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要讲述的是那些迁移至山东省邹平县城的人们的生活经验，而邹平是一个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县级市。本文认为：这些人生活经验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征。近些年来，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通常描绘了城乡生活经验之间巨大的社会差异。本文却要讨论的是各种城市新居民群体的经历与其在乡村的过往之间的不同程度的延续性。本文将邹平展现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起调节作用（intermediate）的案例，阐明了其中所包含的迁移的和在地的发展两个方面的特质。本文同时呼吁更多关注生活经验的多元案例，这些案例通常混合了或是超越了城市经验模型所展现的理想型。
[关键词]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嵌入；生活经验；家庭形式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50-09
现代化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生活经验的断裂——这些理论认为城市化带来了亲属关系实践、对待社区的态度以及生活方式层面的剧烈转型，进而催生了个体主义、普世主义，甚至是社会异化（alienation）[1]。当代中国正经历的急速城市化令人震惊，而社会学与人类学近期关于这一城市化的研究，大多重温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主题，比如个体主义的兴起、社会失范与异化的蔓延。举例而言，刘新（Xin Liu）描述了当代中国城市商人生活中的失范状态（anomie）[2]，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当代中国社会如何突出个体之重要性[3-7]。围绕这些主题，学者们正在中国广大的城市地区开展研究。而浪潮般的移民与移民工人正离开他们的乡村家园，遗弃他们的乡土规范，涌向城市。
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早期研究则聚焦于中国如何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一种另类模式。Martin Whyte和William Parish认为：在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由户口、单位和居委会的互联体系所塑造，城市化展现为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形式。家庭以及邻里社区仍然维持着紧密关系，犯罪、吸毒、卖淫都很少见，而贫民窟或棚户区则不存在。在他们所描绘的城市范围内，每个人和每一事物，都被紧紧地管控着[8]。
在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许多学者在“离土不离乡”模式下书写的是：在后毛泽东时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中国所发生的（无城市化的）在地工业化和现代化。Greg Guldin称之为中国的“乡村城市化”（rural urbanization）[9]。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的荣光褪去，中国研究领域则整体转向集中关注大城市以及异化与个体化的进程，如上文所述。面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启发下的当代中国城市研究与将中国视作城市化的另类模式之代表的早期中国城市研究，本文将择取中间路线。
本文要讲述的是关于山东邹平县城的故事，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个县城的人口从2万增长到了30万。正如Beatriz Carrillo所说，在过去十年中，关于中等规模城市所经历的城市化现象的研究是不足的。她注意到：县城和中等规模城市的新居民，通常来自附近周边农村，因此较少脱嵌于他们的“乡村之根”，相比于珠三角或东部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温州或南京）的移民而言[10]。邹平与Carrillo所描述的山西县城的相似之处，在于邹平的人口增长主要源于本地人口迁移，但是有所不同的是，邹平足够大，也能吸引远处移民来此就业。邹平的本地移民与旧有居民延续着一种嵌入性（embeddedness）的感觉。但是，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关的异化、社会视野的拓展及其他社会进程，也是很显著的，尤其体现在远道而来的移民身上。这些社会进程在本质上是并行的，这是本文所主张的观点。
一、邹平扩张：物理、文化和消费者
20世纪90年代，邹平县城逐渐向北和向西扩张。而爆发性扩张却是始于2000年，那一年，邹平县请来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个城市规划专家做了一个新的规划。县领导决定在老城区的东面开辟一个工业“开发区”，在一条高速公路的南面建设一个“新城区”，这条高速公路建于1995年，连接了山东省两大主要城市济南和青岛。两个新区于2001破土动工，至2004年已具雏形。根据原计划，工业开发区（包括居住区）需要新开辟4.3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但是这一开发区发展态势极好，持续扩张，到2010年占地已经超过了10平方公里。新城区也超过了原计划的规模。魏桥创业集团是一家集纺织、铝业、热电于一体的特大型企业，这一企业为邹平县城的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2009年，该企业纳税占邹平县工业税收的60%，提供了10万个就业岗位。
县政府（包括官员及其家属的住宅）从其位于老城中心的旧址迁出，所腾出的空间被用于建造多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和邻近的公寓楼，从而使老城区成为了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新城区的建设以及老城区的扩张和振兴都经历了相对有意识的规划，因此，公园、公共设施、商店、购物中心、街头商贩、学校、住宅楼、餐馆呈现为舒适宜人的组合。开发区则人口更为密集，较少公园和公共空间，但是有不少学校和餐馆，另加两个购物中心。七条新的巴士线路便利地将三个城区连接在一起。
与魏桥创业集团所带动的就业增长及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相伴而生的是消费开支的增长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对年轻人和相对富裕人群的影响尤其明显。例如，饮食习惯变得更为复杂。尽管依然存在的露天集市上仍售卖本地生产的食品，但是许多邹平人如今在大型超市购买食品，这些超市往往是省级连锁店，销售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食物。20世纪八十年代，在邹平，我所认识的每个人一日三餐都吃馒头。尽管馒头仍然是这一地域的主食，但如今人们普遍地会搭配面条、米饭、饺子、面包、豆浆、奶制品及其他主食。下馆子吃饭变得普通。在八十年代，仅有几家餐馆；如今，这里有数以百计的餐馆和大量的小吃摊。各种风味食物应有尽有：川菜、沪菜、粤菜、云南米线、蒙古火锅、驴肉、巴西烤肉、新疆烧烤、兰州拉面、台湾豆浆、肯德基、美国加州风味的中餐等等。在过去五年中，大量的农家乐冒了出来，这表明至少有一些城市新居民生出了乡愁，怀念他们的乡村之根。简而言之，邹平的饮食文化中，世界性成分越来越多，本土特色越来越少了，“城市”特征更显然了。 在过去，邹平仅有一家百货商店和一个服装市场，而现在，这里有数百家服装店和至少6家大型百货商店。20世纪八十年代，在邹平，所有的服装都是平价的款式。而如今，在一些商店，服装的售价甚至达到了西方标准，比如一件衬衣售价是100美元，一套西装售价是1000美元。在邹平县城许多地方，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街道生活尤其充满了活力。在老城区的主街道上，在新城区的商业步行街，在开发区的大型购物中心前面，夜幕降临时，沿街店铺音乐响起，摊贩充斥了大街小巷。一些商家甚至在人行道上搭起舞台，利用美女歌舞和才艺表演，招揽生意。餐馆、茶馆顾客盈门，而KTV、酒吧的娱乐生活则到午夜才散场，尤其是在新城区的“不夜城”。在开发区，则有溜冰场、网吧和台球房，供外地来的单身工人消遣。在邹平的许多地方，氛围都“热闹”非凡。
邹平人消费的类别与广度反映了一种可感觉到的变化，那就是地方视角对全国性焦点的追随。也就是说，人们花费更多的钱，购买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品，去外地旅游，投资孩子的教育让其准备参加高考，人们开始根据一种新的城市性的和全国性的生活方式来想象他们的未来[11]。尽管，这一拓展性消费并不一定拒绝本地性。随着邹平走向繁荣，一种新的地方自豪感已经出现了。尽管年轻人学习说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对本地方言的尊重正重新被强调，地方性认同（作为“本地人”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那种对“热闹”氛围以及农家乐的嗜好，可以被看作是乡村习性的延续[12]。简而言之，在邹平，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以及城市生活方式，既将人们带离其家庭和地方社区，又参与了家庭的繁衍和社区的重新肯定。本地/非本地动力学同样适用于城市化常见的孪生兄弟——工业化。
二、邹平扩张的经济根源
魏桥创业集团的总部最初位于魏桥镇，该镇在邹平县的西北部，离开县城大约30公里，而县城保留了一些布料生产工业。随着开发区的开辟，魏桥创业集团的主要设施都搬迁到了县城，而这一企业成为了吸引就业的磁石。该企业的发展史见证了邹平产业发展相对本土和有机的性质。该企业最初是20世纪80年代成立于魏桥镇的一家集体所有企业。那一时期，邹平县的各乡镇和800多个村庄散布着数百家类似的小规模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长久以来，邹平县一直是棉花种植区，因此，棉花纺纱和布料生产成为了那个时期涌现的村办企业最初尝试的产业。魏桥集团的创始人和现任董事长张士平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他采购合适的机械，激励员工，聘请外部专家克服生产困难，最终胜过了邹平县所有其他乡镇企业。当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走向破产之时，县政府给予了作为胜出者的魏桥集团以全力的支持。邹平是一个农业大县，因而，张士平相信几乎会有无穷尽的劳动力乐意到布料厂上班。尽管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也在企业私有化之后积累了个人财富（他本人和家人都成为了主要的股东），但是他立志要竭力为邹平的居民提供就业，此项承诺也给予他与县政府打交道的道德资本。从字面来理解，“魏桥创业集团”包含着“就业创造”的含义。
比起中国南部珠三角地区的许多工厂来说，魏桥集团的建厂理念——为来自周边地区的工人提供就业，而不是剥削利用背井离乡的外地移民工人，使得该公司给人以更为人道的感觉。对于魏桥集团的合同工来说，他们愿意勤奋工作，因为薪水还不错，福利也不薄。公司给未婚员工提供免费的宿舍，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公司还提供了2万套福利房，已婚的合同工可以廉价购买，与福利房配套销售的还有超低折扣的设备和优质的娱乐设施。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福利。这些使魏桥集团看起来像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作单位，而不是21世纪典型的中国企业[13]。除了这些，魏桥集团还资助邹平县教育局在开发区邻近公司住宅区的位置建设了两个全新的学校。这两个学校都配备了极为优质的设施，来此上学的孩子主要来自魏桥集团的工人家庭和建造开发区时土地被征用的农户家庭。一些工人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在魏桥工作，就是因为这里能给孩子提供好的学校。
邹平县第二大商业集团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是它的发展历史却与魏桥集团出奇的相似。西王集团总部位于县城北面的韩店镇。随着韩店镇的发展繁荣和邹平老城区的扩张，如今，韩店镇与邹平县城的城市区域已经连成了一片，有一条城市公交线路每天满载着住在邹平县城的工人到西王集团上班。西王集团最初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不过，它最初主要生产玉米油和玉米淀粉，后来生产高科技玉米生物产品。玉米是这一地区的传统作物，20世纪八十年代邹平县有许多乡镇企业从事玉米加工产品的生产。像魏桥集团一样，西王集团也胜过了许多同行企业并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头羊。通过聘请外部专家，尤其是生物工程领域的专家，同时雇用本地人从事普通岗位的工作，西王集团进行了技术升级和产品转型，并走向兴盛繁荣。西王集团也为合同工提供住房和其他福利，其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也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作单位。与魏桥集团一样，西王集团也资助了当地几所学校的重建，这使得其员工子女可以享用优质的教学设备。这些学校成为西王集团能够从国内其他地方招募到高学历专家的重要因素。
但是，邹平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典型资本主义（和当代中国主流的）城市化的另类代表。尽管雇佣模式像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作单位，工人来源和产业起源都有本土性，但是邹平发展的一些方面，也类似于珠三角地区所涌现的剥削性工作模式。例如，魏桥集团雇用了来自邹平以外的山东地区的大量移民工人。这些工人中许多是临时工，而不是合同工。他们不能购买工作单位的住房，通常在开发区周边仍然存在的农村租赁寒碜的房子居住。这些村子成为了人口密集的、邋遢的棚户区。就像中国许多地方一样，那些不在魏桥集团工作或是远离开发区居住的邹平居民通常对这些外地来的移民工人存有偏见，认为他们素质低且有犯罪倾向[14]。邹平本地人也越来越看不上到工厂上班。与我的交流中，邹平的许多年轻人抱怨魏桥集团的工作太艰苦，他们宁愿选择在服务行业做一些薪水低且较不稳定的工作。但是，仍然有邹平人进入工厂工作。与珠三角地区一样，一些位置邻近工厂的村子变得相对富裕，本地村民和外地来的移民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如果不考虑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前途的话）。当然，这一贫富差距并没有达到Chan、Madsen和 Unger所描述的珠三角地区的极端状态[15]。简而言之，我们既不能说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区分直接对应了魏桥集团的工厂工人与在其他职业工作的人之间的区分，也不能说这里没有对外地移民的歧视，或者说本地人没有通过避免在最艰苦、剥削最严重的工业制造领域工作，将自己与外地人区分开来。 尽管邹平的产业最初依赖的是本地农产品的供应，但是魏桥和西王集团的经营范围日益受到追求高利润率的驱动，而不再看重在本地寻求农业产品作为原材料。事实上，随着邹平与中国的交通系统的发展，魏桥集团已不再仅从本地选购棉花，而是大量地从新疆进货。邹平县政府鼓励魏桥集团（及其他本地企业）进军精炼铝行业，因为这一行业能带来更高的利润（当然，如果接受高污染和与之相伴的高事故率的话）。尽管魏桥集团的大多数工人仍然在从事布料生产，但是这一企业利润越来越取决于它的精炼铝业务。
三、生活经验
邹平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多元结果可以通过一系列邹平居民家庭的简要形象来阐释，这些形象包括长期合同工人、外来移民工人、城中村的房东、拒绝去魏桥集团工作的青年以及渴望去魏桥集团工作的青年，他们正处于从非工业和农业处境到城市处境的转型之中。我一共访谈了250多个个体居民或住户，这里所描述的每一个形象都是所属亚群体的典型代表。这些形象使得我们得以瞥见生活经验是如何桥接或未能桥接乡村-城市以及异化的个体-嵌入的家庭之间的沟壑。
（一）长期合同工
我在邻近魏桥集团已婚员工住宅区的一个学校待了很长时间，有机会访问了住在那里的三十六个家庭。只有作为合同工，才能在工厂住宅区买房，而买房这一行为本身表明了对魏桥集团的高度忠诚与信任，所以，在那里居住的工人们一般来自邹平县的农村，在魏桥集团工作已经多年，且计划一辈子在魏桥工作。这些人都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满意，他们对年轻人抱怨工厂工作太苦的行为嗤之以鼻。而其他的长期合同工或者选择通过市场途径在外面买了房子，或者选择住在乡村老家，每日往返，而不是购买魏桥集团的福利房（当购买福利房的工人过世或离职时，这一房子需要以买入价卖还给魏桥集团）。不管是否购买了单位福利房，大多数合同工家庭所过的生活，模糊了乡村-城市的截然分野，也有悖于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城市化促进了个体化、扩展家庭的消亡以及从地方社区脱嵌。
合同工家庭A：这对夫妇都来自码头镇（邻近魏桥镇）的农村，出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1992年初中毕业后，妻子就开始在魏桥镇的棉纺厂工作。而丈夫于1994年参军，退伍后，于1998年开始在魏桥的布料制造厂工作。他们从初中时就认识了，但却是在一次工厂舞会中被介绍给对方，并在2000年结婚。201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儿子正好九岁。在2005年，公司要求他们搬迁到邹平县城。最初，他们不太乐意，因为县城的公司住房要比魏桥镇贵，先卖掉公司的旧房子，再买入公司的新房子，他们损失了一些钱。但是，如今，他们很庆幸自己这么做了，因为邹平的学校比镇上好。妻子的工作是轮班制（白班、中班和晚班轮替工作），每周工作6个八小时，每月工资2800元。而丈夫上的是常白班，每月工资2400元。孩子的祖父母轮流过来居住并照顾孩子，不在这里居住时，老人们则回到码头镇的村里居住，因为那里有很多亲戚，且可以做些农活。这对夫妇有时也在周末开车约50分钟，回到村子里，帮助他们的父母种地（目前，只有两个老人仍然拥有土地使用权）。妻子每个月至少回一次娘家（在码头镇另一个村）。他们有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他们曾去青岛的海边度过假。他们的儿子放学后上托管班写作业，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够上大学。尽管消费和教育让这个家庭看到了本地以外的世界，但是，与扩展家庭成员的紧密联系和偶尔回村务农，使得他们仍然嵌入在地方社区中。
合同工家庭B：这个家庭有六口人，祖父、祖母、妻子、丈夫、大女儿、小儿子。他们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开摩托车大概15分钟可到县城。丈夫是魏桥集团的长期合同工，做棉纺工作。因为他擅长机械修理，又做的是轮班制，所以他一个月能挣3000元。有时他也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那里有一张他的床。但是，他只在换班时间太短的时候或者他在城里有事时在宿舍住，否则，他每天晚上回到村里居住。妻子和祖母在家种地，孩子分别上镇区的小学和幼儿园。祖父有时种地，有时也做些“小买卖”。他们家有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曾去青岛和北京旅游过。相比于上一个案例，孩子在地方社区的学校上学，保证了更高程度的嵌入性。这户人家祖孙三代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二）外地移民工人
相比于本土的长期合同工来说，外地移民工人的情况和态度则更为复杂多样。一些外地来的移民工人努力成为合同工，他们的老家太远，不能在业余时间回家种地，也无法让一家三代人住在一起。鉴于这里有优质的学校，许多已婚的工人将孩子带在身边，但是很少有人将上了年纪的父母带来居住。许多人一年只回老家一两次。这些人看待魏桥集团和邹平县的态度也各有千秋。一些人喜欢这个地方和这一公司，希望搬来长久居住，而其他一些人却不喜欢这里，盼望着离开，他们只将邹平看做一个还不错的临时的家。
移民工人家庭A：这户人家有三口人，丈夫、妻子和11岁（2010年）的儿子。2008年，他们从甘肃贫困地区来到这里。丈夫上过职业中专，是一个电工。他们之所以来邹平，是因为丈夫的弟弟的关系。他的弟弟上了大学，学的是工程专业，成为了魏桥集团的中层管理人员，他娶了邹平当地一个女教师为妻。哥哥一家刚来邹平时，哥哥最初在魏桥职工住宅区当电工，处理电路故障。一年后，他辞职在开发区一个购物中心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因为在住宅区做电工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电视机和其他电器设备维修的巨大需求。这户人家蜗居在店铺后面的一个房间里，这里没有像样的厨房和卫生间，他们通常去购物中心的公共厕所。他们将店铺的所有收入都存起来，期望有一天能买一套房子（2010年，开发区80平米的房子至少要花费20万元，而相同面积的魏桥集团福利房要8万元）。弟弟曾回甘肃老家看望过他们的父母，但是哥哥一家自2008年来这里以后从未舍得回趟老家。尽管远离了乡村之根，但是哥哥一家却是依赖家庭的关系来到邹平的。
移民工人家庭B：这户人家有三口人，丈夫、妻子和11岁的女儿。他们来自枣庄市的一个农村，那里位于山东南部，与江苏省接壤。从2003年起，他们就在邻近开发区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土坯房居住，每月租金120元。最初来邹平时，他们在魏桥集团做棉纺工作，但是不能忍受高温（棉纺车间的温度终年维持在40度），他们找了一个较小的企业工作，薪水也稍低一些。他们的工作是8小时轮班制， 一周工作七天。丈夫每月挣3000元，妻子每月挣2000元。他们所有的积蓄都存起来准备买房子。他们想着过几年，他们就可以攒够房价的50%作为首付，另外50%准备靠贷款。妻子希望明、后年可以生个二胎，他说：“等我们第二个孩子满周岁，大女儿开始上初中了，就是买一套房子最好的时期”。 他们一年回老家两次，回家需要坐10小时的大巴车。他们老家所在地的经济水平远不如邹平县。在老家，孩子的祖父母只有两亩土地可以耕种，那里的人地关系十分紧张。这对年轻夫妻说，他们在老家有一幢很好的房子，非常宽敞，但是邹平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学校。现阶段，他们家为了存钱买房，不能像邹平人那样舍得花钱，一旦他们买上了房子，他们就可以放宽消费了。这户更像是一个核心家庭。除了偶尔去看望一下丈夫的父母，这户人家已经脱嵌于他们的老家所在社区，而将所有的精力投入他们自身的社会提升。
外来移民工人家庭C：这户人家有四口人，丈夫、妻子、11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他们来自菏泽市，这是山东西南角最贫困的一个地级市。夫妻俩都在魏桥集团工作。丈夫是棉纺合同工，轮班制工作，每月挣2600元。妻子才开始工作，是临时工，上常白班，每月挣2000元。从他们的儿子出生以后，妻子就一直没有工作，直至他们的儿子可以上幼儿园了。当妻子上班或去买东西时，他们的大女儿就需要照看小弟弟，将他从幼儿园接回家。尽管丈夫有资格购买魏桥集团的福利房，但是他不想买。他说，福利房不能公开买卖，房子“所有者”并不能取得房产证。“谁能相信魏桥？他们说你搬出来就可以把钱拿回去，但是我们并不放心。”这户人家在开发区外围拥挤不堪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两间寒碜的屋子，每月租金200元。丈夫说，他并不喜欢邹平，在山东其他许多中等城市也能找到相似的就业机会，但是在他所了解的范围之内，邹平的学校是最好的。他又说，等到儿子上了初中（女儿上了大学），他就会送儿子上寄宿制学校，他和妻子就会搬回菏泽去。“在老家我们有一幢很好的房子，与朋友和家人住在一起更舒适。” 期望他们的孩子有一天可以上大学，这个家庭忍受着在邹平的陌生感。而在未来，他们计划重新融入老家的社区。
单身工人（女）：这个女工23岁，来自德州，那是山东西北部较贫困的一个地级市。她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年幼时，父亲就离他们而去，母亲独自将他们抚养成人。“你知道在农村单亲家庭意味着什么吗？”她反问道。八年前，她15岁时来到邹平，尽管初中没有毕业（管理人员告诉我他们所雇用的工人至少是初中毕业），她还是找到了一份做棉纺的工作。她一直是“临时工”，她也总是梦想着离开。她不喜欢在魏桥集团工作——高温、噪音和疲劳，但是她已经绝望，因为家庭太贫困。她住在宿舍里，她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交到朋友。她渴望着有一天能回到德州，并在那里嫁人。
单身工人（男）：四年前，当他19岁时，他从附近的淄博市来到这里。2010年，他在一家较小的纺织企业工作，一周工作七天，每月挣2000元。他对这一薪水还挺满意，但是他感到很累——当领导要求时，他不得不连着工作七天，如果他想保住这份工作的话。他在宿舍住，目前还没怎么想过结婚的事，他也不清楚是否会在邹平定居，还是回到淄博。他说：“总体来说，我的状况并不好。为了挣钱，我不得不做我讨厌的工作。如果回老家，我挣不到钱，也成不了家。”对于这上述两个工人来说，“成家”的愿望使得他们忍受着巨大的陌生和孤独感。未来，他们是否能重新融入社区，是一个依然悬置的问题。
（三）城中村村民
过去几年中，随着邹平县城的扩张，村民们的土地以各种各样的条件被征用，但是，总的来说，那些土地被征用的村民的状况要比没有被征用的好一些。在过去十年中，征地过程逐渐变得规范，然而，即使20世纪九十年代土地被征用的村民现在过得还不错。本文关注的是2001年以后因开发区（而不是新城区）建设土地被征用的村民。其中一些村民的耕地和宅基地都被征用了，他们后来搬进了新的公寓楼小区。另外一些村民只是耕地被征用，他们仍然居住在老房子里。最幸运的是居所离工厂或学校很近的那些村民，他们将房子出租给外地来的工人，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尽管一些村子被规划了要拆迁，但这些村子还是兴起了盖房出租的违章建筑潮。在一些村子，人口数量从一千猛增到一万，环境卫生条件糟糕，污水从公共厕所和淋浴房漫溢出来，垃圾则堆满了各处的空地。
城中村家庭A：这户人家所在的村子现在成了肮脏而又拥挤的外地人聚居村，但是他们又很幸运。这户人家有七口人：祖父母、丈夫、妻子、11岁（2011年）的女儿和一对一周岁的双胞胎。他们是我在邹平所碰到的第一个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夫妇。2007年土地被征用后的头三十年，他们家每口人每年将获得2800元的“吨粮钱”以补偿农业收入的损失，2010年他们家一共获得了约2万元①。他们把院子里原有的建设和装修都很精良的七间屋子留给自己家人居住，他们又在这七间屋子上面和周围加盖了18间粗制滥造的屋子用于出租。这些屋子都租出去了，每间屋子每月租金达100元，所以，这户人家不用工作，每年就可以获得近2万元的租金收入。年轻夫妇俩还经营着一家服装店，衣服主要卖给外地来的工人。他们最初摆摊卖衣服时每月挣3千元，现在他们租了一个店铺卖衣服，每月能挣5千至1万元。祖父母则在家做饭和照顾孩子。他们家有两辆车。这对年轻夫妇只是初中毕业，但是这户人家目前每年能有10万元的收入。作为一个扩展家庭，这户人家三代人都还住在生养了他们的社区里。与大多数城中村的家庭一样，这个社区的嵌入性是很高的。
城中村家庭B：这户人家住在北范村，该村的耕地被征用了，但是（到2011年为止），该村离工厂和学校太远，所以很少有外地工人来租房。这户人家有六口人：祖父母、丈夫、妻子、上高中的大女儿和11岁（2011年）的小女儿。2010年，他们家一共拿到了17000元的“吨粮钱”。年轻夫妇都只有初中毕业。丈夫在村长手下的建筑包工队干活，每月挣3000元。妻子在魏桥集团做轮班制工作，每月挣2000元。耕地被征用后，这户人家的祖父母就歇下来了，主要帮忙照顾孩子。老两口与社区里其他人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城中村家庭C：这户人家原来所在的村子的耕地和宅基地都被征用了，但是原先村集体所有土地每年都会有收益分红。他们现在居住的是一套150平米的很漂亮的房子，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是他们原先所在村和另外两个村的村民。2010年，他们以15万元的补贴价格买了这套房子。2011年他们估计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是35万元。他们使用的水电是免费的，因为他们原先所在村子所取得的集体产权收益涵盖了这部分费用。这户人家有3口人，2010年他们家一共拿到了1万元“吨粮钱”。妻子在老城区一家最豪华的商场做营业员，她每月的工资是800元加上500至1000元不等的奖金。丈夫开黑车（出租），每月挣2000元。他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所以忍受不了工厂工作，宁愿选择相对闲适的职业。尽管他们是一个核心家庭住户，但是他们享受集体产业分红，且与原来的村民住在同一个小区里，这表明他们仍然与社区联系在一起。 四、工厂工作和邹平的未来
邹平作为共同体的未来命运，依赖于愿意到工厂工作的人们。接下来，我要简要探讨一下年轻人对待工厂工作的态度。
（一）不喜欢魏桥集团的青年
我跟许多青年聊过天，他们审慎地选择了在邹平的饭店、旅馆、商店做服务员。他们了解如果在魏桥集团或是其他工厂工作，他们可以挣更多钱，但是他们不喜欢这些工作，尤其是在魏桥集团工作。
邹平本地22岁单身男青年：这个青年通过成人教育获得了一个化学工程的学历。他曾经在一所当地画室当儿童美术教师，每月挣1600元。他说，在本地工厂做化学工程类工作是很危险的。他的一个同学死于一场爆炸，而另一个同学在又一次事故中被化学物质二度烧伤。他说利润最高的行业是最危险的，因为高利润是通过绕开安全规定而在事故后赔偿工人获得的。在2008年魏桥集团精炼铝车间的一次重大事故中，约有100名工人因锅炉爆炸死亡。他说绝不会去给魏桥集团工作，不管薪水有多高，因为太危险。
来自河北的20岁单身男青年：2009年，他来到魏桥集团工作，但是两个月后辞职了，他不能忍受棉纺厂的高温和噪音。2010年，他在一家旅馆做门卫，每个月挣1100元。他说：“挣钱不是一切，我需要过我的生活。如果工作是折磨，那么，你怎么能继续呢？现在我觉得自由了。我打算很快就去上海，在那里碰碰运气。”
（二）渴望工厂工作的青年
尽管一些人不喜欢工厂工作，但是，仍然有一些青年向往到魏桥集团和其他附近的工厂工作。邹平政府通过公办的职业学院帮助工厂招聘员工，这一学校开设本地企业所需专业的各种课程。如果企业签订协议答应招聘一定数量的毕业生，职业学院就会到邹平县外招募学生。学校与山东其他县市以及甘肃、河北、河南和云南等地形成了稳定的招生关系。我在学校上了一个礼拜的机械电子课，借此机会简要地访问了那个班的34个学生，其中29个男生和5个女生，16个学生是邹平本地人，11个学生来自山东其他县市，7个学生来自外省。一些非本地学生希望回到他们家乡的工厂工作，大多数邹平本地学生想要在邹平的工厂工作。这些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不喜欢纯理论的学校教育。
来自邹平农村的17岁男孩：他讨厌普通学校，但是喜欢摆弄电子机械，所以这个专业很适合他。他的父亲在西王集团工作，他母亲在家种地。他希望能在开发区的一家工厂找个工作。他说那里工资比较不错，能超过2000元一个月。
来自邹平农村的17岁女孩：她的父亲是魏桥集团的临时工，母亲在家种地。她的理想是当医生，但是她中考考得不好，上不了高中（除非交额外的费用）。她现在希望能在县城的一家较大的工厂工作。她说这比种地要好，在县城生活要比在农村生活好。
来自邻市淄博的16岁男孩：他的父母的原籍是山东北部一个县的农村，后来到淄博的工厂里工作。被淄博的工厂辞退后，他的父母到魏桥集团当了临时工。在邹平，这个男孩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一间租赁的屋子里，但是他认为他的家在山东北部那个农村，在那里他父母仍有土地。他之所以选这个专业，是因为他的父母告诉他这个专业找工作比较容易。他希望能成为邹平某个工厂的合同工，做电器修理的工作。
五、城市化与转型中的人们
本文所描述的异质人群列举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展现了邹平县的城市化模式。我们可以据此得出许多结论。在地的城市化当然发挥了重要影响。如果相当比例的农村人口不需要远离家乡寻求非农就业，或不需要住在一个大得可以称作城市的地方，模糊了农村与城市之区分以及农业与工业之区分的生活形式就成为了可能。不管“同财”或“共居”程度如何，扩展家庭可以一起抚养孩子，谋求多元的经济机会，照顾病人。社会网络蓬勃发展，关于工作机会、村镇生活优劣的信息交流得飞快。我们可以认为农业成为了兼业活动，而不是被完全放弃了。最后，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在改善给予工人的待遇，它们已经意识到工人作为一种因素的重要性，当然限于本地工人。
然而，在地的城市化所能发挥影响也存在限度，毕竟它也存在于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之中。构成邹平经济支柱的企业不可能提供太好的工作条件，那样会增加它们的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企业不得不使用一定比例的临时工，如此企业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轻松甩掉工资负担。工厂纪律的严格性不可能放松，那些超越于竞争对手企业的用于改善工作舒适度和安全性的措施也不可能得以落实。
像邹平这样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与其他城市相比，如果大型企业所提供的工作更好，且这里的学校更优，房价更低，那么这些企业就会吸引移民。如果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当地人不再能够忍受工厂工作的艰辛，那么企业就会采取措施招募外地人。以上这些因素在邹平都很明显。尽管邹平还没有用尽本地的劳动力供应——依然有本地农村人愿意到工厂工作，但是邹平外地工人的比例正越来越高。这些外地工人要么是单身，要么是核心家庭独自居住，他们脱离了老家的社区，更可能经历失范与异化。
我可以想象邹平多种可能的未来，但是经济繁荣的维继要求工厂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如上文所述，到工厂工作的意愿因年龄而异。这一差异，应该被理解为代际差异，还是生命阶段的差异？也就是说，那些不喜欢工厂工作的青年，一旦结婚且有了孩子之后，是不是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抑或这些青年对工厂生活的厌恶是时代所造就的特质，因而会相对永久地伴随着他们的未来？一方面，很清楚的是，总体而言，邹平青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大学毕业生是否愿意到工厂里与职业学院毕业生一起工作？另一方面，相比于成为移民工人，在离家近的工厂里工作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尤其当人们有孩子需要养育的时候。比起对工厂工作的厌恶来说，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是否更为重要？
教育系统竞争性的增强，更有可能使得一部分学生对学习生活失去兴趣，他们抑或退学，抑或在学校消磨度日。再者，魏桥集团也尝试改变工资结构，来克服工人们对辛苦工作的厌恶感。魏桥集团有意地付给在艰苦岗位工作的工人以更高的工资，而不是自然地使白领或粉领工人的工资高于蓝领工人。我不知道本地人将来会如何看待蓝领工作。但是，如果在未来，大多数新的城市移民和产业工人来自外县的话，那么，那么邹平也会失去其作为在地城市化代表的独特性。 在前文中，我们看到邹平县较为富裕阶层中城市性的生活方式的出现，一方面源于相对财富与消费机会的碰撞，另一方面源于许多家庭变得日益富裕后的社会关系中所生发出来的一种竞争性消费。这种城市性的消费，迥异于一些人们（我在上文中简要介绍过他们）较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多种形式的城市经验共同存在，是一种很常见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多样性构成了多元未来的可能性。思考城市转型，不应只看到旧的生活方式的消亡，而是应看到旧的生活方式的持续再造，与各种新空间和可能性的创造，相伴而生。世界性的消费、异化的青年以及城市边缘的棚户区，似乎是新事物，至少从其程度上而言。然而，旧的生活方式、家庭形式、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思维模式（尽管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依然可以辨认。在邹平由乡镇转变为城市许久以后，我们仍然能看到扩展家庭、与农村习惯相关的消费偏好、小农耕作以及通过为家庭牺牲以寻求意义的动力学。
注释：
①具体的金额取决于每年1月31日粮食（小麦）的市场价格以及整个村子和某一户人家有资格获得补偿的总人数。
参考文献：
[1]Michael P. Smith.The City and Social Theory[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9.
[2]Xin Liu.The Otherness of Self：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
[3]Mette Halskov Hansen and Rune Svarverud（eds.）.i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M].Copenhagen：NIAS Press，2010；
[4]Yunxiang Yan.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M].New York，Berg，2009；
[5]Yunxiang Yan.“Introduction： Conflicting Imag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Contested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Mette Halskov Hansen and Rune Svarverud （eds.），i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Copenhagen，NIAS Press，2010；
[6]Yunxiang Yan.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61，No. 3，2010，pp. 489-512；
[7]Andrew B. Kipnis （ed.）.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Individual Psyche[J].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8]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9]Gregory Eliyu Guldin.Farewell to Peasant China： Rural Urbanis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M].Armonk：NY，M.E. Sharpe，1997.
[10]Beatriz Carrillo.Small Town China： Rural Labour and Social Inclus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
[11]Andrew B. Kipnis.Chinese-Nation-Building as，Instead of，and Before Globalization[J].ProtoSociology，Vol. 28，2011，pp. 25-48.
[12]Adam Yuet Chau.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3]Anita Chan and Jonathan Unger.A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 under the Reforms： What Model of Capitalism？[J].The China Journal，No. 62，2009，pp. 1-26.
[14]Shukai Zhao.Criminality and the Policing of Migrant Workers（Andrew Kipnis trans.）[J].The China Journal，Vol. 43，2000，pp. 101-10.
[15]Anita Chan，Richard Madsen，and Jonathan Unger，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third ed[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Chapter 15.
责任编辑：许瑶丽
[关键词]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嵌入；生活经验；家庭形式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50-09
现代化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生活经验的断裂——这些理论认为城市化带来了亲属关系实践、对待社区的态度以及生活方式层面的剧烈转型，进而催生了个体主义、普世主义，甚至是社会异化（alienation）[1]。当代中国正经历的急速城市化令人震惊，而社会学与人类学近期关于这一城市化的研究，大多重温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主题，比如个体主义的兴起、社会失范与异化的蔓延。举例而言，刘新（Xin Liu）描述了当代中国城市商人生活中的失范状态（anomie）[2]，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当代中国社会如何突出个体之重要性[3-7]。围绕这些主题，学者们正在中国广大的城市地区开展研究。而浪潮般的移民与移民工人正离开他们的乡村家园，遗弃他们的乡土规范，涌向城市。
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早期研究则聚焦于中国如何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一种另类模式。Martin Whyte和William Parish认为：在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由户口、单位和居委会的互联体系所塑造，城市化展现为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形式。家庭以及邻里社区仍然维持着紧密关系，犯罪、吸毒、卖淫都很少见，而贫民窟或棚户区则不存在。在他们所描绘的城市范围内，每个人和每一事物，都被紧紧地管控着[8]。
在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许多学者在“离土不离乡”模式下书写的是：在后毛泽东时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中国所发生的（无城市化的）在地工业化和现代化。Greg Guldin称之为中国的“乡村城市化”（rural urbanization）[9]。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的荣光褪去，中国研究领域则整体转向集中关注大城市以及异化与个体化的进程，如上文所述。面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启发下的当代中国城市研究与将中国视作城市化的另类模式之代表的早期中国城市研究，本文将择取中间路线。
本文要讲述的是关于山东邹平县城的故事，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个县城的人口从2万增长到了30万。正如Beatriz Carrillo所说，在过去十年中，关于中等规模城市所经历的城市化现象的研究是不足的。她注意到：县城和中等规模城市的新居民，通常来自附近周边农村，因此较少脱嵌于他们的“乡村之根”，相比于珠三角或东部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温州或南京）的移民而言[10]。邹平与Carrillo所描述的山西县城的相似之处，在于邹平的人口增长主要源于本地人口迁移，但是有所不同的是，邹平足够大，也能吸引远处移民来此就业。邹平的本地移民与旧有居民延续着一种嵌入性（embeddedness）的感觉。但是，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关的异化、社会视野的拓展及其他社会进程，也是很显著的，尤其体现在远道而来的移民身上。这些社会进程在本质上是并行的，这是本文所主张的观点。
一、邹平扩张：物理、文化和消费者
20世纪90年代，邹平县城逐渐向北和向西扩张。而爆发性扩张却是始于2000年，那一年，邹平县请来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个城市规划专家做了一个新的规划。县领导决定在老城区的东面开辟一个工业“开发区”，在一条高速公路的南面建设一个“新城区”，这条高速公路建于1995年，连接了山东省两大主要城市济南和青岛。两个新区于2001破土动工，至2004年已具雏形。根据原计划，工业开发区（包括居住区）需要新开辟4.3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但是这一开发区发展态势极好，持续扩张，到2010年占地已经超过了10平方公里。新城区也超过了原计划的规模。魏桥创业集团是一家集纺织、铝业、热电于一体的特大型企业，这一企业为邹平县城的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2009年，该企业纳税占邹平县工业税收的60%，提供了10万个就业岗位。
县政府（包括官员及其家属的住宅）从其位于老城中心的旧址迁出，所腾出的空间被用于建造多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和邻近的公寓楼，从而使老城区成为了充满活力的商业区。新城区的建设以及老城区的扩张和振兴都经历了相对有意识的规划，因此，公园、公共设施、商店、购物中心、街头商贩、学校、住宅楼、餐馆呈现为舒适宜人的组合。开发区则人口更为密集，较少公园和公共空间，但是有不少学校和餐馆，另加两个购物中心。七条新的巴士线路便利地将三个城区连接在一起。
与魏桥创业集团所带动的就业增长及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相伴而生的是消费开支的增长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对年轻人和相对富裕人群的影响尤其明显。例如，饮食习惯变得更为复杂。尽管依然存在的露天集市上仍售卖本地生产的食品，但是许多邹平人如今在大型超市购买食品，这些超市往往是省级连锁店，销售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食物。20世纪八十年代，在邹平，我所认识的每个人一日三餐都吃馒头。尽管馒头仍然是这一地域的主食，但如今人们普遍地会搭配面条、米饭、饺子、面包、豆浆、奶制品及其他主食。下馆子吃饭变得普通。在八十年代，仅有几家餐馆；如今，这里有数以百计的餐馆和大量的小吃摊。各种风味食物应有尽有：川菜、沪菜、粤菜、云南米线、蒙古火锅、驴肉、巴西烤肉、新疆烧烤、兰州拉面、台湾豆浆、肯德基、美国加州风味的中餐等等。在过去五年中，大量的农家乐冒了出来，这表明至少有一些城市新居民生出了乡愁，怀念他们的乡村之根。简而言之，邹平的饮食文化中，世界性成分越来越多，本土特色越来越少了，“城市”特征更显然了。 在过去，邹平仅有一家百货商店和一个服装市场，而现在，这里有数百家服装店和至少6家大型百货商店。20世纪八十年代，在邹平，所有的服装都是平价的款式。而如今，在一些商店，服装的售价甚至达到了西方标准，比如一件衬衣售价是100美元，一套西装售价是1000美元。在邹平县城许多地方，每逢周五和周六晚上，街道生活尤其充满了活力。在老城区的主街道上，在新城区的商业步行街，在开发区的大型购物中心前面，夜幕降临时，沿街店铺音乐响起，摊贩充斥了大街小巷。一些商家甚至在人行道上搭起舞台，利用美女歌舞和才艺表演，招揽生意。餐馆、茶馆顾客盈门，而KTV、酒吧的娱乐生活则到午夜才散场，尤其是在新城区的“不夜城”。在开发区，则有溜冰场、网吧和台球房，供外地来的单身工人消遣。在邹平的许多地方，氛围都“热闹”非凡。
邹平人消费的类别与广度反映了一种可感觉到的变化，那就是地方视角对全国性焦点的追随。也就是说，人们花费更多的钱，购买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品，去外地旅游，投资孩子的教育让其准备参加高考，人们开始根据一种新的城市性的和全国性的生活方式来想象他们的未来[11]。尽管，这一拓展性消费并不一定拒绝本地性。随着邹平走向繁荣，一种新的地方自豪感已经出现了。尽管年轻人学习说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对本地方言的尊重正重新被强调，地方性认同（作为“本地人”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那种对“热闹”氛围以及农家乐的嗜好，可以被看作是乡村习性的延续[12]。简而言之，在邹平，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以及城市生活方式，既将人们带离其家庭和地方社区，又参与了家庭的繁衍和社区的重新肯定。本地/非本地动力学同样适用于城市化常见的孪生兄弟——工业化。
二、邹平扩张的经济根源
魏桥创业集团的总部最初位于魏桥镇，该镇在邹平县的西北部，离开县城大约30公里，而县城保留了一些布料生产工业。随着开发区的开辟，魏桥创业集团的主要设施都搬迁到了县城，而这一企业成为了吸引就业的磁石。该企业的发展史见证了邹平产业发展相对本土和有机的性质。该企业最初是20世纪80年代成立于魏桥镇的一家集体所有企业。那一时期，邹平县的各乡镇和800多个村庄散布着数百家类似的小规模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长久以来，邹平县一直是棉花种植区，因此，棉花纺纱和布料生产成为了那个时期涌现的村办企业最初尝试的产业。魏桥集团的创始人和现任董事长张士平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他采购合适的机械，激励员工，聘请外部专家克服生产困难，最终胜过了邹平县所有其他乡镇企业。当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走向破产之时，县政府给予了作为胜出者的魏桥集团以全力的支持。邹平是一个农业大县，因而，张士平相信几乎会有无穷尽的劳动力乐意到布料厂上班。尽管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也在企业私有化之后积累了个人财富（他本人和家人都成为了主要的股东），但是他立志要竭力为邹平的居民提供就业，此项承诺也给予他与县政府打交道的道德资本。从字面来理解，“魏桥创业集团”包含着“就业创造”的含义。
比起中国南部珠三角地区的许多工厂来说，魏桥集团的建厂理念——为来自周边地区的工人提供就业，而不是剥削利用背井离乡的外地移民工人，使得该公司给人以更为人道的感觉。对于魏桥集团的合同工来说，他们愿意勤奋工作，因为薪水还不错，福利也不薄。公司给未婚员工提供免费的宿舍，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公司还提供了2万套福利房，已婚的合同工可以廉价购买，与福利房配套销售的还有超低折扣的设备和优质的娱乐设施。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福利。这些使魏桥集团看起来像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作单位，而不是21世纪典型的中国企业[13]。除了这些，魏桥集团还资助邹平县教育局在开发区邻近公司住宅区的位置建设了两个全新的学校。这两个学校都配备了极为优质的设施，来此上学的孩子主要来自魏桥集团的工人家庭和建造开发区时土地被征用的农户家庭。一些工人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在魏桥工作，就是因为这里能给孩子提供好的学校。
邹平县第二大商业集团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是它的发展历史却与魏桥集团出奇的相似。西王集团总部位于县城北面的韩店镇。随着韩店镇的发展繁荣和邹平老城区的扩张，如今，韩店镇与邹平县城的城市区域已经连成了一片，有一条城市公交线路每天满载着住在邹平县城的工人到西王集团上班。西王集团最初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不过，它最初主要生产玉米油和玉米淀粉，后来生产高科技玉米生物产品。玉米是这一地区的传统作物，20世纪八十年代邹平县有许多乡镇企业从事玉米加工产品的生产。像魏桥集团一样，西王集团也胜过了许多同行企业并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头羊。通过聘请外部专家，尤其是生物工程领域的专家，同时雇用本地人从事普通岗位的工作，西王集团进行了技术升级和产品转型，并走向兴盛繁荣。西王集团也为合同工提供住房和其他福利，其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也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作单位。与魏桥集团一样，西王集团也资助了当地几所学校的重建，这使得其员工子女可以享用优质的教学设备。这些学校成为西王集团能够从国内其他地方招募到高学历专家的重要因素。
但是，邹平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典型资本主义（和当代中国主流的）城市化的另类代表。尽管雇佣模式像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作单位，工人来源和产业起源都有本土性，但是邹平发展的一些方面，也类似于珠三角地区所涌现的剥削性工作模式。例如，魏桥集团雇用了来自邹平以外的山东地区的大量移民工人。这些工人中许多是临时工，而不是合同工。他们不能购买工作单位的住房，通常在开发区周边仍然存在的农村租赁寒碜的房子居住。这些村子成为了人口密集的、邋遢的棚户区。就像中国许多地方一样，那些不在魏桥集团工作或是远离开发区居住的邹平居民通常对这些外地来的移民工人存有偏见，认为他们素质低且有犯罪倾向[14]。邹平本地人也越来越看不上到工厂上班。与我的交流中，邹平的许多年轻人抱怨魏桥集团的工作太艰苦，他们宁愿选择在服务行业做一些薪水低且较不稳定的工作。但是，仍然有邹平人进入工厂工作。与珠三角地区一样，一些位置邻近工厂的村子变得相对富裕，本地村民和外地来的移民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如果不考虑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前途的话）。当然，这一贫富差距并没有达到Chan、Madsen和 Unger所描述的珠三角地区的极端状态[15]。简而言之，我们既不能说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区分直接对应了魏桥集团的工厂工人与在其他职业工作的人之间的区分，也不能说这里没有对外地移民的歧视，或者说本地人没有通过避免在最艰苦、剥削最严重的工业制造领域工作，将自己与外地人区分开来。 尽管邹平的产业最初依赖的是本地农产品的供应，但是魏桥和西王集团的经营范围日益受到追求高利润率的驱动，而不再看重在本地寻求农业产品作为原材料。事实上，随着邹平与中国的交通系统的发展，魏桥集团已不再仅从本地选购棉花，而是大量地从新疆进货。邹平县政府鼓励魏桥集团（及其他本地企业）进军精炼铝行业，因为这一行业能带来更高的利润（当然，如果接受高污染和与之相伴的高事故率的话）。尽管魏桥集团的大多数工人仍然在从事布料生产，但是这一企业利润越来越取决于它的精炼铝业务。
三、生活经验
邹平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多元结果可以通过一系列邹平居民家庭的简要形象来阐释，这些形象包括长期合同工人、外来移民工人、城中村的房东、拒绝去魏桥集团工作的青年以及渴望去魏桥集团工作的青年，他们正处于从非工业和农业处境到城市处境的转型之中。我一共访谈了250多个个体居民或住户，这里所描述的每一个形象都是所属亚群体的典型代表。这些形象使得我们得以瞥见生活经验是如何桥接或未能桥接乡村-城市以及异化的个体-嵌入的家庭之间的沟壑。
（一）长期合同工
我在邻近魏桥集团已婚员工住宅区的一个学校待了很长时间，有机会访问了住在那里的三十六个家庭。只有作为合同工，才能在工厂住宅区买房，而买房这一行为本身表明了对魏桥集团的高度忠诚与信任，所以，在那里居住的工人们一般来自邹平县的农村，在魏桥集团工作已经多年，且计划一辈子在魏桥工作。这些人都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满意，他们对年轻人抱怨工厂工作太苦的行为嗤之以鼻。而其他的长期合同工或者选择通过市场途径在外面买了房子，或者选择住在乡村老家，每日往返，而不是购买魏桥集团的福利房（当购买福利房的工人过世或离职时，这一房子需要以买入价卖还给魏桥集团）。不管是否购买了单位福利房，大多数合同工家庭所过的生活，模糊了乡村-城市的截然分野，也有悖于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城市化促进了个体化、扩展家庭的消亡以及从地方社区脱嵌。
合同工家庭A：这对夫妇都来自码头镇（邻近魏桥镇）的农村，出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1992年初中毕业后，妻子就开始在魏桥镇的棉纺厂工作。而丈夫于1994年参军，退伍后，于1998年开始在魏桥的布料制造厂工作。他们从初中时就认识了，但却是在一次工厂舞会中被介绍给对方，并在2000年结婚。201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儿子正好九岁。在2005年，公司要求他们搬迁到邹平县城。最初，他们不太乐意，因为县城的公司住房要比魏桥镇贵，先卖掉公司的旧房子，再买入公司的新房子，他们损失了一些钱。但是，如今，他们很庆幸自己这么做了，因为邹平的学校比镇上好。妻子的工作是轮班制（白班、中班和晚班轮替工作），每周工作6个八小时，每月工资2800元。而丈夫上的是常白班，每月工资2400元。孩子的祖父母轮流过来居住并照顾孩子，不在这里居住时，老人们则回到码头镇的村里居住，因为那里有很多亲戚，且可以做些农活。这对夫妇有时也在周末开车约50分钟，回到村子里，帮助他们的父母种地（目前，只有两个老人仍然拥有土地使用权）。妻子每个月至少回一次娘家（在码头镇另一个村）。他们有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他们曾去青岛的海边度过假。他们的儿子放学后上托管班写作业，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够上大学。尽管消费和教育让这个家庭看到了本地以外的世界，但是，与扩展家庭成员的紧密联系和偶尔回村务农，使得他们仍然嵌入在地方社区中。
合同工家庭B：这个家庭有六口人，祖父、祖母、妻子、丈夫、大女儿、小儿子。他们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开摩托车大概15分钟可到县城。丈夫是魏桥集团的长期合同工，做棉纺工作。因为他擅长机械修理，又做的是轮班制，所以他一个月能挣3000元。有时他也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那里有一张他的床。但是，他只在换班时间太短的时候或者他在城里有事时在宿舍住，否则，他每天晚上回到村里居住。妻子和祖母在家种地，孩子分别上镇区的小学和幼儿园。祖父有时种地，有时也做些“小买卖”。他们家有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曾去青岛和北京旅游过。相比于上一个案例，孩子在地方社区的学校上学，保证了更高程度的嵌入性。这户人家祖孙三代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二）外地移民工人
相比于本土的长期合同工来说，外地移民工人的情况和态度则更为复杂多样。一些外地来的移民工人努力成为合同工，他们的老家太远，不能在业余时间回家种地，也无法让一家三代人住在一起。鉴于这里有优质的学校，许多已婚的工人将孩子带在身边，但是很少有人将上了年纪的父母带来居住。许多人一年只回老家一两次。这些人看待魏桥集团和邹平县的态度也各有千秋。一些人喜欢这个地方和这一公司，希望搬来长久居住，而其他一些人却不喜欢这里，盼望着离开，他们只将邹平看做一个还不错的临时的家。
移民工人家庭A：这户人家有三口人，丈夫、妻子和11岁（2010年）的儿子。2008年，他们从甘肃贫困地区来到这里。丈夫上过职业中专，是一个电工。他们之所以来邹平，是因为丈夫的弟弟的关系。他的弟弟上了大学，学的是工程专业，成为了魏桥集团的中层管理人员，他娶了邹平当地一个女教师为妻。哥哥一家刚来邹平时，哥哥最初在魏桥职工住宅区当电工，处理电路故障。一年后，他辞职在开发区一个购物中心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因为在住宅区做电工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电视机和其他电器设备维修的巨大需求。这户人家蜗居在店铺后面的一个房间里，这里没有像样的厨房和卫生间，他们通常去购物中心的公共厕所。他们将店铺的所有收入都存起来，期望有一天能买一套房子（2010年，开发区80平米的房子至少要花费20万元，而相同面积的魏桥集团福利房要8万元）。弟弟曾回甘肃老家看望过他们的父母，但是哥哥一家自2008年来这里以后从未舍得回趟老家。尽管远离了乡村之根，但是哥哥一家却是依赖家庭的关系来到邹平的。
移民工人家庭B：这户人家有三口人，丈夫、妻子和11岁的女儿。他们来自枣庄市的一个农村，那里位于山东南部，与江苏省接壤。从2003年起，他们就在邻近开发区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土坯房居住，每月租金120元。最初来邹平时，他们在魏桥集团做棉纺工作，但是不能忍受高温（棉纺车间的温度终年维持在40度），他们找了一个较小的企业工作，薪水也稍低一些。他们的工作是8小时轮班制， 一周工作七天。丈夫每月挣3000元，妻子每月挣2000元。他们所有的积蓄都存起来准备买房子。他们想着过几年，他们就可以攒够房价的50%作为首付，另外50%准备靠贷款。妻子希望明、后年可以生个二胎，他说：“等我们第二个孩子满周岁，大女儿开始上初中了，就是买一套房子最好的时期”。 他们一年回老家两次，回家需要坐10小时的大巴车。他们老家所在地的经济水平远不如邹平县。在老家，孩子的祖父母只有两亩土地可以耕种，那里的人地关系十分紧张。这对年轻夫妻说，他们在老家有一幢很好的房子，非常宽敞，但是邹平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学校。现阶段，他们家为了存钱买房，不能像邹平人那样舍得花钱，一旦他们买上了房子，他们就可以放宽消费了。这户更像是一个核心家庭。除了偶尔去看望一下丈夫的父母，这户人家已经脱嵌于他们的老家所在社区，而将所有的精力投入他们自身的社会提升。
外来移民工人家庭C：这户人家有四口人，丈夫、妻子、11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他们来自菏泽市，这是山东西南角最贫困的一个地级市。夫妻俩都在魏桥集团工作。丈夫是棉纺合同工，轮班制工作，每月挣2600元。妻子才开始工作，是临时工，上常白班，每月挣2000元。从他们的儿子出生以后，妻子就一直没有工作，直至他们的儿子可以上幼儿园了。当妻子上班或去买东西时，他们的大女儿就需要照看小弟弟，将他从幼儿园接回家。尽管丈夫有资格购买魏桥集团的福利房，但是他不想买。他说，福利房不能公开买卖，房子“所有者”并不能取得房产证。“谁能相信魏桥？他们说你搬出来就可以把钱拿回去，但是我们并不放心。”这户人家在开发区外围拥挤不堪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两间寒碜的屋子，每月租金200元。丈夫说，他并不喜欢邹平，在山东其他许多中等城市也能找到相似的就业机会，但是在他所了解的范围之内，邹平的学校是最好的。他又说，等到儿子上了初中（女儿上了大学），他就会送儿子上寄宿制学校，他和妻子就会搬回菏泽去。“在老家我们有一幢很好的房子，与朋友和家人住在一起更舒适。” 期望他们的孩子有一天可以上大学，这个家庭忍受着在邹平的陌生感。而在未来，他们计划重新融入老家的社区。
单身工人（女）：这个女工23岁，来自德州，那是山东西北部较贫困的一个地级市。她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年幼时，父亲就离他们而去，母亲独自将他们抚养成人。“你知道在农村单亲家庭意味着什么吗？”她反问道。八年前，她15岁时来到邹平，尽管初中没有毕业（管理人员告诉我他们所雇用的工人至少是初中毕业），她还是找到了一份做棉纺的工作。她一直是“临时工”，她也总是梦想着离开。她不喜欢在魏桥集团工作——高温、噪音和疲劳，但是她已经绝望，因为家庭太贫困。她住在宿舍里，她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交到朋友。她渴望着有一天能回到德州，并在那里嫁人。
单身工人（男）：四年前，当他19岁时，他从附近的淄博市来到这里。2010年，他在一家较小的纺织企业工作，一周工作七天，每月挣2000元。他对这一薪水还挺满意，但是他感到很累——当领导要求时，他不得不连着工作七天，如果他想保住这份工作的话。他在宿舍住，目前还没怎么想过结婚的事，他也不清楚是否会在邹平定居，还是回到淄博。他说：“总体来说，我的状况并不好。为了挣钱，我不得不做我讨厌的工作。如果回老家，我挣不到钱，也成不了家。”对于这上述两个工人来说，“成家”的愿望使得他们忍受着巨大的陌生和孤独感。未来，他们是否能重新融入社区，是一个依然悬置的问题。
（三）城中村村民
过去几年中，随着邹平县城的扩张，村民们的土地以各种各样的条件被征用，但是，总的来说，那些土地被征用的村民的状况要比没有被征用的好一些。在过去十年中，征地过程逐渐变得规范，然而，即使20世纪九十年代土地被征用的村民现在过得还不错。本文关注的是2001年以后因开发区（而不是新城区）建设土地被征用的村民。其中一些村民的耕地和宅基地都被征用了，他们后来搬进了新的公寓楼小区。另外一些村民只是耕地被征用，他们仍然居住在老房子里。最幸运的是居所离工厂或学校很近的那些村民，他们将房子出租给外地来的工人，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尽管一些村子被规划了要拆迁，但这些村子还是兴起了盖房出租的违章建筑潮。在一些村子，人口数量从一千猛增到一万，环境卫生条件糟糕，污水从公共厕所和淋浴房漫溢出来，垃圾则堆满了各处的空地。
城中村家庭A：这户人家所在的村子现在成了肮脏而又拥挤的外地人聚居村，但是他们又很幸运。这户人家有七口人：祖父母、丈夫、妻子、11岁（2011年）的女儿和一对一周岁的双胞胎。他们是我在邹平所碰到的第一个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夫妇。2007年土地被征用后的头三十年，他们家每口人每年将获得2800元的“吨粮钱”以补偿农业收入的损失，2010年他们家一共获得了约2万元①。他们把院子里原有的建设和装修都很精良的七间屋子留给自己家人居住，他们又在这七间屋子上面和周围加盖了18间粗制滥造的屋子用于出租。这些屋子都租出去了，每间屋子每月租金达100元，所以，这户人家不用工作，每年就可以获得近2万元的租金收入。年轻夫妇俩还经营着一家服装店，衣服主要卖给外地来的工人。他们最初摆摊卖衣服时每月挣3千元，现在他们租了一个店铺卖衣服，每月能挣5千至1万元。祖父母则在家做饭和照顾孩子。他们家有两辆车。这对年轻夫妇只是初中毕业，但是这户人家目前每年能有10万元的收入。作为一个扩展家庭，这户人家三代人都还住在生养了他们的社区里。与大多数城中村的家庭一样，这个社区的嵌入性是很高的。
城中村家庭B：这户人家住在北范村，该村的耕地被征用了，但是（到2011年为止），该村离工厂和学校太远，所以很少有外地工人来租房。这户人家有六口人：祖父母、丈夫、妻子、上高中的大女儿和11岁（2011年）的小女儿。2010年，他们家一共拿到了17000元的“吨粮钱”。年轻夫妇都只有初中毕业。丈夫在村长手下的建筑包工队干活，每月挣3000元。妻子在魏桥集团做轮班制工作，每月挣2000元。耕地被征用后，这户人家的祖父母就歇下来了，主要帮忙照顾孩子。老两口与社区里其他人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城中村家庭C：这户人家原来所在的村子的耕地和宅基地都被征用了，但是原先村集体所有土地每年都会有收益分红。他们现在居住的是一套150平米的很漂亮的房子，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是他们原先所在村和另外两个村的村民。2010年，他们以15万元的补贴价格买了这套房子。2011年他们估计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是35万元。他们使用的水电是免费的，因为他们原先所在村子所取得的集体产权收益涵盖了这部分费用。这户人家有3口人，2010年他们家一共拿到了1万元“吨粮钱”。妻子在老城区一家最豪华的商场做营业员，她每月的工资是800元加上500至1000元不等的奖金。丈夫开黑车（出租），每月挣2000元。他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所以忍受不了工厂工作，宁愿选择相对闲适的职业。尽管他们是一个核心家庭住户，但是他们享受集体产业分红，且与原来的村民住在同一个小区里，这表明他们仍然与社区联系在一起。 四、工厂工作和邹平的未来
邹平作为共同体的未来命运，依赖于愿意到工厂工作的人们。接下来，我要简要探讨一下年轻人对待工厂工作的态度。
（一）不喜欢魏桥集团的青年
我跟许多青年聊过天，他们审慎地选择了在邹平的饭店、旅馆、商店做服务员。他们了解如果在魏桥集团或是其他工厂工作，他们可以挣更多钱，但是他们不喜欢这些工作，尤其是在魏桥集团工作。
邹平本地22岁单身男青年：这个青年通过成人教育获得了一个化学工程的学历。他曾经在一所当地画室当儿童美术教师，每月挣1600元。他说，在本地工厂做化学工程类工作是很危险的。他的一个同学死于一场爆炸，而另一个同学在又一次事故中被化学物质二度烧伤。他说利润最高的行业是最危险的，因为高利润是通过绕开安全规定而在事故后赔偿工人获得的。在2008年魏桥集团精炼铝车间的一次重大事故中，约有100名工人因锅炉爆炸死亡。他说绝不会去给魏桥集团工作，不管薪水有多高，因为太危险。
来自河北的20岁单身男青年：2009年，他来到魏桥集团工作，但是两个月后辞职了，他不能忍受棉纺厂的高温和噪音。2010年，他在一家旅馆做门卫，每个月挣1100元。他说：“挣钱不是一切，我需要过我的生活。如果工作是折磨，那么，你怎么能继续呢？现在我觉得自由了。我打算很快就去上海，在那里碰碰运气。”
（二）渴望工厂工作的青年
尽管一些人不喜欢工厂工作，但是，仍然有一些青年向往到魏桥集团和其他附近的工厂工作。邹平政府通过公办的职业学院帮助工厂招聘员工，这一学校开设本地企业所需专业的各种课程。如果企业签订协议答应招聘一定数量的毕业生，职业学院就会到邹平县外招募学生。学校与山东其他县市以及甘肃、河北、河南和云南等地形成了稳定的招生关系。我在学校上了一个礼拜的机械电子课，借此机会简要地访问了那个班的34个学生，其中29个男生和5个女生，16个学生是邹平本地人，11个学生来自山东其他县市，7个学生来自外省。一些非本地学生希望回到他们家乡的工厂工作，大多数邹平本地学生想要在邹平的工厂工作。这些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不喜欢纯理论的学校教育。
来自邹平农村的17岁男孩：他讨厌普通学校，但是喜欢摆弄电子机械，所以这个专业很适合他。他的父亲在西王集团工作，他母亲在家种地。他希望能在开发区的一家工厂找个工作。他说那里工资比较不错，能超过2000元一个月。
来自邹平农村的17岁女孩：她的父亲是魏桥集团的临时工，母亲在家种地。她的理想是当医生，但是她中考考得不好，上不了高中（除非交额外的费用）。她现在希望能在县城的一家较大的工厂工作。她说这比种地要好，在县城生活要比在农村生活好。
来自邻市淄博的16岁男孩：他的父母的原籍是山东北部一个县的农村，后来到淄博的工厂里工作。被淄博的工厂辞退后，他的父母到魏桥集团当了临时工。在邹平，这个男孩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一间租赁的屋子里，但是他认为他的家在山东北部那个农村，在那里他父母仍有土地。他之所以选这个专业，是因为他的父母告诉他这个专业找工作比较容易。他希望能成为邹平某个工厂的合同工，做电器修理的工作。
五、城市化与转型中的人们
本文所描述的异质人群列举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展现了邹平县的城市化模式。我们可以据此得出许多结论。在地的城市化当然发挥了重要影响。如果相当比例的农村人口不需要远离家乡寻求非农就业，或不需要住在一个大得可以称作城市的地方，模糊了农村与城市之区分以及农业与工业之区分的生活形式就成为了可能。不管“同财”或“共居”程度如何，扩展家庭可以一起抚养孩子，谋求多元的经济机会，照顾病人。社会网络蓬勃发展，关于工作机会、村镇生活优劣的信息交流得飞快。我们可以认为农业成为了兼业活动，而不是被完全放弃了。最后，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在改善给予工人的待遇，它们已经意识到工人作为一种因素的重要性，当然限于本地工人。
然而，在地的城市化所能发挥影响也存在限度，毕竟它也存在于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之中。构成邹平经济支柱的企业不可能提供太好的工作条件，那样会增加它们的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企业不得不使用一定比例的临时工，如此企业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轻松甩掉工资负担。工厂纪律的严格性不可能放松，那些超越于竞争对手企业的用于改善工作舒适度和安全性的措施也不可能得以落实。
像邹平这样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与其他城市相比，如果大型企业所提供的工作更好，且这里的学校更优，房价更低，那么这些企业就会吸引移民。如果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当地人不再能够忍受工厂工作的艰辛，那么企业就会采取措施招募外地人。以上这些因素在邹平都很明显。尽管邹平还没有用尽本地的劳动力供应——依然有本地农村人愿意到工厂工作，但是邹平外地工人的比例正越来越高。这些外地工人要么是单身，要么是核心家庭独自居住，他们脱离了老家的社区，更可能经历失范与异化。
我可以想象邹平多种可能的未来，但是经济繁荣的维继要求工厂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如上文所述，到工厂工作的意愿因年龄而异。这一差异，应该被理解为代际差异，还是生命阶段的差异？也就是说，那些不喜欢工厂工作的青年，一旦结婚且有了孩子之后，是不是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抑或这些青年对工厂生活的厌恶是时代所造就的特质，因而会相对永久地伴随着他们的未来？一方面，很清楚的是，总体而言，邹平青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大学毕业生是否愿意到工厂里与职业学院毕业生一起工作？另一方面，相比于成为移民工人，在离家近的工厂里工作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尤其当人们有孩子需要养育的时候。比起对工厂工作的厌恶来说，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是否更为重要？
教育系统竞争性的增强，更有可能使得一部分学生对学习生活失去兴趣，他们抑或退学，抑或在学校消磨度日。再者，魏桥集团也尝试改变工资结构，来克服工人们对辛苦工作的厌恶感。魏桥集团有意地付给在艰苦岗位工作的工人以更高的工资，而不是自然地使白领或粉领工人的工资高于蓝领工人。我不知道本地人将来会如何看待蓝领工作。但是，如果在未来，大多数新的城市移民和产业工人来自外县的话，那么，那么邹平也会失去其作为在地城市化代表的独特性。 在前文中，我们看到邹平县较为富裕阶层中城市性的生活方式的出现，一方面源于相对财富与消费机会的碰撞，另一方面源于许多家庭变得日益富裕后的社会关系中所生发出来的一种竞争性消费。这种城市性的消费，迥异于一些人们（我在上文中简要介绍过他们）较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多种形式的城市经验共同存在，是一种很常见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多样性构成了多元未来的可能性。思考城市转型，不应只看到旧的生活方式的消亡，而是应看到旧的生活方式的持续再造，与各种新空间和可能性的创造，相伴而生。世界性的消费、异化的青年以及城市边缘的棚户区，似乎是新事物，至少从其程度上而言。然而，旧的生活方式、家庭形式、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思维模式（尽管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依然可以辨认。在邹平由乡镇转变为城市许久以后，我们仍然能看到扩展家庭、与农村习惯相关的消费偏好、小农耕作以及通过为家庭牺牲以寻求意义的动力学。
注释：
①具体的金额取决于每年1月31日粮食（小麦）的市场价格以及整个村子和某一户人家有资格获得补偿的总人数。
参考文献：
[1]Michael P. Smith.The City and Social Theory[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9.
[2]Xin Liu.The Otherness of Self：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
[3]Mette Halskov Hansen and Rune Svarverud（eds.）.i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M].Copenhagen：NIAS Press，2010；
[4]Yunxiang Yan.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M].New York，Berg，2009；
[5]Yunxiang Yan.“Introduction： Conflicting Imag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Contested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Mette Halskov Hansen and Rune Svarverud （eds.），i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Copenhagen，NIAS Press，2010；
[6]Yunxiang Yan.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61，No. 3，2010，pp. 489-512；
[7]Andrew B. Kipnis （ed.）.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Individual Psyche[J].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8]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9]Gregory Eliyu Guldin.Farewell to Peasant China： Rural Urbanis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M].Armonk：NY，M.E. Sharpe，1997.
[10]Beatriz Carrillo.Small Town China： Rural Labour and Social Inclus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
[11]Andrew B. Kipnis.Chinese-Nation-Building as，Instead of，and Before Globalization[J].ProtoSociology，Vol. 28，2011，pp. 25-48.
[12]Adam Yuet Chau.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3]Anita Chan and Jonathan Unger.A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 under the Reforms： What Model of Capitalism？[J].The China Journal，No. 62，2009，pp. 1-26.
[14]Shukai Zhao.Criminality and the Policing of Migrant Workers（Andrew Kipnis trans.）[J].The China Journal，Vol. 43，2000，pp. 101-10.
[15]Anita Chan，Richard Madsen，and Jonathan Unger，Chen Village： 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third ed[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Chapter 15.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