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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1 月至2020 年1 月，我作为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在泸州市古蔺县桂花镇田坝村开展驻村扶贫工作。两年来，我和扶贫战友们共同经历了2018 年田坝村整村脱贫、2019 年古蔺县全县脱贫等重要节点，接受了近20 次各级各项检查、督查、暗访。在各级党委、政府，各帮扶单位、各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组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田坝村完成了道路运能提升、生产便道建设、集体土地流转和整理、地灾河道治理、电能升级、饮水工程保障、村风村貌整治等工作。整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22.32% 下降到 0.15%，建成350 亩莲藕产业基地、120 亩赶黄草脱贫产业园，引进公司开办田坝村菌袋加工厂扶贫车间，有效促进了农户增收。
两年的驻村工作和对农村基层事务的介入，让我从之前“纸上 谈兵”的文字工作者转变成为一个于广阔天地的“知行合一”者，在“扶贫扶志扶智”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并整理出一些思考。
一、从“被动知晓”到“主动认知”——完成贫困户在脱贫工作中主体性认知的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019 年 4 月15—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脱贫具有可持續的内生动力”。贫困农民的自主性，即他们自主创业或参与扶贫项目以及摆脱贫困处境时所展现的自我意识及独立人格;自觉性，则指贫困农民参与有关扶贫事务或项目时， 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主动者”，将外来帮扶主体视为“被动者”，即他们认识到自己不仅是扶贫攻坚的受益对象，还是脱贫致富的主要依靠力量。①“扶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发贫困户的自主性、自觉性，让他们从扶贫政策执行的客体，通过各种方式加强认知和提升自信，积极参与脱贫工作，最终完成自身在脱贫工作中的主体性转变。
田坝村在产业发展方面坚持践行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增强贫困户个人进步意识和致富信心，更赋予他们在集体经济事务上的参与感和话语权。赋权扶志，是让贫困群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行动权和决策权，这些权力不仅针对社区内部，甚至针对更大的社会环境。激发贫困群体对于贫困议题所能意识到的权力，挖掘他们参与或改变当前脱贫困境的潜能，使其能在脱贫的过 程中、所涉及的扶贫实践活动中，都能自觉行使决策权和行动权。②由田坝村集体经济公司运作或参与合作的莲藕产业园区、赶黄草种植园区和菌袋加工厂等项目，都有效带动贫困户实现土地租赁、就近就业等切实收益。2018 年有 30 户贫困户56 人在产业园区务工，领取务工收入达 25 万余元。这些切切实实的收入，在贫困户的谈话中悄然体现着主体性的转变——“ 我们的荷花开得漂亮” “我们的赶黄草要收了”等等。
在思想工作方面，田坝村一直注重通过入户走访、群众会、农民夜校等方式 向贫困户宣传大政方针、提供技术指导、了解实际情况和进行信息传递。很多贫困户对脱贫工作了解很片面，持有事不关己的态度，认为“脱贫”是政府、驻村工 作队、村两委的工作，这些都是因认知差 异和信息不对等而造成的隔阂和误解。 以“扶贫检查”对贫困户的要求为例，贫困户需要了解的基础内容大致分为五类：基本情况、收入构成和明细、政策知晓和享受情况（住房、教育、医疗、金融、特殊政策等多方面）、满意度和其他专项 问题。但即使记录这些信息的帮扶手册就放在家中，也极少有人主动去了解和对照自家的实际情况。比如收入算账， 贫困户认可一个月2000 元打工收入，但一年累积下来20000 元左右的总收入又
让他觉得数额太大而不敢肯定;再如家长了解孩子读小学减免了学杂费、在学校有营养午餐等情况，但因孩子没拿钱回家所以不认可享受到教育政策;又如， 村里公路完成改造和硬化方便大部分村民的出行，但因没直接通到自家门口，所 以对交通政策不满意等等。如何把这些贫困户应知的内容，尽可能以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进行解读和宣传，是入户走访工作的一大要务。
入户走访是“点对点”的交流工作，能帮助贫困户更好地知晓 脱贫工作和自身的关联性。通过坚持政策原则，以明确直观、实 事求是的方式向贫困户传达——政府实施了哪些措施、驻村工作 队和村两委做了哪些工作、本户切实享受了哪些政策、个人的特 殊情况符合什么具体扶持项目，引导他们“自己想一想、慢慢算一 算、对照比一比”，帮助其从多个角度看待和理解问题，进而消除 这些隔阂和误解。群众大会和农民夜校则通过创造一个集体话 语环境，使得贫困户关心的问题和急切的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妥当 处理。在群众和驻村工作队、村干部“你来我往”交流交谈中有效 地促进信息掌握和相互理解，也因此提升了贫困户对乡村事务的 参与感，切实认识到自己是脱贫工作中重要的参与和组成部分， 从而增强主体性意识。
二、以“教育投入”促“广泛受益”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和增强持续造血功能
古蔺县作为乌蒙山片区的组成县，它的贫困特征是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现象复杂、贫困类型综合。随着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持续推进，贫困人口逐渐呈向山地丘陵区、生态脆弱区、高寒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等区域集聚之势，进而形成农村贫困化的特有现象—— 孤岛效应。孤岛效应主要表现为某一区域较少或难以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人员交流，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形成的地域性贫困现象。③这种孤岛效应在桂花镇、田坝村教育情况上的投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和之后教育阶段物质成本的差距。通过国家教育政策的扶持，义务教育阶段贫困户家庭学生享受学杂费减免、营养午餐、住宿补贴等，极大地减轻了贫困家庭的负担;而义务教育结束后学生教育成本升高，并且 主要依靠家庭支付，少部分通过学校经费补足， 增加了贫困家庭学生继续求学的难度。 二是教育的空间成本上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向城镇中心、县城、市区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集中，贫困家庭学生会因各种原因无法克服空间上的困难。虽然随着当下农村智能机持有数量的增长和通讯信号覆盖范围的扩大，很多边远地区逐渐具备了进行远程教育的条件，但从2018 年12 月，《中国青年报》对成都七中通过网络向边远地区学校开展同步课程进行报道的情况看，④网络直播课程能通过互联网技术对教
育资源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分配，却无法满 足教育的所有需求。要真正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仍应该提升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师资、课程质量、教学硬件等，更好地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处理人际 关系、参与集体生活、体验共同成长的学校教育。
三是教育在成果转化上的时间周期较长。和打工（按月领薪）、种植养殖（自然年周期）比 起来，教育需要至少9 年以上的成果转化时间， 如果继续求学，时间成本则会不断增长，同时会消耗更多的物质成本，这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 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田坝村共 494 户、1951 人，其中贫困户111 户、416 人。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22.5% 和21.3%。从2018 年开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和爱心企业联合在田坝村设立爱心奖学金，对田坝村在桂花镇中心小学校和桂花初中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优秀学生、考入普通高中和大学本科的学生进行奖励。
根据2018、2019 年度学生获奖情况相关数据（见表 1、2、3），可以看出在义务教育阶段，田坝村贫困户家庭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和贫困户、贫困人口与本村总户数、总人口的占比基本一致，甚至还略微高出。但是义务教育结束后，大部分贫困户子女因为“物质、空间、时间”三大要素的制约，选择进入职业高中或进入社会工作，因此他们升入普通高中和考入大学的人数和比例，与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表现有很大差距。
教育程度制約认知水平的发展，同样也表现在成年后参与农村事务的农民身上。在田坝村111 户贫困户中，有个别具有高中学历的农户能够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帮助处理村组事务、更有效率地进行农事技巧学习，从而帮助家庭更快地摆脱贫困。在工作中还有一些例子可证明接受教育在脱贫中的积极作用：贫困户家中如果有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 就能更好地帮助家人理解国家相关政策和实施情况，能更好地传达如党风廉政监督电话“12340”规范接听等事务。
教育是一种高效、低成本的思维扩展和延伸，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行为更有效化、生活计划更长远、应对问题更灵活。教育无法与即刻的收入水平挂钩，但长远来看是解决贫困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Ab‐ hijit V.Banerjee） 、（法国）埃斯特·迪弗洛（Es‐ ther Duflo）所著《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的“戴满菊”⑤，就是因教育摆脱贫困的最好注脚。
三、从“脱贫”到“乡村振兴”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抓乡促村，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农村基层党组织 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党联系广 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田坝村基层党组织在如何更有效地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实 践，也取得了较好成效。按照“服务型党组 织”的功能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强化服务功能，使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使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⑥在“两学一做”学习制度化常态化和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外，还在 推动产业发展方面下功夫。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致 富带头人率先行动，引进新的经济作物品种、学习新 技术，用成果吸引带动贫困户开展种植，促进贫困户 增收。组织党员志愿者行动队，集中党员力量管理莲藕基地、清理道路、维护公共秩序，还组建“摩托车服 务小队”确保节假日群众出行安全、宣传生产生活安 全等。田坝村党支部采取多样化形式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为能更贴近农村党员和群众，在帮扶单位和驻村工作队员的帮助下，“小视频” “大投影”在党课课堂上展示“，村规民约“”传统故事”在无线广播里响起。努力创造学习机会，最大程度提升年轻党员的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多方面努力下，连续4 年田坝村党支部都能吸纳一名正式党员和 发展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包括村医生、村组干部、在外 务工人员和有榜样作用的贫困户等，为基层党建注入新鲜血液，强化造血功能，为田坝村乡村振兴工作打下良好组织基础。
2019 年3 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 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这 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重构“农民主体”内涵，提出 了迫切需求。尽管乡村振兴离不开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但广大农民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只有农民参与和主导的乡村振兴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农民才能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依靠者和受益 者，才能调动农民大胆实践、大胆创新的积极性，形成乡村振兴的原动力。⑦ 这就是我结合驻村经验引出以上三方面思考的原因。只有理清从“脱贫奔康”到“乡 村振兴”一系列农村工作的主体是谁？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怎样通过“扶志扶智”提升农民的自身能力和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占有绝对 数量的农民群众的作用，才能最终取得脱贫攻坚工作的胜利，为乡村振兴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注释：
① 张志胜：《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 期，第72—81 页。
② 腾芸、向德平：《发展性社会工作参与扶贫扶志的空间与路径》，《社会工作》2019 年第6 期，第39—47 页。
③ 刘彦随、周扬、刘继来：《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 年第3 期，第269—278 页。
④ 程盟超：《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http：//guancha.gmw.cn/2018-12/13/content_32163573.htm。
⑤ 戴满菊（Dai manju）：1990 年，美国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 ）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湖北省大别山区某地高山村（音）的小姑娘戴满菊因贫辍学的故事。一个热心的美国读者读了文章后给戴满菊寄了100 美元，而负责汇款的工作人员不小心弄错了小数点，汇额变为10000 美元。这笔“慷慨巨款”被当地政府用来支付戴满菊和其他因贫辍学学生的学费，并兴建了一所新学校。2002 年，纪思道回访高山村，发现戴满菊在高中毕业后学了会计，每月收入 125 美元，远远高过父母在家一年的收入。纪思道为此再写了一篇题为 Will China Blindside the West的文章，记叙了这个长达12 年的故事。
⑥ 汪俊玲：《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http：//www. qstheory. cn/ dukan/ hqwg/ 2018-08 / 11 / c_1123251007.htm 。
⑦ 刘碧、王国敏：《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农民主体性研究》，《探索》2019 年第5 期，第116—123 页。
两年的驻村工作和对农村基层事务的介入，让我从之前“纸上 谈兵”的文字工作者转变成为一个于广阔天地的“知行合一”者，在“扶贫扶志扶智”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并整理出一些思考。
一、从“被动知晓”到“主动认知”——完成贫困户在脱贫工作中主体性认知的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019 年 4 月15—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脱贫具有可持續的内生动力”。贫困农民的自主性，即他们自主创业或参与扶贫项目以及摆脱贫困处境时所展现的自我意识及独立人格;自觉性，则指贫困农民参与有关扶贫事务或项目时， 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主动者”，将外来帮扶主体视为“被动者”，即他们认识到自己不仅是扶贫攻坚的受益对象，还是脱贫致富的主要依靠力量。①“扶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发贫困户的自主性、自觉性，让他们从扶贫政策执行的客体，通过各种方式加强认知和提升自信，积极参与脱贫工作，最终完成自身在脱贫工作中的主体性转变。
田坝村在产业发展方面坚持践行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增强贫困户个人进步意识和致富信心，更赋予他们在集体经济事务上的参与感和话语权。赋权扶志，是让贫困群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行动权和决策权，这些权力不仅针对社区内部，甚至针对更大的社会环境。激发贫困群体对于贫困议题所能意识到的权力，挖掘他们参与或改变当前脱贫困境的潜能，使其能在脱贫的过 程中、所涉及的扶贫实践活动中，都能自觉行使决策权和行动权。②由田坝村集体经济公司运作或参与合作的莲藕产业园区、赶黄草种植园区和菌袋加工厂等项目，都有效带动贫困户实现土地租赁、就近就业等切实收益。2018 年有 30 户贫困户56 人在产业园区务工，领取务工收入达 25 万余元。这些切切实实的收入，在贫困户的谈话中悄然体现着主体性的转变——“ 我们的荷花开得漂亮” “我们的赶黄草要收了”等等。
在思想工作方面，田坝村一直注重通过入户走访、群众会、农民夜校等方式 向贫困户宣传大政方针、提供技术指导、了解实际情况和进行信息传递。很多贫困户对脱贫工作了解很片面，持有事不关己的态度，认为“脱贫”是政府、驻村工 作队、村两委的工作，这些都是因认知差 异和信息不对等而造成的隔阂和误解。 以“扶贫检查”对贫困户的要求为例，贫困户需要了解的基础内容大致分为五类：基本情况、收入构成和明细、政策知晓和享受情况（住房、教育、医疗、金融、特殊政策等多方面）、满意度和其他专项 问题。但即使记录这些信息的帮扶手册就放在家中，也极少有人主动去了解和对照自家的实际情况。比如收入算账， 贫困户认可一个月2000 元打工收入，但一年累积下来20000 元左右的总收入又
让他觉得数额太大而不敢肯定;再如家长了解孩子读小学减免了学杂费、在学校有营养午餐等情况，但因孩子没拿钱回家所以不认可享受到教育政策;又如， 村里公路完成改造和硬化方便大部分村民的出行，但因没直接通到自家门口，所 以对交通政策不满意等等。如何把这些贫困户应知的内容，尽可能以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进行解读和宣传，是入户走访工作的一大要务。
入户走访是“点对点”的交流工作，能帮助贫困户更好地知晓 脱贫工作和自身的关联性。通过坚持政策原则，以明确直观、实 事求是的方式向贫困户传达——政府实施了哪些措施、驻村工作 队和村两委做了哪些工作、本户切实享受了哪些政策、个人的特 殊情况符合什么具体扶持项目，引导他们“自己想一想、慢慢算一 算、对照比一比”，帮助其从多个角度看待和理解问题，进而消除 这些隔阂和误解。群众大会和农民夜校则通过创造一个集体话 语环境，使得贫困户关心的问题和急切的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妥当 处理。在群众和驻村工作队、村干部“你来我往”交流交谈中有效 地促进信息掌握和相互理解，也因此提升了贫困户对乡村事务的 参与感，切实认识到自己是脱贫工作中重要的参与和组成部分， 从而增强主体性意识。
二、以“教育投入”促“广泛受益”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和增强持续造血功能
古蔺县作为乌蒙山片区的组成县，它的贫困特征是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现象复杂、贫困类型综合。随着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持续推进，贫困人口逐渐呈向山地丘陵区、生态脆弱区、高寒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等区域集聚之势，进而形成农村贫困化的特有现象—— 孤岛效应。孤岛效应主要表现为某一区域较少或难以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人员交流，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形成的地域性贫困现象。③这种孤岛效应在桂花镇、田坝村教育情况上的投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和之后教育阶段物质成本的差距。通过国家教育政策的扶持，义务教育阶段贫困户家庭学生享受学杂费减免、营养午餐、住宿补贴等，极大地减轻了贫困家庭的负担;而义务教育结束后学生教育成本升高，并且 主要依靠家庭支付，少部分通过学校经费补足， 增加了贫困家庭学生继续求学的难度。 二是教育的空间成本上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向城镇中心、县城、市区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集中，贫困家庭学生会因各种原因无法克服空间上的困难。虽然随着当下农村智能机持有数量的增长和通讯信号覆盖范围的扩大，很多边远地区逐渐具备了进行远程教育的条件，但从2018 年12 月，《中国青年报》对成都七中通过网络向边远地区学校开展同步课程进行报道的情况看，④网络直播课程能通过互联网技术对教
育资源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分配，却无法满 足教育的所有需求。要真正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仍应该提升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师资、课程质量、教学硬件等，更好地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处理人际 关系、参与集体生活、体验共同成长的学校教育。
三是教育在成果转化上的时间周期较长。和打工（按月领薪）、种植养殖（自然年周期）比 起来，教育需要至少9 年以上的成果转化时间， 如果继续求学，时间成本则会不断增长，同时会消耗更多的物质成本，这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 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田坝村共 494 户、1951 人，其中贫困户111 户、416 人。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22.5% 和21.3%。从2018 年开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和爱心企业联合在田坝村设立爱心奖学金，对田坝村在桂花镇中心小学校和桂花初中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优秀学生、考入普通高中和大学本科的学生进行奖励。
根据2018、2019 年度学生获奖情况相关数据（见表 1、2、3），可以看出在义务教育阶段，田坝村贫困户家庭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和贫困户、贫困人口与本村总户数、总人口的占比基本一致，甚至还略微高出。但是义务教育结束后，大部分贫困户子女因为“物质、空间、时间”三大要素的制约，选择进入职业高中或进入社会工作，因此他们升入普通高中和考入大学的人数和比例，与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表现有很大差距。
教育程度制約认知水平的发展，同样也表现在成年后参与农村事务的农民身上。在田坝村111 户贫困户中，有个别具有高中学历的农户能够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帮助处理村组事务、更有效率地进行农事技巧学习，从而帮助家庭更快地摆脱贫困。在工作中还有一些例子可证明接受教育在脱贫中的积极作用：贫困户家中如果有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 就能更好地帮助家人理解国家相关政策和实施情况，能更好地传达如党风廉政监督电话“12340”规范接听等事务。
教育是一种高效、低成本的思维扩展和延伸，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行为更有效化、生活计划更长远、应对问题更灵活。教育无法与即刻的收入水平挂钩，但长远来看是解决贫困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Ab‐ hijit V.Banerjee） 、（法国）埃斯特·迪弗洛（Es‐ ther Duflo）所著《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的“戴满菊”⑤，就是因教育摆脱贫困的最好注脚。
三、从“脱贫”到“乡村振兴”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抓乡促村，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农村基层党组织 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党联系广 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田坝村基层党组织在如何更有效地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实 践，也取得了较好成效。按照“服务型党组 织”的功能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强化服务功能，使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使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⑥在“两学一做”学习制度化常态化和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外，还在 推动产业发展方面下功夫。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致 富带头人率先行动，引进新的经济作物品种、学习新 技术，用成果吸引带动贫困户开展种植，促进贫困户 增收。组织党员志愿者行动队，集中党员力量管理莲藕基地、清理道路、维护公共秩序，还组建“摩托车服 务小队”确保节假日群众出行安全、宣传生产生活安 全等。田坝村党支部采取多样化形式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为能更贴近农村党员和群众，在帮扶单位和驻村工作队员的帮助下，“小视频” “大投影”在党课课堂上展示“，村规民约“”传统故事”在无线广播里响起。努力创造学习机会，最大程度提升年轻党员的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多方面努力下，连续4 年田坝村党支部都能吸纳一名正式党员和 发展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包括村医生、村组干部、在外 务工人员和有榜样作用的贫困户等，为基层党建注入新鲜血液，强化造血功能，为田坝村乡村振兴工作打下良好组织基础。
2019 年3 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 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这 对坚持“农民主体”地位、重构“农民主体”内涵，提出 了迫切需求。尽管乡村振兴离不开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但广大农民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只有农民参与和主导的乡村振兴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农民才能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依靠者和受益 者，才能调动农民大胆实践、大胆创新的积极性，形成乡村振兴的原动力。⑦ 这就是我结合驻村经验引出以上三方面思考的原因。只有理清从“脱贫奔康”到“乡 村振兴”一系列农村工作的主体是谁？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怎样通过“扶志扶智”提升农民的自身能力和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占有绝对 数量的农民群众的作用，才能最终取得脱贫攻坚工作的胜利，为乡村振兴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注释：
① 张志胜：《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 期，第72—81 页。
② 腾芸、向德平：《发展性社会工作参与扶贫扶志的空间与路径》，《社会工作》2019 年第6 期，第39—47 页。
③ 刘彦随、周扬、刘继来：《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 年第3 期，第269—278 页。
④ 程盟超：《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http：//guancha.gmw.cn/2018-12/13/content_32163573.htm。
⑤ 戴满菊（Dai manju）：1990 年，美国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 ）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湖北省大别山区某地高山村（音）的小姑娘戴满菊因贫辍学的故事。一个热心的美国读者读了文章后给戴满菊寄了100 美元，而负责汇款的工作人员不小心弄错了小数点，汇额变为10000 美元。这笔“慷慨巨款”被当地政府用来支付戴满菊和其他因贫辍学学生的学费，并兴建了一所新学校。2002 年，纪思道回访高山村，发现戴满菊在高中毕业后学了会计，每月收入 125 美元，远远高过父母在家一年的收入。纪思道为此再写了一篇题为 Will China Blindside the West的文章，记叙了这个长达12 年的故事。
⑥ 汪俊玲：《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http：//www. qstheory. cn/ dukan/ hqwg/ 2018-08 / 11 / c_1123251007.htm 。
⑦ 刘碧、王国敏：《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农民主体性研究》，《探索》2019 年第5 期，第116—1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