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打工潮至今，几十年倏然而逝。第一代从事建筑业为主的农民工渐渐老去，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许多劳务公司开始通过提高时薪、增加福利来吸引年轻人，但眼下他们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工地消失。
“20多岁的基本没有”
京津冀地区，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比较理想的工作地。在工地上干活，按工时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南方多雨，常常停工，影响收入是工人们最在意的事。
其中，北京又是从事建筑行业多年的农民工最偏爱的地方。“北京标准高啊。工地宿舍里有空调，冬天暖气夏天冷气，还有大澡堂，条件还是不错的。”河南的木工师傅郑大成笃定地说，在北京干建筑的农民工，不会被拖欠工资。
但是，再钝感的工人，也能感觉到今年不一样的变化。
52岁的重庆砼工（浇筑混凝土的工人）刘军，在北京西三环一处住宅楼工地干活。从3月份至今不到两个月，他记不得工程被暂停了多少次，因为缺人。停工就是为了等工人。
往年，过了正月十五，赴京寻觅工作机会的农民工一茬接一茬。有些人事先跟负责给劳务公司和工人牵线的“揽头”联系，到了北京直接到揽头介绍的工地。
不认识揽头也不要紧。郑大成从老家坐绿皮火车到了北京西站。随意上了一辆公交车，看到工地就下车，拿着身份证、建筑证等证件到工地的招工处简单填一下资料，就代表“入职”了。
因为每个工地都缺人，招工门槛就放得更低，尽管郑大成已经快50岁了。不需要借助数据和学术理论，几十年来辗转大江南北无数工地的郑大成，仅凭经验就能判断，工地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20多岁的基本没有，或者干十天半月就跑。”
郑大成原本对现在的工地比较满意——除了包住，一个月还给一千五的生活费，就算年底拖欠工资，也不至于血本无归。但是因为工地缺人，经常加夜班的郑大成近日有点吃不消了。
他羡慕智能手机用得溜的年轻人。如果他会使用那些五花八门的功能，知道怎么下载APP、怎么用导航，早几年他会选择转行，去送外卖、送快递。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他认为年龄不允许。
刘军是带着老婆一起来北京找活儿做的。十几年前，他和同村十几个兄弟，一起去过乌鲁木齐、西安的工地做工。渐渐地，队伍“缩编”：他这一代人老去、伤退，但下一代青黄不接。
最后，这个队伍变成了几乎都是年过五旬的夫妻档。有技术、更强壮的丈夫是一天能挣三四百的“大工”，妻子一般只能做打打下手的“小工”，每天挣一两百。
一切为了“离开工地”
刘军和妻子住的是工地简易房宿舍，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是四对夫妻的临时宿舍。床是铁架的上下铺。上铺不方便挂帘子，夫妻们就挤在一米左右宽的下铺。自带薄被单当床帘，就算兼顾了隐私。
工地是一个模糊了性别的地方。随意去到一个工地生活区，仅穿着裤衩的大老爷们自在来去，男女混住的宿舍也很普遍。同乡的几对夫妇住在同一个宿舍，大家并不觉得尴尬。“互相照顾”“有个伴儿”等词，在他们与记者聊天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相比50岁的女性，年轻人是更稀缺的存在。而年轻的女性，基本不会出现在工地。
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工小马，87年生人，今年32岁。他一直在为工作环境没有女性而苦恼。他问过很多人：能给我安排点好活吗？能娶到媳妇儿的活儿，“我这个年龄就像荒废的庄稼。”
小马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这个地方因外来务工人员群聚而为人所知。他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也承接展览、舞台搭建的项目。由于“朋友多、有人脉”，小马经常能接到同行眼里的肥差——搭演唱会的台子，能免费看一场一线歌手的演唱会。
“免费的午餐”一再垂青他。加入了一个具有实验性质的话剧社后，他因为农民工和话剧演员的双重身份受到关注，并受邀去德国表演话剧、去大使馆学习纪录片拍摄……现在，小马梦想成为导演和演员。
“其实我挺有大才的，就是没有机会展示。”“我尝试过几次群众演员，这个路线不对，不能提升我的表现力度。”但凡能有一丁点机会，小马都想奋力抓住，离开工地。
实际上，最早的一批80后，也已经年近四十。
在北京的建筑工地，随意问工人一句，有没有20多岁的年轻人，无非得到两种回应。一种是思索良久，摇摇头。另一种是迅速说：“有！有！那个谁谁谁就是个90后。”
在工地，成为焦点很简单，只要年纪足够小。比如千禧年出生的小奇。他是所在工地唯一的“00后”，没有一丝褶子的圆润脸庞让他看起来有别于大多数工友。他还有一个比自己大十来岁的哥哥，已经是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熟练木匠。今年3月，在哥哥的安排下，小奇同他一块来到了现在的工地。
兄弟俩住一个宿舍，对话不多，也很少向对方吐露心事。工地上，没有同龄人，和工友没有共同话题，小奇渐渐比生性腼腆的哥哥更加沉默寡言，下工后，大部分时间交付给手机游戏。
他坚信自己不会长期留在工地，因此对工地的一切有种体验派一般的云淡风轻。“应该就这一年吧。我的路还很长，慢慢走。”
如何应对“用工荒”
第一批90后成年很久了。外卖小哥赵宇、健身教练黄鑫、贴车膜的高文……许多90后新生代农民工，其实都短暂地在工地工作过又离开。他们早已习惯了城市务工生活，只是相比父辈，以90后为主的新打工一代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在互联网平台创造多种就业机会的今天，也有更多的选择。
离开工地的理由也很简单，劳累、不自由、没保障。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张林秀教授认为，年轻的打工者很多时候的想法是，找一个不受约束的事情做比什么都好，长远规划暂且不管。
而工地生活确实是乏味、规律且管理严格的。这样的特征让这个行业迅速失去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逐年提高，到2018年已经超过20%。另一方面。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超过一半，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不到两成。
中建钢构北方大区宣传负责人陈秋旭告诉记者，除了建筑工人高龄化明显，建筑行业劳务单位的整体数量也在减少。从项目招标时就能明显看出来，参加招标的劳务单位较以前少，价格却更高。
陈秋旭表示，中建由于跟许多劳务公司有長期合作，有人员缺口也能及时调动到位，因此旗下项目工地，缺人情况不算严重。但对于投资建设集团和劳务公司而言，由于市场上整体工人减少，近年来用工成本的确呈逐年递增趋势。
然而，即便工人薪资待遇提高，对整个工程项目并非是好事。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某段隧道工程，每天支付给工人的报酬已经涨到了400元到500元之间，但由于工程款总额固定，用工成本的增加，则可能对工程质量本身产生影响。
未来的工地，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些工程领域正在发展可以替代人力的技术。雄安新区的市民服务中心“1000小时全面封顶”，就是因为大面积采用模块化的装建拼装，箱体模块运送到施工现场后，只需经过简单安装即可完成。
中建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这种“装配式建筑”是国家目前正在大力提倡的一种建筑形式，与传统工艺相比省去了大量的现场浇筑等过程。她乐观地表示，长远来看，当下面临的诸多用工问题，都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解决。
（文据《中国新闻周刊》）
“20多岁的基本没有”
京津冀地区，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比较理想的工作地。在工地上干活，按工时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南方多雨，常常停工，影响收入是工人们最在意的事。
其中，北京又是从事建筑行业多年的农民工最偏爱的地方。“北京标准高啊。工地宿舍里有空调，冬天暖气夏天冷气，还有大澡堂，条件还是不错的。”河南的木工师傅郑大成笃定地说，在北京干建筑的农民工，不会被拖欠工资。
但是，再钝感的工人，也能感觉到今年不一样的变化。
52岁的重庆砼工（浇筑混凝土的工人）刘军，在北京西三环一处住宅楼工地干活。从3月份至今不到两个月，他记不得工程被暂停了多少次，因为缺人。停工就是为了等工人。
往年，过了正月十五，赴京寻觅工作机会的农民工一茬接一茬。有些人事先跟负责给劳务公司和工人牵线的“揽头”联系，到了北京直接到揽头介绍的工地。
不认识揽头也不要紧。郑大成从老家坐绿皮火车到了北京西站。随意上了一辆公交车，看到工地就下车，拿着身份证、建筑证等证件到工地的招工处简单填一下资料，就代表“入职”了。
因为每个工地都缺人，招工门槛就放得更低，尽管郑大成已经快50岁了。不需要借助数据和学术理论，几十年来辗转大江南北无数工地的郑大成，仅凭经验就能判断，工地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20多岁的基本没有，或者干十天半月就跑。”
郑大成原本对现在的工地比较满意——除了包住，一个月还给一千五的生活费，就算年底拖欠工资，也不至于血本无归。但是因为工地缺人，经常加夜班的郑大成近日有点吃不消了。
他羡慕智能手机用得溜的年轻人。如果他会使用那些五花八门的功能，知道怎么下载APP、怎么用导航，早几年他会选择转行，去送外卖、送快递。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他认为年龄不允许。
刘军是带着老婆一起来北京找活儿做的。十几年前，他和同村十几个兄弟，一起去过乌鲁木齐、西安的工地做工。渐渐地，队伍“缩编”：他这一代人老去、伤退，但下一代青黄不接。
最后，这个队伍变成了几乎都是年过五旬的夫妻档。有技术、更强壮的丈夫是一天能挣三四百的“大工”，妻子一般只能做打打下手的“小工”，每天挣一两百。
一切为了“离开工地”
刘军和妻子住的是工地简易房宿舍，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是四对夫妻的临时宿舍。床是铁架的上下铺。上铺不方便挂帘子，夫妻们就挤在一米左右宽的下铺。自带薄被单当床帘，就算兼顾了隐私。
工地是一个模糊了性别的地方。随意去到一个工地生活区，仅穿着裤衩的大老爷们自在来去，男女混住的宿舍也很普遍。同乡的几对夫妇住在同一个宿舍，大家并不觉得尴尬。“互相照顾”“有个伴儿”等词，在他们与记者聊天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相比50岁的女性，年轻人是更稀缺的存在。而年轻的女性，基本不会出现在工地。
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工小马，87年生人，今年32岁。他一直在为工作环境没有女性而苦恼。他问过很多人：能给我安排点好活吗？能娶到媳妇儿的活儿，“我这个年龄就像荒废的庄稼。”
小马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这个地方因外来务工人员群聚而为人所知。他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也承接展览、舞台搭建的项目。由于“朋友多、有人脉”，小马经常能接到同行眼里的肥差——搭演唱会的台子，能免费看一场一线歌手的演唱会。
“免费的午餐”一再垂青他。加入了一个具有实验性质的话剧社后，他因为农民工和话剧演员的双重身份受到关注，并受邀去德国表演话剧、去大使馆学习纪录片拍摄……现在，小马梦想成为导演和演员。
“其实我挺有大才的，就是没有机会展示。”“我尝试过几次群众演员，这个路线不对，不能提升我的表现力度。”但凡能有一丁点机会，小马都想奋力抓住，离开工地。
实际上，最早的一批80后，也已经年近四十。
在北京的建筑工地，随意问工人一句，有没有20多岁的年轻人，无非得到两种回应。一种是思索良久，摇摇头。另一种是迅速说：“有！有！那个谁谁谁就是个90后。”
在工地，成为焦点很简单，只要年纪足够小。比如千禧年出生的小奇。他是所在工地唯一的“00后”，没有一丝褶子的圆润脸庞让他看起来有别于大多数工友。他还有一个比自己大十来岁的哥哥，已经是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熟练木匠。今年3月，在哥哥的安排下，小奇同他一块来到了现在的工地。
兄弟俩住一个宿舍，对话不多，也很少向对方吐露心事。工地上，没有同龄人，和工友没有共同话题，小奇渐渐比生性腼腆的哥哥更加沉默寡言，下工后，大部分时间交付给手机游戏。
他坚信自己不会长期留在工地，因此对工地的一切有种体验派一般的云淡风轻。“应该就这一年吧。我的路还很长，慢慢走。”
如何应对“用工荒”
第一批90后成年很久了。外卖小哥赵宇、健身教练黄鑫、贴车膜的高文……许多90后新生代农民工，其实都短暂地在工地工作过又离开。他们早已习惯了城市务工生活，只是相比父辈，以90后为主的新打工一代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在互联网平台创造多种就业机会的今天，也有更多的选择。
离开工地的理由也很简单，劳累、不自由、没保障。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张林秀教授认为，年轻的打工者很多时候的想法是，找一个不受约束的事情做比什么都好，长远规划暂且不管。
而工地生活确实是乏味、规律且管理严格的。这样的特征让这个行业迅速失去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逐年提高，到2018年已经超过20%。另一方面。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超过一半，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不到两成。
中建钢构北方大区宣传负责人陈秋旭告诉记者，除了建筑工人高龄化明显，建筑行业劳务单位的整体数量也在减少。从项目招标时就能明显看出来，参加招标的劳务单位较以前少，价格却更高。
陈秋旭表示，中建由于跟许多劳务公司有長期合作，有人员缺口也能及时调动到位，因此旗下项目工地，缺人情况不算严重。但对于投资建设集团和劳务公司而言，由于市场上整体工人减少，近年来用工成本的确呈逐年递增趋势。
然而，即便工人薪资待遇提高，对整个工程项目并非是好事。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某段隧道工程，每天支付给工人的报酬已经涨到了400元到500元之间，但由于工程款总额固定，用工成本的增加，则可能对工程质量本身产生影响。
未来的工地，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些工程领域正在发展可以替代人力的技术。雄安新区的市民服务中心“1000小时全面封顶”，就是因为大面积采用模块化的装建拼装，箱体模块运送到施工现场后，只需经过简单安装即可完成。
中建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这种“装配式建筑”是国家目前正在大力提倡的一种建筑形式，与传统工艺相比省去了大量的现场浇筑等过程。她乐观地表示，长远来看，当下面临的诸多用工问题，都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解决。
（文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