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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博物馆以原地保护为基础，在政府和专家的帮助下，让社区居民逐步具备管理和保护的能力，并最终实现文化自治，它强调保护的原生态性、整体性以及与开发的和谐共处性，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持续发展的模式。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G268 【文献标识码】A
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标志和民族存在的根本，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阶段，保护民族文化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也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代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1]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文化变迁的深度、广度、速度和烈度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民族文化生态环境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而急剧改变。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民族民间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可以说是一组悖论，一个民族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才能繁荣富强，进而才能使文化发扬光大，但同时，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又直接导致了民族文化的消失。如果我们想要保护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就不能改变现有的生存方式，那么我们的民族的发展又将停滞不前。所以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笔者认为值得深思和探讨。
国外对民族文化保护问题起步较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也日益重视，并曾先后涌现出民俗博物馆、民俗村等开发方式，但保护的结果并未达到预期。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民族文化受到同化，在旅游开发中，一些地区在管理政策严重滞后、缺乏很好的规划的情况下，就盲目地进行开发，外界虽然十分看重民族文化的价值，但其地区居民对保护本民族文化反而认识不足、积极性不高，而在开发的过程中异族文化的引入，就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被同化、甚至有的存在退化、消亡的危险。二是民族文化的被庸俗化。由于没有系统的开发规划，在开发中没有深入研究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而是把它简单化、生搬硬套，不仅没有表现出民族文化浓厚的纯洁性和民族性，为了迎合某些旅游者的低级趣味，还表现出一些低格调猎奇性，使民族文化被庸俗化；另外，对民族文化缺乏科学的评判，往往夸大其词进行宣传渲染，又不尊重民族信仰、意愿，有时随意进行解说，展示民族习俗，严重伤害了民族自尊和宗教感情。三是民族文化的被模式化。没有从社会学、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去研究文化内涵，也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观念与审美情趣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创意，使得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千篇一律、缺乏品味，严重被公式化、模式化。
针对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在经历数十年的探索后，终于在1998年，我国和挪威王国合作建立了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即位于贵州的六枝特区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不仅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该项目顾问达格·梅克勒布斯特先生提出的《六枝原则》 [2]，也为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提供了思路。
作为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利用方式，生态博物馆的优势如下。
一是原地保护。生态博物馆首先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然后才是一种旅游开发的新型途径。而且我们要保护的不仅是民族文化本身不能遭到破坏，还要注意保护民族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民族文化旅游拥有旺盛的生命源泉。与传统博物馆所采取的将文物、文化脱离原生地进入博物馆保护的方式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并非是人工建造的有形展馆，而是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是对当今存在的活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一种原地保护。它一般选取特色突出、资源规模大、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民族文化作为保护性开发资源，并且在开发及后期维护过程中，将旅游开发、游客进入数量、游玩强度等控制在社区居民、自然生态所能够承载的范围之内，减少旅游开发对当地人文环境的负面影响，真正做到原地保护。
二是民众参与。与传统博物馆由专门工作人员建设和管理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扎根于原生社区中，政府与公共机构的参与仅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来提供资源，而生态博物馆最终是由社区居民进行民主管理，并依靠居民的自身力量实现发展，“当地人们的参与则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的途径。”可以说，社区居民既是该文化和自然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也是拥有者、享受者。如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选取当地代表组成的“社区民族原生态文化自然保护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符合当地传统乡风习俗的《章程》，使得该制度在社区居民中具有了约定俗成的作用，并且执行效果显著。社区居民的深度参与，不但有利于营造出自然而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能增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源生态性，提升旅游地的人文魅力和吸引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生态博物馆多建于少数民族变穷地区，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也亟待改善。这些地区的居民通过参与旅游业，一方面有利于他们科学认识和重新评价自己的本土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获取经济效益，实现通过旅游扶贫的目的，为传承和自觉保护民族文化提供经济动力。
三是保护开发并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易损性以及损耗后的不可再生性。所以，开发民族旅游资源必须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要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性保护，开发是保护的手段，保护的开发的目的”。生态博物馆在我国的事件固然是政府保护多样性民族文化的需要和专家理论的产物，但“民族文化的保护，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内在的意愿，不是‘冻结’，更不能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来限制，发展也并非外来的开垦，而更应强调自动的演进。”为将保护落到实处，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引导与扶持，政府也将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开发手段。但是，在开发的同时必须承担起民族文化保护的重大责任，不能只讲经济效益，不顾文化效应和环境效应，必须充分尊重民族文化的特性和社区居民的权益，不能过度利用当地文化资源，不能将民俗庸俗化。必须激发出其社区居民的最终保护力量，奠定文化传承的坚实基础，让群众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从容面对外界主流文化的冲击。生态博物馆不仅要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社区化，更要具备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化，这就需要文博专家及其他专家学者也参与其中来，一方面对社区居民进行专业培训，在旅游开发实践中培养村民自己的科学家，还要加强生态博物馆的科研水平和展览水平，并从根本上提升村民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自觉性保护。 四是原生态性。“与传统博物馆相比，生态博物馆建立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保存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是以现实社会中具有深厚文化积淀、浓郁文化色彩及良好生态环境的典型社区或乡村为对象的文化生态保护展示区”。民族文化旅游重要的是体验当地文化氛围，其独特的高品位、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是非常具有新引力和竞争力的旅游资源。在开发民族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内涵，并本色表现出文化的原生态性，拒绝将其庸俗化。比如在丽江纳西族音乐文化中，有一张被称为“音乐活化石”的纳西古乐，据考证，这种古乐起源于公元14世纪，是云南省最古老的音乐之一，它奇迹般地融入了道教法事音乐、儒教典礼音乐、甚至唐宋元的词、曲牌音乐，形成了它独特风格与灵韵，不仅深受纳西族人民的喜爱，而且也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青睐，多次震撼世界乐坛，成为丽江旅游的重要品牌。其实纳西古乐仅仅是一个简称，它的全名应该是“纳西民族在李长河中不断传承、保护、弘扬的古老音乐”，这就是它的成功之处，它在外来文化的冲云中，始终坚持文化的源生态性，保持古乐本来的纯正风味，并坚持其“稀世三宝”，即：古老的曲子、古老的乐器、古老的艺人，人们不仅能从中感受到纳西古乐的古老和文明，而且还能体味到纳西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是真正“未被污染的中国严肃音乐”。
五是保护的整体性。生态博物馆会占据整个民族文化社区，以便对全区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进行整体保护。一般来说，整体保护的方式有四种：“第一，选择几处代表性场所或地点进行原状保护，做好科学的记录、标志；第二，通过建筑物或其他固定设施的选择，梳理社区变化发展过程；第三，搜集、整理、记录居民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物品及其他工艺品；第四，以多种方式详细记录其他有特色的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等民俗文化事项。”生态博物馆既与过去相联，又处在现实之中；既是对文化生态社区内历史和现状的保存，但又不排斥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经济的变革、外来的影响；既保持了自身特质，又得到了动态发展；既在挖掘、传承、整理优秀的民族文化，也在吸收优越的现代文化；既关注了民族文化本身，也重视了经济、生态、社会等各要素，可以说实现了方方面面的和谐与发展。
总之，在利用与保护民族文化时，与传统民俗博物馆的晶态性和异地模拟民俗村的虚拟性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并非孤立地展示民族村落，而是可以对具有代表性、特色突出、规模宏大的民族文化进行更为理想的利用与保护。在我国保护民族文化，必然在对该文化的开发、经济开放中进行，在借鉴国外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只有走生态旅游的路子，在中国才是切实可行的。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参与和开放性、异质文化性、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性，具有其他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模式中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前途，该方式将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从而达到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双赢目的。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61-62.
[2]Dag Myklebust，张晋平译.从挪威观点看贵州省生态博物馆项目[J].中国博物馆，2005，3.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G268 【文献标识码】A
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标志和民族存在的根本，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阶段，保护民族文化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也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代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1]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文化变迁的深度、广度、速度和烈度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民族文化生态环境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而急剧改变。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民族民间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可以说是一组悖论，一个民族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才能繁荣富强，进而才能使文化发扬光大，但同时，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又直接导致了民族文化的消失。如果我们想要保护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就不能改变现有的生存方式，那么我们的民族的发展又将停滞不前。所以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笔者认为值得深思和探讨。
国外对民族文化保护问题起步较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也日益重视，并曾先后涌现出民俗博物馆、民俗村等开发方式，但保护的结果并未达到预期。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民族文化受到同化，在旅游开发中，一些地区在管理政策严重滞后、缺乏很好的规划的情况下，就盲目地进行开发，外界虽然十分看重民族文化的价值，但其地区居民对保护本民族文化反而认识不足、积极性不高，而在开发的过程中异族文化的引入，就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被同化、甚至有的存在退化、消亡的危险。二是民族文化的被庸俗化。由于没有系统的开发规划，在开发中没有深入研究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而是把它简单化、生搬硬套，不仅没有表现出民族文化浓厚的纯洁性和民族性，为了迎合某些旅游者的低级趣味，还表现出一些低格调猎奇性，使民族文化被庸俗化；另外，对民族文化缺乏科学的评判，往往夸大其词进行宣传渲染，又不尊重民族信仰、意愿，有时随意进行解说，展示民族习俗，严重伤害了民族自尊和宗教感情。三是民族文化的被模式化。没有从社会学、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去研究文化内涵，也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观念与审美情趣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创意，使得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千篇一律、缺乏品味，严重被公式化、模式化。
针对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在经历数十年的探索后，终于在1998年，我国和挪威王国合作建立了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即位于贵州的六枝特区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不仅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该项目顾问达格·梅克勒布斯特先生提出的《六枝原则》 [2]，也为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提供了思路。
作为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利用方式，生态博物馆的优势如下。
一是原地保护。生态博物馆首先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然后才是一种旅游开发的新型途径。而且我们要保护的不仅是民族文化本身不能遭到破坏，还要注意保护民族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民族文化旅游拥有旺盛的生命源泉。与传统博物馆所采取的将文物、文化脱离原生地进入博物馆保护的方式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并非是人工建造的有形展馆，而是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是对当今存在的活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一种原地保护。它一般选取特色突出、资源规模大、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民族文化作为保护性开发资源，并且在开发及后期维护过程中，将旅游开发、游客进入数量、游玩强度等控制在社区居民、自然生态所能够承载的范围之内，减少旅游开发对当地人文环境的负面影响，真正做到原地保护。
二是民众参与。与传统博物馆由专门工作人员建设和管理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扎根于原生社区中，政府与公共机构的参与仅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来提供资源，而生态博物馆最终是由社区居民进行民主管理，并依靠居民的自身力量实现发展，“当地人们的参与则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的途径。”可以说，社区居民既是该文化和自然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也是拥有者、享受者。如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选取当地代表组成的“社区民族原生态文化自然保护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符合当地传统乡风习俗的《章程》，使得该制度在社区居民中具有了约定俗成的作用，并且执行效果显著。社区居民的深度参与，不但有利于营造出自然而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能增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源生态性，提升旅游地的人文魅力和吸引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生态博物馆多建于少数民族变穷地区，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也亟待改善。这些地区的居民通过参与旅游业，一方面有利于他们科学认识和重新评价自己的本土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获取经济效益，实现通过旅游扶贫的目的，为传承和自觉保护民族文化提供经济动力。
三是保护开发并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易损性以及损耗后的不可再生性。所以，开发民族旅游资源必须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要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性保护，开发是保护的手段，保护的开发的目的”。生态博物馆在我国的事件固然是政府保护多样性民族文化的需要和专家理论的产物，但“民族文化的保护，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内在的意愿，不是‘冻结’，更不能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来限制，发展也并非外来的开垦，而更应强调自动的演进。”为将保护落到实处，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引导与扶持，政府也将其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开发手段。但是，在开发的同时必须承担起民族文化保护的重大责任，不能只讲经济效益，不顾文化效应和环境效应，必须充分尊重民族文化的特性和社区居民的权益，不能过度利用当地文化资源，不能将民俗庸俗化。必须激发出其社区居民的最终保护力量，奠定文化传承的坚实基础，让群众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从容面对外界主流文化的冲击。生态博物馆不仅要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社区化，更要具备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化，这就需要文博专家及其他专家学者也参与其中来，一方面对社区居民进行专业培训，在旅游开发实践中培养村民自己的科学家，还要加强生态博物馆的科研水平和展览水平，并从根本上提升村民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自觉性保护。 四是原生态性。“与传统博物馆相比，生态博物馆建立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保存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是以现实社会中具有深厚文化积淀、浓郁文化色彩及良好生态环境的典型社区或乡村为对象的文化生态保护展示区”。民族文化旅游重要的是体验当地文化氛围，其独特的高品位、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是非常具有新引力和竞争力的旅游资源。在开发民族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内涵，并本色表现出文化的原生态性，拒绝将其庸俗化。比如在丽江纳西族音乐文化中，有一张被称为“音乐活化石”的纳西古乐，据考证，这种古乐起源于公元14世纪，是云南省最古老的音乐之一，它奇迹般地融入了道教法事音乐、儒教典礼音乐、甚至唐宋元的词、曲牌音乐，形成了它独特风格与灵韵，不仅深受纳西族人民的喜爱，而且也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青睐，多次震撼世界乐坛，成为丽江旅游的重要品牌。其实纳西古乐仅仅是一个简称，它的全名应该是“纳西民族在李长河中不断传承、保护、弘扬的古老音乐”，这就是它的成功之处，它在外来文化的冲云中，始终坚持文化的源生态性，保持古乐本来的纯正风味，并坚持其“稀世三宝”，即：古老的曲子、古老的乐器、古老的艺人，人们不仅能从中感受到纳西古乐的古老和文明，而且还能体味到纳西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是真正“未被污染的中国严肃音乐”。
五是保护的整体性。生态博物馆会占据整个民族文化社区，以便对全区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进行整体保护。一般来说，整体保护的方式有四种：“第一，选择几处代表性场所或地点进行原状保护，做好科学的记录、标志；第二，通过建筑物或其他固定设施的选择，梳理社区变化发展过程；第三，搜集、整理、记录居民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物品及其他工艺品；第四，以多种方式详细记录其他有特色的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等民俗文化事项。”生态博物馆既与过去相联，又处在现实之中；既是对文化生态社区内历史和现状的保存，但又不排斥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经济的变革、外来的影响；既保持了自身特质，又得到了动态发展；既在挖掘、传承、整理优秀的民族文化，也在吸收优越的现代文化；既关注了民族文化本身，也重视了经济、生态、社会等各要素，可以说实现了方方面面的和谐与发展。
总之，在利用与保护民族文化时，与传统民俗博物馆的晶态性和异地模拟民俗村的虚拟性不同的是，生态博物馆并非孤立地展示民族村落，而是可以对具有代表性、特色突出、规模宏大的民族文化进行更为理想的利用与保护。在我国保护民族文化，必然在对该文化的开发、经济开放中进行，在借鉴国外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只有走生态旅游的路子，在中国才是切实可行的。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参与和开放性、异质文化性、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性，具有其他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模式中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前途，该方式将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从而达到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双赢目的。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61-62.
[2]Dag Myklebust，张晋平译.从挪威观点看贵州省生态博物馆项目[J].中国博物馆，2005，3.