交800元，二为未上线需要按分数或关系缴钱的扩招生，三为借读生。后两部分的收费，都是明码标价的，多数学校根据学生分数，分梯度收取扩招费，收费金额为每学年3000元至1万元不等。这一说法得到当地教育记者的认同。
据新华社的前述报道，知名高中，不论考生分数是否超过了录取线，只要其第一志愿未填报本校，就只能成为“扩招生”，均须一次性交纳3万元扩招费。这一做法，连贫困县居多的吕梁、忻州等地的不少县办高中也是如此。2005年，吕梁全市公办高中除招收20％择校收费生外，又额外增加了近40个扩招班。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组数据，太原市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57元；吕梁市城镇居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18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732元。
并且，按照省市教育局审批同意的规制，太原五中为10个班，每个班级56个学生。但记者连询数个高一和高二的学生，反映均是11个班，有的班级近70人。多出来的，一名熟悉情况的教育记者证实，“都是以借读生的名义。”所谓借读生，就是学籍档案都不在五中，但是有关系或交费后一样在五中接受教育。
这些情况，是不在国家发改委的调查范围内的，因为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学校的财务，并不涉及不在注册范围内的 借读生。
据新华社报道，在2005年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中，山西省各级物价部门共检查学校2897所，检查教育行政部门43个，查出价格违法案件1649起，这些案件涉及变相提高国家规定的学费、住宿费，违规向学生收取“专升本费”“补考费”和“赞助费”等，涉案违法金额共2．5亿元。
谁之过
2003年以来，全国一共派出了5．6万个检查组清理教育收费，清退乱收费资金13．2亿多，查处乱收费案件1．9万件，其中有794名校长被撤职。
这是教育部于2月2 7日公布的数字。但此番被国家发改委曝光的一些公开表示不服，显示一些地方政府与中央主管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仍存在分歧。
而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2月27日举行的教育部“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称，“不存在矛盾的地方。”
他表示，“我们原则说教育收费宏观的政策，应该是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这三家商量，提出意见以后报国务院批准，然后执行，这是宏观的政策。具体调整，包括杂费、学费标准是降一点，升一点的标准，这个审批权限明确是在省级人民政府，由省级教育部门提出意见，同时省级物价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审核之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来执行。”
1996年12月，原国家教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制定了《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普通高级中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这四个收费管理办法对学校的收费标准、审批权限及收费管理与监督工作做出了规定。王旭明的说法大体上依据上述四个文件对于收费问题的规定。
上述文件中明确规定“审批权限在省级人民政府”。并同时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办学条件和居民经济承受能力”是各地政府在制定收费标准时必须考量的因素。
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中国一直实行不交学费的制度，学生学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1985年，中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改变了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地方各级政府成为筹措基础教育经费的直接责任者。但教育经费，尤其基础教育经费的巨大缺口，已是共识。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没有钱或有钱不愿掏，最后只有一个办法解决教育经费：那就是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取。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据他有限的了解，许多学校的择校费是要上缴相当一部分给地方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